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后殖民面孔：香港“混血儿”身体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混血儿论文,香港论文,面孔论文,景观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香港的殖民时期，混血儿(Eurasian)身份曾在政治、种族、族群、文化等多重压力下被限定和污名化。而在香港的后殖民语境中，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殖民势力渐渐消退，混血儿不再聚合为一个“种族”性群体，其阶级性和政治性也大大淡化，社会对混血儿的想象变得美丽起来，“混血儿”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完美的象征性身份——被认为是“跨种族结合的完美结晶”，代表着生物繁衍的优选法则。总而言之，“混血儿”成为令人向往的身份特征，是基因与文化的双赢。“混血儿”的身体景观在当代香港其定义不断被象征化、图像化，被诠释性想象，被刻板化审美，从平面到屏幕，从媒体到日常生活，“混血儿潮流”热度只增不减，其视觉效应衍生出各种商品，已然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大众消费符号。
不得不说，媒体在塑造和定格这种“完美”混血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大多数人包括混血儿在内，都意识到在亚洲的一些国际化城市，例如香港和东京，其当地媒体对混血儿的曝光和强调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另外，来自这些城市的人相比欧洲人来说也更能敏锐地捕捉到各族裔的不同之处①。日本和中国香港媒体对特定面孔的审美偏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对混血儿的想象和定义。不少人认为，混血儿就是日本时尚杂志和中国香港电影中呈现的那种样子(例如长谷川润、藤井莉娜、Angelababy、Maggie Q等)②。当代的日本流行文化对“混血儿时尚”的营造是显而易见的，混血儿总是被塑形成高级、鲜明、令人渴望的角色。日本对中国香港时尚有着相当的影响。香港本地的畅销杂志中有不少来自日本，如《Vivi》、《Ray》、《FUIDE》、《JJ》、《Glamour》等，它们均大量使用混血儿模特。这些日版杂志和香港本地媒体相互作用，对“混血儿时尚”的追捧不遗余力。无论是纸媒杂志，还是地铁、商场里的广告，到处充斥着混血儿模特的身影。他们身姿曼妙，装扮时髦，长相正符合媒体一贯秉持的混血儿刻板审美——中西结合，亦中亦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比如这些混血儿面孔被《时代周刊》描述为“异常鲜明、充满异域感而又不失亲切，没有威胁感”③。他们成为这个时代审美观念的招贴广告，成为各种各样号称“国际化”的、“世界级”的、“进口”的、“时髦”的商品的最佳代言人。公共空间中无处不在的混血儿模特代言着各种内衣品牌、塑身中心、美颜产品，向潜在的消费群填鸭式地灌输着“混血儿就是美的标准”的概念。集以上种种特质于一身的混血儿，他们本身甚至直接定义了后殖民语境中的“美”。
图表1 香港九龙塘地铁站，由混血儿模特LIZ YOUNG代言的瘦身美肌公司广告
生存在这样的社会想象中，不仅如今年轻一代混血儿意识到此身份带来的社会优越感，甚至曾经经历过被排挤和被羞辱的老一辈混血儿也明显感受到境遇的巨大变迁。遥想当年，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混血儿即是殖民的伤痕和道德的残缺；时至今日，对年轻一辈而言，当混血儿则是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在身处文化、种族交叉的身份中，他们获得了其他人群难得的特权和益处，使他们在同龄人中变成焦点人物，从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鱼得水。
另一方面，混血儿也变成民间优生理论的宠儿。在田野调查中，香港本地人和我所接触的混血儿受访者都试图解释混血儿为何会如此受欢迎，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父母(种族、地域、族群等)隔得越远，生育的后代越优秀”的理念。跨种族的混血儿被认定是完美的结合体——因为他们从基因和文化方面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有种“一加一大于二”的魔力。在混血儿刻板印象中，混血儿的亚欧结合的外表更被赋予了诸多美好的期许。他们都是“优生”的极致例子，代言了这个时代的时尚标准：聪明、美丽、国际化。
在如此的审美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年轻女孩极力模仿混血儿模特和明星，利用各种美容、整型手段使容貌能多一分接近“混血儿”。谷歌的“混血儿妆”竟可得到五百七十五万的结果；各大女性网络论坛上也充斥着对混血儿潮流的讨论和分享。这些为造就混血儿般的容颜所做的努力，表面上看是对日本或西方文化的俯首称臣，但实际上更体现了香港本地的社会变迁。通过主动地改变而成为“他者”的实例，证明当代香港社会具备了改变“种族/族裔”特征和选择身份的可能性，这在殖民时期是绝无可能的。
总的来说，“混血儿”潮流的形成，媒体传播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香港本地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受到日本和欧美的影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市面上大多数改变体貌特征的化妆手法和工具(如彩色隐形眼镜、双眼皮胶、染发剂等)，其实早已存在了，有的甚至已面市半个世纪了。这些器具和手法确实是早年从西方和日本传入的，但它们的广泛应用和流行却是从近些年才开始的。这样的时间差究竟表明了什么④？我们知道视觉形式是时尚的表达方式之一，但我们更须思考的是，这些视觉形式所表达的时尚究竟反映了什么背景？
