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实施的社会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道德实施即指将接受到的道德影响转化为善良行为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方式，并通过监督、仲裁、矫治三种机制及其各自的实施方式而得以实现；此外，道德自审、道德公审和责任意识也是道德实施必不可少的要件。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实施的社会系统。
道德实施是指将接受到的道德影响转化为善良行为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方式，是指如何将道德意识见诸于社会行为的制约机制，是设定每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道德教育以后，去考核其教育效果的运作体系。监督、仲裁、矫治是具体的操作方式和制约机制，它们组成考核道德效果的评估运作过程。
一、监督机制及其实施方式
监督，是对道德行为现象的发现、“举报”和督促方式。发现是十分重要的。有所发现才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发现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行程如何。发现，是监督的第一个工作。发现以后，要“举报”，要张扬，要公布，这样才会引起借助社会力量行使监督职能的功效。“好事爱讲，坏事怕传”。监督机制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传”，把不道德行为示之以众，叫行为主体脸红、害羞。当然，这并不是监督的目的。监督的目的是督促行为者改过，这是第三个工作。三个工作统一起来才构成监督的全部过程。
腐败，是因为权力没有监督；放荡是因为生活失去警钟。好事无人夸，坏事无人抓，就是道德实施中监督机制生了锈，或者遭到破损，于是才出现“人欲横流”的不幸局面。实施道德的监督机制，不妨可以采用“流动哨”、“记事牌”、“讲评会”这些形式。
“流动哨”是活跃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的发现者。如果车船码头、商店公园等公共场所都有一批关心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的热心人，都有一批为捍卫道德原则而“爱管闲事”的义务员，都有一批“礼先下士”的带头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流动哨”的执勤人，是道德行为的社会哨兵。他们在“发现”中敢于向行为者本人提醒，就起到了“举报”的作用，提醒后敢于叫行为者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督促。这种人没有额外的“津贴”，也不是专职的编制，纯粹是道德的呼唤和良心承担的责任而驱使他们去维持社会的秩序，使他人也合于德性而行动。这种人是道德的使者。人人都有使灵魂合行德性而行动的义务，因此人人都有履行“流动哨兵”的权利。
“记事牌”是以信号系统显示和传递的监督形式，它或以“意见簿”、“公布栏”为载体，或以“生活拾零”、“社会辣椒”等栏目见于报端。这些形式所表现的内容都以社会现实中出现的偏离道德要求的行为作题材，或以本单位的现象作警钟。它要求内容真实，以实说话；态度端正，与人为善。记事牌与流动哨所不同的是，流动哨是面对面的监督，记事牌是借助于媒体去监督；记事牌具有昭示的效应，能使没有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了解这个“事件”，流动哨具有直现效应，只有正在经历这个“事件”的人才参预监督。记事牌所具有的特点使它成为流动哨所不可替代的一种监督形式。记事牌与流动哨又是相联系的，“记事”的内容是“流动”中发现的，因此它是流动哨工作的延续。由于记事牌是以文字作符号对流动哨的发现的再公布，因此不会写字，不会识字的人又被这种形式拒于“牌”外。当然，随着教育的增进，这种困难会越来越得到克服，因而这种并非面对面的监督形式会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
