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图书馆新消亡论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竞天择论文,适者生存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2011年1月2日，美国Alfred大学的用户培训馆员(instructional librarian)Brian T．Sullivan发表了《2050年大学图书馆尸检报告》[1]一文，重新燃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曾鼓噪一时的“图书馆消亡论”的战火。这把“火”不仅烧着了美国图书馆界，同时也迅速波及到国内图书馆领域，不少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图书馆生存的忧虑。消亡论触及到了图书馆人最敏感的神经，因此该报告引起轩然大波不足为奇。但是，面对图书馆消亡论的再次兴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嗤之为“陈词滥调”、“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也不能盲目听信，没有自己的客观分析与判断，更不能居危思安，消极被动地等待消亡。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思维看待图书馆的生存问题，客观地认知环境的变化，直面图书馆转型变革的挑战，积极地树立自身的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职业的危机感，前瞻性地洞察发展趋势，能动地增强适变能力，这才是图书馆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2 图书馆消亡论的由来与涵义变化
图书馆消亡论由来已久，究其起源是因为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到世纪末的这段时期，随着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广泛应用，图书馆已经开始实现业务自动化、资源电子化、服务网络化。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生产、组织、传递、存贮与利用的原有格局，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原有方式与阅读行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生存的信息环境。基于技术的颠覆性影响，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开斯特(F．W．Lancaster)早在1978年就大胆提出“在下一个二十年(1980-200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2]。随后，1988年“数字图书馆”概念的提出，则对图书馆消亡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数字图书馆技术应用与建设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图书馆领域的“热点”。至此，技术决定论弥漫于整个图书馆学领域，很多人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由此引发了图书情报机构和学科教育的易名以及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再加上网络与搜索引擎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选，图书馆似乎越来越被推向边缘化，并面临着名实俱亡的危险。
新世纪10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证明图书馆似乎并没有如兰开斯特所预测的那样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共同发展、相得益彰，复合图书馆成为被广为接受的新图书馆形态。这一时期，随着人们认识上逐步走向理性和客观，学界也开始反思技术至上的危害，并试图借助于人文的视角解决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3]，甚至兰开斯特自己也在反思图书馆消亡论是否言过其实[4]。但我们必须接受用户市场在失去而带来的价值拷问，必须正视图书馆日益显现的危机与边缘化，必须应对信息环境变化给图书馆所造成的竞争现实，必须直面图书馆消亡的严峻考验与变革压力。
Brian T．Sullivan提出的图书馆消亡论不能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他提出的大学图书馆消亡的依据主要是：①图书馆藏已变得过时；②图书馆用户教育已无必要；③信息素质教育完全融入课程之中；④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并入信息技术部门；④参考咨询服务不复存在；⑥经济问题超越质量问题。这些虽都是预测，但也不无道理。他所提出的很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现实中，大学图书馆消亡的一些迹象也已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图书馆今后40年的发展很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Brian T．Sullivan的观点和所谓的图书馆消亡论应给我们以足够的警醒，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主动适变。
消亡论不仅仅针对的是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研究图书馆，还包括公共图书馆，乃至数字图书馆。芬兰学者在What and Why Libraries一文中[5]，警告说公共图书馆正在受到威胁，至少表现在预算在减少，而图书馆的利用率在下降。听到这样的问题，图书馆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当所有的信息都能在网上得到时，用户还需要图书馆吗?这不仅是上级领导、广大读者的疑问，图书馆员也常常在自问。在网络时代，图书馆存在的价值和影响力能否得到人们的公认不能不令人质疑。
