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1593-1652）与集王字碑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铎论文,集王字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2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09)06-0006-07
唐高宗成亨三年(672)，僧怀仁奉敕集内府所藏王羲之(约303-361)书，刻《圣教序》成。这是中国书法史上集字刻石的开端。玄宗朝以后，各种集王字碑踵武登台，但这一风气在北宋后期转向衰歇。明末清初金石学重新振起，古代集王字碑的发现、著录与评价成为学者的研究内容之一。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以河南书家王铎为中心，中国北方地区出现集王字碑风气的复兴。此一线索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本文拟就王铎在这一复兴中的角色、集王字碑与王铎书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明末清初对集王字碑的寻访与评价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迎合了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圣教序》立石之后，很快出现众多模仿者，这些碑刻大多与佛教有关，传世的以开元九年(721)立、僧大雅集《兴福寺碑》(图1)与大和六年(830)立、唐玄度集《六译金刚经》最为知名。
唐人集王字碑远不止此。高明一先生根据传世文献统计唐代集王字碑10种，[1]②其中开元六年(718)二月所立《西崇福寺怀素律师碑》为释行敦集字，《宣和书谱》对他有如下记载：“作行书仪刑羲之笔法，……虽竭智力作意仿效，而气骨精神终不似真。”并说其时“有‘集王羲之书’一十八家者，行敦乃其一”。[2]可知玄宗朝之后，集王字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技能，至有“十八家”之目，由此亦可想见当日集王字碑之兴盛。除了佛教碑刻，此时的集王字碑亦浸染宫廷墓志的字样。③
宋代文人不重集王字碑，亦没有学习《圣教序》的记载。这一方面，宋人尚多见前代墨迹，故米芾(1051-1108)等人认为“石刻不可学”；[3]另一方面，《圣教序》因与“院体”相关，有俗书之目，故不为文人所重。黄伯思(1079-1118)曾辩护说：“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者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他认为，《圣教序》“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学的人画虎不成，才演为俗体。[4]集王字碑在北宋前期尚有踪迹，但后来逐渐式微。④元人虽不反对学习《圣教序》，⑤但其时的集字碑刻只有零星记载。如宋禧《赠紫芝山人》小序有云：“(王紫芝)将以石刻集王右军书墨本售凡好事者。”诗中亦有“试看墨本打碑卖”句，可知这位卖碑拓的王紫芝，兼集、刻、拓于一身。这里说的“碑”，正是集王字碑。[5]
明代后期金石学振起，众多学者与书家投身访碑活动。在他们“掘地三尺”的努力之下，大量汉碑被发现，其书法之美亦得到发掘与阐释，这对清初隶书影响至大。⑥然而我们常常因此忽视这样的事实：古代集王字碑的发现、著录与研究，也是其时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围绕着古长安周边的访碑活动，更是如此。王世贞(1526-1590)、王世懋(1536-1588)、赵崡(活跃于1573-1620年代)、郭宗昌(卒于1652)、顾炎武(1612-1682)、王弘撰(1622-1702)等人的著述对此多有涉及。王世懋曾两至长安，摩挲于《圣教序》碑之下，在他看来，虽断碑恶搨“尚有典刑”。[6]赵崡家在西安，有就近之便，他不仅关注《圣教序》也大量著录新发现的集字碑如《兴福寺碑》、《宋绛州夫子庙碑》、《宋于真庵记》、《宋集右军牡丹诗》、《宋普济禅院碑》、《宋慈云寺集右军书诗》等。[7]福建学者林侗(1627-1714)曾携搨工北上，遍搜残碑于西安城南隍中，得集王片石四十七字，“宛然《圣教》初搨。”[8]
