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拉动效益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效益论文,进程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产业拉动效益，指的是以各产业之间或某产业内部上、中、下游产业之间的前后向关联关系为基础，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中、上游产业所形成的拉动或刺激作用。就制造业而言，产业拉动效益具体表现为下游加工行业对中、上游行业的中间产品或资本投入品以及原材料等的需求，为后者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市场条件。同时，刺激后者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往往都是循着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加工工业后中间产品或资本品工业的路径发展的。以不同行业间的前后向关联关系为基础的产业拉动效益，对制造业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升级，起着基本的规定作用。这一看法，可以从一些国家制造业逆向发展轨迹的教训中得到初步的验证。一些后发国家比如我国，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因为受当时国内外经济、政治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选择了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逆向发展战略，制造业结构“重重、轻轻”，严重失衡，最后不得不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依据产业拉动效益的作用，以调整已经严重失衡的产业结构。其中，产业拉动效益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环向关联关系得不到有效地抑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产业拉动效益产生与作用的基础是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在一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它起着基本的规定作用。所谓结构升级，一方面表现为不同行业或部门间构成比例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产业拉动效益的作用下，某个下游加工行业或部门的急剧发展，会直接拉动或刺激与其具有产业关联关系的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发展，使得这些部门或行业能够快速地实现并获取其自身的规模经济效益，为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得到引进、开发和推广，资本技术或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比重不断上升。同时，下游加工行业以及由其拉动的中、上游行业或部门的发展，形成对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需求压力，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发展基础产业势在必行，而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部门的发展，不仅进一步降低加工产品的成本，也会诱发一些新兴行业或部门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内部结构因为行业或部门比重的变动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从生产过程看，则意味着产品的再加工程度不断深化，社会生产结构的迂回程度进一步增强。下游加工行业的产品，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拉动效益与结构调整多数都是直接面对市场需求的最终消费品。在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下游加工行业起着双向的中介作用即在适应市场需求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影响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国内需求和对外贸易结构，往往都是通过下游加工行业的产业拉动效益依次传递，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由下游加工行业发展引起的对中间需求份额和资本投入品需求的增长，自然会促使社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业内各行业或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社会生产结构的迂回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由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引起的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导致了最终产品生产中的中间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产品的再加工程度深化，随之出现高附加值产品对低附加值产品的替代。因此，在制造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中间产业的加速发展阶段，越是大国，这个阶段越是不可避免。而充分认识产业拉动效益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是我们在当前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时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象许多后发国家一样，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的问题。
在原有的以产业分工、产品出口为主要形式的贸易主导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主要是通过产品贸易的形式实现的。由于处在同一水平的产业梯度上，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实际是一个互相利用他国经济资源的问题，不过是采取了以互相争夺对方国内市场的实现形式。而处在相对较低的产业梯度上的发展中国家，则是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产品和设备，来满足国内的消费和生产需求，逐步建立或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采取进口替代还是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都会产生一个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获取较为先进的中间技术，节约学习的时间和过程，相对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国内的制造业也同时与国际制造业体系产生关联，具体表现为本国下游加工行业对发达国家中间产品的需求。当经济增长引起对中间产品或资本品比如钢铁、化工材料、机器设备等的需求时，因为本国中间产业在技术水平或供给能力不足的限制，市场需求的部分或大部分“溢出”，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则获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的问题。也有学者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溢出现象（注：参见殷醒民著：《制造业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国1978—1998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第1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一般而言，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的现象会逐步得到抑制，直至消除。这是因为“国际上有许多成熟的技术可供利用，使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比传统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要短的多，这是技术转移带来的益处”（注：同上，第137页。）。不过，这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时期的发展过程。由于在工业化进步、历史的和现实的发展条件等方面存在差距，产业拉动效益溢出会长期存在，并由此形成各国间不同水平的产业梯度，即所谓的“雁行发展形态”。在这方面，日本与亚洲“四小”之间的工业化发展关系最具典型特征。
二
以上描述的是原有国际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拉动效益及其溢出的问题。当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时，产业拉动效益溢出问题越发地凸现出来，并且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几十年来，由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所推动、并且因为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和经营中的战略由简单一体化向复合一体化的转变，其内部子公司之间日益发展的联系，使得不同国家间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愈来愈密切，经济全球化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
作为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种趋向，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1.跨国公司在投资、生产和经营中所奉行的经济运行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基本的、普遍地认同，具有强制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全世界经济运行规则趋向一致性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并且以有效的方式推动着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一致化的进程，在当代世界，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经济运行规则，特别是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是资本主义的规则”（注：金锫：《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
