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德教育关系探源——以《海国图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德论文,关系论文,国图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5-0090-07
早期中德教育关系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在鸦片战争后更多地表现在德国教育的对华影响上。这是晚清社会的国情使然，也是近代德国强势文化对外输出的必然结果。目前教育学界基本将德国对华教育影响肇始时间界定在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①。之前的中德文化关系、特别是教育接触，已有学者关注到。如陈洪捷在其论著中不但提及了《职方外纪》②这本书，而且说到了“亚勒玛尼亚”(德国)的名字[1]136。但《职方外纪》的教育研究价值以及在早期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学术地位，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力度很大，成果颇丰，并且集中的热点是晚清帝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史、特别是两国的教育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2]6-7。事实上，德国教育对华产生影响与早期中国对德国教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换言之，近代国人对德国教育的认识、直至借鉴学习，非一朝一夕可以定夺，必有其了解、抉择的一个过程。同期迅速崛起的普鲁士国正在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极富远见的教育改革措施，赢得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强国地位，成为18世纪欧美各国的教育“榜样”[3]236。在“开眼看世界”的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有识之士已经通过最新的西方著作，将德国的史地、教育等相关知识在《四洲志》、《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中介绍于世人。因此，研究普法战争前的早期中德教育关系，应对这些传世力作进行周密细致的教育文化考察。本文以《海国图志》为中心，通过探究该书的成书脉络以及考辨、分析魏源辑录的德国教育文献，对早期中德教育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进一步引起学界关注近代德国的教育发展状况及其对华影响，广泛发掘更多更新的史料，推进国别教育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一、《海国图志》对以前东西方记述德国教育文献的承袭与发展
(一)《海国图志》与《四洲志》、《瀛寰志略》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资料来源有三：“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4]2可以说，《海国图志》首先依据的是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将《四洲志》的译文按类全部辑入《海国图志》。这样，《四洲志》真正公之于世，产生社会影响，是通过《海国图志》这部著作。
《海国图志》第二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中国的史志类典籍。其中对魏源影响最大的是《瀛寰志略》。魏源在《海国图志》60卷(1847年)增补到100卷(1852年)的过程中，参考引用此书达33处之多，共约4万字，占《瀛寰志略》的1/4篇幅。
以上二书成为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与史实依据。这样，探究《海国图志》在早期中德教育关系中的研究价值，应首先就此二书对于德国教育的记述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
《四洲志》成书于1841年，是中国近代介绍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比较确切和系统地了解介绍西方的开端”[5]47。该书对德国的记述不多，内容限于普鲁士国的历史、军事、人口等方面，但其中一段关于德国近代兵制的文字展现了德国作为一个西方新兴军事强国的雄姿。
政事，设贺官四人。每会议，各国之贺官俱集于耶麻尼(Germany，笔者注)。兵三等，一曰士丹定阿弥，一曰兰威阿，一曰兰士瑞。其兰士端之兵，惟护卫都城，不出征，未悉其数目。其士丹定阿弥之兵，额设驻防兵万有七千九百，步兵八万二千九百三十有八，骑兵万九千六百四十七，炮手万有三千五百，共十四万一千有奇。年三十以上为一班，年四十以上为一班。兰威阿之兵，以二十二万七千为一班，十八万为一班，共兵五十万有奇。故墨兰领麦之人，充伍者居十之二[6]105。
这段记述与《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相关文献一起，为阐释近代德国以军事教育兴国的富强之路，以及晚清政府以此为摹本掀起的大规模的师德军事教育浪潮，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依据。
