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居民及其保护生存环境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第安论文,生存环境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洲印第安研究所与印第安自然资源的保护
最近15年中，美洲印第安研究所对保护本大陆上的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明显的兴趣，认为这种保护是改善这些居民及其文化，以及国家社会和全人类的成长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的组成部分。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种保护行动包括保卫和改善印第安人曾经采取的运用资源的方式，因为这一行动认为那些方式是保护大自然的最恰当的方式，并认为任何保护资源的努力，都要从考虑占有这些资源由来已久的居民的利益及其发展出发。
这一态度并不意味着否认各国行使主权、指导发展进程和完全占有本国资源。但它主张国家的发展进程要建立在特别照顾到组成该社会的居民的基础之上，其中包括他们的特性、其文化和才干，还应当考虑中期和长期保护生存环境的必要性。
在1980年墨西哥梅里达“第八届美洲印第安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有关印第安人居留地上的发展问题的几个决议和建议。自那次会议后，美洲印第安研究所同其他国际、国内组织以及某些印第安人组织一道，作为一项支持措施，一直在推进那些旨在扩大印第安居民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以及保护大自然的能力的行动。
其后，在《亚马孙合作条约》各签字国政府和亚马孙流域的特殊机构及印第安人组织的参与下，一项为在亚马孙地区开创印第安人行动协调的国际性倡议日臻成熟。这一意向的最初设想是在厄瓜多尔的普约和委内瑞拉的阿亚库乔港形成的。这些设想现在已经重新引起每个国家中负责任的印第安人组织的注意，并且不久将付诸实施。
在安第斯山地区，已经举办了5期印第安人技术教育课。而在中美洲，也就这同一课题做了几件事。某些关于自然资源的交替使用和技术性恢复的试验方案，以及一些使世界银行、泛美发展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发展机构对这一问题敏感的行动，已经得到美洲印第安研究所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全体大会在它的第17次例会上，已决定向其所有成员国推荐在发展方案中利用印第安人的传统技术。有些国家正在这个意义上采取措施。
印第安居民的土地：为人类而保留
保证人类生存的绝大部分空气和水，来自热带雨林，例如亚马孙热带雨林。这些热带雨林区，由传统上被当今世界视作原始人的印第安居民所占有。在这些印第安居民的土地上，也有重要的石油蕴藏、矿物以及对食物供应、健康保护和工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动植物品种。尽管有今天的物质破坏，安第斯山的乡村地区和定居在那里的印第安居民仍然保留着诸如马铃薯之类的营养块茎销售中心。而在中美洲一些河谷中，则保留着种类繁多的玉米种子。这些资源的保护和再生产，是以一个包括极为复杂的条件的总体为基础的。在这些条件中，首先应该得到承认的是这些居民根据他们具体的特质和潜能利用生存环境所做出的文化方面的努力，这一努力是社会和自然这一对关系中有意识的自觉因素。
这一努力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在相对孤立的状况下，例如在热带雨林地区的狩猎者和园圃农业者们的社会中做出的。不过，这一努力在殖民地状况下和当代状况下都一直在坚持着。在当代，印第安人的活动同工业发展型的掠夺性活动在不利的状况下竞争。对过去和现在印第安社会方面关于资源利用的认识和传统实践的考察，清楚地证明了印第安人在以可信的收获水平确保生存环境的生产能力的延续方面占有优势。尤其是关于这一题目的人类学文献，讲述了印第安人的社会机构针对大自然束缚所采取的经常性相应措施；还讲述了在这些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与所利用的资源之间总体发展中的牢固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至少自本世纪中叶起，有过一个各民族国家对领土的有效占领的边界扩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一些战略性产品如橡胶、人心果树胶、金鸡纳树皮等的分散和有选择的攫取，为大范围的土地占领开辟了道路。这一占领是为了安置过量的人口，大量地采掘自然资源，以及大量种植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原料植物来代替森林和传统作物，或是为了形成牧草繁茂的地方以便维持牧场。这一土地扩张过程同时与扩大对居民和地域的政治及军事控制（行使主权）的紧迫性相联系，与国内和国际目标相联系。
毫无疑问，一直在这些地区起着推动作用的开发技术和开发体系，对于民族经济的集中的、立竿见影的成果来说，起过极为突出的作用。而这些开发技术和开发体系所依据的科学知识，比起印第安人的明显混淆不清而又有限的概念来，要明了得多，有系统得多。不过，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极其脆弱的生态体系和文化体系受到了影响。无论是在生存环境中，还是在占有这些土地的社会体中，都引起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混乱。如果我们依照在那些混乱由来已久的地方表现出来的证据，那么结论是：印第安居民的贫困化和生存环境的破坏正在走向极端危急的地步。尤其是，除了石油之外，以这些代价开采和出口的任何资源，都不足以中止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减轻危机。并且，无论是总的增长水平，还是印第安社会体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将继续维持在低水平上。
