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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篇关于1994年文学的所谓“概观”、“综论”性质的文章，仅仅是扫描，或如北京人所言“一眼”，到什么就是什么。
一 “热点”不热
“热点”曾经是近年文学赖以生存的重要依托，我想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85年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不仅仅自己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热点”而永久地留在了当代文学史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成功的经验和一个模式，即通过寻找或者制造一个口号来建立一个火爆的文学现象。长达十年的时间内，这个模式似乎屡试不爽，频频告捷，令人颇有爱不释手之感，客观地看，它的一再奏效也说明这种做法的确适应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的运作规律，因此，不论你是否赞成它，它都体现出一种合理性。
1994年，人们当然想要继续这么干，然而却意外地走了麦城。择其要者，去年，《钟山》和《文艺争鸣》联袂搞了“新状态文学”；《北京文学》搞了“新体验小说”；《青年文学》搞了“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大联展”；《上海文学》搞了“文化关怀小说”；较次要的还有《春风》搞的“新闻小说”等。这些“题目”，不能说没有做出任何文章，在媒体的支持和批评家的参与下，它们多多少少都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总的看相当有限，远远无法跟1989年“新写实”形成的反响相比。
最令人吃惊的在于，批评界一反常态，格外冷淡。以往，每一个“热点”出现时，批评家都会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参加争鸣，而去年上述几个期待中的“热点”却再也没有产生这种吸引力，不光是无人喝彩，恐怕还可以说无人置喙，往往是始作俑者大张旗鼓发表宣言之后，便应者寥寥。这种难堪的情形不知该作何解释，究竟是批评家变得冷静了呢，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再关心文学问题？也许这两种原因各占其半。从90年代初开始的批评界“人才流失”，去年进一步加剧，又有一些曾经很活跃的批评家加入到别的行业中去；但从另一方面说，那些留下来的批评家，对于各种人为的“热点”，态度肯定是趋于冷静了，他们不急于发言，而想等待实绩的产生。
二 长篇降温
在1993年，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曾经使我们预期过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繁荣时代的到来，但这一希望在去年即便不说完全落空，也无疑受到了重创。有报道说，去年各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作品严重积压，数以百计的稿件静躺抽屉等待出版，然而由于长篇小说销路明显比去年差许多，看来，这些待出的作品极有可能无疾而终。
乍一看，这种突然间的逆转是不可思议的，仅仅在一年前，长篇小说刚获得了创纪录的出版量和销售量，怎么很快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萎缩呢？然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93年长篇小说，也不难发现在其兴盛的表象下潜伏着不少疑点。不可否认，1993年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的上乘之作，例如张炜的《九月寓言》、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等，但这样的作品在总数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它们的印行量也并不算大。真正支撑着所谓的“93长篇热”的，乃是《废都》、《白鹿原》、《骚土》这样一些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骄人的印数并且以其表现内容或某些描写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于是导致我们对1993年长篇小说的深刻印象。然而，一时一地产生的高印数和轰动效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和体裁的长篇小说进入了繁荣期，这一点，我们当时有所忽略。换言之，读者踊跃的购买行为和对个别作品的关切，完全可能是十分具体的、特定的，而不是对整个长篇小说类型发生了兴趣。假使如此，1993年某些长篇小说的热销所带给我们的乐观情绪，就是一种错觉。不幸的是，1994年的状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一哄而上的出版商们最终发现，《废都》的成功仅仅是《废都》自己走运，而不曾意味着整个长篇小说都将走运。
三 一个句号
“新写实”之后，最广泛的创作现象，我想是“新历史小说”，我在《“当代”小说重历史》一文里论及这一现象时，指出历史题材成为热门是与现实题材成为冷门相对应的。的确存在这种现象，近二三年，那些风头正健的当红作家，几乎人人迷上了历史题材，如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刘恒的《苍河白日梦》、须兰的《宋朝故事》、叶兆言的《花影》，等等。这种对往事的迷恋究竟起于何种动机？有人说：“这种‘反寓言’写作往往以对百年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的‘重写’，对昔日的‘伟大叙事’进行无情的颠覆。”这可以是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总之，在这些作家眼里，“历史”（其实不单单是“百年中的‘现代性’的历史”，很多作品还遥遥地涉足于更古远的历史）才是一个特别巨大、让人琢磨不够的宝库，是真正能够施展他们思想和才华的领域。
无独有偶，这个想法看来也是电影界一些顶尖导演的想法。我们知道，张艺谋先后导演的几部片子中的大多数，如《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约都属于“‘历史’的重写”。陈凯歌也拿出了《霸王别姬》，以及正在制作中的《风月》。很难说清在小说界和电影界的“大腕”之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但显然他们都认为，用现代观点、现代技巧、现代包装翻新前朝旧事，是一种诱人的创作途径。
及至去年，这种相投的趣味终于闹出了同时出现五部以武则天为题材的小说的事件，这件事本身就够惹人眼目的了，随后，又因为五部小说共同的“版权购买人”张艺谋同小说作者之间的龃龉而益发引人注意。一位评论家略带嘲讽地称此为“一不小心出了五个‘武则天’”。另一位评论家则发表了如下的忠告：五部作品的同时问世，造成了一个灾难性后果；对历史进行随心所欲的描述和演绎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在厚重的历史面前，它显得过于轻佻。
这件事本身虽然具有戏剧性，但在其巧合当中，也不乏无言的提醒和警示。至少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发现自己居然走入如此狭窄的小胡同里而与同道们频频撞车、碰面，心里是会不大舒服的。有此一条，也许，热衷于向小说界购买“新历史”故事的张艺谋无意中真的帮了文坛的一个忙，使大家发现这条道眼下太挤了，于是改辙更张，打道回府，而“新历史小说”便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四 “旧”说回潮
1994年，诸“新”不灵，而某些“旧”说法、“旧”语词却死灰复燃。
笔者在去年1月分别在《中国青年》、《文学世界》两刊，发表了《文学——对现实无动于衷》和《一个急需正义感的文坛》两文后，被《新华文摘》编者合为一处，以《关于今日文坛》为题转载于该刊。文内，对近年文坛避离社会、疏远现世、对民众灵肉殊乏抚问的状况提出批评。
6月，《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合开“文学与道德问题研讨会”，与会者的发言记录整理后，整版发表于22日的《光明日报》。其中，谢冕这样说：“有的人是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逃避！躲到历史、躲到闲适、躲进古老的后宫逸事中去了。”
11月，在上海举行的“面向新世纪的文学”讨论会上，关于文学与良知、信仰和各种美好理念的联系，成为与会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张炜、王安忆、刘醒龙以及笔者的发言，都涉及了同样的字眼和看法，因此17日的《文学报》以《用良心写作》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
从创作现象看，《北京文学》发起的“新体验小说”，据该刊编者称起因亦在于对现实采取一种“介入”的姿态。该刊第11期发表属名石丛的评论文章，指出：“它（新体验小说）要重新确认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它再次提请我们的作家认真考虑对待社会生活的态度。”的确，就“新体验小说”的几篇代表作如《预约死亡》、《家道》来看，回到社会，回到现实，与生活对话，正是它们的一个突出特色。
也有不同的声音。我从刚收到的1995年第2期《长江文艺》上读到一篇《警惕泛道德主义倾向》的评论。作者惊呼：“我切切实实感到当今中国文艺批评界存在一种渐形强盛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尽管眼下这种倾向尚未取得压倒优势，但它的发展势头已足以使人正视它，对它保持足够的清醒，冷静而理智地对待它。”不过，以我个人看来，任何时候出现反调都是值得高兴的事。
1995年2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