在传统的物理图书馆的价值和相对作用日渐削弱的情形下，人们对数字图书馆则充满期待，甚至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将数字图书馆视为救命稻草。最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教授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6]，则为盲目推崇数字图书馆泼了一桶冷水，也是对当前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提出的质疑。他认为：“现在的数字图书馆的模式，仍然基本是传统图书馆模式的延伸，是传统服务价值和服务市场的简单能力提升和服务扩展，仍然依赖传统的文献类信息产品(information item)而不是依赖信息内容(information content)来提供服务……仅仅依赖或者局限于这些资源和服务，将把我们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数字图书馆本身也许没有错，关键是建设什么样的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如果依然遵循传统图书馆的思维定势和业务模式，而不能对信息内容进行数据挖掘、情报分析、数据关联、集成融汇(mashup)、知识发现，为用户提供深度集成的数字知识服务，将难以在数字环境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笔者在自己的微博中所做的一项“2050年大学或专业图书馆的命运”的小调查(55人参加)结果显示，27％的人认为：图书馆将继续存在，而且越来越重要；40％的人认为：图书馆将继续存在，继续维持其相应的作用；11％的人认为：继续存在，但其作用日渐衰落；18％的人认为：不复存在，图书馆的功能发生变异；有4％的人答复：不知道。可见，许多人(主要是图书馆员自己)对图书馆的未来仍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图书馆怀有深深的依恋和深厚的感情，不相信也不希望图书馆消亡或功能变异，但图书馆将如何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
可以说，图书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把图书馆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以“图书馆精神”作为理由来否定图书馆消亡论，图书馆不是无可取代的。我们也不能靠盲目乐观来代替日益临近的威胁和危险。我们应该敢于面对图书馆被替代和消亡的风险与因素，在“忧患”中寻求突破，把握未来的发展，在变革中追寻图书馆新的价值和使命。
3 图书馆未来生存的影响因素
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图书馆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信息环境、经济环境、教育科研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图书馆的发展与技术、经费、教学改革和科研模式等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本身的变化和动态趋势，也给研究图书馆的未来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未来的生存发展就是建立在对这些可能发展趋势的把握上。
3．1 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特别是网络，对用户的需求与行为有直接的影响，也必然对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根本性冲击。英国图书馆2009-2011年战略规划指出：我们所处的环境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的变化超过了过去两百年的变化，特别是技术发展的驱动。这种变化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学术研究对物理图书馆作为重要信息源满足研究需要的依赖，而走向复杂的有多种选择(不同的获取水平、权威性、深度)的网络[7]。
资源数字化促使图书馆形态转变和传统地位丧失。期刊和图书是大学图书馆主要的两类学术资源。电子期刊和电子书的大量采购与使用，使得图书馆印本资源不断压缩甚至是取消，从而使图书馆无纸化成为可能。国外“无书图书馆”(bookless library)已经成为现实。如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图书馆正在将图书馆改造成无书图书馆，只在馆中提供电子参考桌、4台Kindle阅读器、电子期刊检索工具和28个数据库[8]。资源数字化也致使图书馆传统的资源中心地位逐渐沦落。一方面，许多图书馆与Google等合作，将馆藏印本资源数字化，用户可以绕过图书馆目录通过搜索引擎发现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大量的原生数字资源直接上传到网上，无需图书馆购买，而是以开放获取的方式直接提供使用。数字资源建设与采购主要由数据库商主导，图书馆在资源购买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购买者角色仅仅是图书馆的“背景”角色[9]。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馆的资源中心地位逐渐被驾空，并存在被取代的风险。
