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女权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进行社会变革的同时，十分重视妇女的解放，并把妇女解放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倡导男女平等平权、反对缠足、兴女学等一系列思想和主张促进了妇女的觉醒，从政治上，思想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一、维新运动前的社会状态对女权运动的影响
1898年6月，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为避免触动“后党”自身利益，康有为建议：“保留旧衙门，令其食俸禄而有职无权，增设新衙门，任用新人推行新政，以保旧臣乌纱，不至于顽固地掣肘变法新政的推行。”①不久，康有为等一批维新人士被起用。光绪帝还命康有为等多印书籍，扩大宣传。维新变法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维新派大力宣传“新女性”、塑造“国民之母”，妇女从家庭的“私”领域被推入担负“强国保种”的“公”领域。是以笔者认为维新运动时期是女权运动思想的启蒙时期，是新中国女权运动思想的前沿。
清末学者缪荃荪在《妇女裹足考》一文中肯定了满族女主严禁缠足之功，指责“汉臣持之不力”导致了民间缠足之风不止。然而在“汉臣”心目中，悠久的中原汉族文化远远优越于关外的满族文化，而象征着汉文化和汉族认同的缠足习俗，相对于满族妇女的天足，也就畸形地演变成为“教化”或“文明”的女性美标志。所以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同时也是“男权”对“女权思想”觉醒的压制。
在1840年以前，一些汉族士大夫出于人性的考虑也表达了对妇女缠足的同情。他们明确指出，缠足伤害女性身体。俞正燮和李汝珍都抨击过缠足是“屣贱服”、“造淫具”，不关教化；而满清贵族出于族群征服的需要也禁止缠足，正是这些思想潜滋暗长，造就了女权运动思想启蒙。
二、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主旋律
维新运动时期女权主义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
(一)“废缠足”是解放妇女的身体束缚，可谓女权主义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维新运动时期的反缠足话语可谓众声喧哗，各种声音高低不同，而其思想的底蕴亦显然有别，这些声音此呼彼应，互相感染或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维新运动时期女权主义思想启蒙的复杂性。
女子缠足这一千百年来的陋习，完全是处于“男权”社会压抑下的产物。然而缠足作为一种陋习不仅是“男权”直接压制的结果，同时也是“男权意识内化了女性心灵”。在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习俗：闹洞房时对新娘“开口便问脚长脚短”“那脚长些的新娘，就受了许多男人‘踏落扁，揭起圆’的嘲谑，每每齐声呐喊，嘲谑了七昼夜方休，那新娘真是很难受。为了免受这种嘲谑做娘亲的往往忍痛给女儿缠脚，而女孩自己也会不反抗甚至主动追求要缠足”②。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规范，而且要遵从规范，笔者认为造成汉族妇女尽心尽力于缠足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无奈心态”的反映即“主动追求”。其二为古时妇女多喜听歌看剧，而古往今来歌词演剧中说到古代美女、才女、贵妇都是“三寸之足”、“必短其足”，而谈到蠢女、丑女、贱妇却是“盈尺之足”“必长其足”，自汉以来女子读书者万中无一，不曾读书。这样一代代传下来，妇女多不识字老死乡里，不但终身未见有不裹足之女，也未闻有不裹足之说，自然视裹足世间女子公法，更不敢犯。
妇女的地位是西方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当西方社会殖民话语中的这种尺度变成一把利剑悬在晚清维新派的头上时，他们对女权主义的启蒙显现出在外界挤压下的急躁和羞赧。所以当西方人借助报刊舆论把当时的中国称为辫子国，对中国妇女缠足诠释成屈从和被奴役的标志，使缠足不仅象征中国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成为了西方人攻击中华文明“愚昧落后”的一柄好武器时，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也就成了颠覆清政府统治者的工具。而维新派想要甩掉“品莲者”这一饱受抨击的帽子，也只能积极的成为反缠足的倡导者。留学英国的严复就认为，西方人批评华人裹足为“蛮猓不如”，其言虽逆，却值得有心人平心深思。他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③
清代一些学者已经触及这一缠足陋俗，加之晚清西方舆论的刺激，维新派就此发动了一场以妇女为对象，以民族自强为目标的废缠足运动。他们的主张更明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和需要。于是，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抨击缠足习俗，一方面积极塑造中国妇女的“国民之母”形象。维新派建构反缠足话语的思想底蕴是富国强种。他们认为，放足才能使妇女成为强健的“国民之母”，所以强种的首要任务是放足。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指出：“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馗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④他主张严禁妇女裹足，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这样，“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⑤。此类主张也反映出维新派对女权主义启蒙思想重在实用性。妇女是作为强种、强国的工具而得到维新派的重视，而非因其天赋人权和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在勇于改革的父亲和通情达理的母亲教育下从小便免去了缠足之苦，她的榜样作用还影响了妹妹们。而作为康家的新一代女性的代表人物，她也成了不缠足运动的开路先锋。不缠足，不穿耳眼的她便常被父亲和叔叔们拿来做例子，说明天足的好处，缠足的危害，以便推动不缠足运动向全国发展。