“讲评会”是集流动哨和记事牌的多种特色的另一种道德监督形式。即利用班组学习的时间、社团活动的安排或闲暇沟通的机会，对所见所闻的道德现象进行交流，既通报情况，又亮示自己的体验，发表简短的评语。这种形式既可补流动哨中传播面域不广之短，又可扬记事牌中未曾经历过此事也了解此事之长；既可补记事牌中借媒体传播而受文化水平限制之短，又可扬流动哨中口叙传播省时迅速之长。讲评会要加以注意的是必须以“真实”作基础，因为讲评不是“即席”发表言论，而是事后的回忆和描述。凡是回忆或描述，都易受回忆或描述者的逻辑或非逻辑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水波效应”。所谓水波效应就是距离发生事件的时间愈长或发生事件的地方愈远，所回忆或描述的事件就偏离原型愈大。犹如在池水中投入一小石，最初泛起的水波是圆的，波及愈远，圆形愈加不圆。产生水波效应的原因是与回忆或描述者的知识掌握程度、概念清晰与否等逻辑因素有关，也与其情感、好恶等非逻辑因素有关。讲评中避免或减少水波效应的根本办法是遵守客观真实性原则，和平时提高自身的道德认知能力，改善道德认知结构。“讲”要真实，“评”要公允。对讲评者的讲评也存在道德“监督”的问题。
“监督”机制已在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被逐步重视，“质量跟踪万里行”和铁道部决定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关、社会知名人士等关心铁路建设的代表中聘请一万名部级“路风监督员”（见199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1版）的办法就是由设置经济监督向设置德风监督的一种转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要成为广阔的现实，重要的是公民的参预意识。
二、仲裁机制及其实施方式
仲裁，又称公断，是道德评价中发生争议或纠葛后，将争议或纠葛提交能信得过的“参照系”审理，由其作为判断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参照系”可以是经验丰富的长者，也可以是素有深交的朋友，还可以是阐释清楚的书籍或图片。道德仲裁，最终还是自我仲裁，不过这个自我既不是“已存的自我”，也不是“现存的自我”，而是“应存的自我”。因为道德纠葛本来就发生在“已存的我”和“现存的我”之间，是“我有道德过失”，并在遭到监督后处于不服或疑虑状态时，急需作出选择或判断要求的道德活动。仲裁时所以需要“参照系”作为“第三者”参预意见，那是为了给“应有的我”予以支持或解题，最终作出结论和接受结论的还是“应有的我”。
道德实施中的仲裁不同于法律上的仲裁。其一，不设仲裁长，不把“仲裁员”在判断善恶是非中的不一致意见再提交另一个更具特殊身份的人去再判断，而是要求自我消化。其二，不设专职“仲裁员”，没有以“行使仲裁审理”权力的专门人员。道德上的善恶是非以自识为主要方式，仲裁结构只提供评判的参照系数或参照范例，最后的决断还是靠行为者本人去结论。其三，没有专门供“仲裁员”行使权力的机构，即不设“仲裁庭”。道德仲裁会为你提供条件或场所，但这种条件或场所并不是权力行使机关。一句话，道德实施中的“仲裁”是道德实施的一种方式，并不象法律实施中的“仲裁”那样是一种制度。制度是必须遵守的，方式是自由选择的，“思过房”、“劝君室”、“陪伴部”是为道德仲裁提供条件或场所的一些具体形式。
“思过房”是为道德仲裁者提供“面壁”的专用场地，其中布置有人生指南、价值导向、理想领航、不朽寿律等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图书，配有笔墨纸张供应柜。当一个人因道德过失遭到指责以后，如果还心有疑虑，十分困惑，不甚理解时，则可以到思过房冷静思考，面壁寻答。思过房中的图书是开架式的，你可由自由选择，就地阅读。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图书是使你进步的阶梯，会为你提供道德的营养。你认真地阅读它，犹如在和高尚的朋友对话，它会给你解开疑难的钥匙。墙上挂的警句格言为你面壁提供方便。总之，这是一个幽静、高雅的道德圣地。如果你要把自我仲裁的心得记录下来的话，“供应柜”为你提供笔墨纸张的便利。
思过房实际就是一个“阅览室”，它与一般阅览室所不同的是其中的藏书都以道德修养为专门内容。是一个道德反省的专门阅览室。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在其中备有“清茶”，供你细细地进行人生品味，让你带着善恶仲裁时的困惑进去，而带着释重后的愉悦出来。
“劝君室”是一个配有贤长为你谈心，或设有英模报告录像、录音的播放厅。一旦你因道德评价发生困难时，既可找贤长询问，也可检索相关的录像、录音磁带播放，通过视听活动，接受教育，得到开导。劝君室比思过房更有直观感，为不识字或不能看书的人提供方便。不过其中的设备比思过房略有花费，要备有一些质量较高内容适宜的音像磁带，并有专人编目保管，进行操作。能“劝君”的贤长也必须是享有盛誉，众望所归的道德典型。