曾被视作“杂种”或“变种”的香港混血儿，而今成为了“优生”和“完美”的代名词。就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混血儿的定义和境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这样的变化绝非只是一种时尚潮流这么简单，此现象背后深藏着值得关注的种种社会、文化、政治等的因素。
一、“种族”分类的消失与象征性身份的复兴
混血儿在香港殖民的早期和中期时，是作为一个种族分类的类目存在的，并非仅仅是一个族群身份。在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交媾的香港，在跨族裔婚配被唾弃甚至被严禁的时代，混血儿这一群体曾长期承受着种族歧视，遭受体制性压迫和社会道德机制的排斥。
自1841年直至“二战”前，混血儿的社会境遇一路荆棘。1941年日侵势力的涌入，给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结构性影响力带来很大的冲击。50年代伊始，由于政治、教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混血儿从一个聚集的群体开始慢慢变得疏松。进入70年代，由于香港逐步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财政和行政亦走向相对独立，中西交流愈来愈热络，香港本地对西方文化包括审美观念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早期殖民时期的三群——欧洲殖民者、中国人、混血儿——分离现象几乎消失。自此，香港混血儿进入离散(Diaspora)阶段，众多的混血儿移民国外或隐匿身份，“混血儿”这个种族分类从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已消失。90年代后，随着世界格局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变动，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多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人权理论、反种族歧视等理念大为流行并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种族主义在政治结构上全面退场(至少表面上如此)。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流使人们对跨种族接触也有了更大的接受度。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们的国际化视野，给“混血儿”概念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一)殖民时期的“杂种”
在殖民时期，“欧亚裔混血儿”这个名词曾用以特指在殖民地出生的驻亚欧洲人与当地亚洲人的后裔，这个概念在种族社会学家、殖民者和当地群众中非常流行。这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及其社会秩序紧密勾连的概念。
在对种族和阶级高度敏感的社会中，人们对跨种族、跨族群的亲密关系普遍持反对和抵抗的态度。各个欧属亚洲殖民地，包括香港在内，混血儿总被看做是对殖民统治和殖民阶级的逾矩，是生物上的退化和变态，更是一种道德和智性的倒退⑤。当时的种族社会学家和秉持种族观念的生物遗传学家，均将种族杂交视为生产劣质后代的根源之一⑥。因此，混血儿被看做是“问题”、“麻烦”、“怪胎”。
殖民香港中深重的种族主义有着历史和政治的双重原因。比较而言，几百年前的英属印度虽也经历了殖民，但由于印度本地的宗教力量非常强大，既有的种姓制度也影响深远，因此英国的殖民制度对印度民众的作用相对受到制衡。百年前的香港则完全不同。不仅19世纪英国侵占香港时，帝国主义已发展成熟，具备了强大的殖民能力和野心，而且当时的香港几乎没有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制衡的本地力量，基本是白纸一张。正因如此，英国得以迅速地将帝国主义的种族与阶级观念铺张开来，植入香港社会，使香港很快形成了一个微缩的帝国主义层级社会。因此，比起老牌的亚洲殖民地英属印度，香港殖民社会的种族意识要强得多，对混血儿的容忍度也相对低很多。
另外，大多数早期出生的混血儿都是非婚生的，其父母的组合情况通常为一个欧洲父亲和本地华人母亲。而与本地华人有亲密接触的欧洲人大都来自中下阶层，很多就聚居在华人社区中，具有与本地华人打交道的机会，明显有别于居住在“山顶”(The Peak)的欧洲上层人士。至于那些华人女性，作为欧洲中下阶层人士的情人，普遍出身较低，或为疍民，或为妓女⑦。在阶级地位低下和种族主义教条的双重压力下，出生于这样背景的欧亚混血儿不仅被欧洲人看不起，也被本地人看不起，处境非常尴尬。对于英国人和中国人来说，他们同样是“不东不西，不三不四”，跨越于不同种族、族群、国家边界之间，在既有的种族层级结构中很难被定义为任何一个种族⑧。这一象征着种族混乱、宗亲不明的“混种”，既挑战了英国人的层级制度，又挑战了中国人的宗族观念，还“玷污”了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都有的种族洁癖和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由此，英国殖民者将混血儿划分为一个有着明确族群边界的群体，把他们判作一个独立的“种族”。在那时，混血儿是在社会、文化、政治意义上均被孤立的一群，社会孤立和种族歧视时时铭刻在他们的身份中。生存在这样的社会眼光中，混血儿忍受着各种来自社会和文化的负面解读和压制，历经了自我认同和自我评价的危机。殖民时代的混血儿无一不怀有强烈的文化异处感和失落感⑨。