清初碑学肇兴，任何与汉碑有关的事件都能轰动一时，而集字碑的命运正好相反。明万历年间(1573-1619)《曹全碑》在陕西郃阳出土，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引起清初学者的热议。但同样是万历年间，诸生王尧惠在西安发现《兴福寺碑》，告知郡守后舁入泮宫，却不受人关注。又如，汉碑拓本在清初受到普遍欢迎，陕西官宦为此驱民日夜椎搨，不仅农事因此而废弃，亦造成大量碑刻的损坏。[9]孙承泽(1592-1676)跋《郃阳令曹全碑》转述陕西人王宏度的话说：“秦中石刻自经寇乱祸，焚荡无余。间有存者，州县惮于上司之索取，乘乱捶毁，恐此后秦无石矣。”[10]⑦是说当地人因厌烦上司无厌之求，故意将碑石击毁。虽然集王字碑在晚明也有巨大需求，如赵崡称《圣教序》“今时尤重，搨者无虚日”，[11]郭宗昌则担心搨工日夜不停地椎搨，《圣教序》碑行将剥落殆尽。[12]这与汉碑在清初的遭遇何其相似。山西慈林寺僧人以椎搨宋人集《慈林寺碑》为累，“搥碎投井中”，[13]则与王宏度的叙述如出一口。但这些并没有像汉碑那样引起后代学者的重视。
除了寻访与著录，以《圣教序》为中心的集王字碑的取法价值也一再为其时金石学者所揭示。王世贞赞誉《圣教序》为“百代模楷”，“《兰亭》之羽翼”，“极有益学者”。[14]郭宗昌则将《圣教序》视为王羲之石刻中第一，在《定武兰亭》之上，他不无感慨地说：“今碑在长安，人人可搨，贱易贵难，故人莫知宝。”[15]对于集字碑的弊病，学者们也不回避。他们认为，一些碑刻因日夜椎拓，“风骨铓铩，俱无存者”，仅存形似；[16]也有一些碑刻乃从唐代的集字碑中翻出，不及《圣教序》远甚。王世贞在评价宋人集《夫子庙记石刻》时说：“此又从《序》书及他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风流都尽矣。”[17]赵崡在讨论《兴福寺碑》时，“观其笔法，去《圣教》远甚，……而碑中有开元九年字，疑又从《圣教序》诸刻中摹集。”又说，《宋集右军牡丹诗》，“较《绛州碑》差觉风流，而老劲处不如。时有一二笔缠绵者，右军帖中亡此也。”[18]所谓王羲之帖中没有这样的写法，说明有些字乃集字者向壁虚造，其价值自难与《圣教序》同日而语。对于版本的重视，而不是纠缠于“院体”俗字，成为晚明集字碑研究的主题。
图1 《兴福寺碑》，取自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王羲之兴福寺断碑 贺知章孝经》
图2 《定宇王公传》，选自《龟龙馆帖》
图3 《文林郎苏公墓志》，孟庆星提供
图4 《明赠翰林院编修茂范刘公暨孺人赵氏墓表》，孟庆星提供
二、以王铎为中心的集王字碑风气
经历了数百年的沉寂之后，在明末清初金石学振兴这一新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北方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出现集王字碑风气的复兴。王铎是其间的一位关键人物。
在王铎传世的碑版中，较少楷书而多见行书，其中一些字样极力模仿古代集王字碑，如：
1.《王槐村公传》，传主为王铎曾祖王几乾。陈演(1622年进士)撰，王铎书。
2.《定宇王公传》，传主为王铎祖父王作。杨观光(1628年进士)撰，王铎“临羲之”。(图2)
3.《封礼部右侍郎梅园王公传》，传主为王铎父亲王本仁。杨观光撰，后人加刻“王铎书”三字。以上三碑收入《龟龙馆帖》，刻于1639-1641年间。[19]
4.《杨公景欧生祠碑》，碑主为杨嗣修(1564-1648)。1642年三月吉日王铎撰并书，关西张翱、张尔楫镌字。《延香馆帖》之一，石刻今藏河南沁阳市博物馆。
图5 《金门山纪略》，选自《琅华馆帖》
