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学术研究论文,中国论文,行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5-0124-07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性质、内容、范畴在总体学术坐标中的位置，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至于名称、术语等等，几年来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是一些在短时间内很难具有统一答案、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甚至在长时间里或者永远也难以画上有定论的封闭性的句号。笔者认为，它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正因为其开放性，才显出它的无限生机，才显出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一、学术·学术史·文艺学学术史
我们要研究的是“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首先就有一个正名的问题，这个题目的核心词之一就是“学术”。按照中国的传统的一般的说法，“学”就是“学问”，而“术”，可以看作是获取学问和道理的途径、规程、手段或方法。至于“学问”二字，“学”就是学习，“问”就是询问或者问难。所谓“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后来就指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和道理。要获得某种专门的系统的知识或道理，就需要有“术”。“术”，近代和现代的辞书上说是“手段”、“方法”。古人也有以“术”为方式、方法者，如《孟子·告子下》：“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是“术”之一解。古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文》：“术，邑中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在这里，“术”是“邑中道”，或“中庭”外边的“道”。也就是说，“术”即“道”，但这是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虽有联系却又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具体的“道”、“途径”，人踩着它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向某种目的地或归宿；后者是抽象的“道”和“途径”，是大“道”、大“途径”，是涵盖一切的“道”和“途径”，它虽看不到、摸不着，却被中国古代的某些圣贤看作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所摆脱不了的“道”和“途径”，它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规定，也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终“归宿”和“目的地”。古人常把“术”与“道”连用组成“道术”一词是有道理的。“道术”即“道”（作为世界本体）之“术”。“道”是本，“术”为“道”所用，“术”为“道”服务。通过“术”（运行“途径”和“方向”，即道路的“道”）达到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这里还有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操作以得“道”的内涵。在精神活动领域里，操作就是思维操作，也就是考察、检索、思虑、琢磨、分析、研究，其中有分解、有整合、有时分解、有时整合，有时既分解也整合。
是否可以这样为学术下定义：学术，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精神活动，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索，以得到系统或体系性的知识和道理。
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
如上所述，既然我们把学术定义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和理性的精神活动，是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知识和道理；而且学术研究活动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那么，学术史就是这种为了求得系统知识和道理而对某种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活动的历史；而且，学术研究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常常表现为学者进行研究时的学术范型的发展和变化；学术范型的根本不同或重大差别常常是不同学术阶段、不同学术时期甚至不同学术时代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对文艺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活动（也包括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注：“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讲，应该包括文学和艺术。但实际上，大学中文系讲授的“文艺学”课程或文学研究机构的“文艺学”研究活动，其对象主要是文学而很少涉及艺术，严格说只是“文学学”。多少年来，约定俗成，“文艺学”的名称就这样使用下来了，我们也只好从俗。）；简单地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具体点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它的对象就是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其中学术研究范型的变化，是把握文艺学学术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文艺学学术史与文艺学史及文艺学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无疑，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密切到有时人们很难把它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但严格说来，文艺学学术史不能等同于文艺学史，也不能等同于文艺学思想史。文艺学史侧重于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本身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思想的历史，文艺学思想史则主要着眼于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历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三者的关注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对象又有交叉或重合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文艺学学术史同另外一些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其他学科的关系。要想深入到文艺学学术史的精髓之处，不但要了解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等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最为相近、最为密切的学科的情况；了解文学艺术史、文学艺术思潮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比较相近、比较密切的学科的情况；而且应该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影响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各种因素；不然就很难理解当时文艺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学术研究范型，会提出那样的命题、概念和范畴，会运用那样的方法，对问题会有那样的解决方式。倘局限于文艺学学术史本身，永远得不到深刻的见解。
二、怎样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研讨。从总体上说，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共识：
（一）以问题为纲
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借鉴黄宗羲《明儒学案》，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批评史研究家、文学史学家等）为纲，写成若干学案；抓住了重要文艺学家的成就和特点，也就抓住了百年来文艺学学术史的基本内容、传承关系、性质和特点。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从目录学得到启示，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著作为纲；那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可以作为文艺学学术史变化的历程标志，最能表现出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以问题为纲即区别于以人物为纲和以著作为纲。以人物为纲和以著作为纲当然都能获得独到的研究成果，都能写出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著作，我们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人物（文艺学学者）的成就和著作（文艺学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它）们能否抓住、提出和解决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文艺学问题。抓住了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就抓住了学术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和它的精髓；以问题为纲，提纲挈领，也就把那些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人物和著作分辨得清清楚楚。
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提出来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即使老的、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时代也会提出新问题取代旧问题；而且，人们的关注点也自然会从旧问题转移到新问题上。学术的发展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譬如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梁启超们高喊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等，不仅是他们思想革新、思想改良的一种口号，而且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要求之下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和学术命题；就如同稍后一点的王国维从另一个层面和另一个角度提出《红楼梦》的悲剧性、文学的“写境”、“造境”、“理想”、“写实”、“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等等学术命题和学术问题一样。到了“五四”前后，学者们又应时代要求提出了文艺学的诸多新问题。例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问题：时代旗手们高擎的“文学革命军”大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陈独秀）（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2(6).）；要革“文以载道”的命；要铲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玄同）。提出了“白话文学”（“文学工具革命”）的问题：“白话为文学正宗用语”，“死文字（文言）只能写出死文学”，“活文学当要活文字（白话）”，“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时代的情感和思想”（胡适）（注：胡适.逼上梁山[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注：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5(6).）。到了后来，特别是40年代以后，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问题被提了出来，如“革命文学”的问题、“工农兵方向”问题、“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到了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提出了文学和文艺学的自身价值、学术的独立性等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某些问题不像学术问题。其实，从一定的角度说，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和特定的阶段上，它们是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看待的，而且有的就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的，虽然不纯粹。不同的问题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的变换，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变化和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一般地说，这些问题之间有着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而学术问题的转换，常常通过学术范型的转换表现出来。