从1841年英国占据香港直至1941年“二战”时日本入侵这段时期，混血儿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多血统和双语的背景，混血儿通常充当服务于殖民者的角色，他们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买办，成为欧洲对亚洲殖民统治的桥梁和中介，他们也因此常被预设在殖民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混血儿之所以能为殖民者所用，其实与殖民者提供给他们教育相关。19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混血儿，他们的父亲多为暂居香港的欧洲人，很大一部分在他们童年时期就离开了香港。这些儿童跟随亚裔的母亲生长，因此欧洲殖民者在香港开办了很多教会学校，教授这些儿童英文和“道德规范”⑩。
尽管受到一定程度的“教化”，混血儿在当时的香港社会仍不好过。早期的殖民地香港对跨种族婚姻和亲密关系有着非常严厉的惩戒——包括道德上的和制度上的。在一些英属企业中，一旦发现英国男性与中国女性发生亲密关系，其人将被革职；同时，受创的不只是他的职业生涯，还有他在欧洲圈子里的声誉(11)。
(二)“种族化”的建构——混血儿身份的逆转
混血儿的存在被视作“反常”。笔者认为，他们的“反常”，并非全然是由于背离了某种审美的或生物性的判断标准——这两者亦是被社会语境制约的——“正常”和“反常”的标准是相对的，而且是随时空变化而变化的(12)。在当时，个体的生物性是否“正常”的标准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种族主义的。混血儿在当时被定义为“反常”，事实上是社会性的“反常”，是在通婚制度、阶级制度和种族制度上不被社会接受的“异类”，其存在违背了殖民主义的种族洁癖和层给规范，正如鲍姆所说：“从来没有种族，只有‘种族化’身份。”(13)“种族化”身份确立了社会成员的属性，限定了谁属于什么群体，这个群体属于什么阶层，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在殖民社会中，殖民者利用严苛的种族主义施展其统治力。种族主义携着社会歧视和道德惩戒，随着殖民社会的兴盛而壮大。殖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对混血儿不能容忍，很大一部分源于他们的出生逾越了社会层级和政治体制原有的界限，并且折射了其家庭中发生过违背欧洲社会伦常和种族阶级的事情(14)。
种族分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与文化差异很有关系，但事实上，文化差异是次要的，首要的决定因素还是权力制衡(15)。权力关系一旦发生改变，种族观念也随之改变，文化的差异性也会被重新定义——或被模糊，或更尖锐。香港混血儿的例子就是这样。随着香港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殖民话语下的种族意识和分类行为逐渐消失。在日渐自治的香港，欧洲的政治力量已经淡化了许多，本来理所当然的种族、族群定义，现在都变得无关轻重。“混血儿”身份也渐渐脱离了种族意义，变成了自我定义和消费的符号(16)。
事实上，混血儿境遇的戏剧性转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种族”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逆转和自我推翻的。混血儿作为一个“种族”，随着殖民主义的消退而失去意义，但在后殖民语境中却又以一种身份符号的形式复兴。今天的“混血儿”在社会话语中已然成为了一种身体景观，他们既不形成一个族群，又没有固定的社会圈子，其社会职能多种多样而不再限定于为殖民者服务。这样的转变历程，反映了种族分类随着殖民种族主义在香港社会的兴衰而兴衰，从而证明了“种族”理论的可构建性和非绝对性。
今天对混血儿的美化想象，亦是另一种“种族化”认知的体现。这个过程是当代“种族化”的视觉表现：它基于已有的种族观念，建构“混种”的当代含义。基于对种族的刻板认知，当代媒体手段和民间想象完成了对“混血儿”这个身份符号的实践，使这种想象由非实质变成实质，由抽象变成具象。这种想象的符号、景观又不断地在媒体图像和大众口耳相传中被凝固、被权威化，最终成为了一个“种族化”的虚构形象。这个“种族化”与殖民时期的种族化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缺乏一种体制性的张力，仅是一种对日常社会中既有种族概念的延用。这种延用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选择性，这样的“种族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身份特征和身体景观的建构，基于对某类型种族特征的诉求，而非基于种族主义。
二、当代在地语境中的“混血儿”
需要指出的是，“混血儿”作为种族分类的消失，进而变成一种想象的美好概念，这一现象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其实，全球化只能说是动因之一，并非根本的制动因素。多族裔流动、交融是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特征，混血儿也融于此大潮之中。然而，人口全球化解释了流动，却无法解释为何流动。而且，早在香港全面国际化之前，“混血儿”作为种族类别的弃用就早已酝酿发生了，全球化无法完整解释这个现象。混血儿的身体景观之所以被想象、被建构，其背后原因应该更加多重而微妙，集体性的图像或景观所表达的内涵之深远往往不可估量。