“陪伴部”是为道德仲裁提供“第三者”的介绍所，是在需要仲裁和能够仲裁之间架起的桥梁。一个人由于道德的失误陷入困境，或者遭到指责感到孤独时，需要温暖和另一种刺激，这时，他可以到“陪伴部”登记，约请相应的朋友在适宜的时间地点相会沟通。陪伴部就为你介绍人选，并以保密的身份约定对方，让你们约见谈判。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话到嘴边难启口，不见知音不吐情。但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人际面域的差别，因此知音难觅。有陪伴部的推荐和征约，可以减少或克服个人视野偏窄的局限，冲出人际关系的陈臼，开辟新的人际天地，而找到新的寻师之路，结交新的朋友。当然陪伴部对将要介绍的或被介绍的人都要高度负责，都应该是早有了解早有知闻的人。为此，陪伴部要建立相关的“人事存档”，尽可能介绍相宜，使工作卓有成效。
“思过房”的仲裁是在“静”中进行的，是与文字概念打交道，在思考中解决问题；“劝君室”的仲裁是在“动”中进行的，是与直观形象打交道，在视听中解决问题；“陪伴部”的仲裁不仅是在“动”中进行的，而且是在交流的“动”中进行，与师友打交道，通过沟通和疏导解决问题。担任陪伴仲裁的角色，往往是有一定知名度并善于做开导工作的思想教育工作者，通过陪伴仲裁，他与被仲裁者的关系可能会由知音而发展成为知己，结成长久的良师益友关系，这样，陪伴活动就会成为道德实施的激活活动。我国现今流行的“共建文明”、“校外辅导员”等措施，可以看作是以团体为单位进行的“陪伴”工作。如果将这种活动改为个人之间的“文明共建”或“业余辅导”的话，实际就是本文所说的“陪伴仲裁”本身了。
三、矫治机制及其实施方式
矫治是在经过道德仲裁，明确并认肯了自身的道德过失以后，为求找到自新途径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它包括设置“见贤屋”、“咨询站”、“治疗所”等具体的运作形式。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向贤看齐，以贤者作标准要求自己是古代倡导的修身方法，也是矫治自己过失的方法。人与人之间常用攀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比较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与下比，常常自满自足，沾沾自喜，这是以己之长度人之短。这种比较不会使自己进步，反会使自己故步自封，作茧自缚。与上比，常常叹为观止，景行仰止，这是以别人之长度己之所短，会使自己激励，进而奋发急追。以贤人作尺度要求自己，是矫正自己道德过失的积极态度。
见贤屋就是集英模榜样事迹图片于陈列室、纪念馆、供人瞻仰、参观的专用场所。与一般的纪念馆或陈列室比，见贤屋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馆内陈列的英模榜样应是与本系统、本行业或行为相似的，或者就是本系统的英模榜样。二是在道德品质方面能激发人的榜样。因此各个单位都可以开辟这种专门场所，并作为百年树人之计。
见贤而思齐，实际也是“以人为镜而知得失”的具体运用，是现实生活中常用的“树立标兵”的学先进的办法。不过它与运用榜样进行教育的办法略有不同。运用榜样力量进行道德教育，是以榜样作为向被教育灌输的材料，是一种启发式的注进；而见贤屋则是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对象，在这里是请进式的启发。所以，由于角度不同，其中的效果也就自然会有深浅。见贤屋是开放的，凡有要求的都可以“带着问题”进去求答，面对贤者的事迹自度，从而找到自己的差距，发现前进的目标。矫治，本来就包括把弯曲揉直的“矫直”，把倾斜扶正的“矫正”，以及把伤风败俗整治为德风习俗的“矫俗”等诸多含义。而“贤”者，则是“德行道执／人者”，“士之美称也，”“真人坚正”、“强壮称能杰也”。（见《说文解字正义》）因此“见贤”是矫治的有效途径。
“咨询站”是为解答道德矫治疑难的专设场地。其中有专人讲解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人际关系的正确摆位，行为方式的正确模式等等。如果说见贤屋是采用心灵对话的方式去纠正道德失误的话，那么，咨询站则是采用面对面的对话方式达到矫治目的。因此，针对性、挈领性是它的独到特征。当然，这就需要有一支具有相应知识和理论素养的专门人员，既要求有自身的道德修养，又要求有能为人友的感情和解难的艺术。因此，是学有专长的人才能担负的工作。咨询站要及时收集道德“案例”，并作出归类分析，预测德风涨落的趋势，掌握德风的“行情”，这样在咨询中才会做到有的放矢，甚至收到“一语道破”的良效。
“治疗所”是为道德过失直接“司药”的专门机构。它比咨询站的操作更为深入。咨询只能提供原则和方法，治疗则是将原则和方法转化为与过失者协同行动的实际步骤”。它不仅有“初诊”，而且有“复诊”；不仅要有道德“案例”分析，而且要建立道德治疗“个案”；既有诊断记录，也有疗程记载，还有跟踪调查。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真功夫。
当然，道德治疗并不是药物治疗，因此，它只能采用心理的、伦理的和理性的诸多方法。常用的道德矫治方法有如下几种：