《四洲志》问世后7年，由徐继畲编著的《瀛寰志略》出版。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一直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最受器重的著作”[7]248。同《四洲志》一样，《瀛寰志略》也对德国作了介绍。所不同的是，从章节篇幅及内容上，《瀛寰志略》带给我们德国方面的信息，远比《四洲志》充实、丰富得多。特别是书中提供了关于德国文化教育的珍贵史料，使其在中德教育关系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德国被安排于《瀛寰志略》的卷四、卷五。卷四首先介绍了以往书籍中出现并沿用过的有关“日耳曼”及“普鲁士”的名称，为我们全面认识德国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卷五继而分述了普鲁士国及日耳曼列国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此卷记录了近代德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在“普鲁士国”中，特别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实行的著名军事改革及文教措施进行了记载：“王乃增修国政，劝农工，设学馆，惠商旅，由是百姓亲附，邻国之民，皆喁喁慕义，遂为西土显国。其国大势分东西两土。其八部，有在日耳曼界内者，有侵割他国得之者。其制民，及岁者，工入肆，秀入学，否则罚其父母。年二十以上男丁，皆入伍学艺，三年放归。每岁秋，操阅赏罚之，故其国兵多而强。额兵计十六万五千，内宿卫一万八千，骑兵一万九千，炮手一万五千七百，步兵十万四千，别有民壮三十五万九千二百。举国尚西教……”[8]7-8
其中“设学馆”，大力发展教育就是重要举措。这一涉及国运兴衰的民生大计，在短短几十年后直至今日的德国，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作用：不仅使当时的普鲁士及德意志联邦摆脱了贫困屈辱的历史，更使德国走上了振兴强国之路，教育遂成为德意志强悍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制胜法宝。《瀛寰志略》在此已揭示了德国“教育兴国”的历史意蕴。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及岁者，工入肆，秀入学，否则罚其父母”，亦是目前可见的近代中国文献中最早关于德国教育政策的记载。另外，普鲁士国内以柏林、哈勒及木城为代表的地方教育状况，也被记录其中。如对百尔罗(一作伯灵，又作本尔林，即今柏林，笔者注)如是写道：“内有孤子院，收养恂独。有医院，居旅客、贫民之染疾者。有武艺院，教击刺。有文学院，肄业者，一千六百余人。有军器局，贮大炮。王殿长四十六丈，阔二十七丈，高十丈，规模极宏壮。百官之居亦整洁。百工诸术，各有学院。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所造磁器尤良，坚质不亚华产，而价甚廉。大呢羽缎布帛山积，远客咸来贸易，故称西土大都会。”[8]7-8
在另一部分“日耳曼列国”中，《瀛寰志略》对当时德意志境内巴伐利亚、符滕堡等16个邦国的情况作了介绍，其中特别描绘了萨逊国和汉诺威两大邦国的教育盛况：
萨克索尼亚(一作撒逊，又作撒孙)在巴威也拉(巴伐利亚，笔者注)之北，为日耳曼适中之地。……其地所出者书籍，镌印最精，各国之文字，百家众术之著作，无不毕备。每年所售，无虑数万亿册，价值数百万园。
亚诺威尔(一作汉那耳，又作汉那耳，又作汉挪瓦)(今德国城市汉诺威，笔者注)在日耳曼之西北。……都城同国名，有大书院日可苎延，收教幼学，声名最著[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德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辉煌蓝图。
徐继畲对于德国教育的上述文献记述，使《瀛寰志略》成为研究鸦片战争时期中德教育关系的重要史籍。由于《瀛寰志略》、《四洲志》二书具有鲜明的经世风格和很高的学术水准，大量丰富珍贵的史料文献，成为魏源辑录《海国图志》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这就使得《海国图志》在教育领域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和教育文献价值。
(二)《海国图志》与《职方外纪》
按照《海国图志》的资料来源，西人著述，即第三类文献依据是明清之际及鸦片战争前后来华传教士的各类著述。其中，由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是最早记述德国文化教育的西学著作。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有取之夷人者”凡11种，第一种便是《职方外纪》。该书约3万字，约有7/8被原文引录于《海国图志》[10]67。因此，研究早期中德教育关系史，有必要对这一西人著述作一追溯和探讨。
《职方外纪》出版于1623年，作者为意大利著名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③，它是传教士“用西方宗教地理学观点写成的中文版的第一部世界地理”，对后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起了深远的影响[11]1-3。
这样一部西学著作，笔者认为其对德国教育的研究价值有二：第一，它全面概述、详尽展现了欧洲的教育制度及状况，从中我们可以大体窥视出17世纪德国的教育风貌。第二，在国别介绍中，《职方外纪》虽然涉及内容广泛，但第一次具体地深入到各国的文化教育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早期关于德国教育发展的若干信息。以此为基点、为源流，早期中德教育关系的历史轨迹便可由此寻觅与追溯。
《职方外纪》共五卷，全面记述了五洲四海的舆地概貌。其中卷二“欧逻巴总说”介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12个国家及地区的地理概况。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对欧洲的教育状况作了详尽、细致的记述，成为研究17世纪欧洲文化及教育制度的重要文献。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阅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如流，然后取中。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学道者，专务化民，不与国事。治民者秩满后，国王遣官察其政绩，详访于民间，凡所为听理词讼、劝课农桑、兴革利弊、育养人民之类，皆审其功罪之实，以告于王而黜陟之。凡四科官禄入皆厚，养廉有余，尚能推惠贫之，绝无交贿行贿等之情[12]68-69。