技术在学习与研究中的广泛使用促使图书馆传统服务功能日益减弱，服务模式受到挑战。人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资源，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设施(笔记本电脑、手机、iPad等)来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人们转向各种网络技术和工具来发现、管理大量信息，而非图书馆传统发现途径。Ithaka的调查显示[9]，图书馆馆舍和图书馆目录作为研究出发点的趋势正在不断下降，教职工现在开始转向经常使用网络服务，包括通用的搜索引擎和专门针对学术界的信息服务。这些服务在教师中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大，其重要性也在稳步增长。图书馆虽然积极开发和应用大量技术，改进图书馆目录、参考文献管理工具等，并以精确和有效性著称，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用户似乎并不买账。OCLC的一项报告显示[10]，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研究人员通常会选择那些操作简单、能简化其工作的信息工具和服务。研究人员利用 Google检索各种信息，他们知道这类搜索引擎的检索结果既不精确也不全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如果信息工具复杂而且耗时，或者很繁琐(例如参考文献管理软件、机构知识库等)，研究人员宁可弃用，抑或选择其他方式来替代。就算支撑服务还有缺陷，只要能够帮助研究人员节约时间、简化工作，他们都愿意尝试。
随着社会网络以及其他一些新兴技术的出现，图书馆的服务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关于社会媒体与研究流程的一项报告[11]显示，社会媒体已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重要学术工具，他们通过社会媒体进行协作式写作、会议、图片共享以及其他一些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具体工具的选择上，研究人员更喜欢使用类似于Twitter这样的大众型社会媒体，而并非一些专门的学术型社会媒体工具。《2011年地平线报告》[12]以时间顺序列出了对教育、学习和创造性信息查询有潜在影响或用途的6项新兴技术：电子书、移动通讯、增强现实、基于游戏的学习、基于手势的计算、学习分析学。这些新技术在当前和未来学习与研究中的应用，都对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图书馆固守传统，就会失去对用户的支撑作用，而不得不被用户抛弃。
3．2 经济环境
图书馆是附属机构，对教学、科研等起到辅助和支撑作用，并不直接产生效益，其发展资金多来源于公共资助，包括政府经费、高校经费和慈善捐助等。因此，图书馆的发展受到所依附的机构的极大影响。图书馆在依附机构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和所得到的投入，与依附机构的经济状况及其领导的重视程度有关，更与图书馆对依附机构的贡献力相关。
近年来发生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各机构对图书馆的投入，捐赠基金账户的收入也日益减少。为此，削减图书馆的经费成为保持收支平衡的一种方式，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2011年美国图书馆发展现状报告》[13]显示，许多大学图书馆面临预算削减和结构调整的压力，超过40％的美国大学图书馆声明要削减预算，有许多大学图书馆已着手制定缩减馆藏规模和裁员的计划。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对40个成员馆1982-2008年的数据进行了统计[14]，结果显示经费投入比例一直在下降。Ithaka 2010年的调查[15]则反映了在高层战略与预算优先之间，存在着不少关键性的矛盾，图书馆馆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完全践行他们预想的图书馆战略。之所以出现图书馆经费下滑的现象，大学图书馆价值受到质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Rick Anderson警告说[16]：在我们的资助机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的时候，图书馆持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所提供的那些对我们的用户来说价值却在不断削弱的服务，将致使图书馆面临其任务从根本上被取消的危险。
随着在线信息的普遍应用，用户已经开始感到图书馆的相对作用越来越小，而资助机构和主管部门也要求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影响力说明，图书馆被评价和问责的压力陡然增加。馆藏量和图书馆用户培训、参考咨询的数量已经不能作为继续获得资金的有力说明。图书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图书馆的资源、服务以及专业知识在用户的科研与教学中起到了哪些不同凡响的作用[17]。如若不然，用户就会寻求更经济实用的服务途径，而非大学图书馆这种“奢侈品”，图书馆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支持。
3．3 教育与科研环境
研究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教学与科研，图书馆必须为所依附机构的科研和教学提供有效的支持，也才能得到所依附机构的支持。如果失去这种相互的支持，那么研究图书馆就真正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利用情景分析法，对高等教育未来15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26种可能情景[18]。其中所提出的教育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大学图书馆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ARL同样利用情景分析法对2030年的科研模式进行了预测[19]。其提到的主要趋势有企业化研究、研究的合作化等，也值得研究图书馆关注。OCLC的《研究生涯：美国研究人员所需的信息支持》报告[10]则提出了未来研究人员需要的科研支持项目，包括资助机会的寻求、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价值的开发、寻找潜在合作者，扩大自身被发现的可能，文件、数据集的管理与存储，大文本和数据文件的分析，提高信息检索与管理技能，参考文献管理，选择出版商或选择传播形式，对预印本、出版物和后印本的管理，对职业声望的支持等。结论指出研究人员对研究成果的存储、维护、检索和管理是一项急需的支撑服务。因此，大学图书馆面临着诸多科研模式与需求变化的风险因素，要求图书馆必须在业务模式与管理机制上主动适应，积极调整自身的定位和服务能力。