(一)媒体“教唆”与民众需求——当代“混血儿”观念的建构
从实践角度讲，后殖民语境中的完美“混血儿”面孔，亦是由媒体与民众共同构建的。媒体选择性地曝光特定的混血儿面孔，极大地促成了民众对混血儿的刻板化审美。媒体的偏好首先构建了民众的想象，而民众的想象又反作用于媒体的选择。“混血儿”的身体景观被刷上了国际化、多元文化交融等公共期待的色彩。这种刻板化审美的标准可以用英格纳缇对“异同观”的一段评论来总结：“今天我们对自由、创造和友爱的日常追求体现在了对‘异质’和‘多文化主义’的开放性，但是，‘异’的程度不能过大；开放性是有限度的，关键是‘同异’的比例要合适。”(17)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媒体导向控制着特定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刻板印象的形成。不断涌现的媒体图像促使我们去选择，促使我们“品味”的形成。通过调控图像输出和输入，媒体掌控了消费清单，亦进一步掌控了欲望。我们的消费，实质上是被“教唆”的；更有甚者，我们的消费欲望，也是被“教唆”的。在媒介信息爆炸的香港，来自欧美与日本的视觉图像与本地需求相勾连，“混血儿”潮流在这种勾连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含义。事实上，这些被赋予混血儿刻板印象中的文化想象，慢慢变成了日常语境中的审美标准，逐渐被认可这些审美观念和商品的消费主力——香港民众所吸收。通过漂亮、富足、上流社会感的面孔和智性十足的跨国人士等图像，香港媒体将对混血儿的完美想象具体化、扩大化。这些面孔所代表的所谓“国际化”商品，不仅仅成为文化的消费，更是审美的消费。这些商品理念的设计是通往符合当代审美最高端标准的通道。
进一步说，后殖民想象中的“混血儿”这种看似结合了中西方的审美，并非浅表地源于香港本地对欧美或日本审美标准的吸收和模仿。正相反，这种审美是本地生发和生存的。从表面上看，对混血儿的刻板化审美强调“混”得刚刚好——不过于西化，“混血儿”的特质又必须一目了然。“混血儿”的身体景观必须符合本地人对西方“美”和混血儿“美”的理解和想象，是本地化审美理解下的“混血儿”美。再进一步看，香港作为接受和发展混血儿审美观念的温床，也是有其特定环境原因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香港的退场，香港对人性的开放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接受，都为个体在身份和族群的自由选择上奠定了宽厚而包容的基础。在当代香港社会，多元文化主义是被大力推崇的，这与混血儿的刻板印象之一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混血儿在现今被强调更多的是多元文化交融甚于多种族交融。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国际化城市，也是香港自己引以为豪的城市性格之一，“混血儿”的当代定义也正符合这个城市的文化审美期待。再者，混血儿的刻板审美基本为欧亚混血儿，而不是非洲人或地中海人的混血儿等等，从这点也可看出，此处的多文化交融是被选择过、被限定的。在香港本地生发的时尚潮流，必定与这个城市的当代文化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当代在地语境的“混血儿”身体景观
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与身体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密。混血儿的例子证实了：文化可以被身体承载，特定的文化欲望或政治诉求可以被投射到某种身体景观上；文化欲望和政治诉求又会随着时空转换而变化，从而身体景观的表征与内涵也会随之转换。同时，社会文化语境对种族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我们常常认为凝固的定义，其实正在不断地被修改着。混血儿被定义为丑或美，绝非是生物性的改变，而是一个时过境迁导致的文化事件。当代对混血儿的新的种族性解读，已然不再基于殖民时期的种族主义理论，而更大程度上是披着一个符号化和景观化外套的“种族”概念。这个概念并不隶属于殖民种族理论，而是借用了大众对“种族”的浅薄理解。在当代，它已然从一个种族类别，变为一个身体类型。
而今，在媒体与民众话语中的“混血儿”，其种族性已经淡化了，其被美化的符号性和景观性则成为主要内容。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和强调，实质上是在使用和强调它的文化性。混血儿的当代文化性促成了其身体景观被美化和追捧的热潮；反之，在既定的审美下，通过对身体的重塑，也令“混血儿”潮流的推波助澜者和追随者得到了一张进入当今炙手可热文化的门票。例如，模特代理、广告商、粉丝们纷纷用各种手段来利用和迎合“混血儿”。为了赢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模特将自己的外型通过化妆和整形手段使之更接近混血儿的刻板形象。女性网络论坛和杂志中，随处可见关于“如何变得看起来像混血儿”的教程。这些“混血儿”潮流的追随者按照媒体的指引，方方面面地参考了混血儿的“种族性特征”，并将之建构在自己身上，“重组”自己的身体。这样的自主性“种族化”是否是种族主义的回潮呢？
图表2 杂志中的“混血儿妆”样板，来自2006年6月号的港版《RAY》
