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崇拜论文,土地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华人社会的土地神观念源自古代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华人社区之历史过程，这个宗教观念经历了各种演变，但是它仍然持续着，是华人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由于源自中国的土地神观念之延续，各地华人的土地神崇拜大都有相同之处，尽管这个观念亦随着各地方的环境演变。
本文将以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的崇拜，并以马来西亚的大伯公崇拜为例，来探讨这类的文化延续与区域性的变革。我们将讨论华人与非华人本土传统间之宗教观念上的互动。主要的论点是，要明白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祗之信仰，其分析须置于华人土地神观念的历史发展之脉络，忽略了这个历史脉络之分析可能会引致误导性的解释。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伯公，即东南亚华人对华人土地神的一般称呼。我们将探讨它与中国的土地神之延续与变革。此外，大伯公的崇拜与东南亚很多华人聚落的历史息息相关。大伯公庙扮演重要的社区作用。本文尝试确定华人所崇拜的各类土地与地方圣迹的神祗，以及分析华人与土著文化有关土地神与地方守护神信仰之跨文化互动。
二、中国之土地神信仰
有关中国土地神的记载与著作甚多。在此我们只大略提供一些历史背景。一些西方学者也撰著有关中国的土地神，其中一部早期的主要著作为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Le T'ai Chan(1910)，而晚近的著作有John Chamberlayne的论文，中文著作方面，刘枝万有关社稷的研究，甚方便参考。（注：Edouard Chavannes.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A].Appendice: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ae Antique[C].Paris:Emest Leroux,Editeur,1910,John H.Chamberlayne,"The Chinese Earth-shine"[M].NVMEN,1966,(13):164-182;刘技万.中国民间信仰论集[C].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4.185～206.）
天、地与自然物（如山）之崇拜在古代中国的信仰甚为重要。土地的崇拜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土地与耕种（农业与食物）相关，因此亦象征生育力、多产与繁荣，以及人类的生存。土地的崇拜与地方社区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记录常提到社（即土地神）与社稷（即土地神与谷神）。《孝经》提到：“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为社而祀之，报功也。”（注：孙述山.诗经中的民俗资料[C].台东：1978,(42).）社即土地神而社坛与社群息息相关。《周礼》提到二十五家置一社，（注：孙述山.诗经中的民俗资料[C].台东：1978,(42).）可见土地神与社区组织之关系。古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民众或统治者，皆祭社与稷。后来，稷的崇拜被纳入社。既然百谷生于土上，稷神的作用便可以并入社神之内。
社或社神，社会上一般称之为土地神。“土”在古时亦指土地神，如诸侯祭土。另外一个有关的观念是后土。据《辞海》所解释，后土指土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神坛。后土指地，与天相对，就称天为“皇天”，故称“皇天后土”。（注：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山版社，1979.169.）因此，土地神的概念有广泛集体的一面，也有专一性与地方社区相联系的一面。这对我们了解今日的土地神很重要。虽然社稷的崇拜（即祭土神与谷神）于周朝（约前1027年～前265年）已制定，但是流行于中国的却只是土地神。到了汉朝（前206年～前220年），社（即土地神）坛在中国各城镇乡里处处可见。（注：C.K.Yang,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98.）这情况延续至1949年前之中国大陆与今日的台湾。
在台湾，土地神的崇拜甚为普遍。大多数的台湾人是闽南人，而他们称土地神为“土地公”。除了大间的庙以外，在村里和田野也有很多敬土地公的小祠和石棚。此外，土地公的观念，亦以其职司功能分类，如山林的土地公，守护田的土地公，守护桥梁的土地公等等。（注：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2.251-268；谷神、社稷、土地公.美浓观记[J].汉声，1982,(12):78～81；客家人的伯公庙[J].汉声，1989,(23):65.）
在台湾，土地神亦称福德正神，东南亚的华人亦如此称呼。当然，这个名称是源自中国的大陆。（注：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J].民俗周刊，1928.1-8）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有几个与土地神有关的传说。其中一个传说说土地公本为周朝的一位收税官，名叫张福德，为人公正，也做了很多善事，死后人民建庙祭祀，取其名尊他为福德正神。另一个传说则说他生前为一义仆。（注：吴瀛涛.台湾民俗[M].台北：古亭书屋，1969.65-66.）另一个说法，说土地公是尧帝的农官后谷。（注：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2.258；谷神、社稷、土地公.美浓观记[J].汉声，1982,(12):78～81；客家人的伯公庙[J].汉声，1989,(23):65.）还有一个传说则说土地神是周代一个姓吴的清高农官，死后被封为“福德正神”。这类的传说甚多，但是都与正义和德行的价值有关，故尊为福德正神。这些传说可以说是后人用来解释土地神的由来，而非土地神的真正来源。