这段文字展现了一幅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图景，各级学校的设置、规模、学习年限、课程、考试及师资方面的教育信息准确清晰，全面具体。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德国教育的若干发展情形：尚文学，广设学校；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校体系；设科规范、考试严格、尊师重教等等。通过这段记叙，《职方外纪》间接向我们传递了德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诸多信息，为我们追溯早期中德教育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文献依据。
继总说之后，艾儒略分述了包括西班牙、法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欧洲地理概貌。德国位列第四，标题为“亚勒玛尼亚”。此节是目前见诸于所有中文著作中最早详细记述德国的史料，在19世纪初以前新教传教士的著述中，一直是“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德国的“权威信息来源”[13]12。全文只有五六百字，分四段介绍了德国的地理、历史、军制、属国等情况，其中第一段的内容最为丰富，教育研究的价值也最高。
拂朗察之东北有国曰亚勒玛尼亚……国王不世及，乃其七大属国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国之臣，或用列国之君，须请命教皇立之。国中设共学十九所。……土人散处各国以为兵，极忠实可用，至死不贰，各国护卫宫城或从征他国亲兵，皆选此国人充之，本国人仅参其半。其工作极精巧，制器匪夷所思……手中尚不废常业也[12]92-93。
其中“国中设共学十九所”，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教育的最早的、也是最直接的信息。17世纪德国开设学校的教育状况可见一斑。
从《四洲志》、《瀛寰志略》到《职方外纪》这部西人著作有关“亚勒玛尼亚”(德国)——“国中设共学十九所”的最早中文记录，三部舆地名著都从不同层面对德国教育状况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为探究早期中德教育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文献依据。由于三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魏源承袭了它们的学术与思想精髓，将其作为编纂资料的主要来源辑录在《海国图志》中，经不断充实、增补，使当时所有关于德国的中文记载都囊括其中。这样，《海国图志》不仅集近代世界史地著作之大成，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亚洲的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巨著”[14]23，也成为研究早期中德教育关系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典籍。
二、《海国图志》关于德国的教育文献特点及研究价值
《海国图志》最终完成的100卷(1852年)对德国概况，包括史地、兵制、民俗、文教等诸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详尽的记述。因该著集近代世界地理著作之大成，资料丰富，所以书中关于德国的教育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们探究鸦片战争及以前中德教育关系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
《海国图志》在中德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取决于其德国教育文献的两个特点。
其一，记述德国教育的全面性、丰富性。在书中，魏源将德国安排于百卷本《世界各国地志》中的第44卷、45卷和第57卷。第44和45卷介绍“耶马尼(Germany)”及“耶马尼各国”(不包括普鲁士)。第57卷专谈普鲁士，取名《普鲁社国沿革》，且加注释为“原无今补”，意为新增补之内容。全文内容丰富，篇幅较以往典籍中对德国之零散、简单介绍明显增多，计约6 700字，可以称得上是鸦片战争前后记述德国教育最为全面、充实、新颖的史料。这样，从《职方外纪》这部最早记叙德国教育的西学著作，到《四洲志》、《瀛寰志略》，到新增补的《普鲁社国沿革》，魏源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全部关于德国的信息都收录其中，从而保证了《海国图志》教育文献的全面性、丰富性，为我们探究早期中德教育关系提供了最为详尽的资料。
其二，《海国图志》关于德国教育文献的直接性、客观性。这是由魏源严谨科学的编纂方法决定的。以教育研究价值最高、“原无今补”的《普鲁社国沿革》为例说。《普鲁社国沿革》征引的西人著述有5种，即《贸易通志》、《万国地理全图集》、《地理备考》、《地球图说》和《外国史略》。魏源采用“述而不作”的编撰方法，将五部书中有关德国的内容依次按书名辑在一起，并以按语的方式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补充(但据笔者统计，《普鲁社国沿革》里的按语只有《贸易通志》中一处)，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海国图志》中关于德国的资料来源基本上是五部西人著述的原文，非魏源或他人根据个人主观需求随意增删、修订后的“二次加工品”。这种严谨的治学之风与编撰态度，为我们探究德国近代社会发展原貌提供了客观科学的史实依据。