2.作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力量，跨国公司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方面具有领先一步的优势。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或推动一批新兴产业如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兴材料等的迅速成长。各国在新兴技术方面的竞争直接表现为对新兴产业技术标准控制权的争夺。而拥有对某个新兴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权，则意味着占据了该产业发展中的垄断地位，直接获取垄断利益。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则为以资本为代表的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必需的技术手段。因此，在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跨国公司，既有推动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又获取了实现从简单一体化向复合一体化战略转变，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扩大其国际市场份额的技术手段。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掀起之际，借助新兴产业产生与发展之机，在控制新兴产业标准的同时，不断地将其奉行的经济运行规则提升至制约全球经济运行的支配地位上。依据一硬（产业标准）一软（经济运行规则），跨国公司的规模扩张能力不断增强。资料显示，目前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已占国际贸易总额的70％以上。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所在；
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有的产业分工、产品出口的贸易主导型迅速向技术分工、创新为主的投资主导型转变。正在形成的“创新中心（核心技术）—制造中心（边缘技术）”的分工格局，在逐渐地替代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垂直分工的原有格局。具体看，美国正渐渐成为世界经济提供增长动力的创新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中心，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则基本处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的同一级次、同一区间内。在这一新的分工格局中，技术尤其是代表最新水平的新兴技术，成为最具竞争力优势的经济要素。资本则是这一要素发挥作用的必要载体；
4.不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继续以原有的产品贸易形式来维系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分工与合作，还是通过积极吸收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单纯的贸易形式极易受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狙击，进而国家的发展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如果将吸收和利用外资作为一种手段，直接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那么，在必须遵循跨国公司所奉行的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国内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将出现因外资的全方位进入而被割裂、分离乃至取代，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现象严重的可能。同时，在处于技术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产业边缘化或技术边缘化的可能。如果说，在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通过主动选择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抑或两者并用的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能够基本掌握在防范和抑制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的主动性的话，那么，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主动性则大大地被削弱了。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强制”：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丧失发展机会，沦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虽然获取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面临着风险、损失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及其资源配置的全球化。通过投资，跨国公司将自己的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所谓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无论在保持和实现还是寻求其竞争优势时，都越来越自觉地将价值链的任何部分安排在能为企业带来最大整体利益的地方，尽可能有利可图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己的生产和经营。这种全球生产经营一体化的发展战略，使得跨国公司在认识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的判断标准，并由此进一步导致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确立不同的投资目标，采取不同的策略。具体说来，当某个跨国公司将某个发展中东道国市场当作其从事生产与经营的直接战略目标时，维护企业所有权优势，防止生产技术的扩散，就成为该公司寻求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结合时的第一要则，其价值链任何部分的安排都会尽可能地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换一种场合，当某个跨国公司是将第三国市场当作其生产经营的战略目标时，寻求低成本优势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目的。因此，除了代表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核心技术需要保密之外，它会采取一种与东道国区位优势或比较优势广泛结合的策略，通过分包、零部件生产、某些原材料的供应等，将一部分东道国企业纳入到该跨国公司区域或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来。这种因投资类型和目标的不同所引致的跨国公司在资源配置、技术转让与技术扩散等方面采取不同策略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的跨国企业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企业内部不同的产品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那些保持和实现其竞争优势的跨国企业身上，那些寻求自身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也会因经营目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策略选择。这至少可以部分的解释跨国企业的很多产品并不是由母国扩散到海外，而是一开始就是在海外设计、研制并销售的现象。
制造业中的市场寻求型跨国企业，如果以占领和扩大发展中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话，那么它们通常会针对不同的行业或领域，运用不同的竞争策略，以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比如，在资本的投向上，一般均选择发展中东道国的下游产业或下游产品；对于处于空白状态的行业或产品，一般采取独资经营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外资跟进”现象中，领先进入的企业所采取的经营形式会对随后进入企业在选择经营形式上的左右和影响）；对于那些发展中东道国企业已拥有相对完备的营销系统与一定市场份额的行业和产品，跨国企业则往往采取合资、收购兼并等方式，利用本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被收购兼并企业的营销系统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一方面竭力保持和实现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另一方面寻求这种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区位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结合，其管理技能、管理经验的扩散效应一般会大于其技术转让的效应。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复合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结果：
一是原有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雁行形态”格局逐渐处于崩溃、瓦解之中。处于相对低水平产业梯度上的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业，在外资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并同时形成相应的配套能力（尽管没有核心技术），甚至具备与发达国家某些同类产品竞争的能力，或者因外资的直接进入，改变其原有的与国外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关系，换句话说，由于产业拉动效益溢出的方向发生变化或者消失，国外某些制造业，包括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以往赖以发展的市场需求开始萎缩，从而使得处于领头雁位置上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相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地区，不得不面对传统制造业结构调整与新兴产业激烈竞争的两面夹击。目前日本与亚洲“四小”正处于这种境况之中；
一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及其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受到跨国资本的作用与影响。在理论意义上，外资进入往往会对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产生作用或影响，进而会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比如：增加了要素供给，缓解了因资本短缺、经济内源不足所引起的瓶颈制约；有利于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进入，可能一些技术还会填补发展中东道国的空白；提供了就业机会，扩大了就业规模；对发展中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均有着直接的强化作用，等等。