维新派揭起了反缠足运动的大旗，西方传教士便也投身其中，他们对反缠足运动的贡献在于他们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他们以文化优越论为支点，策略性地将缠足诠释为屈从、愚昧落后的象征，从而摧毁了汉民族傲视满人的自豪感。把缠足从汉族对妇女的教化标志转变为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野蛮象征，由此唱响了女权运动的第一乐章。
(二)“兴女学”是开拓女性思想认识，构建男女平等平权的女权运动的基础和主体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传统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以“三从四德”作为行为规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标准和缠足陋习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观念的重压之下，置于被奴役的境地。而为了维系这一“天经地义”的理念，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编定了一系列家教读物如《列女传》、《温氏母训》、《女儿经》、《女诫》等以训导女子“贞专、守义、明理”，恪守“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⑥的准则。这实际上是主宰中国千百年社会的“男权”对“女权”压制的结果。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新派领袖之一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当时中国妇女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在《论女学》中谈到：“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⑦废缠足是为兴女学做准备，而兴女学又紧密地与国家昌盛相关。而维新派女权主义启蒙思想引导者之一的宋恕也毅然大胆地提出解放妇女，要求男女平等平权的惊世骇俗之论。从解放妇女，兴办女学开始，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理念。他主张百姓男女六岁到十三岁均需入学，不入者罚其父母，并在《开化章》中明确规定：“民生六岁入连校，连校中优者升入聚校，聚升乡，乡升县，如是递升，以至京校。依日本科举法：某学有成，给某学士、某博士名号，女子一体给与。”⑧宋恕把男女平等和女学教育上升到开启民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富国强民的高度上，以女学作为发展社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起点和先行。
梁启超在《论女学》一文中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他列举世界诸国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⑨他认为，如果到了世界和平的时候，国界、种族、兵事将完全没有分歧，男女也将没有分别，都可以选择一个行业也自养，而没有能或不能的区分，所以女学与男学必然相结合发展。
反对女子缠足，让她们拥有健康体魄的同时，接受教育改变其认识方面的懵懂状态是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基础和主体。要改变中国妇女止步于闺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恪守古训“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如同奴隶一般在家相夫教子的状态，兴办女学是重中之重。维新派对兴办女学同样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欲强国必由女学”，“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⑩。所以笔者认为，维新派对女权运动思想的启蒙重点在于强国保种，塑造“国民之母”，而淡化男女平等平权与独立自由，这种情形深刻地反映出清末女权思想的转变。
在中国兴办女学教育西方人已经走在了前面。鸦片战争后期，西方传教士为传教带来欧美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英国传教士阿尔德赛小姐于1844年在宁波城内祝都桥(今尚书街)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女塾，免费招收女学生并供给衣食起居等各项用费，并开设圣经、国文、算术等课程，还要求学生在功课之外学习缝纫和刺绣，同时它也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它的设立打破了中国单一的封建教育制度，也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无女子学校的传统。之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夫人分别在槐树路和城北江滨设立了崇德女校、圣模女校。女校的设立不仅为中国教育输入了新鲜血液，也为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主义提供了基础，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中国的女子教育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随着女子接受西式教育，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理解，一部分女子打破传统礼教束缚，闺门的禁锢，走出家庭，走上社会，成为维新时期女权运动的骨干力量。她们在自强自立的同时，也丰富了女权运动的思想。
可以说中国的女子教育是从教会女学开始的，直到1895年，才有甲午战争后期的中国人海哥女士与外国人合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成立。而内地最早的女学，是由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提倡女子教育的严修在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1905年改名为严氏女学，才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在《知新报》上发表的《女学利弊说》一文是她在维新变法时期对女权运动思想理解和女学发展观念的代表作。在文中，她介绍了西方社会对女学的态度和欧美国家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结合中国在维新时期的现状，她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11)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学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