5.《郑端清世子赐葬神道碑》，碑主为朱载堉(1536-1611)。立于1624年，王铎撰并书。石刻今藏沁阳市朱载堉纪念馆，残阙并磨沥。
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一些王铎友人刊刻的集王字碑：
6.《文林郎苏公墓志》，志主为苏京(1637年进士)父。1645年十月立。王铎撰，关西张翱镌字。⑧(图3)
7.《明赠翰林院编修茂范刘公暨孺人赵氏墓表》，表主为刘正宗(1600-1661)父母。立于1639年谷旦。王铎撰，薛所蕴(1600-1667)篆额，吴郡刘锡科集字。⑨(图4)
8.《金门山纪略》，张鼎延(卒于1659)撰，张翱镌刻。《琅华馆帖》之一。(图5)
9.《登金门山绝顶》，1651年刻，张论、张讃、张鼎延、张琯等撰，张鼎延书，张翱镌刻。《琅华馆帖》之一。石刻今藏河南省洛宁县文保所。[20]
10.《延香馆记》，1639年仲秋日立，杨嗣修撰，津口梁
集右将军王羲之书。《延香馆帖》之一。(图6)
11.《来石吟有引》，1638年三月望日立，杨嗣修撰，津口梁书丹。《延香馆帖》之一。石刻今藏河南泌阳县博物馆。
12.张镜心(1590-1656)《答倪太史鸿宝》云：“业招善手集右军字上石，竢勒成呈阅，并展耑谢。”从另一封张氏写给黄道周(1585-1646)的信札可知，倪元璐(1593-1644)所作乃是张镜心父张仁声的传记。[21](10)《张仁声传》未见传世。
上述碑刻中，只有《刘公暨孺人赵氏墓表》、《延香馆记》与《张仁声传》标明“集”王羲之字，其余皆署“书”、“临”，或未标明。我们之所以将其一并罗列，是因为它们与标明集字者差异甚微。(11)如梁书《来石吟》与所集《延香馆记》并无二致；张鼎延书《登金门山绝顶》与《金门山纪略》(未标明)若出一手；王铎《定宇王公传》(标明“临羲之”)与“书”《王槐村公传》、《杨公景欧生祠碑》、《郑端清世子赐葬神道碑》皆酷似《圣教序》。近代学者王潜刚曾见到王铎所书《交河堤碑》，他惊异地发现，此碑“用《圣教序》字体，直如怀仁集字”。[22]王潜刚观《交河堤碑》而有《圣教序》的错觉，也充分说明王铎一些标明“书”的作品，完全以《圣教序》等古代集字碑为准绳。这种做法在前代并非没有先例，如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延庆禅院新修舍利塔记》，署“江陵杨虚己习晋右将军王羲之书”，有临写与自运的成分，但因为字形的接近，仍被学者归为集王字碑。(12)正因为如此，上列碑刻完全可以被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集王字碑。
图6 《延香馆记》，选自《延香馆帖》
以上所述12块碑刻，除王铎书写的5块之外，其余诸碑与他亦有相当关系。
首先，这些碑刻的一部分内容与王铎有关，如《文林郎苏公墓志》、《刘公暨孺人赵氏墓表》为王铎所撰，张鼎延《登金门山绝顶》为张氏家族和答王铎的诗歌。
第二，这些碑刻的主持者或撰文者，都是与王铎关系极为密切的友人。张鼎延字玉调，河南永宁(今洛宁)人，是王铎的同乡、同年，又是亲家，曾纂集王铎诗作、信札刻《琅华馆帖》。苏京字临皋，山东安东人，1637进士，崇祯间督师河南，为王铎家乡的父母官。王铎在1643-1649六年间，为苏京及其家人作颂、碑记、卷轴4件。(13)刘正宗，字宪石，山东安丘人，1628年进士，崇祯间与王铎同为东宫讲班。除为其父作墓志外，王铎还曾作《杂诗卷》、《秋山居闲图轴》相赠。(14)刘本人也是一个《圣教序》宋拓本的拥有者。杨嗣修字景欧，河南怀州(今沁阳)人。1607年进士。崇祯十四至十五年(1641-1642)，王铎寓居怀州，与杨嗣修父子交往频密，除为撰书《生祠碑》外，还有《创建柏香镇善建城碑铭》(亦见《延香馆帖》)、《杨中丞世德祠碑》(《拟山园选集》文集卷六十一)等。张镜心字湛虚，河北磁县人，与王铎既是同年，亦是亲家。1636年王铎掌南翰林院时，二人常作把臂游。王铎去世后，张氏为作神道碑铭。[23]这些关系密切的友人都有向王铎索书的记录，王铎对集王字碑的态度当对他们有所影响，王铎还很可能向这些友人提出集字的建议。