福德正神的像，一般是一个右手持杖，左手拿着元宝的慈祥老人。我们要特别探讨福德正神是因为他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广泛受崇拜。台湾有关土地神的著作（注：有关台湾土地神的论文甚多.林美容.台湾民间信仰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29-30.此外，一般有关华人宗教与节日的书多多少少皆有描述土地神.）使我们有机会做比较。此外，大多数的台湾人源自福建省而大多的东南亚华人亦是福建人。
三、马来西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地方守护神
马来西亚的华人（简称大马华人）所崇拜的土地神和地方守护神，有传统华人的（源自中国的），有本地自传统演变的，也有源自非华人的本土神明。以下略述各类。
（一）社稷
社稷为古代中国人所崇拜，后来，谷神的崇拜为土地神所取代。虽然如此，至今仍有崇拜社稷的现象。Hugh Baker在其研究香港的上水乡的报告中提到，村内除了有土地神之外，亦有社稷。（注：Hugh D.R.Baker.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Sheung Shui[M].London:Frank Cass & Co.,1968.86,123.）我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市(Sandakan)的两间庙见到两个社稷的坛。（注：我于1995年2月26日访大马雪兰莪州的适根壮华人农村。那儿的关帝庙有一大尊的五谷灵皇塑像。村人于农历一月八日庆祝此神的圣诞。庙的正门两侧的对联是“关圣威灵安社稷，帝君显赫护黎民”。当然，在此的社稷乃指地方社区。）一个是三圣宫，而另一个是在列圣宫。
三圣宫坐落在山打根市中心。庙内有碑记说明此庙建于“前清光绪丁亥岁”即1887年。该庙拜文昌、天后与关帝为三圣。庙的左侧部分为粤东会馆。进庙是由左前边进。（注：在本文，左指华人所讲的左，即一座建筑物的左旁，指一个人在建设物内面向外前边的左边。）上此梯级时先经过一个“本坡社稷之神”的神坛，再上一点则是“泰山石敢当之神”的坛。泰山当然是指在中国宗教上甚重要的山，而石敢当坛的主要作用是驱邪。（注：有关台湾土地神的论文甚多.林美容.台湾民间信仰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34-35.此外，一般有关华人宗教与节日的书多多少少皆有描述土地神.）
列圣宫离三圣宫不远，稍离市中心。所拜的主神为观音、妈祖、华佗与太岁。庙内的一个石碑有纪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碑文。就如三圣宫，进庙由左前边的梯级。上了梯级有社稷的坛，以文表示，即“本坊社稷之神”，其两则的对联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表现了人民对神明的祈求，在马来西亚的庙堂，到处可见。
（二）大伯公
大伯公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主要神明。他的名称与来源颇有争论。例如，早在1939年，韩槐准在《星洲日报》（十二月九日）就已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注：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J].南洋学报，1951.6～10.）之后，韩槐准又在《南洋学报》发表论文。（注：韩槐准.大伯公考[J].南洋学报，1940.18-26.）在50与60年代也有一些讨论，（注：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许云樵.再谈大伯公研究[J].南洋学报，1952,19-24.陈育崧.Tokong考[J].南洋学报.1951.38-40；饶宗颐.谈伯公[J].南洋学报.1952.27-28.天官赐.大伯公是何方神圣？[J].南洋文摘.1963.25-28.）至今大伯公的来源与认同仍然在辩论中。（注：黄尧.三位一体的神：大伯公、拿督公、土地公[J].文道月刊.1981.16-21；张少宽.大伯公，拿督公与土地公关系的商榷[J].文道月刊，1982.14-19；潘正聊.古城三年庙[J].南洋商报.1994-04-19.3.）向来，所讨论的皆注重在名称、来源与大伯公的认同。其中，许云樵与饶宗颐对中国与东南亚很有认识，他们皆认为大伯公就是在中国所称的土地神。
大体上，这些讨论有三个主要问题，即：1.太依靠陈达的描述，2.从东南亚本土的先驱先贤寻求起源，3.从马来语推断大伯公名称的起源。有关最后一点，以马来语的"tokong"指华人庙堂与神明来论大伯公的来源，陈育崧认为是无根据的。此外，马来语的tokong，to' kong,topekong和to'pekong皆同义，（注：马来字典 Kamus Dewan[C].）而这些词可能源自华人，尤其是这些词语流行于以前的海峡殖民地（即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在这些地方有操马来语称“峇峇”(Baba)的海峡华人。
陈达(Chen Ta)提到，在福建省南方与广东东部的乡下，有很多土地庙，供拜"Ta Pai Kung"，而“Ta Pai Kung是广东与福建乡下对土的称呼”。陈达认为Ta Pai Kung（即普通话的大伯公）的名称，是南洋回来的归侨所引进的。他根据他的潮州籍资料提供人所述，认为这个名称源自南洋华人称最早的移民先贤为“开山大伯”。这是对先驱者的亲切与尊敬的称呼。后来，为了更尊敬，便加上“公”字，而称大伯公，开山二字也不用了。（注：Chen Ta.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M].New York: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233-236.）Victor Purcell的著作使这个说法更为普及。他认为大伯公好像是一般先驱神灵的人格化，而非某一个人的神化（如指郑和的三宝大神）。（注：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M].(194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23.）我们可把陈达的解释，当作大伯公名称起源于东南亚的各种说法之一，而非这名称之起源的惟一说法。况且，他没解释大伯公为先驱神灵与土地神的关系。