1898年7月，在上海康同薇、裘毓芳、李惠仙等人共同创办了《女学报》，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期刊，主要内容是以提倡女学、争取男女平等平权、反对男尊女卑、穿耳缠足等封建陋习，鼓励妇女走出闺门，认识与了解社会，学习生活本领，从经济上可以自立，着重对妇女进行女权思想启蒙教育，是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先行者。
维新派推行的贤妻良母主义主导着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社会女性教育发展进程的转折点。然而在维新运动时期的女学教育内容良莠杂陈，让中国女性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为争取平等权利，必须接受教育，而教育者又在不断地向受教育者输送封建伦理信息。其结果，使女性即便接受了科学文化教育最终也难以在公共领域同男子一样施展抱负和才华。惟不同的是从私人领域中无知无识的奴隶变为知书识理的奴隶。这种传统影响之深，至今我们仍可在社会生活中见到它的阴影。
(三)“一废一兴”正是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主旋律
戊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从窒息、愚钝和卑贱的悲惨境地中解救了出来。废缠足、兴女学促使她们为了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更为深刻的思想斗争。
强国强种的梦想有效地掩盖了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思想是以男性利益为取舍标准的事实。男性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人为地构建成一体，女性先觉者的呐喊被压抑，被扭曲；而男性群体的成功则掩藏了其面对未来的忧惧与无措。在这场重新调整两性关系的运动中，双方都缺乏对自身的理解和深刻的反思，“一废一兴”正是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的主旋律，可是却在维新运动时期的特殊环境下，使女权主义启蒙思想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了变奏。
三、维新运动时期女权运动思想的缺陷
维新派代表人物虽然对于妇女缠足，和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压迫，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言辞有激有缓，但对于女权运动以民族主义的思想为引导却是一致的。于是，维新派对中国女权运动思想的启蒙就明显出现了理论缺失：其一，维新派面对中西差距和西方社会舆论不得不放弃遵循、研习了多年的儒家学说理念，把近代世界大势照搬纳入到春秋三世之中，导致中西思想矛盾重重，牵强附会；其二，他们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急于救亡图存，寻找同盟。
基于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历史使命的特殊需要，维新派领袖不得不放弃西方女权运动启蒙思想中许多基本、核心的价值观。在改良缠足陋习的言论中，男女平等平权，妇女人格人性独立、自由等基础女权核心被忽视淡化得模糊不清，流露出的只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维新派在女权运动的舆论中诱导妇女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不满，对改革变法的支持，却漠视妇女对独立参政，改革现行国家制度的思想。
可以说维新派所建构出女权运动舆论，是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妇女解放思潮，也是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思想指导。在他们的构想中通过禁缠足、兴女学、提倡女权思想来解放妇女意识，从而让解放了的妇女们在社会中发挥她们的多重重要作用：一是自学以自养，不再拖累男子；二是做个贤妻良母，为国家生产和养育出更多、更强健、更有用的劳动力来。正如整个维新变法的思想被民族主义主题淡化，自由、独立让位于合群、社会，同样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也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人的民族自觉、国家意识的指挥下发生了变奏。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创造性地把女权运动思想纳入到救国救民的春秋大义之中，在使妇女受教育改变其懵懂状态的同时，灌输民族主义思想，使维新运动时期的女权运动思想在维新派贤妻良母式教育的引导下，男女平等平权，妇女人格独立自由被淡化。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维新派女权思想主要是从男子的立场出发来提出与定义的，主要是男性“解放”女性而不是女性自己“解放”自己，女性自己提出的权利思想，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维新派的女权思想充斥着男权与女权之矛盾。维新派提出女权思想更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当然他亦希望女性接受教育与知识以对家庭有帮助。他们站在男子的立场上倡导女权运动，是否有忽视女性自己的声音之嫌？
正如哈耶克所认为的，接受过西方训练和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会不自觉地承担起向其人民传播思想和知识的使命，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训练和教育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12)。
