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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6-0063-06
哲学是人类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的外显，当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时，文化学开始同哲学研究相结合，形成自觉的文化哲学。现代文化哲学吸收了文化学和人类学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把关于人的文化的实证研究同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关于人和文化的总体性理论。由于文化现象的深层的和无形的特征，文化哲学并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哲学学科或分支领域的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贯穿于所有的哲学领域之中的哲学视野。譬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理论、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韦伯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及人本主义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揭示了文化哲学的主题。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也同社会的深刻变迁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一次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所代表的经济开放和政治变革，社会的转型把人的生存方式的更新，即人的自身的现代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很多学者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中国民众几千年固守的封闭的、自在自发的、消极的文化模式，才能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出现了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出现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呼唤、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推动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从农村联产承包、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深化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很多问题又落脚到了文化的转型问题，落脚到人自身的现代化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中国哲学界又一次出现了“文化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东西方文化比较、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等问题，开始引起许多哲学工作者的关注，到了90年代开始形成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领域。
90年代是中国哲学研究比较活跃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公共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哲学，等等。在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中，文化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很具特殊性，由于它所探讨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深层的问题，即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转变，因此，它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而且它的影响渗透到其他一些哲学研究领域之中。
一、关于文化哲学的总体把握与建构
关于文化哲学的总体把握的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由于文化涉及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具有深层次性，因此，文化哲学的研究涉及众多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文化哲学研究本身界限的确定，一直是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题目，它涉及文化哲学的对象或主题、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文化哲学的历史演进、文化哲学的未来走向等重要问题。
衣俊卿在《文化哲学的主题及中国文化哲学的定位》一文中，集中探讨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主题。他认为，现代文化哲学吸收了一般文化学和人类学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成果，但又没有停留于对文化现象的实证研究的层面上，而是把关于人的文化的实证研究同关于人的形而上的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关于人和文化的总体性理论。它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即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其中，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效，即支配和左右人们行为的普遍的文化习惯开始失范，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生存意义和根据。文化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引起深刻的文化转型，即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文化转型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即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这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传统文化的转型正是中国文化哲学所追求的主导目标。
邹广文在《文化哲学的当代追求》中探讨了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他强调，当代文化哲学的本质要求是贴近现实、关注时代，面向当代人类实践的文化困境、问题以及前景，去发现和探寻现代人应具有的文化哲学意识和精神，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各种具体的文化实践。他指出，要建构这样一种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功能的文化哲学，就要遵循几个基本的原则：开放性原则、宽容性原则、人文性原则、中介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
丁立群在《文化哲学何以存在》一文中，从总体上探讨了文化哲学的建构问题，他认为，文化哲学从总体上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即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文化形而上学研究和文化批判。这三个层面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哲学的文化价值研究确立哲学研究和管理文化的合法性；以此为基础，文化形而上学则是关于文化总体性的深层价值研究，它力图确立一种文化统一理念；文化批判努力把这一理念贯彻到文化实践中去，以推动现实文化的发展。
此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文化哲学的总体建构问题。例如，王国有在《文化批判及其维度》中，把人的生存中的审美作为文化反思与批判的总体性维度，强调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文化审美运动就是以审美为总体维度的文化批判运动，就是人的解放运动。洪晓楠的《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演变》一文则从微观考察和宏观审视两个方面，揭示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发展的理论轨迹和基本倾向，以为中国文化哲学的建构提供某种借鉴。
二、关于人类精神的演进与走向