在马来西亚，有关大伯公起源的讨论，常把他联系到槟城的大伯公，即英文Ta Pek Kong Tajriong Tokong Temple的大伯公，此庙的中文名为海珠屿大伯公庙。（注：我于1981年11月25日第一次到这间庙。有关此庙的描述，广国祥.槟城散记[M].新加坡：星州世界书局，1958.55-58.）根据庙内的碑文，大伯公为三位姓张、丘和马的客家先驱者的神化，他们于18世纪中叶来到槟城。庙堂附近有他们的坟墓，而姓张（最年长的）的墓文指他为“开山地主张公”。由于有这个大伯公来源的记载，很多人就假定这是东南亚大伯公的事实。其实，这应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大伯公的来源，而非东南亚大伯公的来源。
从对中国与东南亚皆认识的人，以及我个人的观察和访问，我们可以肯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所拜的大伯公就是福德正神。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所拜的福德正神就是土地神的称号。（注：这在澳门的妈祖阁表现得很清楚。在此有两个土地神的小坛，其中一个石牌写着“土地福德主神”，另一个牌写着“土地财神”。我于1993年11月7日访这间历史悠久的妈祖庙。）大马年老以及较有知识的年轻报道人都肯定大伯公就是福德正神，也就是土地神，即福建人和潮州人所称的Thō—ti Kong（土地公）。我的一些于年轻时自中国来的福建报道人都说，同样的大伯公神在中国称土地神或福德正神。因此大伯公即福德正神是不容置疑的。况且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伯公庙的坛上，一般也有写福德正神这个称号。大伯公的像和塑像，一般也是一个右手持杖，左手拿着元宝的老人。大伯公坛的联也提到福德正神，如“福而有德千家敬，正则为神万世尊”。
因此，槟城海珠屿大伯公是一个地方性的特殊大伯公，并非中国与东南亚华人所广泛崇拜的福德正神。其实，“大伯公”的称呼也并不完全起源于东南亚。许云樵提到，在中国，客家人称土地公“伯公”，而在潮州亦有人用“伯公”这名称。在福建惠安乡下则有称赵玄坛为“大伯公。”（注：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J].南洋学报，1951.20.）据杰出的潮籍学者饶宗颐的说法，“伯公”这名称在粤东民间流行，而潮属土地神之庙亦有称为“伯公庙”者。（注：饶宗颐.谈伯公[M].）宋哲美亦提到，在中国潮州与客家人住的地方，土地神有时被称为“伯公”。（注：宋哲美.华侨志[M].台北.1963.）饶宗颐认为，大伯公的“大”是尊称年长的大，故称“大伯公”。（注：饶宗颐.谈伯公[M].）其实潮州人与福建人称父亲的兄为伯，大伯为父亲的大哥，而“公”是尊敬的称呼，包括对已死的人与神明。因此，“大伯公”可能是潮州人和福建人将亲属的称呼推用到神明。况且，在马来西亚，大伯公的崇拜在潮州人、福建人和客家人居多的地方很流行。
客家人称土地“伯公”这个事实很重要。在台湾，闽南人称土地神为“土地公”（亦称福德正神），而客家人称“伯公”。福建人称土地庙“土地公庙仔”或“福德祠”，客家人称他“大伯公祠”。可见在台湾客家人以“伯公”和“大伯公”称土地神。（注：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2.254；谷神、社稷、土地公.美浓观记[J].汉声，1982,(12):78～81；客家人的伯公庙[J].汉声，1989,(23):65.）
我们可以说，以“伯公”和“大伯公”称呼土地神，在中国的客家人与潮州人已使用了，而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和潮州人的使用，使得这个名称更普及，连福建人亦采用。福建人因其亲属称呼，就如潮州人，有“伯”与“大伯”的称呼，所以不难接受“大伯公”这名称。我的外祖母（卒于1989年）出生于中国。她说，在她永春的家乡并无“大伯公”的称呼，当地人称土地神为“土地公”，亦称福德正神。她认为福德正神的“福”字与福建人的“福”字相同，有可能客家人不喜欢，故采用“大伯公”。这当然是她的猜测——一个福建人的看法！我与其他中国出生的大马华人亦确定中国福建本来不用“大伯公”的称呼，因此我认为大马福建人的使用“大伯公”是取自客人和潮州人。我们可以说，大伯公这名称的普及是福建人、潮州人和客家人在马来半岛互相交流的产物。这些方言群以及广府人至今是大马的主要华人方言群。
讨论大伯公起源的华人评论者，一般都受大伯公为先驱者的神化之说所吸引，而假定槟城的张、丘、马三人的神化为东南亚大伯公的起源，但是他们从未说明这怎么会与土地神的崇拜有关联。其他评论者则提到西婆罗洲兰芳公司的领袖罗芳伯被敬为“大伯公”。（注：黄尧.星马华人志[M].香港：明监出版社，1967.223-224.）有些甚至将这些先驱者联系到在中国反清复明的私会党。其实，就如Wang Tai Peng所解释，客家人常称华人聚落或兄弟会的先驱者为“伯”。他引用J.J.M.de Groot的说法指出，兰芳公司的发起人被称之为罗大伯或罗伯公。（注：Tai Peng Wang.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i[M].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s,1994.73.）但是研究罗芳伯的专家罗香林很清楚地指出，在坤甸(Puntianak)，有一所大伯公庙，被人误认为罗芳伯副厅，其实大伯公庙所祀的土地神，也就是说它是福德祠，不能与纪念罗芳伯的副厅相混。他亦提到广东和福建的福德祠亦称伯公坛。罗香林亦报导，在喃吧哇孟加影的达雅人(Dayak)因不断与华人来往，久之亦将他们所祀的神祗演称为“伯公”。（注：罗香林.西婆罗州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M].香港：中国学社，1961.89、110，图片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被假定为东南亚大伯公的来源之先驱者皆为客人。这加强了我们对客家人称土地神为大伯公的探讨。
