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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429(2000)01-0008-7
自从本世纪初音系学从语音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过去近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音系学从出生到成熟，经历了许多变化，尤其是后半个世纪，更是新论迭出，创新不断。音系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两大阶段：前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音系学和后半个世纪的生成音系学。对前一阶段的美国结构主义音位学和布拉格学派音系学，国内已有不少介绍和评论，而对后一阶段的生成音系学则谈得不多，因此本文采用前略后详的办法，着重介绍后一阶段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同时对这一个世纪来的发展提出几点感想和看法。
二
早在1870年，俄国喀山学派的音系学家Baudouin de Courtenay 就提出了把语音学分为两个部分的看法。其中一部分叫“生理语音学”，着重研究语音在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特点，另一部分叫“心理语音学”，着重研究其功能方面的特点。他所说的“心理语音学”，可以说是后来音系学的先驱，但他并不主张把这两部分完全割裂开来。他说语音学包括所有的语音事实，无论是生理语音学还是心理语音学的事实。音系学从语音学分离出来自成学科，是本世纪初随着结构主义的出现而逐渐实现的。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对音系学自成学科出力最大。该学派的代表人物Trubetzkoy认为，从言语行为方面进行的语音研究属语音学的范围，而从语音系统方面进行的语音研究属音系学的范围。这一看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结构主义音系学的基本单位是音位。音位(phoneme)这个词是由法国语音学家A.Dutriche-Desgenettes创造，并于1873年首次在一次讲座中使用的。但他当时用这个词是指音子(Phone)或者音段(segment)的意思。Saussure 1879年在其著名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中使用了这一术语，而使其流行于世。但他用这个词，仍是“音子”的意思。第一个给这个词赋予现代音位意义的，是Courtenay的学生Kruzewski。他在1880年的一篇论文《印欧语元音方面的新发现》中，第一个赋予Phoneme（音位）以现代意义。对音位原则最初给以充分阐述的，也是他所在的喀山学派。后来音位这一概念由俄国学者Scerba于1911年介绍给英国语音学家Daniel Jones，传入了西方。另一方面，布拉格学派的一些成员早期曾受惠于Courtenay，也受到过喀山学派在音位方面的思想影响。
在Saussure影响下形成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分为三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叫描写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和丹麦的语符学(glossematics)，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描写语言学。美国学派把他们的音系研究称为音位学(phonemics)。在音系学创立的初期，人们对音位的性质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由于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看法。例如美国结构主义两位创始人Sapir和Bloomfield的看法就不一样。Sapir(1933)认为音位是一种语言特有的语音模式中“具有功能意义的单位”，Bloomfield(1933)则认为音位是“区别性语音特征的最小单位。”还有Twadell(1935)则认为音位是“抽象的，虚构的单位”。尽管对音位是什么有不同看法，但在进行分析时的操作却大体相同。
美国结构主义认为，音位学的任务，是要找到一套操作程序，能用以从一种语言的语料中分析出该语言的音位系统。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他们形成了一套严格形式化的程序与方法，用它来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便可得到该语言的音位系统。这一套方法基本上包括切分、认同和分类三个步骤。所谓切分，是将语料切成最小的语音片段（音子），认同是将音子归纳为音位，分类则是将归纳出来的音位进行分类，构成音位系统。这里的关键是归纳音位这一步骤。为此，他们把最小对立体(minimalpair)作为确定两个音子属于一个音位的一条标准。所谓最小对立体，就是除一个音段之外，其余音段都相同的两个意义不同的词，如英语中big（大）和pig（猪）是一对最小对立体。他们还将互补分布和语音相似作为归纳音位的标准。此外，还提出了模式和谐(pattern congruity)和简单原则等标准。
美国结构主义在进行音位分析时还提出了几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所谓“双向单一性原则”(bi-uniqueness principle)，即一个音子在一个语境中只能是一个音位的变体。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原则会产生许多违反直觉的分析，例如Bloch(1941)在分析美国英语时将bit、bid中的元音归为一个音位，将bet、bed中的元音归为一个音位，但却不将pot、pod中的元音归为一个音位，而将pod中的元音与pa'd中的元音归为一个音位。这显然是违反说本族语的人的语言直觉的。Bloch也承认这样产生的系统是不平衡的，但又辩解说，那样虽然牺牲了对称，但可以解释所有的发音事实。