第三，这些碑刻中，除王铎家族的三篇传记、《刘公暨孺人赵氏墓表》及《张仁声传》刻工不明外，其余都由一位叫张翱的刻工操办。张翱字飞卿，长安(今西安)人，他与兄弟张翔、儿子张尔楫都善刻碑，有名于时。(15)他有从事集王字碑的经验，如1625年董光弘撰、周道洽集王羲之行书《名宦乡贤碑》即为其所刻。(16)张氏1641-1642期间尝访王铎于怀州，(17)而《延香馆帖》正刊刻于此时，张氏或即为刻帖事而来。(18)入清之后，张翱还参与刊刻《拟山园帖》。很可能正是王铎，将张翱介绍给杨嗣修、张鼎延与苏京等友人，为他们刊刻集王字碑。(19)可见王铎不仅在自己所写的一些碑刻中有意识地临摹或运用集王字碑的字样，还影响其周边友人在刊刻碑志时参考古代集王字碑(其中既有直接集字，亦有摹学)，并向他们介绍刻工。说王铎是明末清初集王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当不为过。
此外，从《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我们发现明崇祯年间陕西与山东地区也出现一些集王字碑，如山东乐陵监生张图□集《乐陵县城隍梦感碑记》(立于1637年八月)、陕西西安张赋集《白衣经并像》(立于1640年四月)等。(20)这说明明末清初北方地方的集王风气并不是个别现象。然而本文所关心的，只局限于王铎与这一风气的关系。
三、集王字碑与王铎书学
图7 王铎跋《圣教序》，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本，取自《书道艺术》九
图8 《圣教序》第一页“王镛之印”，日本三井文库藏本
图9 王铎跋黄培藏《圣教序》，日本三井文库藏本
图10 王铎跋戴明说藏《圣教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图11 王铎临《圣教序轴》，玉照山房藏，取自王壮为编著《中国书画5-法书》
王铎除了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外，也是明末清初访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碑帖拓本的鉴藏家。他曾在山崖间寻找古代金石遗文，并将发现的汉碑原石辇载而归。[24](21)除收藏汉碑之外，(22)他对以《圣教序》为代表的古代集王字碑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王铎对王世贞极为崇敬[25]曾向曹溶(1613-1685)借阅其《四部稿》；[26]而晚明另一金石学者郭宗昌与王铎有“两世年谊”。(23)王、郭二氏不仅关注出土古碑，对唐、宋集王字碑亦多所留意，这对王铎或不无影响。
王铎家族收藏过不少《圣教序》佳拓，如日本藤井有邻馆所藏宋拓本有王铎数则题跋，顺治丁亥(1647)八月题云：“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同年十月二十日又题：“冬十月，倏失此，遍搜床褥匦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沦没汭汜，偶一婢持来睹，出煤炕暗
地隙也，喜欲舞讴。”(图7)前跋谈论《圣教序》在摆脱劳剧时的奇异作用，后跋则生动描述了他所藏《圣教序》拓本失而复得后的欣喜之情，从中我们不难感知《圣教序》在王铎现实生活中“左右手”般的重要地位。(24)日本三井文库所藏《圣教序》宋拓本的首页，有王铎二弟王镛的印章，知其曾为孟津王氏收藏。(图8)此外，黄六治家藏唐拓《圣教序》在清初也入王镛囊中，王铎题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27]此拓在明有盛誉，1641年六月刘光旸据此翻刻立石，曾由王铎制作摹本。(25)这个由他参与的《圣教序》翻刻本在后世有乱真的评价。[28]
王铎还常为友人所藏《圣教序》拓本鉴定题跋，兹举数例如下：
1.1640年冬跋黄培(1603-1669)藏本：“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成为臣伏。”(26)(图9)
2.1644年七月跋高弘图(1583-1645)藏本：“焕然初离硎者，铎喜之甚，不知所譬。”[29]
3.1645年正月跋戴明说(1634年进士)藏本：“此册出自龙府，全善无缺，天球重宝复散人间。”(27)(图10)