4 图书馆未来的应对策略
图书馆的发展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既对研究图书馆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规律不仅适合自然界，同样也适合图书馆。如果图书馆不能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不能适应用户需求与行为的变化，那么图书馆必然被抛弃、被取代，必然走向消亡。所以，图书馆必须通过确立融入数字化战略、嵌入教学科研过程、提供移动服务、创新学科服务，重新定义图书馆的发展战略，重新确立图书馆的职业特征，将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置于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中，构建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与管理机制，重构适应数字环境的新型图书馆范式。
4．1 融入数字化战略
数字化是信息环境变化的主要趋向，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西兰一所大学图书馆所设想的2020年的场景是[20]数字范式(digital paradigm)将彻底改变组织文化、组织中的人及其工作方式、既定的学术传统以及支撑它们的系统和服务。长期以来，图书馆的核心概念是印本资源和物理图书馆，数字范式的影响还刚刚开始。但无论如何，数字范式都将对图书馆的性质、理念、模式、服务产生根本性改变。在Derek Law教授看来[21]，如果图书馆不能提出其与数字化相关的新的生存哲学，图书馆将冒被废弃的风险。图书馆需要确定的是，我们到底能给用户提供什么，这是我们不与Google或微软竞争的独特卖点。我们必须提供与用户需求相关的服务和馆藏，而不是期待用户的改变来适应我们的先入之见。
数字化浪潮势不可挡，这是技术发展和用户需求所共同决定的。为此，国外很多大学图书馆实行电子优先战略甚至e-only资源战略。Robert Darnto撰写的《“信息时代”的五种迷思》[22]提出“书籍已死”、“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在网上应有尽有”、“图书馆无人问津”、“未来是数字化的”等观点，发人深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在发生巨大变化，图书、图书馆的内涵也需要变化。在预算削减、用户偏爱电子化资料获取方式、有限的物理空间以及财政能力无法支持综合性资源收藏等因素的影响下，图书馆的生存哲学由“以不变应万变”(just-in-case)转变为“因应而变”(just-in-time)必然成为未来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建设发展的重要选择[23]。
4．2 嵌入教学科研过程
图书馆员能否走出图书馆而嵌入教学科研过程中，是对图书馆能力的重大考验。德国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馆长Frank Sander先生2011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所做的“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机构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报告中指出：本地图书馆员角色在今后的48个月之内将被信息管理专家所取代。信息管理专家的核心职能是为科研人员提供有关元数据的获取、数据规划、写作支持、出版指导等咨询服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Roderer也提出[24]：我们的确不再真的需要拥有一个集中的服务点。到2012年，我们有望离开图书馆的大楼。这种分布式的服务模式不仅体现在每个科研人员的计算机能查询图书馆的网站及电子期刊文章和电子图书的内容，而且图书馆员还嵌入到各个院系，与科研人员在其所在的地方开展合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图书馆主要通过嵌入式信息专员(embedded-informationist)的方式提供服务。信息专员服务的主要特点是：在用户的空间里，利用信息专员的专长，为用户提供深度的知识服务，成为用户在科研上和医疗团队中的信息专家。
嵌入式图书馆员(embedded librarian)服务已成为国外图书馆服务的主流模式和新的趋势。图书馆只有实施嵌入服务，才能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潜力，有效激发用户的信息需求，才能缩小信息与用户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也才能实现图书馆的价值，提升图书馆的地位，增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在用户中的显示度和影响力，才会得到用户的认可和更多的支持。图书馆员必须走出物理的图书馆，到用户之中，嵌入用户的科研教学过程之中，才会拥有发挥才能的舞台，才会彰显自身的价值和贡献。
4．3 提供移动服务
移动互联网已经在用户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其影响力在显著增强。图书馆也必须将移动服务作为业务的延伸和新的增长点，适应用户信息行为的变化，延伸图书馆服务的时空。加州数字图书馆《移动策略报告：移动设备用户研究》中提到[25]：调查显示教员拥有移动上网设备者最多(63％)，其次为研究生(53％)，再次为大学生(41％)；使用最多的移动设备是iPhone(53％)或iPod Touch(20％)，其次为黑莓(10％)，再次为Droid(9％)。移动设施的使用在国内外都是一种普遍现象，适应的是人们随时随地的需求。图书馆也必须更加积极地适应用户行为的这种变化，实施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移动战略。