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坛有“大伯公之神位”牌，上面有“福德正神”四字。这个牌是由槟城五属客人组织立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因此，若这个庙是如五属客家组织所声称起源于敬拜三位客家先驱者，那么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个崇拜已与崇拜大伯公（福德正神）相联系了。客人称已去世的先驱者为“伯公”，亦称土地神为“伯公”，无疑方便这类的合并与重释。其实在中国，已故的英雄人物成为土地神并非罕见，而在马来西亚，已故的先驱者可被拜为“拿督”，也就是马来西亚化的地域神，就如在霹雳州爪拉古楼的潮州人社区（见下文）。南洋闽、潮、客之尊先驱者为“伯公”与崇拜土地神为“大伯公”两者不容混淆。在印尼苏门答腊的丹戎勿拉哇(Tanjung Morawa)有一间五祖庙，印尼名为Wihara Pekong Lima，意思是“五伯公庙”。据说，庙内所拜的是五位潮州人。他们因对杀死一位压迫华工的荷籍监工负责任而被判吊刑。（注：Wolfgang Franke,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Siu,eds.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1988.274-275.）由此可见，潮州人尊已故的英雄为“伯公”。
一些被尊为“伯公”的先驱可能被转化为土地神。其实，土地神的观念不应只限于指某一个固定的神，因为一个地方的土地神有如一个由一位神明或被神化的人所持的职位。在华人宗教里，有名的历史人物如岳飞(1103～1142)和韩昌黎（即韩愈，768～824）均成为土地神。（注：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2.256、258；谷神、社稷、土地公.美浓观记[J].汉声，1982,(12):78～81；客家人的伯公庙[J].汉声，1989,(23):65.）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等人所收集的碑文资料中，有一张苏门答腊丹戎勿拉哇“伯公庙”的图片。这个庙所拜的神是韩文公，即儒家学者韩愈。祖像两侧的联有“福德”二字。（注：Wolfgang Franke,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Siu,eds.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1988.276.）
以职位构思地域神对土地神的观念之演化甚为重要。城隍的观念亦如此。《聊斋志异》的《考城隍》甚有趣。这是有关选城隍的故事。有一宋公，一日病卧，见吏持牒请赴试。宋公考得好，诸神便召他，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此时宋公方悟，便以其老母无人奉养为理由要求延委。诸神见他仁孝，便给假九年，并以长山张某代替。其实宋公已死三日，从棺中醒来后，便问有无长山张某，果有其人，于是日死去。（注：蒲松龄.聊斋志异[M].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1-2.）
同样，土地神的观念在华人的思想中是以职位构思的，即土地神由不同的神明在不同的地区任职。他亦是福德正神，而这是土地神的集体构思。
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大伯公亦称“本头公”。“本头”在闽潮语是本土的意思。因此“本头公”有本区域之神明的意义。这个称呼源自泰国，那儿的华人大都是潮州人，他们称大伯公为本头公。越南和柬埔寨一带的华人亦有采用“本头公”这名称，而自那儿移民美国的华人亦将这个名称带过去。因此在旧金山福建会馆的庙就有“本头公”。（注：Him Mark Lai."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 among Chinese in America since World War Ⅱ,"[A] pe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uodi-Shenggen:The Leg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Chinese in the Disapora [C].Miyako Hotel,San Francisco,1992-11-26～29:25.）在印尼，大伯公或福德正神的崇拜亦甚流行，我们不难自传吾康教授所收集的碑文资料看到，例如Kijong福德祠的大伯公神像与大马的大伯公神像相似。（注：Wolfgang Franke,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Siu,eds.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1988.346.）
今日大伯公已成为在家和在公庙的一个主神，尤其是在福建人和潮州人居多的区域。在其他以别的神明为主的庙，亦常可见到大伯公的神坛。在家或在庙堂所拜的大伯公是以福德正神的像代表，而在庙堂亦有以塑像代表。很多善男信女虽然听过有土地婆，但是很少人拜过她。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瓜拉立卑的天后宫有一个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坛。他们的塑像为一个老人一个老妇。在坛上，土地公塑像右手拿着金元宝，左手持杖，而土地婆则右手持杖。另一个我所见到的土地婆坛是在砂劳越(Sarawak)土连镇的关帝庙。庙内的土地公坛是以画像代表，与一般的土地公像很不一样。另有土地娘娘坛，没有像，只有一个牌，写着“土地娘娘之神位”。
（三）后土
在马来西亚，就如在其他华人的地方（如台湾），后土是称在坟墓前边的神位所拜的神。一般来说，这个神位是以“后土”二字表之，但也有以文和图像代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二地的福建人和潮州人亦称坟场的后土为“大伯公”。在坟场一般也有一间福德祠，而祠内的主神为大伯公，亦称福德正神，不称后土。坟地的福德祠的大伯公像与在家或公庙的大伯公像相同。