其实不然，“重组”身体和重建种族性特征若是在种族主义环境中是几乎不可能的，就算可行，也常常是为了遮蔽或篡改自己的族群外表特征以达到脱离某种劣势族群的目的(这在殖民时期的混血儿中时而发生)。这并非一个愉快自主的选择。种族主义的一系列界定和建构种族特征的动作，是由上而下的压力。当代语境下的重组与重建，其中心词在于自主性和可选择性。成为“他者”在今天变得可能，证明了殖民主义种族理论在现今社会机制中的退位。而今，许多社会对改变个人身体外貌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尽管仍有部分地区因为宗教或其他原因会相对保守，但整体来说其开放程度大大超越了殖民时期(18)。在后殖民语境中，“种族”和族裔边界不全然由政治话语权掌握者来界定，人群的差异性也可以通过民众在生活中“视觉阅读”来判断，而非一味地体制性审判。成为“他者”的可能性，反映了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代表了人们对族裔差异的抗拒正在降低，对个体身份的定义也不再拘泥于种族界限。这是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进步。
但同时，这种“视觉阅读”也有其弊端：往往某些有优势的族裔特征注定会被凸显出来，反之某些“劣势的”特征则会被忽略或掩饰掉(19)。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些产品和工具，更自由地选择表现或隐藏自己的某些特征，从而彰显自己所选择展示的身份。如今，人人都有了从既定身体景观中解放、创造新的身体景观的可能性，自我选择的身份甚至可以替代社会判决给你的身份。在当代社会中，可自主地变幻和选择自己的身体表现甚至身份，正是从种族界限和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三、从绝对主义到文化想象——解构“种族”的“科学性”
“混血儿”身份的戏剧性变化，有助于我们深度理解“种族”概念的社会性。种族理论最早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遗传学和生物学的社会性应用，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生物科学的社会性曲解。它是一个社会文化构建的概念，其“科学性”被各种权力制约和定义，随着政治与社会语境变迁而改变。种族概念的所谓的科学性和绝对性，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人们的想象又被权力机制所深深地影响和控制。总而言之，“种族”理论是个需要被打上双引号的概念，因为其自然性、科学性和绝对性其实都是被构建出来的。
解析“混血儿”身份在不同语境下是如何被定义的，充分证实了“种族科学”的非科学性——它的科学性是被“文化化”了的，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构建出来的。通过此例亦可窥探种族理论在社会中是如何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的，探究其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内涵，瓦解种族理论及其代表的社会机制的绝对性和权威性。
(一)非自然的“种族”
“种族”概念和理论常常被看做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在普遍认识中，“种族”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的、必然的存在(20)。对种族最常见的认知是“它概括了生理特征、行为特征和文化差异”(21)，给人类划分种族被认为是“即便利又符合自然划物规律的方法”(22)。
但人类有个通病，总认为一个词的存在就必然有一个相对应的事物(23)。种族理论也基于这种逻辑——各种族都有对应的自然存在的类别，种族就相当于自然界物种之一。然而，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其概念和类目是由人类创造的。正如保罗·泰勒所言，它是“随着政治力量发展而被创造出来的体制性‘事实’，绝非自然事实”(24)。它并不是一个等着人类来为之命名的自然存在，而是我们生造出来的解释世界的方法，属于人类创造的事物分类法的一种。种族的出现，是一系列协商、妥协、胁迫的体制性实践的结果(25)。一句话说，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发现的。因此，我们批判种族主义，就是批判这个“种族化”的过程——种族主义、种族化身份、种族歧视等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性问题，但这一切与人的生物性并无关系。
(二)非科学的“种族”
19世纪以来，“种族”不断被用作科学术语(26)。解构“种族”的所谓科学性，理解它被科学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克服现存的人权理论的局限。
首先，种族的科学性支撑了种族观念的合理化，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压迫撑腰。政治(广义)和科学的合谋助长了所谓“种族科学”的生发，助长了因为种族主义导致的各种不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形形色色的种族名称来给人类分类，对人类社会、文明、族群的多样性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从政治、社会、文化角度上给人类带来疾痛(27)。“种族科学”，如鲍姆所言，无论是从生物学、遗传学，还是体质人类学的角度，“都从来不是一种中立或有效的概括人类多样性的方式。它其实是一种微妙无声又城府极深的‘权力的科学’”(28)。殖民时期甚至往后很长时间，社会分层和压迫很大程度上都基于这种“种族科学”。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就是福柯所说的“政权构建的真相”——权力关系制约了任何形式的知识与真理(29)。政权及其体制的各个层面作为外部环境，对科学的内在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并直接影响了此“科学”或“真理”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和绝对性(30)。很显然，“种族科学”就是一个成功的“政权构建的真相”。