4.清初跋钱谦益(1582-1664)藏本：“学者因此册以想见落墨初意，何难入羲之之堂乎？……予题为第一圣教序。”[30](28)
王铎从精、新、全等方面赞扬友人的藏本，钱谦益的藏本更得到“第一”之美誉。前述王铎为二弟题唐六治藏本亦称“第一”，知其措辞不免夸大，但今日能够见到的黄培藏本与戴明说藏本确是佳拓无疑。上述四位《圣教序》拓本的拥有者，或以书画收藏著名，或为朝廷高官与一流文士，这说明王铎作为《圣教序》研究者的身份是为时人普遍认可的。[31]作为一位以创作见长的鉴定家，王铎有其特殊的职业观看方式，如在一封写给戴明说的信中，他指出对方所示《圣教》木板“拙笨”，“离逸少神情远极”。在另一则题跋中，他则提到一个拓本乍观之下很像苏州人作的木刻翻本，但细审拂策磔掠之间，发现细瘦肿肥不同，实为一个绝佳的拓本。[32]王铎的鉴定往往从刻帖的形、神入手，虽难免臆断，却有一超直入的优点。作为《圣教序》拓本的资深鉴藏家，王铎自己在书写碑刻时，以其中的字样作为准绳，既是对古代集王传统的呼应，也藉此扩展集王字碑(或者说王羲之书法)的影响。
王铎对集王字碑的热衷，也可以从他的书学取径中得到解释。在早年写给董其昌(1555-1636)的一封信中，他说：“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
而已。”[33]将二王视为书学之本源。王铎一生也崇拜米芾，在他看来，米芾之所以“迈宋一代”，正因为他能够“得《兰亭》、《圣教》逸意”，并最终解脱二王。[34]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铎一生从未停止学习二王，尤其是《圣教序》与《淳化帖》，被他视为学书者的“潭奥”。[35]在晚年的一则题跋中，他更声称《淳化》、《圣教》与《褚兰亭》为其寝处之物。(29)
据王铎自述，他十五岁开始学习《圣教序》，(30)一生所临当不计其数。然今日笔者所知只有两件，皆为早年作品。一为1625年八月为同年进士黄元功所临册页，基本忠实于原作，对《圣教序》字形有相当精湛的把握。(31)另一件为1626年闰六月为苎萝先生所临《圣教序》中堂，书“双林八水”以下32字，在这件作品中，王铎试图将《圣教序》字“拓而为大”。[36](32)(图11)除了《圣教序》，王铎对其他集王字碑也时常临写。如1637年所临王羲之《大圣寺碑》也是一块集字碑，虽然我们还没有在文献中发现相关著录。(图12)1650年九月初一日为程淓(1642年进士)临《荐福寺碑》册页，(33)即前文提到的《兴福寺碑》，这件临作后来被刻入《拟山园帖》。
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非直接临摹，却声明运用了若干集王字碑的字样。如1640年10月为袁恺(卒于1645)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34)(图13)这“三体”就是晚明最流行的三块集王字碑。王铎虽没有收藏《金刚经》的记载，但友人郭宗昌却是这一刻本的拥有者。[37]另一件1633年9月为友人袁枢(1600-1645)所书《五言律诗八首册》，则“用《圣教》、《兴福》与《绛州夫子碑》字体”。(35)如前所述，宋人所集《绛州夫子庙碑》晚明刚刚出土，可见王铎对新出土集王字碑的关注。除了篇幅的不同，王铎上述书作综合运用各种集王字碑的字样，与书写碑刻时借鉴集王字碑没有本质的区别。《淳化阁帖》收二王帖五卷，但那些信札主要是草书与行草，王羲之行书主要保存在《兰亭序》及众多集字碑中。以集王字碑为创作或书碑的字样依据，除了艺术上的心仪之外，与这些碑刻字数众多、为王字行书之渊薮不无关系。
图12 王铎临《大圣寺碑》，私人收藏