我访问马来西亚多间华人庙宇，只在一间庙内见到后土的坛。这是在砂劳越土连的“华人村”的一间私庙。庙内敬观音的主坛下有一个敬土地神的坛，是以图像和“后土”二字代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土指在坟场的土地神，但是我们已经提到在古代中国，后土本指地方土地神。如《史记·封禅书》的后土乃指一般的土地神。
（四）地主
马来西亚华人有拜神者的家中，大厅有神坛供拜大伯公、观音、关帝爷或其他主神。此外亦常有在神坛下的地面上安地主坛。商店内若是地方不方便，地主坛可另置在其他方便的地方，不一定要在主坛之下。但是地主坛总是在地面上，不在台上。我的报导人皆认为地主亦是土地神。当问及家内已拜大伯公为何也拜地主，他们不能给一个清楚的答案。一般认为地主是屋内的保护神灵，负责家内的范围，而拿督公（见下文）则负责荒野和屋外的领域。
地主与财富相关，因此很多人在家内或店内敬拜。地主坛一般称聚宝堂，但在一些主坛的大伯公也称聚宝堂。地主坛上常见的联是“五方五土龙神，护宅地主财神”。（注：五土龙神即五土的土地神.通典.记载：“社者五土之神”；杜佑.通典[M].台北：新兴书局，1959.261.而五土即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和原照.）第二行清楚说明地主护宅的作用以及财神的角色。这类的地主坛甚常见。其他地主坛的联可能不同，但是都指地主为财神，如“地主财神，时招万里财”。
此外，也常见写着“五方五土龙神，唐番地主财神”的地主坛。“番”指本地的非华人，即马来人和其他当地的居民。这个有华人和非华人的地域神亦与拿督公的崇拜相联系（见下文）。但是，当这类的坛安在屋内或店内敬为地主时，它一般不被称为拿督公，而信徒认为地主是主宅内的保护神。
当然对地主的解释有几方面不很清楚。例如：地主被敬为财神，可是在主坛上的大伯公亦是财神。当报导人被问及为何同时有两个财神的坛时，一般的回答是“大伯公是大伯公，地主是地主”。我们可以说，主坛上的大伯公是个较广泛的神明，而地主的作用被认为较特定的，是宅内的守护神。
严格的说，地主即地之主，而我们也述及社乃“土地之主”。《史记》提到八神，其中第二个为地主。（注：司马迁.史记[M].香港：中华书局，卷28,1969.1367.）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的地主是土地神被仅仅视为护宅的神。在砂劳越桑坡的大伯公庙内有“土主公”的神位。这其实亦是地主公。
（五）拿督公
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拿督公崇拜很独特。一些研究马新华人社会的学者都曾提到拿督公和称为科拉迈(Keramat)的马来人地方保护神。最近，有一些研究对于这些崇拜有较详细的分析。（注：Cheu Hock Tong."The Datuk Kong Spirit Cult Movement in Penang:Being and Belonging in Multi-ethnic Malaysia"[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2-23(2):381-404; Tan Chee-Beng."Chinese Religion; Continuity,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laysia,"in Roberto Cipriani ed.,Religiows Sans Frontieres?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of Migration,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Rome:Instituto Poligragfico E.Zecca Della Stato,1994.）
简单地说，拿督公是被认为持有本土认同的保护神，一般上被认为是马来认同，但也不一定皆是马来认同的。因此，他们的塑像大都以回教徒（马来人或印裔回教徒）表现，戴着马来人和回教徒的帽（马来人称宋谷，即songkok）。虽然如此，“拿督”持有地方认同，亦可指持其他本土认同的拿督，如暹（即泰人）拿督。
回教传来前之马来人亦相信地方保护神，称为“科拉迈”。（注：Mohd Taib Osman.Malay Folk Beliefs:Am Integration of Disparate Elements[M].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89.）科拉迈信仰流传至今。科拉迈指圣迹，尤其是回教圣者的墓和有不寻常（突出的）特征的地方，如被认为是保护神所居的蚁丘。非回教的马来传统认为在荒野有保护神，因此进森林时，应出声叫保护神（称他“拿督”，与“公公”的称呼相同）以获准进林。（注：S.Husin Ali,Malay Peasant Society and Leadership [M]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63.）在马来半岛各地有一些马来人和华人皆到的回教圣徒的墓。在马六甲就有一些这类的墓，如大岛(Pulan Berar)的科拉迈（最近被政府拆毁），马雅(Macap)的“拿督马雅”(Datuk Macap)，因雅拉斯(Nyalas)的“拿督谷巴”(Datuk Gubah)——这些拿督皆甚受峇峇（Baba，即操马来语的华人）所崇拜。（注：Tan Chee - Beng.The Baba of Melaka: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M] .Petaling Jaya:Pelanduk Publication,1988.161 - 162.）有些拿督很有名，甚至一些华人在外地也建祠敬拜。例如，在新加坡有“拿督马雅”。（注：Alan J.A.Elliot.Chinese Spirit - 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M] .London:Depart - ment of Anthropology,LSE,1955.115.）在槟城（当地的华人大都是闽南人）和沿海的霹雳州（当地的华人大都是潮州人和闽南人），有很多华人拜马来圣者的拿督。回教圣者的崇拜在霹雳的安顺很流行，很多当地的华人甚至在他们的屋前建龛拜拿督。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一般大马华人不在住宅前建拿督的神龛或小祠。另外我见过在屋前建拿督神龛的地方是在由雪兰莪州巴生港口前往的吉詹岛，这儿是以潮州人为主的聚落。但是这儿的拿督神龛不是以马来圣者为对象，是华人所创新的拿督（见下文分析）。其他地方的华人大都不在宅前安拿督神坛。在安顺，华人甚至可以在市上买到不同马来圣者的镶框画片。我在1981年买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很多人拜的“拿啅哈芝哆”（Datuk Haji Tua，即老拿督）的照片。“哈芝”的称谓表明这位被神化者曾到过麦加朝圣。当然，这些像是画的，然后才拍照。