(三)社会性的“种族”
种族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科学的，它就是一种社会文化构建出来的产物。人们去辨析种族，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阅读”，而非“判断”。尤其是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种族分类的淡化和种族主义的退潮，致使“种族”概念变得更接近于种族体征，其体制性的内涵已然消失。
在日常生活中，种族理论虽无科学基础，但“人人都相信它有科学基础”——是个既定的社会事实。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种族理论对人们起到了反作用。种族理论虽然非科学、非自然，但它确实是人类社会史上真实的一章——种族理论不断地在日常社会中被应用、被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很真切的。而且，时至今日它仍旧对人类社会起作用，对社会成员的生活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真实的。
另外，有的人或许会设想，若“种族”完全是被构建出来的社会产物，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废除它。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可以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化。然而，从现实角度而言，这将会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任务，而且最终结果未必乐观。其根源就在于种族理论的社会现实性——扎根于人的经验认识当中，深入地影响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分层等，而且这些既成事实还会继续下去。尽管混血儿的兴衰史证明了去种族化在一定范围是可行的，但这依旧是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而且一旦语境改变，种族化可能又会死灰复燃。
19世纪40年代以来，混血儿群体跨越过百年的殖民直至后殖民以及全球化的今日，从“杂种怪物”到“完美结晶”，他们的境遇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混血儿本身绝非发生了任何生物性的变化，其实变化的只是社会对他们的认识和态度。“混血儿”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随着殖民主义的退场而消失，但当它被再次提起时，其境遇竟然与历史上截然不同。昨天，“混血儿”身份是殖民主义的弃儿，而今他们的面孔则是“消费社会变迁”的宠儿。作为想象中的后殖民的美丽面孔，“混血儿”的身体景观续写了香港殖民变迁史和种族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发展人权理论，是解构种族绝对主义的有力例证。
后殖民语境里的“混血儿”概念，与新社会制度和新劳动分工等社会变化紧密相连。今天的人们会更积极(也有更多机会)去调整自我，从而与社会变迁脚步相契合(32)，更多地接受去种族化、多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而当下“混血儿”风潮之所以流行，也与这种意识形态普及有莫大的关联，成为一种可视的意识形态表现。这种审美表达挑战了既定的界限，模糊了国族的边界，对抗了殖民主义的旧识，同时对这种审美的当代实践，例如对跨族裔通婚的宽容，代表了个人身体在两性关系和身体景观上的自由选择和流动性，这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实践性抵抗。
注释：
①笔者从2009年5月至2011年12月间，对数十位香港欧亚混血儿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包括各人性别、年龄、职业、背景等。
②日本主流时尚杂志如《Vivi》、《Ray》等，国外媒体一些文章也有对混血儿潮流的相关评论，文中亦提及几位香港混血明星，文章包括：Victoria Namkung,"Exposure:Cashing In on That 'Mixed Look'",MAVIN 4(2000):38-42; La Ferla Ruth,"Generation E.A.:Ethnically Ambiguous",New York Times,December 28(2003).
③Hannah Beech,"Eurasian Invasion." Time Asian,at http://www.tin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06427,00.html,accessed 23 April,2001.
④⑩Laura Miller,Beauty up:Explor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Body Aesthe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59,p.122.