德国的Klaus Ceynowa在2011年国际图联(IFLA)大会报告中[26]勾画了图书馆移动服务的框架：OPAC和网站等基础服务的移动化，特色馆藏呈现的新场景，多种设备解决方案，获得在整个网络空间的显示度，拓展现实(真实世界的视觉表现)，通过完全渗透性的互联网，实现日常生活信息的全集成，从而实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图书馆，实现图书馆范式的转变。
将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与移动设施结合，将顺应用户信息行为与需求的变化，极大地扩大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有效增强图书馆服务的效果，实现图书馆的服务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的理念，体现图书馆服务的泛在性——融入用户过程之中。随着移动设施的普及和功能的不断完善，图书馆必须在移动服务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学术资源与服务中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图书馆应重视移动服务战略，加快推进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布局调整与重新定位，提升图书馆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4．4 创新学科服务
Brian T．Sullivan认为大学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会被不断改进的搜索引擎和社会网络工具以及相对便宜的信息技术帮助平台(help desks)所取代，从而销声匿迹。应该承认，随着时间与技术的发展，简单的参考咨询工作会逐渐被取代，但是以学科服务为代表的高级服务形式则应运而生。在科研过程中，有很多工作是需要通过人来完成的，是技术所不能取代的。以学科馆员为主体所开展的学科服务适应的是新信息环境与科研环境对图书馆创新服务的需要。学科馆员在用户的科研过程中起到联络、培训、咨询、研究方法指导、论文投稿、定题服务、情报跟踪、情报分析、信息环境优化的作用，成为科研伙伴和科研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科服务在团外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我国的实践也有十几年。学科服务的模式正在由简单的联络服务向直接支撑科研过程的深度服务转变，学科服务的内容正在由提供文献检索、培训、咨询服务向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转变，学科服务的场所正在由馆内服务向融入科研一线、嵌入科研过程转变，学科服务的方式正在由学科馆员个人能力向学科馆员团队以及学科馆员与用户的团队协同转变。学科服务的变化及影响正在重新定义图书馆在大学或研究所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人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认知。学科服务正在成为图书馆的主流业务模式，成为图书馆摆脱危机、重塑形象的突破口，成为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要出路。为此，需要图书馆在岗位设置与迁移、业务重心调整、业务结构重组方面加强规划和设计。
5 结语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图书馆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这就是从传统图书馆到新型图书馆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根据德国的Wilfred Suhl-Strohmenger的说法[27]，传统图书馆(old-fashioned library)与新型图书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馆藏为中心，为基本上是被动的图书馆用户提供咨询与信息服务；而后者是以用户为中心，为基本上是主动的、具有信息素养的用户提供对广泛的物理和数字资源和服务的利用。图书馆适应环境而不断地发展变革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应是一种本能、一种自然行为。按照达尔文1859年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进化论思想，“能够存活下来的物种并非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最适应变化的”(It is not the strongest of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nor the most intelligent,but the one most responsive to change)。因此，未来的图书馆从内到外都与传统的图书馆有很大的不同[28]，人们更确信图书馆角色的变化和对图书馆的新需求。“穷则变，变则通”。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研究图书馆未来的前景将是什么，谁也无法给出定论。但面对未来，研究图书馆需要做的是高瞻远瞩，前瞻性地洞察其生存环境的变化趋势，以增强应变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能力。只有这样，研究图书馆才能走得更远。虽然Brian T．Sullivan以预言者的姿态提前为大学图书馆敲响了丧钟，但是我们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警醒，增强自身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知耻而后勇，在数字化环境中彰显图书馆新的价值、地位、影响力和贡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