但是，理论分析与现实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一定的、不容忽视的偏差。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民族国家是完全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事例。产生这种偏差的根源，一方面在于跨国资本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上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以及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也不同。因此，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和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利益关系上的博弈。其中，如何认识并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因外资进入所产生的产业拉动效应溢出现象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三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的产业拉动效益溢出，具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其一，由设在母国或第三国的子公司生产的中间产品、资本品，以外资企业的设备、原材料的形式进入东道国，或者以产品进口的方式直接进入东道国制造业生产体系；其二，由跨国公司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生产的中间产品或资本品，为下游加工行业中东道国企业或外资企业配套。后一种表现形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企业的界定问题有关。我们以为，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生产某个产品的核心技术的归属关系，应该是民族企业界定的基本标准。有学者指出，“Made in China”只表明“在中国制造”，未必是“Made by China”，即“由中国制造”。在外资全方位进入的情况下，东道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差异，并且在这种差异中蕴含着东道国经济利益的流失，比如，制衣业是我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之一，但在制衣业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我国企业仅获得不足20％的部分（注：参见金锫：《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期。）。将核心技术的归属关系作为界定民族企业的基本标准，才能看清问题的真正所在。
在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三个因素即国内需求结构、对外贸易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中，国内需求结构处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国内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拉动作用更是举足轻重。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质态变化，即从以往的供给不足、需求旺盛转变为现在的有效需求不足、市场相对过剩。因此，推行扩大内需的基本政策，从理论上说，应该是现阶段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出路。但是，这一基本政策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绩效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1.现阶段出现的市场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偏差，集中表现在就业结构的严重偏差上。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在就业结构上存在的严重错位，是产生市场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缓解目前这种原因与结果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局面的根本措施，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各项政策的协调和配套，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现阶段扩大内需政策所能解决的；
2.目前所实施的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的作用指向，主要集中在居民的个人消费问题上。然而，依据钱纳里等人对结构变动的多国模型标准解式的分析，在人均收入由560美元增加至2100美元时，国内的最终需求结构中，居民消费需求的比重是呈下降趋势的（由70％下降至59％），投资需求的比重则由15％提高到23％。钱纳里等人认为，国内需求减少和净贸易变动是初级产品份额下降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而投资需求增加引起的制造业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间需求份额的增加。中间需求份额的增长占工业产出份额增长的一半以上，为59.2％（注：参见钱纳里等著：《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73、77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依据钱纳里的这个结论，推动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政策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最直接的着力点，应该是中间需求份额的增加，即尽可能地增加中间投入品的有效供给。
削弱和抑制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拉动效应溢出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单项政策都难以收到即时的效果，需要近、中期与长远政策的协调和衔接。目前，除了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培育和增强本国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之外，更是要将推动本国企业的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作为各项政策作用的基点。所谓抑制产业拉动效应溢出，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培育问题。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是一国保持产业竞争力长盛不衰的根本之道，也是在新的以“核心技术—边缘技术”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对策。我们以为，从近、中期与长远策略相衔接的角度看，应当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建立与完善行业组织或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其在传统制造业技术进步方面的应有功能。我国传统制造业领域内还存在一些急需填补的技术空白。这一方面是技术基础薄弱的历史原因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组织结构严重不合理的结果。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低水平重复与恶性竞争，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的能力。调整产业组织的根本途径是市场竞争，依靠“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淘汰落后，激励先进。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业组织——作为带有某种公益性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所谓第三部门——具有的某种替代和整合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补或改善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近期内，它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包括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以及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贸易争端的问题也随之增多，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政府按照WTO架构下有关条款，出面以协商、协调乃至诉诸争端解决程序及机制外，更多的诸如倾销或反倾销问题的调查或起诉应由企业尤其是行业协会承担。否则，出口通道一旦受阻，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加剧，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将更为困难；一是由行业协会出面，对本行业面临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或重大的技术问题，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组织或协调人力、物力攻关，或者以委托人的身份，将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委托给科研机构或研究开发力量雄厚的企业进行，以缓解传统制造业领域内一些企业“不进行技术改造等死，进行技术改造找死”的不利局面；
2.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应实行国家科技创新与企业科技开发相并举的政策。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一个正在形成的“核心技术—边缘技术”的分工格局正逐步取代原有的产业分工格局。所谓“一流的做标准、二流的做技术、三流的做产品”，正是这一新的分工格局的形象表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兴技术与新兴产业的激烈竞争，迫使我们不能再沿着“边缘技术—核心技术—产业标准”的常规路径发展，必须选择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径，将攻克核心技术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的基点。否则，难免陷入技术边缘化和产业边缘化的困境。由于现阶段企业的科技开发能力相对较弱，难以成为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的主导力量。因此，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高新尖端技术、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或者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的战略技术领域内，政府不仅要参与其中，而且要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企业则力争在产品的制造技术方面，不断地向核心技术推进，形成“两头发展、中间突破”的科技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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