（二）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
抓住学术范型，就容易把“学术”史同“思潮”史、“观念”史、“思想”史区别开来。“学术”史当然不能排除“思想”、“观念”、“思潮”等内容；但“学术”史更着重考虑的是文艺学研究的“学术范型”问题，更多地考虑诸如学术对象的变化，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的变革，范畴、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的衍变，命题的确立及其陈述方式的变化，在上述所有方面前后不同时代或时期有什么样的继承或否定的关系，等等。再说得具体一些，譬如，不同的时代或时期，学者的关注对象有什么不同或变化；文艺学的某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文化外在条件和文论本身的内在机制之下提出来的；这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怎样演变的；新旧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其内容有什么特点；它们是怎样被陈述的，陈述方式、方法、视角有些什么变化；学者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和研究，不同学者或学者群（共时的和历时的）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哲学基础和世界观有什么不同和变化；前后不同时期或时段的学者（学者群）在上述诸方面有怎样的师承关系（或否定关系），等等。
笔者想突出强调：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萌生、成形、脱胎、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危机中强制性的选择，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因此，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著的特点。
以“诗文评”作为典型形态的中国文论，自先秦至清末，历时2000多年而走向终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对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自觉、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沿波探源，至少可以追寻到曹丕《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短短几百字，勾勒出自魏晋至宋明的文论学术研究的大致脉络。最近有些学者沿着上述脉络从目录学的角度整理出这种“学术自觉”的大体历程：《隋书》将文论著作同《文选》等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唐人则将其从总集中厘析出来别立“文史”之名；宋人又在“文史”之外另列“诗评”类，后又细分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明代焦竤等人则明确列出“诗文评”类；清代，“诗文评”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专称得到普遍认可，并且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注：彭玉平，吴承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社会科学，1997,5.）。清代是传统文化学术包括文论的总结和集大成阶段，至此，古典文论（“诗文评”）显示出博大精深、周密详备、自成体系的特点。
然而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古典文论从先秦孕育到清代集大成，虽完备了，却也僵化了；它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结构、观念、价值取向、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至19世纪末之前虽受到过怀疑和冲击却没有根本的质变。它在新时代面前衰老了。而19-20世纪之交，由于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的交合作用，文论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学术史的角度认清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换，是注入了新质之后的质的转换，是两种不同学术范型的变换，即由旧的中国古典文论学术范型向新的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的转换。
具体地说，从“诗文评”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发生了变化。譬如说，古典文论（“诗文评”）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而现代文艺学则转而多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大多是经验的、直观的、体察的、感悟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其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含义模糊、多义、不确定和审美化，耐体味而难言传，在批评形态上也大都是印象式、点评式的（眉批、夹批、文前批、文末批等等），因而也显得零散，逻辑性、系统性不强；而现代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则大多是理性的、思辨的、推理的、归纳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都有严格的界定而不容含糊，在理论批评形态上也大都走向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讲究比较严密的理论系统。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注：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26）；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
研究和撰写学术史，仅仅关注学术范型当然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学术之外的维度。
（三）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
不能仅就文艺学学术史本身来论文艺学学术史，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具体的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性质、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学术活动，包括文艺学的学术活动，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
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的转换。有学者指出，第一、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500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虽始于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注：实际上，当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利玛窦们既把西方的《几何原本》、《万国舆图》、《乾坤体义》介绍给中国，也把《论语》、《道德经》、《中庸》、《大学》等介绍给西方。只是到了后来，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在19世纪。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及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理论倾向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其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都由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所组成。
这种转换始终伴随着“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这种转换无疑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体制更替，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的搏杀，……总之，各种流血和不流血的战争。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运行的。不联系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就不能理解许多理论命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政治和学术分不清楚，为什么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历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血和泪。既充满了学术范围之外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学术同非学术的冲突（常常是学术向非学术投降屈从），也充满了学术范围之内的中西、新旧的不同哲学立场、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的相克、相生、争斗、融合。这中间，有强奸也有恋爱，有死亡也有新生。
（四）“内史”与“外史”结合
不少学者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某种学术本身的内在运行轨迹，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人称之为“内史”研究；一是注重学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政治权力、地理和人文环境、个人才情等等对学术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外史”研究。
笔者认为，应该“内”“外”结合，必须“内”“外”结合，而且学术史的客观历史本身证明，“内”与“外”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内”与“外”截然分离开来。在我们上面谈的怎样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意见当中，有的是属于所谓“内史”的内容，如“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有的则是属于所谓“外史”的内容，如“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我们是把这两个方面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来谈的，即两个方面并存，缺了谁都不行。单纯的“内史”研究或单纯的“外史”研究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准确把握学术运行的真实轨迹。所有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是如此，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前后承续关系，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观念之间也的确有着内在关联，或相互影响，或相克相融。如果细细检索，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王国维们文艺学学术研究足迹在后来的延伸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也会找到某种学术思想（如关于艺术形象问题、艺术典型问题、艺术方法等等）的发展、运行脉络。学术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内在理路。必须重视研究这种内在理路。而且，学术本身应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学者应该有抵御世俗功利浸染的能力，做学术研究应该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另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受外界社会条件、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政治对文艺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其他文化因素如道德、哲学等等也对文艺学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影响。当谈到外在因素对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作用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20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单以中国而言，20世纪就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更替：清帝国灭亡，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潮运行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发展，都是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伟大事件；最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转型），更需引起历史性的关注。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动荡和巨变中行进的。
〔收稿日期〕200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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