图13 王铎《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此外，王铎极力模仿集王字碑，应该还有较量古人的竞争心理。对于书法史上留名，王铎有着强烈的期待。(36)他认为通过临帖，必能在渐修中对古人之意有所证臸，而反对师心自用。(37)他的临摹技巧给友人留下深刻印象，如熊开元说他“于晋唐诸大家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38]钱谦益则称他熟谙《阁帖》字形，“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39]逼真或是乱真，往往是艺术家精湛技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记载正是时人对王铎出众临摹功力的普遍反映。事实上，王铎对自己的临摹能力亦相当得意，刘荣嗣(1616年进士)《题王太史书卷》云：“丙寅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圣教帖》也。’”[40]当友人向自己索要《圣教序》拓本时，王铎竟然拿出自己的作品，并毫无顾忌地说这是“未刻《圣教帖》”，这既是他对自我能力的强烈自信，亦表现出与书圣并驾齐驱的艺术史雄心。(38)王铎所写的一些碑刻酷似古代集王字碑，因混淆了“集”与“写”的界限而给观众造成误解(如前文曾提到王潜刚将王铎书碑误认为集字)，亦可视为王铎挑战古人的一种努力。
综上所述，《圣教序》鉴藏者的角色、尊崇二王的书学取径以及比肩前贤的心理，是王铎重视古代集王字碑并参与新的集王字碑的主要原因。受其影响，他的一些友人对刊刻集王字碑亦相当热衷，这构成了明末清初集王字碑的短暂复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复兴发生在晚明金石学振兴这一学术史背景之下。清代碑学兴起之后，集王字碑再也没有出现如此规模。因而，这个复兴既是对悠远文化传统的回应，也是转瞬即逝的一缕回光。
注释：
①张凤翔《王文安公墓表》(抄本)云：“公生万历十九年壬辰十二月初十日寅时，卒以壬辰二月十七日，寿六十有一。”换算成公历，生1593年1月2日，卒1652年3月26日。学界习称“1592-1652”，误。参见薛龙春《王铎的生卒时间》，《书法报》，2007年6月13日。
②除此之外，笔者还搜集到王奂之集《尊胜经幢》，陆友《研北杂志》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866册，页607；《四十七字残碑》，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下，《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第8册，页6036；山西《慈林寺碑》，《山西通志》卷5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4册，页40；僧怀义集《心经》，田名德集《田尊师碑》，《周孝侯碑》，叶昌炽《语石》卷8，《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6册，页12003。
③参前揭高明一文。
④尽管文人不重《圣教》，但宋代前期仍有不少集王字碑。高明一从传世石刻中整理出宋代集(习)王字碑5例。此外见诸记载的还有有交集《法果教寺记》，《浙江通志》卷25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册，页817；怀则集《金陵栖霞寺碑》，汪砢玉《珊瑚网》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页312；王鼎文集《忻州建东岳庙碑》、趺跌望集《解州盐池新堰箴》，叶昌炽《语石》卷8，页12004。
⑤虞集跋赵孟頫书称其“诣《圣教序》而入其室”。汪珂玉《珊瑚网》卷8，页116。
⑥关于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参薛龙春《郑簠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
⑦叶奕苞《杂记》亦云：“秦晋间古碑……土人厌苦官长，诛求磨灭毁损。”《金石录补》卷27，《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2册，页9135。
⑧友人孟庆星藏并提供照片。
⑨赵定志藏，孟庆星提供照片。
⑩张氏在给黄道周的信中倩其为母亲作碑文，并说：“昨倪年兄为老父作传，业招名手集右军字勒之石上。”《云隐堂集》(清刻本)文集卷16，页22a-b。