但是最常见的拿督（华人所拜的）是那些荒野、路边、建筑场所、庙外，甚至一些华人所经营的百货公司外的拿督公龛或小祠。这类的坛可在华人居住的乡下和市镇见到，尤其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在东马来西亚（即砂劳越和沙巴）则较少。拿督坛上一般有一个写着“唐番拿督”或“唐番拿督神位”的牌，“番”亦有写为“畨”的。牌上的两旁一般有联，如“拿扶家家好，督庇户户安”。
马来圣者的崇拜源自马来人的非回教传统，但是唐番拿督的拿督崇拜则是华人的创新。这类的崇拜取代了如在台湾处处可见的土地公。与其视马来人的科拉迈崇拜为华人拿督信仰的来源，不如视它为加强并影响华人固有的土地神或地域神信仰。华人的传统信仰亦将土地神的崇拜与圣迹（如大石、大树等）相联系。（注：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2.257、263；谷神、社稷、土地公.美浓观记[J].汉声，1982,(12):78～81；客家人的伯公庙[J].汉声，1989,(23):65.）其实榕树在中国民间信仰有重要的地位，而拜树神的传统甚为重要。（注：David Crockett Graham."Tree Gods in Szechwan Province"[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6,(8):59 - 61.）在马来西亚，很多华人的拿督神坛或祠是建在树下的，尤其是榕树。
要强调的是，除了崇拜马来圣者之外，我们不应以为拿督的崇拜是源自马来人的科拉迈崇拜，虽然拿督这名称源自马来语的datuk，即对祖父和先人的称呼，亦用以称科拉迈。因此，拿督公的称呼源自马来语的“拿督”和华人的“公”，也就是马来人和华人称祖父的词，亦是对神明的尊称。操马来语的峇峇以“拿督”(Datuk)称所有的神，包括基督教的耶稣。我的乡下峇峇报导人称耶稣为“基督拿督”(Datuk Kristian)。我曾指出，有可能峇峇人影响到“拿督”这个称呼在马来语亦用以指神明。（注：Tan Chee-Beng,"Baba Malay Dialect"[M].Jour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80,(53):150 - 166.）在福建话和潮语，由于拿督是自马来语翻译过来的，因此有多种写法，即拿督、嗱嘟、那卓、哪督、蓝督、篮啅、
啅、篮桌、篮卓等。拿督公一般被认为是男性的，但是，在槟城一带，也有女拿督，称为“内内”(Nenek)。“内内”是马来语，是祖母的意思。
持有华人和土著（尤其是马来人）认同的土地和圣迹的保护神之观念应当是与华人移民觉得需要神明保佑有关。大马华人除了有传统华人的土地神观念，也意识到非华人的本土保护神的存在。由于信回教的马来人是本土主要的族群，因此这些地方保护神就大都与马来认同联系了。马来人对科拉迈的信仰更加强了亦需要拜本土非华人来源的土地神和保护神灵的意识。至今日，拿督公的崇拜对垦荒（如开发森林或发展土地供建筑）尤其重要。工程完毕后，若是业主或居民大都是华人，则发展时所建的拿督公坛往往会继续存在，因此各处就有很多拿督坛。在沿海的霹雳州和邦阁岛，潮州人和福建人对拿督公普遍崇拜，显示在拓殖时期这类崇拜的重要性，有助于在这困难的地带适应。至今，当地的人还与出海捕鱼的生活息息相关。
也有一些被认为持有其他本土认同的拿督。槟城的华人以往与泰商居民交往，甚至通婚，因此他们也拜一些暹拿督，即有泰人认同的拿督。既然泰人是非回教徒，祭品就可包括猪肉，（注：槟城北海顶新园的拿督公庙内有几个不同的拿督，有一些被认为是暹拿督（泰人拿督），我的一位学生(Ooi)便曾研究此庙；详见Hui Cheng Ooi,"Satu Kajian kes di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 .(Nadugong Worship:A Case Study in Butterworth,Penang),"1995,BA Academic Exercise,Dept.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University of Malaya。槟城一带的拿督公崇拜与泰人的认同有关，例如，拿督公生日庆祝可安排表演称为美诺拉(menora)的泰戏。我自己也曾撰写过为槟城Tanjong Tokong 的“木桑拿督”(Datuk Musang)所演的美诺拉：详见 Tan Chee - Beng,The Baba of Melaka: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此外，槟城的善男信女也常于拿督公生日时举办跳弄影(ronggeng)的马来舞蹈。以美诺拉和弄影庆祝拿督公诞是槟城拿督公崇拜的特色，反映了华人与马来人、泰人的长期来往。）不像祭拜马来拿督时不能有猪肉或猪油，因为马来人皆信奉回教。在霹雳的瓜拉古楼有华人拿督，因此可祭猪肉。这儿的拿督称为“林天来啅公”，林氏为当地的一位华人先驱者（于1981年11月21日调查）。因此，华人本来的土地神观念在马来西亚演变成拿督公，而与本土认同（尤其是马来认同）联系的拿督观念，又再诠释用在纯华人认同的保护神，如华人先驱的神灵。福建人和潮州人称华人拿督为“唐人拿督”，而崇拜时没有什么食物的禁忌。
拿督公的坛一般是设在小小的龛或祠内，但是也有一些大的拿督庙。在柔佛州小丰盛港，我于1981年5月13日访了一间临时设立的拿督庙（当时正在重建新庙）。庙内有两个石牌，一个写着“拿督公”而另一个则写着“唐番土地神”。由此可见拿督公的崇拜与土地神崇拜的相联系，而这土地神被意识为唐番，即持有华人和马来人（或其他非华人者）的多种认同。