这一评价发展效果的方式，并不否认某些领域例如卫生与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贡献。但这些成果确是同对印第安人5个世纪的中期和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后果相对立的。
一些简要的看法清楚地形成了，即印第安人在对生存环境的利用上所做的选择，同他们在发展类型中的参与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且加上其他原因，在组织起来的印第安居民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当局之间，也正在发生无数的冲突。
在这些冲突中，今天有必要在学科机构、组织和团体的活动中记录下来。它们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潜力而斗争，时刻将其事业与主要受损害的居民——在通常意义上这个词指印第安人——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印第安人保护自然资源的斗争
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居民，过去一直并且现在仍然在为保护其生存环境包括其语言、独有的知识、社会组织形式、自然资源而斗争，因此他们的文化是一元的。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对构成如此众多居民的生活的一切保护没有显出什么不同，并且紧密地复加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之中：从和平地重复他们的实践活动，到为强行推行和保护这些实践活动所采取的暴力运动。印第安人的斗争接受了很多教训，其中之一是从他们为保护自然资源而做出的努力的前景出发的。
显然，第一种斗争方式旨在确保印第安人无争议地进入其领土和接触附属于领土的森林、天然牧场、水等资源。在这一方面，至少可以区分出这场斗争的两个领域：在传统农业利用的土地上，以及在热带雨林中。在第一个斗争领域中，土地所有制过早得到普及，因此产生了法律范围内的争端。在第二个斗争领域中，普遍存在一种简单的占有，这种争执是通过械斗来解决的。不动产中的土地曾引起过无数的掠夺和抗议过程，这些过程零星地导致印第安人的起义暴动、官方的镇压和重新进行司法调停。正如拉丁美洲的民法所表明的，那些“无主的土地”，时至今日仍然是那些反对侵占者的“猎头者”主演抗击入侵者，以及入侵者毁灭性地血腥屠杀印第安人的舞台。
土地法规向来是为理顺土地财产方面的关系而发展的。殖民地期间对村社的赋予，各共和国的第一个世纪中解除产业永久占有权的法规，最近50年中的土地改革，都一直企图为实施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保护提供一种氛围。印第安人及一般农民，都曾经对自己的合法资源进行过捍卫，也曾凭借非暴力的压力为扩大这些资源开展斗争。某些进展要直接归功于他们的斗争；而另一些进展则要归功于开发体系的现代化原则。虽然运用和扩充法规的争论尚未结束，但在有些情况下，这一争论似乎已经走到一条正在解决中的途径的尽头，而再一次走向暴力。
在热带雨林土地上，合法的和合乎制度的发展更为有限。直到本世纪初，这些土地仍然被视作蛮荒和待发现之列。当国家占领这些土地以后，就变其为国家所有，并让其处于最低发展状况。当政府（为私人垦殖者或大宗资源开发）出让这些土地时，就同原占有者发生了冲突。这些占有者们先是撤退，稍晚他们就发动保卫战，接着是仓促谋求在修改了的财产制度大纲（保留地、担保书、禁令等）之下，使印第安人的占有合法化。这个大纲不制止垦殖者、矿山经营者、木材开发公司或是棕榈种植公司深入这些土地，也不明智地解决原居民大范围的但并不过分的占领的需要。在这里，斗争恰好是为了反对这一法规，并争取一个与此不同的、土地的、自治的法规。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斗争引发了暴力冲突的态势，或者说变成了某种政治要求，而这一要求又很快违犯了现行宪法。
印第安人较早的农业土地和财产组织，在保卫和扩大他们的资源及运用其他战略为争取在合法范围里生存发挥了巨大才能。亚马孙流域印第安人的较新和较富战斗性的组织，眼下正在为保卫他们的生存之地进行一场紧张的斗争。这一斗争，从军事抵抗外来者的进入，发展局长到争夺属于国家独有的使用和分配资源的特权。
促进自然资源保护的第二种方式，是以对这些资源的传统占领和利用方式为基础的，这些方式与一个极其广泛的文化综合体相联系。在这个文化综合体中，不只包括技术方面的情况，而且包括有关自然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还有采取合适的组织上和人口统计学上的选择等方面的知识。这一文化综合体是作为理解力和行为的统一体而表现和存在的。在认识论上，人类学家们在研究血缘结构、代理继承制度、建立和命名（动植物）分类学的方式、或是经济和政治特性的时候，将这一统一体分隔开来了。但是，他们明确地把恰当地利用生存环境、同时也是人类拥有的资源的美德，置于他们的意识统一体之中。
学者们已经为这些历史上与当代的文化的由来提供了广泛的背景材料。在美洲民族学（主要是美洲印第安人）方面居突出地位的材料有：《关于中美洲水灾和灌溉控制系统的利用的看法》（帕伦、沃尔夫、凯利合著），《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存在》（基尔乔夫、卡拉斯科合著），《关于安第斯山地区几个生产层次中的资源组合体选择的最佳方案的研究》（穆拉、奥乔亚合著），和《亚马孙社会对两岸和河间地无穷无尽的生态学适应能力》（梅赫斯、埃万斯合著）。