另一条原则，是音位分析必须不依赖意义。但实际上，在音位分析中，涉及语音对立这一概念时，常要用词的意义来衡量。Bloch(1948,1950)两度写文章提出要通过分布，而不涉及意义，来对“对立”进行定义，但他后来也承认都没取得成功。1953年，他第三次著文，题为《对立》(Bloch 1953)，试图用分布来对语音的对立进行定义，但仍没产生多大影响。不久之后，Martin Joos编了一本论文集，题目是《语言学选读》，副题是《1925年以来描写语言学在美国的发展》。这本书第二版(Joos1958)从1925年Sapir(1925)的文章《语言的语音模式》起，共收集论文45篇，其中半数以上有关音位学，但并没有将Bloch的这篇文章收进去。
再一条原则叫层面分隔(separation of levels)。根据这条原则，对语言的某一层面进行分析时，不能涉及上一个层面的信息。因此在分析音位层面时，不能涉及语法。Hockett(1942)说：“在进行音系分析时，不能使用任何语法事实。”他认为，进行音系分析时，如使用语法知识，就会造成循环论证。Pike (1947,1952)不同意这一原则。他说：“不了解一些语法知识，哪怕是很少一点，是无法分析音位的。”这一很有道理的见解，被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称为“Pike邪说”(Pike heresy)。
到50年代初，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自认为他们用来进行音位分析的程序和方法已相当完备，音位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剩下来的事情，就是用那一套方法对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逐一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音位系统。Haugen(1951)写道：“美国语言学今天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昌盛。”实际上，这时的结构主义已到盛极而衰的地步，很快就要让位给生成语法，而音位学也很快就要被生成音系学取而代之了。这是因为，作为结构主义哲学基础的逻辑经验主义和作为其心理学基础的行为主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音位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如上述三原则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引起不满。
三
生成音系学是美国语言学家Noam Chomsky和Morris Halle创立的。Chomsky早年在宾州大学攻读语言学，导师是美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彻底的结构主义大师Zellig Harris。Chomsky从他那里接受了严格的结构主义教育，也发现了其中的不少问题。他的硕士论文《希伯来语语素音位学》(1951)已孕育着日后生成音系学的胚胎。Morris Halle师从布拉格学派著名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Jakobson,Fant & Halle(1952)合写的《语音分析初探》，系统地提出了可以描写人类所有语言语音的12对区别特征，后来被生成音系学采纳为基本单位。Chomsky与Halle批判继承了欧美两大结构主义派别的优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音系学理论一生成音系学。
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生成音系学论文，是Chomsky,Halle与Lukoff(1956)的《论英语的重音与音联》。它突破结构主义关于层面分隔的禁区，在分析英语重音时，依靠句法结构，因而立即遭到当时主流派结构主义的猛烈攻击。1958年第三届Texas英语语言学分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邀请Chomsky到会，想要对他进行围攻，并一举消灭他的异端。不料，Chomsky在会上舌战群雄，大获全胜。Newmeyer(1980)谈到这次交锋时说，Chomsky“使一些名噪一时的权威，看上去好象是语言学概论课上困惑不解的学生”。后来，几经较量，到1968年Chomsky & Halle(1968)的《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简称SPE）问世时，生成音系学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
SPE的内容远远超出其书名所说的英语音系的范围。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成音系学理论，可以说是生成音系学的奠基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SPE理论又被称为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或经典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成语法研究人脑中有关语言的知识，并力求以形式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生成音系学作为生成语法的组成部分，研究人脑中有关语音系统的知识并以形式化的方法予以表达。
(2)SPE理论认为，音系结构有底层表达式和语音表达式两个平面。
(3)底层表达式是用调整规则(readjustment rules)作用于句法部分输出的表层结构后得到的。它基本上包括由语素的词汇表达式组成的线性序列和从句法中带来的句法结构。
(4)语素的词汇表达式可看作是储存于人脑词库中的语音信息。每个语素只是一个词汇表达式。
(5)生成音系学的表达式，无论是词汇表达式，底层表达式，还是语音表达式，其基本单位都是区别特征。音段是一束区别特征的简约表示法。SPE理论中没有音位的地位。
(6)表达式的形式，是由区别特征构成的特征矩阵(feature matrix)，横行表示特征，纵列表示音段。
(7)词库中的词汇表达式，每个特征均赋值。
(8)音系部分是由音系规则组成的。底层表达式进入音系部分后，音系规则作用于底层表达式，推导出语音表达式。从底层表达式到语音表达式之间，可能要经过若干中间表达式。
(9)规则的标准形式是A→B/X…Y。A是受影响的音段，B是变化的结果，X和Y是构成变化的语境，A在该语境中变化为B。
(10)音系规则是有序的。
(11)规则按照构词或句法的结构，循环应用。
(12)音系部分输出的语音表达式进入语音部分，那里的规则（语音实施规则）具有普遍、机械和自动的性质，不因语言而异。