拿督崇拜在西马和新加坡较东马普遍，而在马来半岛（西马），古兰丹和登嘉楼的华人拿督崇拜也不比其他州普遍，因为这两州的华人太少数，他们相当关心主要族群马来人的感受。近二三十年来砂劳越和沙巴（东马）的拿督坛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从西马移民过来从事伐木业和农业的华人人口增加。（注：我感谢沙巴州拉淄(Ranau)的林子卿先生提到沙巴州的拿督公坛之增加与西马（西马来西亚）华人商人、承包商以及工人的移入有关。的确，拉淄华人人口的增加与西马华人移入到附近的伐木营和铜矿工作有关。拉淄华人庙的拿督坛是由西马华人所引进的。）其实，建筑业和伐木业的扩展也使拿督坛在全马各地增加。
砂劳越诗巫市有一间重要的大伯公庙，坐落在拉镶河边。这就是永安亭大伯公庙，建于19世纪末期。今日它是诗巫人民的公庙。我最初于1981年到这庙，这时庙前左边（向河）的大树下有拿督公坛。坛上有三个塑像，即一位像马来人的居中，两侧者有一像华人者，另一尊则像印度裔回教徒。这是唐番土地观念的有趣具体表现。我于1989年6月重访，拿督坛上已经没有这些塑像了。他们于1987年左右被移至庙祝的家，原因是曾有人企图破坏这个拿督坛。
在新加坡也有一些有名的拿督庙，尤其是源自回教圣者的拿督。例如名胜地龟兴的拿督甚有名。在Saint Michael Estate住宅区内也有一间拿督公庙，我是于1983年5月6日第一次访这间庙。
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等人所收集的碑文资料中，有一张在印尼的“拿卓公祠”图片。（注：Wolfgang Franke,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Siu,eds.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M].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1988.232.）不知拿督公这名称是不是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传去印尼。然而，根据报告，在爪哇的华人也拜科拉迈。（注：Claudine Salmon."Cult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of Jawa"[M].Asian Cultures,1991(15):7-23.）
四、马来西亚的大伯公
——社区作用与华人聚落
大伯公广泛受大马华人崇拜，而在福建人、潮州人和客家人居多的聚落，大伯公庙处处可见。很多大伯公庙扮演公庙的角色，即一个区域各方言群或至少一个方言群参与管理的庙。这些公庙扮演宗教与非宗教的社区(communal)作用。我曾经在1977年到马六甲武吉南眉(Bukit Rambai)做博士班的田野研究，并曾描述当地大伯公庙的重要性。（注：Tan Chee -Beng."Chinese Religion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 - sia" [M] .in Tan Chee - Beng ed.,The Preser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1990.5 - 27.）武吉南眉的大伯公公众崇拜处有三个部分，即在一棵树下露天的原本大伯公坛，其右侧前边的树下有一个拿督公神位，其左侧后旁有一间新的大伯公庙。原本的大伯公坛上刻有“大伯公神位”之字。
在庙内，大伯公坛上有福德正神的像。但是，主要的拜大伯公活动仍然在庙外露天的大伯公坛举行。以树或石代表土地坛在中国有很久的历史。例如：《通典》提到以树代表社。（注：天子之社则以五色土，各依方色为坛，广五丈。诸侯则但用当方之色为坛，皆立树以表其处，又别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立之；杜佑.通典[M].261.）因此，武吉南眉有在树下的露天大伯公坛，也有以树代表的拿督坛，也有一间现代大伯公庙——这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土地神观念的历史延续以及现代的变迁。其实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现在已经不常见到建在树下的露天土地公坛。况且在同一个地方拜拿督显示了一个华人观念的历史延续和这个观念的本土化(localiza-tion)。
拿督公坛常立于树或石之处——这遵守了华人对土地的构思，也遵守了马来人的科拉迈信仰的构思。必须强调的是，如此在华人庙宇或神坛附近安拿督坛是华人在一个地方的认知产物，并非直接从马来人借用过来的。
华人各方言群以及武吉南眉峇峇和非峇峇华人的礼仪统一性(ritual unity)表现于共同在农历二月初二庆祝大伯公诞。（注：农历二月二日的土地公诞源中国。在台湾，土地公诞也是在二月二日。除此之外，传统上商人亦于每月初二和十六日祭祀土地公，正月除外，因为庆祝新年。这种祭祀叫“做牙”，头牙于二月二日而末牙于十二月十六日；刘浚泉.节日记实[M].台北：国家出版社，1983.187；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260；陈瑞隆.台湾年节习俗[M].台北：兴台文化出版社，1980.83-85.今日一般上只注重头牙和末牙而已。槟城海珠屿大伯公的圣诞乃于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六日庆祝。）其实，武吉南眉的峇峇人一般在主要节日在家祭拜的前夕（如华人新生），会到露天的大伯公坛拜大伯公，这显示了这个大伯公坛的社区重要性。我的峇峇报道人说大伯公很灵，而且他会保护该社区的安宁。他们说甚至在二次大战时期和1969年五月十三日的大马族群暴乱时，武吉南眉仍然很平和。据一位峇峇报导人（周先生，已于1994年去世），若有人看到大伯公的老虎，那是好兆头，可能他将会中彩票（1977年二月的田野记录）。东南亚有虎，但是我们不能就假定以虎为土地神的差使之观念源自东南亚。其实，这是一个华人的传统。吴漉涛提到在台南有土地公骑虎的神像。（注：吴瀛涛.台湾民俗[M].台北：古亭书屋，1969.65.）马来西亚的很多华人庙堂，也常见在地上拜虎爷。华人的神仙传记亦以虎为土地神的助手。