最近，人们以新的观点批评和完善了这些假设。这些新观点有：建立在明智地分散和配置人类资源之上的多元生态类型的发展的观点（戈尔特）；实行建立在相互作用基础之上的交换方式的观点（马耶尔、丰塞卡）；在奥里诺科和亚马孙这两个茂盛的热带林区，存在很广泛的和综合性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机制（哈拉、德斯科拉）。此外，有一些明显的有价值的分类体系与这两种关系相适应，这些体系包括基本上实用的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马加尼亚）。当代人类学的一切运用形式，包括社会考古学和语言学，正在日益发现新的、令人惊奇的、使社会活动与大自然相协调的方式。从而突出地表明，这些方式如同上述第一批论文所启示、乃至某些社会运动所理解的那样，并非是一种消极适应生态学制约的单纯现象，而是一种自觉的、深思熟虑的、有能力重复和变化的文化活动，是生存环境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控制的日常活动中的后续行为。
安第斯山地区和中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尽管有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500年中强加给它们的混乱和限制，现在却仍然保持着农牧方式。这一方式把对生存环境中的破坏减少到最小程度，集体劳动方式有可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种方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建立在一个真正的庞大的亲缘关系网中，这张网使得家庭间的以及集体的团结一致成为可能。这些文化曾经善于有选择地和试验性地采纳所在国的技术成就（如知识、工具和技术），以便使一些系统运转，这些系统越来越倾向于在资源开发的紧张状态与社会上习以为常的生存需要之间恢复平衡。这些战略的一部分，越来越确定地包括通过自动调节和驱逐移民来控制居民的增长和成分。我们并不企图无视这些系统的局限性和意想不到的缺陷，这些缺陷在资源的损毁方面确实存在，并且是其中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就这些高海拔土地的情况来说，有必要强调，是长期生存环境的缩小迫使居民强占土地，从而导致生存环境的破坏。并且，下列问题将变得很突出：因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而引起的社会和自然再生产空间的日趋严重的缩小；作为同意贷款、技术援助和公益服务的条件，官方单方面决定和强加的发展计划和方案所施加的压力，把所有印第安人在一切技术系列（生产、医疗保健、社会化等方面）中的传统做法贬得一无是处。
热带雨林中的印第安人，是这样一种占有形式的主角，这种形式是如此精细地适应亚马孙地区生态类型的极端脆弱性，乃至他们在几个世纪中都一直未曾损害这一生态类型而成功地幸存下来。按照曾经提供这些印第安人不久前的背景材料的民族学家们的说法，印第安人曾经是在优裕的条件下幸存下来的。家庭群体的组织形式之间的明确协议，劳动的性别安排，同其他群体的关系，以及关于大自然如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群表现的高深知识，使这一奇迹成为可能。与山地和高原地区的农耕者和放牧者相反，社会的动荡和生存环境的混乱，已经并正在影响着这些园圃农业者、狩猎者和采集者居民。村庄中定居居民的减少，（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使团享有特权的惯例，畜群的引进，种植业的发展和森林的开发，以及有剧烈破坏性的器具的引进，都既没有轻易被这些居民所接受，也没有被他们所抵制。不了解这些印第安人在生存环境利用上的广泛特点、这一生存环境的脆弱性，以及这些印第安人的鲜为人知的活动是相对温和的、这是比这些印第安人本身能够犯的偶然的技术性甚或过分的错误更为严重的破坏因素。
这里所提及的关于食物生产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在文明利用生存环境的其他方面推广。据了解，如今这些方面包括民族生物学、民族医学、民族天文学等等。
印第安人维护他们的生存环境的斗争，并不只限于抵抗。最近几年，他们以关于一项替代发展的建议的方式，正在采取积极的斗争方式。省（州）、国家和地区各级的印第安民族或居民组织在他们的计划纲要和要求中，列入了制订和确认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方法论的必要性。这些原则和方法论是建立在对传统战略的承认和推进之上的。而这种传统战略，是在历史上被印第安人维护生存环境和保护社会生活的成就所证明了的。如同他们文化中的一切一样，这一考虑与一个广泛要求的总体保持着一致，这些要求也牵涉到语言。在这一总体中，有自动调节的权力和对他们的权力系统的承认等等。人们曾称这一选择为民族发展(etnodesarrollo)。在某些非印第安人论坛上，这一选择已被接受为提案。但是，这一选择并没有危及其他条件的完善。而自决、独立、真正的民主和参与等条件，对这一选择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还没有一个单词能够解释“etnodesarrollo”的概念。实际上，人们在应用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应用在美洲大陆的不同地方，并且在这些居民的文化特征、他们所占领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整体性的改善中间共同寻求一种最好的和谐。也许在将来，这些试验可能越来越多，最终产生许多微型模式，这些模式可供交替使用。最终会出现各种新的发展道路，能够保证各国的发展，而又不否定每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性。