在生成音系学创立初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底层表达式的抽象性和音系规则的格式、应用方式和应用范围方面。
到70年代中期，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表达式方面，出现了几种非线性理论。
SPE理论尽管有许多创新，仍因袭了音位学关于语音结构是线性序列的看法。音位学把研究对象看作是音位和音联的线性序列；SPE则把研究对象看作是音段和界标的线性序列。基于这种认识，SPE就把音节排除在它的理论框架之外了。Halle(1998)回顾当时的情况说，SPE将词定义为由词界标界定的音段序列，将语素定义为由语素界标界定的音段序列；而用一个特殊特征[+／－词界标]把两类界标区分开。当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形式化地表示音节的办法，就是再加一套界标，而他们认为那样做不好，于是就不要音节了。由于线性概念的限制，SPE还把重音作为元音固有属性来处理。至于声调，SPE没有涉及。第一个用生成音系学理论研究声调的是王士元(Wang1967)。他提出了七个声调特征，可用以构成各种语言的声调。他认为声调是音节的属性，但实际上把它看成和元音属性一样，仍没有脱出线性理论的窠臼。
对线性框框的突破，最先还是出现在声调研究方面。Williams(1971/1976)和Leben(1973)在研究非洲语言声调时，最早有了将声调与音段分层处理的思想，而将这种思想形成系统理论的是Goldsmith(1976)。他突破了线性序列的框框，创立了自主音段音系学(autosegmental phonology)。这一理论认为，声调不是音段的固有属性，而是能独立于音段的“自主音段”，属于一个独立的音层(tier)。这样，表达式就出现了两个独立的音层：音段层和声调层。分属两个音层的声调和音段，由联接线按照合格条件的规定联接起来。随着表达式的非线性化，规则形式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联接和取消联接等规则形式。这一理论后来也被用来分析元音和谐和鼻音化等现象。McCarthy(1982)将这一分层的思路用到分析阿拉伯语非接续语素上去，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自主音段音系学的出现，也为音节的复出扫清了障碍。Kahn(1976)首先将自主音段理论用于对音节的分析。他不再设法用特定的界标来界定音节，而是将音节作为一个独立的音层（音节层）上的单位。这就为生成音系学的章节理论打下了基础，开拓了道路。如今，音节理论已成为生成音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自主音段音系学创立的次年，Liberman与Prince(1977)在重音研究方面，又突破了SPE的线性框框，提出了节律音系学(metrical phonology)理论。他们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重音并不是元音的固有特征，不是元音的特征矩阵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系不能用特征，而要用结构来表示，即用节律树(metrical tree)和节律栅(metrical grid)来表示。节律树是用来表示节律关系的有层次的二分树形图，节点上用s（strong，强）和w（weak，弱）来表示强弱关系。节律栅则用星号表示这种关系。后来，Prince(1983)主张，只用节律栅便足可以表示各种重音，被称为唯栅论。也有人，如Giegerich(1985)，主张只用节律树即可，被称为唯树论。从现在看，Prince的看法基本上已被大部分研究重音的人所接受。不过，他认为不存在音步结构的意见，被后来的研究所否定。Halle & Vergnaud(1987)进一步用双括号将表示音步结构的星号括起来。Idsardi(1992)则主张，除了双括号，还要用单括号。
非线性理论的出现，使音系表达式产生了巨大变化，从单纯的音段线性序列变成一个三维的立体模型。为说明这种模型，我们可把音系结构比作一本书，书脊是音段序列，书页是一个个自主音段平面，如表示音节结构的平面，表示节律栅的平面，表示声调结构的平面等。
进入80年代后，生成音系学理论有了多方面的发展。
一个方面是词汇音系学(lexical phonology)的创立。这一理论的出现，是构词学复出和规则方面深入研究这两方面结合的成果。生成语法创建初期，把派生词和合成词的构成都放到句法部分，由句法规则解决，从而使构词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经过后来的实践，人们认识到，还是应该把构词部分放到词库中，从而产生了生成语法的构词学(Aronoff 1976)。Siegal (1974,1977)和Allen(1978)提出，构词部分在词库中由几个有序层次组成，成为词汇音系学的一个重要基础。词汇音系学(Kiparsky 1982)把音系规则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词汇规则，在词库中与构词规则按层次有序地交互作用，产生派生词和合成词及其词汇表达式。另一类，称为后词汇规则，仍应用于从句法输出的结构。两类规则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一理论扩大了音系规则的应用范围，使音系规则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
词汇音系学中的词汇规则，涉及音系学与构词学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音系学与句法学，以及音系学与语音学之间的关系，对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SPE认为，在词以上的范围中，音系规则应用的辖域是根据句法结构决定的。后来的研究使一些音系学家认识到，决定规则应用辖域的不是句法结构，而是一种韵律结构。韵律结构与句法结构不同，但与句法结构又有一定的关系。对韵律结构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叫韵律音系学(prosodic phonology,Nespor & Vogel 1986)，也叫音系学与句法学界面研究(Selkirk 1984,1986,Inkeles & Zec 1990)。