大伯公崇拜与马星华人（尤其是福建人、潮州人和客人）聚落的形成息息相关。福建人（闽南人）最早到马来西亚定居。在砂劳越这很明显，因为在很多地方，福建人所建的庙是最早的庙，甚至在福州人已日渐增多的诗巫和加帛，（注：其实福州人也是福建人，但在大马，福建人一般只指闽南人。）大伯公庙仍然是主要的公庙。我访问了砂劳越很多地方的大伯公庙。它们大都是闽南籍先驱者所建，而大都仍然向河，因为在过去（甚至现在的一些地区）人民靠河流进入聚落。在很多地方，河流运输仍然重要。在峇南（即马鲁帝），有一间古色古香的大伯公庙，坐落于峇南河边，向着这条有名的河。庙的入口上有匾，写着“威镇南邦”，有光绪壬辰年(1892)的日期。总的来说，研究古庙和坟墓对研究地方聚落的历史甚为重要。研究圣迹崇拜与圣者崇拜是研究地方华人聚落历史的重要部分。（注：在此我不多谈砂劳越的大伯公和华人聚落。这须要另一篇论文处理。）
在此我们不能描述大伯公崇拜的所有信仰以及有关的山神崇拜。例如：在金马仑高原的Brinchang有一间山神庙，其主神就是福德正神。它的塑像的两旁有红纸黑字，其左边的字是“本山大山神”，而其右边的字是“本山大拿督”。这显示了土地神的不同表现与观念，而其不同的称呼也不一定有很清楚的区别——其实善男信女也不太注重清楚的区别。
总的来说，土地神在华人众神的地位相当低。《西游记》的读者都知道孙悟空能召唤各地的土地神向他报告当地的情况。然而，土地神和地方保护神的角色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接近——他们扮演保护田地与给人民平安和繁荣的重要超自然作用。况且，大伯公亦被尊为财神，故很多商人拜它。因此，土地神在各阶层的华人善男信女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五、结语
本文探讨华人土地神的观念在东南亚一个国家的延续、发挥与演变。我们描述了源自土地神观念的几种地域性（属地性）的神，如称福德正神的大伯公，于坟场的土地神（后土），家内的地主，屋外和野外的拿督公。以福德正神表明的大伯公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崇拜的土地神一样，尽管有些作用有所变化。但是，大伯公亦指神化的先驱者，如槟城的海珠屿大伯公。我已经建议将这些与传统的土地神区别，除非他们也已被认为持有土地神的职位。大伯公的来源，即被称为福德正神的，不能说是源自这些先驱者。东南亚之普遍采用大伯公这个称谓，与客人称土地神为“伯公”有关，也和客人与福建人、及潮州人之间的来往有关。况且，客人、潮州人和福建人亦可以“伯公”尊称已故的长者（祖先）。这些观念的互动(interaction)——即客人之称土地神以及福建人和潮州人的有关亲属称呼——可能影响了以伯公称呼土地神在东南亚流行。“伯公”的称呼又加上“大”字以表示尊敬，故称“大伯公”。
传统华人土地神的观念经更改和发展后就挽合了非华人的本土土地神和地方保护神。马来西亚的野外和有华人聚落或发展的地方，到处可见到拿督公坛（一般称唐番拿督）——这代替了如在台湾到处可见的土地公坛。拿督有三大类。第一，有被视为唐番的拿督，这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对土地神的再概念化的产物，是一个本土的华人崇拜而非从马来人吸取过来的。参加崇拜的人皆为华人。第二，有崇拜马来圣者的科拉迈崇拜，是源自马来人的。这种有华人参与的马来人崇拜在前海峡殖民地（英治的马六甲、新加坡和槟城）甚为流行，而海峡殖民地，尤其是马六甲，就是峇峇人的聚落中心。但是，我们也讨论了霹雳安顺的华人亦有很多拜科拉迈。第三，一些有名的马来圣者崇拜已经并入地方华人宗教，而华人自建神坛和庙，在华人社群间拜这些称为拿督的圣者。第二和第三项的不同是，第三项的拿督崇拜并没有被并入华人宗教，只是华人参与马来人的崇拜而已。在第三项，马来人不参与这个华人自创的崇拜。
土地神和地方保护神的各式表现皆扮演相同的作用，即保护和赐福的保护神角色，然而后土则较与坟场联系。福德正神被视为较广泛的神，如我的福建报导人所说，是“总的”。地主和拿督公则较特定，地主较负责宅内的范围，拿督公较与屋外的范围有关。与地主相比，拿督的领域较广，也扮演较多（且杂）的保护神的角色。如上所述，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拿督公坛代替了在中国大陆（1949年前）和台湾的田野土地神坛。
此外，福德正神、地主和拿督公都与财有关。以土地为财神在中国已有，而这在台湾仍然重要。（注：陈瑞隆.台湾年节习俗[M].81;宋龙飞.民俗艺术探源[M].260.）以土地神为财神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更为重要，因为，经商而发财是早期华人移民所渴求的。对财富的渴求和以地域性之神为财神，可见于很多这类神的神坛。我们已经提到大伯公的主坛和地主坛均可称为“聚宝堂”。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内，在大伯公坛的左旁有一个写着“财”字的坛。拿督公的保护神与赐财角色对以前的先驱者和今日的发展商都很重要，但是拿督公到处被拜更与善男信女求字（彩票号码）有关。幸运的崇拜者中了彩票后，可能修建所赐字的拿督神坛，甚至建新庙，而话传开后，这个拿督的名声就更大了。总而言之，土地神或地域的神扮演多种作用，如为保护神、和平护卫者，以及财富和繁荣的神。他们是民众的神。
我们探讨了华人民间宗教（华人宗教）的宗教变迁。华人宗教的多神观方便新分子的并入(incorporation)以及信仰的再形成(reshaping)。这个再形成和并合的历程主要并非源自直接的文化借用，而是一个宗教观念在一个新和变迁中的环境之再认识与协商。这是我讨论地主和拿督公的主要论点。就是文化借用，所吸取的新观念也受延续的文化原则所影响和塑造——在此指华人对崇拜土地和地域性保护神的思想，使得本来的非华人崇拜（如回教圣徒的崇拜）也成为一个华人的宗教传统。当然，族群与文化间的交往对华人宗教有所影响，因为在这样的交往脉络有必要再思(rethink)和再阐释(elaborate)原有的思想，况且也有机会吸取他族的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成分。就是源自福建和广东省的方言群之交往(intermixing)，也影响到东南亚的华人采用一个“新的”共同称呼称福德正神，即“大伯公”。
总之，研究文化变迁——在此指宗教变迁——有必要在历史延续(historical continuity)与变革(transformation)的脉络中研究变迁。我们已显示了研究大马华人的土地神崇拜（包括那些好像源自马来人的地方保护神）必须置于延续与变革的脉络之中。其二，宗教变迁的分析，亦须置于一个延续（虽然亦在变革中）且塑造变迁的原则之脉络里。这个潜在的认识原则有如一种潜在的语法，把马来圣者的崇拜转变为一个华人的崇拜，使它成为地方华人宗教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