第一，思想疏导方法。这是矫治那些由于认识、情感障碍导致道德失误的主要方法，是对由于价值取得的层次发生错位而采用的方法。由于认知偏颇或感情失控而造成的道德失误，往往与自己对价值层次的分析和不同层次的价值位置发生错乱有关。当着尽孝与报国发生冲突时，小我与大我造成悖论时，它们的正确位置如何确定，它们的先后位置如何摆设，它们的取舍如何布局……，这就要借助道德的审度力去纠偏。晓之以理，纠正其认识偏差；动之以情，消除其情感障碍。
第二，认识补救法。这是针对价值取向偏差者所采用的方法。有的人道德失误不是由于认知障碍，而是由于他根本就缺乏正确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去补救他的认知缺失。当他只知尽孝，而不知尽忠时，应该告诉他忠孝的关系，补以“忠”的教育；当他只知“井”而不知“天”时，应该给他补以“天”的教育，改变那种“以井代天”、“以井观天”而导致的失误状态。指导他明确价值取向的多层次，学会度量道德价值的不同等级，使其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这是道德矫治中补救法的一般内容。
第三，精神支持法。这时针对虽然价值取向的层次和摆位正常而由于权衡时观念模糊所采用的方法，这是调动失误者自我调节的积极性的方法。道德失误有时也发生在“七上八下”的犹豫之中，究竟是谁“上”谁“下”，患者举棋不定。采用精神支持法，就是发掘患者心中的灵光，并加以弘扬，使他坚定起来，该“上”的就“上”，一往无前；该“下”的就“下”，义无反顾。
监督是对道德行为的观察与发现，仲裁是对道德行为的判定与评价，矫治是道德行为的新生和成长。发现只是认知，仲裁只是态度，矫治才会发展。所以在道德实施的社会三结构中，我们必须将它们视为系统，并以矫治的效果作为评价这个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因为道德实施的最终目的还是改善人的行为。
四、道德自审、道德公审与责任意识三层次
道德实施的根本在于人自身。为道德实施提供的监督、仲裁、矫治三结构，只是提供了一种实施方式，掌握和运用这些方式的还是人自己。加上道德本身的自律、自治、自识的特点，因此没有人的自觉，道德实施必定会流于形式。体现人的道德自觉的标志，就是人要为自身设置自审的道德法庭和公审的道德法庭。自审的道德法庭就是良心，公审的道德法庭就是舆论。
良心是道德原则、道德理想体现为人的内心感情和信念在意识中的统一，表现为人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的过程中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良心在人的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始终起着隐蔽的审判作用。有良心的人，在行为前，良心会依据履行义务的道德要求，对行为的动机进行自我审查，对符合道德要求的动机予以肯定，对不符合道德要求的动机进行否定，从而做出正确的动机决定，并按照良心所具有的区分善恶的判断能力，为人的行为规划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路线，指令人以炽热的感情、不屈不挠的意志去完成这一道德行为或去实施这一计划。在行为中，一方面，良心是“社会的看守人”，它监督人的行为，对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感情、欲念或冲动予以克服；另一方面，因为人所处的环境的多变性，或干扰的可能，不可能使人预先规定出一套在每种具体场合下行动的程序，这时，良心执行调整的职能，成为控制人的行为的“道德电脑”。在行为后，良心是审判和评价的“仲裁者”，它对人的行为后果作出评价，对履行了道德义务的良好后果，给予赞颂，内心会感到满足和欣慰；对没有履行道德义务的不良后果，会予以指责，内心感到羞愧和悔恨。
良心作为人的行为的自审法庭，将行为者分裂为“审判官”和“被告”两者兼而有之的身份。鲁迅在《集外集·〈穷人〉小引》中写道：“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动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大凡自觉的道德者，都能一身兼任审问者和犯人。
由于良心作为自审的道德法庭有其隐蔽性，这既是特点、优点、也是缺点。善意地使用隐蔽就是谦和，恶意地使用隐蔽就是狡猾。为着识破狡猾的隐蔽，常常必须借助舆论的公审作用，使遮掩昭彰。
舆论是道德行为的公审法庭。所谓舆论就是众人的议论，是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一定综合表现出来的对于社会生活的事件或现实，对阶级或个人的活动所有的态度。它既由于阶级组织和机关的有明确目的的影响而自觉地形成，也在人们遵循实际的生活经验和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舆论的传播和是否掌握舆论工具的关系十分密切。报刊、广播、电视、电影、文艺、书籍都是舆论的工具。掌握了舆论工具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一般说来，也就统治了社会的舆论。