维新派致力于传播西方的平等、自由理念，他们也设想了中国的女权运动，但是在当时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尽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腐朽的社会制度，但我们无法忽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维新派始终是在男性的角度定义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很好地考虑女性自己的需要，没有真正发动起女性自己的主动意识。关于维新派的女权观，究竟是重男权还是重女权，还有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去评判。譬如，梁启超一生著述甚丰，但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只有十数篇。若单从论著的数量来看，难免让我们怀疑他对女性的关注和深入程度，无怪乎他被后世一些学者如吴廷嘉评之为雷声大，雨点少。另外，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设女学，是为了让妇女“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3)他有关支持女学的论调——“女人苟从事于学，有过于男子二事，一曰少酬应之繁，二曰免考试之难”(14)，可见，维新派在妇女问题上，实持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个是号召妇女自养、自立，似乎是关注到了女性自身的权利；另一个则是请妇女回到家庭去，负担胎教、母教及料理家务的工作，为男性做好辅助工作。这种思想上的相互矛盾显示了维新派在女权观上的保留态度。
从奔走呼吁妇女的健康权，到兴女学、倡女权，我们无不感受到维新派那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之心。可以说，爱国之情贯穿于维新派推行妇女解放运动之始终。他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的怜悯，而更多的是使之更富有社会意义，更多的将妇女解放问题置于国强种进的高度中来考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扩大其社会影响。这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背景相关的。
不可避免地，当救亡图存就成了近代国人面对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维新派的女学乃至女权思想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主张在宪法之治下保障女子的受教育权，以培养优秀的“贤妻良母”与“女国民”，主要是从“民族救亡”的目的而不是从妇女解放、使妇女获得天赋人权的目的出发的，他们看重的是健康、有知识、有能力的妇女可作为优秀的国民之母或国民之妻，他们虽然也讲男女平等，但强调更多的是男女对国家义务上的平等而非男女权利上的平等。他们的女教主张和其它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最终服从于他们的爱国主义。因此，维新派将人权和女权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是同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爱国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褒扬的，但是如果学者把国家主义奉为最高原则并以之作为学术研究的终结目的，则未免可悲。
对维新派女权乃至人权思想的这些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在国权与民权问题上，维新派更注重国权，以至于造成其与民权思想乃至女权思想的某种失衡。但是，笔者认为，在山河破碎的晚清社会，国家的命运尚且处于危机的边缘，如果此时，空谈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皮之不存，毛之附焉？因为，只有国权强大才能更好地保护每个公民自身的权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维新派的爱国之心可鉴，其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之情可叹可赞，这也是时代特征下女子教育发展的必然历程，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可以说：正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们的启蒙，才为后来的妇女解放打开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缺口；尽管他们更重视国权与男权，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女性自身的权利，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倡导与推动，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肯定会被推迟。
注释：
①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②③陈唯、王慧芳：《浅析戊戌维新派的宪政思想》，《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宋瑞之：《近代妇女教育的兴起与妇女的觉醒》，《河北学刊》1995年第5期。
⑤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⑥王林：《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⑦尚代贵：《维新派君主立宪思想的反思》，《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1期。
⑧鲁亚楠：《浅谈王韬对循环日报的贡献》，《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5期。
⑨张莉：《浅析维新派的社会公平观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才智》2009年第29期。
⑩王红丽：《戊戌维新制宪思想及其经济架构》，《学理论》2009年第9期。
(11)刘兴豪：《论维新派对洋务时期办报思想的传承》，《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2)王红丽：《戊戌维新制宪思想》，《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3)许娟、段塔丽：《清末妇女运动中的政府作用探析》，《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陈唯、王慧芳：《浅析戊戌维新派的宪政思想》，《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