印第安人及其发展模式
我们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印第安居民对生存环境的利用方式与发展计划和纲要所推动的方式，这些方式在自然资源保护基金方面以不同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根源存在于与国家社会形成的特点有关以及与世界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有关的多种原因之中。尤其明显的是，美洲大陆人口非密集地区的原料开采，同跨国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印第安人土地上的内部移民垦殖，被作为一个解决农业地区在土地方面的压力和有利于大庄园的农工业建立的虚假的、但很轻而易举的办法。
从文化的观点来看，这一现象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轮廓。当然，它不否认前面提及的结构方面的原因。发展政策是受争取社会总体在一切领域——语言、宗教、文化、经济等等的同质性引导的。实际上这些政策就是要取消印第安人的独特生活方式，并企图以其他方式来取代。在实践中，这一发展范例遇到了争取保留他们生活方式的同一性并在如此众多的、文化上颇有区别的人民中形成与他们的利益相协调的人民（包括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运动。政府推行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运动，就这样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人民不同意政府的这一发展模式，他们按照本民族文化中产生的模式发展，而且与本民族文化相协调。尽管各种全方位的发展计划正在确实得到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同意，印第安居民本身长期以来在所做的努力方面长期不够和分散，但是，民族和社会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并未被消除，而且明显地将一直扩大到本世纪末。谋求一致的努力曾经造成重大的混乱，不过不是发生在单一文化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多元文化的地方。
前述论据使我们可以建议，任何社会发展的新方案都要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必须接受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在这一多元性中，印第安人表现得最为滞后。因此，再也不能把用于衡量从中心社会和所在国社会向以文化多元性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的原则，作为包医百病的良方来继续使用。这些社会应该明确它们自己走向未来的选择。
印第安居民的组织不断得到巩固以及未来他们在美洲要求收回权利的主张越来越清晰了，社会各界和官方人士的支持也在不断增加。此外，令人鼓舞的是，可以看到一些拉丁美洲政府已经开始了一个进程：即承认这些居民保持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在谋求选择中拥有这些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我们要专门强调一下巴西修宪会议中关于印第安人状况讨论的重要性。这次修宪在对所提出的各种提案中的正常差异进行润色以后，已经决定以一个条款的正文（即《巴西宪法》第8章第8条）作为讨论的结果。该条文是：建立一些稳固的基础，从而在巴西改变了对待印第安人问题的方针。该条文特别承认印第安人在他们传统领地上的组织、习俗、语言、信仰、以及原有的权利；限制和保护对这些土地上的资源的利用。其他还包括保证用于维持这些土地的资金，但并不因此将印第安人的适当利用排除在外。为了体现一场全国性的社会大辩论的结果，为了给其他国家政府起示范性作用，这一宪法改革是极其重要的。
同样要提及的是哥伦比亚总统维尔希略·巴尔科最近（1988年4月23日）关于哥伦比亚全国政府保卫印第安人和保护亚马孙流域的生态环境的声明，这一声明是这位总统利用将普图马约(Putumayo)土地交给占领它的印第安人村社的机会发表的。在这一声明中，承认了印第安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对他们自己的组织形式的权利和对确立他们自己的规章和权限的权利，以及对宣布同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的权利。在宣布他的政府意图担负起保护亚马孙地区的自然资源的责任以及保护印第安人以后，这位总统强调指出了这样的保护措施：无论何时都不否认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居民所具有的享有现代社会利益的权利。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已经用法律形式承认传统的医生（江湖郎中和巫师）对人民的幸福所做的贡献。对他们的行医不再处分，并且开展各项事业，以便把传统的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以产生新的卫生和医疗方式，这些方式符合各国社会的特点。
最后，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在分别拥有乡和自治区的专门规章的同时，都指出了新的合乎宪法的法律方向：多元与民主。
（原载美洲印第安研究所《印第安年鉴》第48卷，1988年12月）
詹重淼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