文化的演进虽然不像经济、政治的变革那样迅速，但是，它的变革却更具有深刻性。文化的演进一般是通过两个基本层面展开的，一是代表普通民众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的转型，二是时代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演进。越是走向现代，人类文化的演进越是体现在文化精神的变化和演进上。一般说来，世纪之交往往是人类精神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基于这种理解，文化哲学研究把回顾人类文化精神的总体演进历程，捕捉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态势，作为研究的重心之一。
衣俊卿在《论人类精神的跨世纪走向》一文中对人类精神的历程做了回顾与前瞻。他指出，人类精神在新的世纪之交将会有重大的、其意义超过此前任何时代的突破或飞跃，人类精神将扬弃彼此冲突的有限形态，趋向总体化，人类知识将面临一次重要的整合运动。他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精神的觉醒历程是通过自我分裂和彼此冲突来实现的，如人与自然的分化——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个体与群体的分化——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东方精神与西方观念的分道扬镳等。目前人类文化精神正在经历重要的转向，从内涵上讲，这一转向表现为从绝对意识到极限意识的转变，而从表现形态上则是一次重要的知识整合运动：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整合——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整合——重建个体与类的统一、东方文化与西方精神的整合——寻求历史价值尺度与类价值尺度的统一。竞禅的《论世纪之交的文化整合》一文循着衣俊卿的上述思路，试图具体揭示世纪之交人类文化精神的整合的内涵。他分别探讨了文化整合的实存条件、文化整合的思维方法和文化整合的实际操作等问题。
不少学者对人类文化精神迄今为止的发展做了概括和整理。邴正在《人类自我意识的历史演变》一文中，以自我意识在历史中所经历的过程来透视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规律。他把人类自我意识在不同文明时期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自恋——纳西索精神、自卑——西绪福斯精神、自信——浮士德精神、自省——哈姆雷特精神。他认为，自我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和文化精神，因此，深刻把握自我意识的演进，有助于我们为人类实践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文化精神。邹广文在《走向21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一文中认为，回顾人类文化精神的历史，可以发现两种极端的文化精神：一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自然主义文化精神——“自失”态度；一是以人和自然的分化为基础，以征服自然为导向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精神——“自圣”态度。他认为，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所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克服上述两种文化精神的片面性，从多角度全方位去致力于人与对象自然的协调统一，真正实现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合流。
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方面或具体层面探讨人类文化精神的演变。如孟宪忠在《百年回眸：从诺贝尔文学看20世纪文学一文化走向》一文中断言，全面地、发展地看，诺贝尔文学不失为20世纪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不失为分析20世纪文学与文化走向的一个范型。贺来在《人文精神与乌托邦情结》一文中着重批判了人文精神探寻中的“乌托邦情结”：道德浪漫主义倾向、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倾向和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相脱节的倾向。他提出，文化哲学的任务是营造新的人文精神，而新的文化精神不是排他和独断的，而是尊重与宽容多极存在和多样性价值的文化精神。胡海波在《文化精神的正义呼唤》一文中，从正义论的角度来探讨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提出了“文化的正义”和“正义的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正义从总体上体现了正义追求的整体性精神，只有在人类文化的意义上呼唤正义，人类才能在根本上追求、选择、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想。
三、关于哲学理性精神的重建
每一时代的人类文化精神都会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如文学、艺术、科学、道德、宗教等表现出来，而哲学对人类文化精神的展现往往最集中最深刻。这与哲学的本性有直接的关系。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流派的研究对象各有不同，但是，从本质上看，哲学的最根本的对象是人本身及人的世界。而关于人的最深刻的理解是对于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对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解，这也就是对每一时代的基本的文化模式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同文化的联系一直是本质性的，哲学理性构成了人类文化精神的核心。
高清海的《人与哲学》一文展示了哲学，特别是文化哲学同人的存在的本质关联。他指出，人是一种类存在，而哲学是一种具有类性质的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人去了解哲学，也必须通过哲学去把握人，这样才能既了解哲学的真正本质，又把握人的真正本性。他特别从人的发展历程去理解和确定哲学理性的发展思路，认为人经过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两个发展阶段，正在向以类为本位的存在生成，哲学也同样在经历了对群体和个体的强调两个发展阶段之后，开始走向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类哲学。
孙正聿主张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哲学理性的发展进行审视。他在《哲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一文中指出，批判地反思人类文化，从表层看是哲学对象的重点转移，从深层看则是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在文化层面上思考哲学本身或哲学理性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四种路数：一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审度哲学，把哲学改造为“科学的逻辑”，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批判；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实现哲学的自我“治疗”，迫使哲学放弃自认为比科学本身认识更多更好的“虚妄”主张；三是把语言视作人的存在方式，通过语言的解释来诠释人文世界的“意义”，这就是哲学解释学乃至广义的文化一意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四是以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为出发点，集中地考察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
对于哲学理性在现代的转折做上述文化批判，有助于人类在经历了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之后重建哲学理性观。刘少杰在《当代西方哲学理性观的重建》一文中认为，当代西方哲学重建理性观有四种运思路数：第一，从理性作为人性和人的本质存在入手重建哲学理性观；第二，从理性作为科学方法和科学本质方面入手重建哲学理性观；第三，从黑格尔辩证理性出发，在发扬思辨理性批判功能的同时，深化传统理性的内在结构，实现传统哲学理性观的自我改造；第四，吸收当代各派哲学之长，面向实际生活效用，从理性的实践功能角度重建哲学理性观。作者认为，哲学理性观的重建有助于使人类理性发展由自在变成自觉，有助于实现价值理性、科学理性、艺术理性的相互融合，有助于人类文化精神的优化与完善。
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但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本身经历着演变过程。邹诗鹏的《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安维复的《哲学观的嬗变：从拟科学到拟价值》、刘怀玉的《从隐喻的“物的世界”的元科学到解喻的“人的世界”的实践哲学》，分别从三个视角探讨了理性观的转变。虽然他们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在一个基本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落脚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立足于人的生活世界来建构哲学理性，把这一新的理性观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核心。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