对于语音学，初创时音系学中一些人的看法很是偏颇，如Trubetzkoy认为音系学与语音学的关系好比是经济学与古币收藏之间的关系。SPE认为，从音系部分输出的语音表达式进入语音部分，而语音部分的规则与音系规则不同；音系规则因语言而异，具有语言学意义，而语音规则是自动的、机械的，不因语言而异，因而不具有语言学意义。近来的研究发现，各个语言的语音规则并不是相同的，语音规则也因语言而异，这使它和音系规则具有相同的性质。一些学者努力将音系学与语音学结合起来研究，探讨音系学与语音学界面的关系，以及从音系部分向语音部分映射的问题。这方面较早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是Pierrehumbert(1980)。她在英语语调研究中，通过一些规则将自主音段音层上的声调特征变成语调曲线，在音系学与语音学界面的研究上作了开创的工作。此后，这方面的工作有了长足进展(Keating 1988)。
生成音系学在80年代的另一个发展，是对音段内部结构的研究。一种理论是特征几何(feature geometry)理论。这一理论得名于Clements(1985)的论文《音系特征的几何》。SPE将音段看作是一束特征，是一个无序的特征集，在特征与特征之间不存在结构关系。Clements(1985)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特征与特征之间具有一种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可用有层次的树形图来表示。树的顶端是根节点，终端是具有正负值的特征，中间则是没有正负值的类别节点。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表示音系规则和制约条件中哪些条件经常一起出现，形成组合，因而能对同化现象作出更好的解释。Sagey(1986)和Halle(1992)提出了一个发音器官模型(Articulator Model)，将发音器官作为类别节点。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一些独值理论，如管辖音系学(government phonology)和从属音系学(dependency phonology)。这些理论用独值（即无值）的元素作为音系的初始单位，并用管辖或从属关系来表示音段内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欧洲这些理论虽不是生成音系学的主流，但亦有一定的影响。
80年代，生成音系学还有一种理论，叫不充分赋值理论(underspecification theory)。SPE认为，词库中每一语素的词汇表达式中的特征均已赋值（正或负）。后来人们认识到，有的特征可由音系规则赋值，有的可由缺省规则赋值，不必都在词库中赋值。这就是不充分赋值理论。这样做使得词汇表达式更为简明，更为严谨。这一理论后来分为两派。一派叫激进派(Kiparsky 1982,Archangeli 1984)，认为词汇表达式只给不可预测的特征赋值。另一派叫对立派(Steriade 1987)，认为具有对立性质的特征应在词汇表达式上赋值。这两派各执己见，仍在争论之中。
进入90年代后，生成音系学最突出的进展是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的创立(Prince & Smolensky,1993)。这是迄今为止主流音系学中对SPE取得的最大突破。SPE的一项核心内容，是有序规则作用于底层表达式，推导出语言表达式。优选论恰恰在这一点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它用制约条件取代了音系规则，将制约条件置于音系部分的中心位置。它认为，音系部分由生成功能与评估功能两部分组成。生成功能作用于底层表达式，生成若干个输出结构，即候选项，经过评估功能的比较和评估，筛选出最优选择，就是真正的输出，也就是表层形式（语音表达式）。评估功能由若干条制约条件组成。制约条件是普遍的，各种语言的区别在于它们为制约条件排列的等级顺序不同。优选论问世以来，短短几年，便风靡欧美音系学界，其影响还进入了相邻的构词学和句法学等学科(Archangeli & Langendoen 1997)。有人称它为“20世纪90年代的最优语言学理论(the linguistic theory in the 1990s)”(Archangeli 1997)。这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人们对具有很大随意性的有序规则日益不满，使优选论应运而生。优选论把具有普遍性的制约条件作为其中心内容，这看上去更富有解释力，符合人脑的认知结构，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新理论出现后，碰到的问题也不少，目前正在不断修正改进之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优选论。生成音系学的开山鼻祖Halle(1998)，就仍然认为SPE提出的有序规则是正确的。他说，有序规则对其他一些方法，例如目前流行的优选论，提出的挑战，是要它们的分析能有同样的洞察力，覆盖同样多的语料，并且不更为复杂。
四
回顾音系学的发展，可以看出，音系学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壮大的。音位概念的提出，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创新。音位的发现，使结构主义音系学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可能。直到今天，虽然生成音系学把音位排除在其理论框架之外，但在语言教学中仍被广泛引用。后来，当音系分析不断深入之后，又产生了区别特征。这一创新被誉为二十世纪语言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成为后来生成音系学的基本单位。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理论一旦没有创新，止步不前，便会消亡。例如，当结构主义音位学自以为已登上顶峰，不思创新时，不久便失去活力，让位给充满创新意识的生成音系学了。SPE理论以后出现的众多新理论，每一种都是对SPE理论的一项变革和创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音系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有理由相信，音系学一定会在新的世纪中继续大胆突破，不断创新，取得更大的进展。
收稿日期：1999-09-10;
本刊修订稿，1999-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