舆论所以能成为公审的道德法庭，是因为它传播速度快，受播面域广，形式公开，气势恢宏。人言可畏，众口砾金，就是指它的力量；舆论的压力，舆论的谴责，就是它作为道德法庭的实际审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成为了统治阶级，掌握了舆论工具。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我们不仅要领受社会主义舆论的开导，而且要为造成强大的社会主义舆论而努力。一方面要敢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敢于扶正祛邪；另方面在正确舆论的批评面前，应有“脸红”和“害怕”的心理。“不怕枪，不怕炮，就怕记者写报道”，流行于当今的这个谑语，也说明了舆论作为公审的道德法庭已成为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威慑力量。现在见诸于报端的“产品质量曝光”、“阿凡提新编”、“社会生活透视”之类的专栏实际就是道德公审法庭的具体形成。
如果说现今德风不如人意的话，那末，仔细分析，与舆论疲软现象不是全无关系的。好事夸不够，坏事讲不透，就是舆论疲软的表现。温习古贤关于纳言进谏的教诲，对于今天倡导广开言路，张扬舆论的作用是十分有益的。《战国策·齐策一》说：“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于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齐王是用奖励的办法鼓励舆论的。《论语·泰伯》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孔子是主张多听老人之言的。“义之所在，贱不可忽。”（宋·苏舜钦：《气纳谏书》）这个古人是主张听言不分老少、贵贱，只要有理，符合道义的，都该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这是讲堵塞言路的危害的。“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这是说能够纳言进谏的人，必定是通情达理的人，能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必定是兴旺发达的国家。娄然，对于舆论必须加以区分，辨别直言与谗言，“谗言巧，妄言甘，忠言直，信言寡”（宋·林甫《省心录》）“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唐·吴兢《贞观政要·纳谏》）与其听很多颂扬的话，不如听一些批评的话。
有人说，闲话多就是因为闲人多，这话有道理。如果再加补充的话，就更全面。不正常的闲话泛滥，是因为正常的言路被堵塞。嘴巴除了吃饭，就是讲话。不准当面讲，就会背后讲；不给予合乎程序的讲，就会寻求小道去讲。应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这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倡导讲话的一种方式。怒不能言，就道路以目，缄默是蕴含着极端愤慨的体态语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古训，应该有相应的法律保证，使它不致于成为时有时无的捉摸不定的现实。当然，也应有相应的、强硬的制裁谣言和诽谤的法律保证。因为谣言、诽谤与舆论不是一回事。广开言路，又正确诱导，才会造就一个既有民主，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统一的政治局面，从而才会充分发挥舆论这个道德公审法庭的威力。
不论是表现为良心的道德法庭自审方式，还是表现为舆论的道德法庭公审方式，它都与法制中的法庭是不同的。随意的程序、寄情的审判、触魂的效果，就是道德法庭的特征。
没有道德责任意识，也就不会自觉在进行道德法庭的自审和参予道德法庭的公审。他会对自己苟且偷安，对别人或社会漠然处之。他不会参予道德实施，不会提出由“现有”向“应该”转化的要求。所以强化道德责任意识，才为道德实施奠定了思想根基，才找到了“渠如清许”的“源头活水。”强化责任意识包括强化身份自爱意识、扬善祛恶意识和扶危定倾意识等诸多方面。