⑤Carl T.Smith,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98
⑥Henry J.Lethbridge,Hong Kong,Stability and Change:A Collection of Essay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⑦Henry J.Lethbridge,"Caste,Class and Race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in David Faure(ed.),Hong Kong: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2003,pp.517-528.
⑧(11)Vicky Lee and Meiqi Lee,Being Eurasian:Memories across Racial Divide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3,p.6,p.16.
⑨David Faure(ed.),Hong Kong:A Reader in Social Hhistor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2003.
(12)迈克尔·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13)(14)(20)(25)(28)Bruce Baum，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ucasian Race:A Political History of Racial Ident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p.122,p.244,p.235,p.242,p.245.
(15)Werner Sollors,"Foreword:Theories of Ethnicity",in Werner Sollors(ed.),Theories of Ethnicity:A Classical Reader,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120.
(16)David Guss,The Festive State:Race,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s Cultural Perform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7)Moel Ignatiev,"Race in a Post-Civil Rights Era",Keynote Addres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Jan 19(2004).
(18)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4.
(19)Rebecca Chiyoko Kong-O'Riain,Pure Beauty:Judging Race in Japanese American Beauty Pageant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tota Press,2006,p.164.
(21)(22)Ashley Montagu,Man Observed,New York:Tower Publications,1971,p.148,p.149.
(23)Ashley Montagu,Man's Most Dangerous Myth:The Fallacy of Race(6th ed.),CA:AltaMira Press,1997,p.152.
(24)Paul Taylor,Race: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2004,p.86.
(26)Appiah K.Anthony,"Race,Culture,Identity:Misunderstood Connections",in Appiah K.Anthony and Amy Gutmann(eds.),Color Conscious:The Political Morality of Ra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41.
(27)Jonathan Marks,Human Biodiversity:Genes,Race,and History,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1995,pp.38-45.
(29)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Paris:Gallimard,1975,p.60.
(30)Susan Haack,"Staying for the Answe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ly 9(1999):13.
(31)Lionel Caplan,Children of Colonialism:Anglo-Indians in a Postcolonial World,London:Berg Publishers,2003,p.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