(11)所举碑刻中只有《梅园王公传》略具王铎己意，张鼎延《登金门山绝顶》则杂集王羲之行、草书。
(1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标号章1206。
(13)除《文林郎苏公墓志》外，还有《苏侍御诞孙颂》，辽宁省博物馆藏；《杜甫诗卷》，《书法丛刊》2005年第1期刊出；《吹梦俚作轴》，上海朵云轩藏。
(14)《杂书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秋山居闲图轴》，美国大都会艺术馆藏。
(15)如万历三十八年张翱、张翔兄弟刻《顺天府学学田碑》，《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明》，标号京245。
(1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明》，标号京5643。
(17)王铎《宁浮玉、张飞卿至怀》，见《拟山园诗稿》(稿本)。
(18)《龟龙馆帖》大约亦在此时刊刻，它很可能也出自张翱之手。
(19)王铎为友人介绍刻工的资料并不鲜见。如《与李化熙》云：“刘雨若善镌书，旌德佳士也。当是伏灵芝后第一腕。”收入《二十帖》(清顺治刻帖)。又如，《答坦公》云：“……未审可被石否。如被石，用先介之于伏灵芝。”《拟山园选集》文集，卷55，《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第111册，页632。
(20)《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清》，标号各3099、各376。
(21)关于王铎的访碑与隶书创作，参薛龙春《王铎与“奇字”》，收入华人德主编《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2)顾复说王铎家藏汉人篆隶之碑二十余种，《平生壮观》卷5，《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页940。今日确知王铎曾收藏《孔羡碑》与《礼器碑》拓本。
(23)《西岳华山庙碑》王铎题诗小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4)《宋拓圣教序》，藤井有邻馆藏，《书道艺术》(日本：中央公论社，1976)第9卷收录。
(25)王铎摹本题跋称：“道录陈屹渔鉴定，宛陵刘雨若摹勒上石。”嘉德拍卖2007年四季第十二期拍品。当为仿本。
(26)《三井纪念美术馆藏品目录》(日本：三井文库，1998)收录。
(2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8)从题跋中“甲申、乙酉”云云，可知作跋时已是清初。
(29)前揭藤井有邻馆藏《宋拓圣教序》王铎跋。
(30)藤井有邻馆藏《宋拓圣教序》王铎跋。
(31)辽宁省博物馆藏。
(32)王铎《杜甫诗卷》跋：“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今藏日本。这说明王铎小字展大主要参照并非王字，但这件早年临作表明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努力。
(33)辽宁省博物馆藏。
(3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5)《王铎の书法》册篇收录。
(36)王铎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亦不愧前人。”王鑨《大愚集》附录，《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7辑第24册，页335。
(37)《临帖卷》跋，浙江省博物馆藏。
(38)王铎以王羲之自拟非此一例。如在《与琇莹》中他称已作为“王氏《换鹤帖》”，显然以王羲之写经换鹅自比。《拟山园选集》文集卷55，页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