每一时代的人类文化都表现为一个整体，在自觉的层面上表现为文化精神，特别是哲学理性精神，而在自在的层面上则表现为文化模式。相应地，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也表现在两个基本层面上，一是我们上述所探讨的文化精神，特别是哲学理性的发展，一是表现在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而且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动。
衣俊卿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宏观考察》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途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转型途径：一是内在创造性之转化；二是外在批判性之重建。一般说来，当一种文化内含着即将到来的新文化的要素并在自身之内具有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时，它会采取内在创造性之转化的路径；而当一种文化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没有必要的契合点，并缺少内在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以及内驱力，它就只能采取外在批判性之重建的途径，否则它十有八九要成为过去时代的殉葬品。中西文化存在着质的差异，东西方文化演进和转型的路数不同。概而言之，在典型的西方文化中，自始就存在自为文化与自在文化两个层面间的张力，因而，自文艺复兴时代起，西方文化通过内在创造性的转化而生出支撑工业文明的新教伦理；而在中国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自为文化层面与自在文化层面之间的张力，因此，从传统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内圣”无法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而只能走一条外在批判性重建之路。
王南湜的《21世纪中国哲学精神展望》主要在哲学理性的层面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文化精神的重建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着一系列缺陷，如缺乏主体意识、思维方式上的直觉主义缺乏理性意识、人际关系上强调伦理关系而缺乏社会意识等。他认为要重建新的哲学理性和文化精神，不能单纯靠传统启蒙理性主义、乐观的历史主义、非理性的知觉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而应当扬弃这些文化精神各自的片面性和极端性，通过不同哲学派别或文化精神的开放式的对话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哲学精神。
杨春时在《中国哲学的失落与重建》和《论中国文化的转型》两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哲学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传统文化，一是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信念为核心的旧传统文化，一是以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新传统文化。相应地，需要两种意义上的文化转型，一是五四运动对旧传统文化的改造所引起的文化转型，一是改革开放时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哲学体系及文化精神的改造所推动的新的文化转型。新的文化转型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转变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建立个体本位的文化体系；改造新传统文化的泛政治化的文化构成，建设全面、均衡的文化体系；改造新传统文化的高度民主理性主义内涵，建立超越性的文化空间；改造新传统文化的一元化文化权威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文化权威；打破新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建立开放的文化结构。
荆学民在《文化精神统摄：现代社会转型的祈盼》一文中强调文化转型在社会运行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现代社会转型呈现出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体化；二是现代社会转型的运演态势是社会整体结构运作机制的转变；三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性质是人的理想性的历史自觉活动。这样一来，文化精神就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运作机制中占统摄地位。从这样的基点出发，作者认为，两种传统社会转型模式，即那种偏重于经济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运作机制及那种偏重于政治激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作机制都是有较大的缺陷的，目前的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结构之运作机制的转变，它突出了文化转型的核心地位，体现了由“经济—政治—文化”或“政治—经济—文化”的机制模式向“文化—政治—经济”的机制模式的转变。
除上述概括以外，还有一些作者从各个具体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具体内涵、基本途径，以及文化转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我们从以上四个基本方面概括的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专栏所开展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承认，这四个基本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末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缩影，它在研究主题、内容、观念上都达到了中国文化哲学在上一个世纪的高度和水平。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不是简单回顾这些探讨的结论和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得到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使之走向深化的启示。从上述论文及同时期我国学术界其他关于文化哲学的讨论文献，我们感到，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深刻地指出的那样，要使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深化上述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推动文化哲学的研究走向现实的或实践的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任务决不只是建立一种或几种系统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而是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现有文化模式的深刻转型，促使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理性的、契约的、多元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生成。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文化哲学研究就不能停留在纯粹理论层面上，不能把新文化精神的建构理解为外在地灌输给普通民众某种现成的文化观念，而应当回归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从人的现实生活中挖掘新文化精神的萌芽，发挥文化哲学的文化启蒙功能，把自觉的文化精神同民众的新文化要求结合起来，在生活世界中推动一种健康的新文化精神和新文化模式的生成。因此，文化哲学的研究应当同社会学、文化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新世纪承担起建构新文化精神的使命。
收稿日期：200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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