身份是由人的职务、职称、俸禄以及威望、知识、能力等诸多因素所确定的社会地位。职务、职称、俸禄是一个人的“他赋地位”，威望、知识、能力是一个人的“自致地位”。“他赋地位”虽然由于经过了一定的社会程序的确定，不是由自身可以随意改变的，但“自致地位”是由人的个人努力所获得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具有内容的真实性，一旦获得了相应的地位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前者只是形式的表征性；一旦缺乏真实的内容，这种地位只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的空壳。当然，“他赋地位”加上“自致地位”的结合，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身份。
这里就有身份意识问题，既从认识“他赋地位”的责任中去履行责任，又在履行责任中去获得“自致地位”，使二者达到统一。所以，身份意识也就是自我责任意识，它是人的自我意识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身份自爱的观念。儒家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其要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应该有其地位、身份的恪守自爱意识这点来说，是可取的。当然，儒家把地位和身份看作是“人固有之”，不可移易，“唯上智下愚不移”，“唯小人女子难养也”等，则是为了维持稳固的封建等第关系，这是应该抛弃的糟粕。是医圣则可以在杂草丛中找到良药。在古代思想家那里，还有很多值得发扬或发掘的因素供今天为鉴。
“当官不替民为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因为这种官已经失去身份责任意识因而不能为官了。当老师的不尽心授业传道、为人师表行吗？做售货员的不了解商品性能，没有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的服务精神行吗？行医的不懂得“医者仁术也”的道理，没有救死扶伤的本领和精神行吗？干一行就要懂一行，处在社会关系的什么位置上就应该恪守“本份”，这样才会各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构成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
扬善祛恶意识，是自我对身边环境要求的责任意识。扬善即宣传好人好事，祛恶即务祛坏习恶人。《易·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如果说身份自爱意识匮乏犹如大堤出现了蚁穴的话，那么，扬善祛恶意识匮乏就如堤崩。无论是扬善还是祛恶，都是对社会生活的积极态度。扬善是以积极肯定的方式去建设社会的道德，祛恶是以积极否定的方式去维护社会的道德建设。它们都是对生活的积极的爱，既包含着对正义的爱，又包含着对邪恶的愤慨，而且只有通过后者的手段，才能实现前者的目的。正象只有修好堤坝才能保住家园一样，务必祛恶才能使正义伸长。除杂草而后长禾苗，就是这个道理。
仅仅有“身份自爱”而无“扬善祛恶”的责任，就只能做到“独善其身”，不能做到“兼善天下”，因而并没有担起社会的责任。
在责任意识中，更为严峻的意识是扶危定倾意识，即在国家民族危殆将倾覆之时，扶持使之安定。《周书·李基传》：“太祖扶危定倾，权威震主”。《明史·杨廷和梁储等传赞》：“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任用偶误，一切乖方，而欲倚之扶危定倾，经营八表，岂不难乎！”扶危定倾的责任意识，是关于挑起民族的重担和关系国家兴亡的重任的自觉认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忧乐观”，是胸有全局，气壮山河的责任感。无数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爱国先驱就是这种责任意识的实践者和先行楷模。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指导，不仅仅是指千百年来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献身精神，而且还包括在对历史趋势的审度以后所做出的关于祖国前途的选择。当今我们要具有的扶危定倾的责任意识，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关注和所承担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四害”肆虐之时，敢于力挽狂澜，在风云变幻中拨清迷雾，作中流砥柱，从道德上讲就是这种责任意识的崇高表现。这种壮举能拯救生灵免遭涂炭，能使颠倒的善恶再颠倒过来。
容忍是一种危险的潜在力量，因为它能推倒正义的大厦。推卸是容忍的帮凶。在一切不该容忍的地方，推卸总是出来替它辩护，从而使责任丧失。因此，要强化责任意识就必须先向推卸开战，将它擒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