上述五部西人著述均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史地书籍。《贸易通志》、《万国地理全图集》的作者为德国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传播的重要人物郭实腊。《地理备考》为葡萄牙人玛吉士，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本世界地理中文著作。魏源对此书倍加重视，言其“《欧逻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智”[14]70。该书在《海国图志》中出现多达91处，近12万字，是魏源引用最多的一本著述。《地球图说》系1848年美国传教士祎理哲编著。此书对普鲁士的介绍较为简略，大体概述了普国的人口、宗教、物产等状况。《外国史略》署名马礼逊作，后人推测多为英国著名传教士马礼逊④。这是一本以概述欧洲历史为主的世界通史，资料详实，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它对普鲁士国的历史兴衰、发展沿革作了全面的介绍，其中尤为珍贵的是，记述了德国教育发展的情况，教育研究价值很高。
上述西人著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代德国(以普鲁士为代表)的社会概况，魏源“述而不作”的编纂方法保存了上述资料来源的原始性与可靠性。由此，“全面、丰富、客观、直接”构成了魏源辑录德国教育文献的主要特点，这即是研究《海国图志》一书的教育价值之所在。
三、《海国图志·普鲁社国沿革》对德国教育的导入
《普鲁社国沿革》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位列第57卷，是当时记叙德国教育最为详尽的文献，“原无今补”使其资料更兼具了新颖、实效的特点。魏源辑录该卷征引的前述五部西人著述中，有三部专门论及了德国教育，其中德国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图集》、英国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详细记述了普鲁士及其所属地区的教育发展概况，包括教育机构、师资、生源、大众教育等微观方面。较之《四洲志》和《瀛寰志略》，《地球图说》、《万国地理全图集》、《外国史略》无论从资料来源的直接性、原始性(特别是郭实腊为德国人兼著名汉学家)，抑或叙述内容的丰富性、充实性，均略胜一筹，具有很高的教育研究价值。兹就这三本书中导入的德国文化教育内容作一详细论述。
(一)《地球图说》
书中对普鲁士国这样写道：
波路西亚国，又名波路斯，又名普鲁社，东界峨罗斯国，南界阿士氐拉国，西界伯利诸恒国，并荷兰国，北界海。百姓四百万，都城名比耳林(今德国首都柏林，笔者注)，城内民二十二万，大半耶稣教，小半天主教。是国昔年最小，厥后东侵西占以廓其地。书院广设，百工技艺娴习。地虽平坦，大半硗瘠，难树五谷。内有至大之江三，即耳兰英江、乌达江、伊拉伯江是也。土产棉花、布、羊毛、布呢、绸缎、磁器、木料、琥珀、铁器，并所造之奇器等物[15]11-12。
这段文字虽然只有100余字，不足以窥其深妙，但1848年才问世出版的《地球图说》，却为4年后《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年)的编撰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世纪上半叶前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发展概貌，包括人口、宗教、物产等状况。值得关注的是，普鲁士都城柏林“书院广设，百工技艺娴习”这一学校林立、教育普及、百业兴旺的文化大都市教育信息已经传递给了我们。随着另两本书《万国地理全图集》、《外国史略》的补充与记述，愈加丰富的文献向我们揭示出德国愈加兴盛的教育发展景况。
(二)《万国地理全图集》及《外国史略》
这两部书对于普鲁士国的介绍最为详尽。从文字上看，《万国地理全图集》有1 794个字，《外国史略》有3 542个字，几乎占《普鲁社国沿革》(6 697个字)的80％。从内容上讲，二书几近相同，一则综述了普鲁士国的历史发展沿革，直至近代的普鲁士政治、军制及文教改革；一则分述了普鲁士国内各部的舆地物产、人口宗教、山川名胜及文化教育。所异之处为二者的介绍互有节略，又互为补充。从叙述的内在逻辑及手法上看，《万国地理全图集》的脉络似乎更显合理、清晰一些。因而，笔者拟以《万国地理全图集》为本，辅以《外国史略》(在前者空缺或所异之处加以陈说)，使二书相得益彰，全面展现德国近代以普鲁士为代表的教育发展全貌。
普鲁士是近代德意志各邦中领土最广、实力最强的邦国之一。在“尚武”历史传统的驱动下，经过不断的领土扩张，这个在12世纪末尚未统一的国家，到18世纪一跃成为“德意志各邦的表率和欧美各国的榜样”[3]236。自17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16]120。普鲁士的崛起是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创造了“普鲁士精神——普鲁士道路——德意志道路”的辉煌国家神话。普鲁士率先推行的文化教育改革及其业绩，即是这条成功振兴道路上一块厚重的奠基石。《外国史略》对普鲁士的文化教育状况这样描述：
陂路斯国(普鲁士国，笔者注)，生齿繁盛于他国。嘉庆二十年，计一千万名，今一千五百万名。……国民精造织，……立学馆二万二千九百一十处。男教师，女教师，二万五千五百七十五名。入学之男百一十万零九千名，女一百零六万二千名。大学院七百三十四间，男女教师二千九百名，学生九万名。另设兵丁之学馆，又有艺术之大学，百一十处，教师千四百名，儒生二万三千石，其大院肄业计六处，在彼敦务者五千名，教师四百名，在都内者千八百名[15]18-19。
这是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教育发展的状况，其学校开办数目之多(区区1 500万的人口小国，竟广设学校22 910所)、教育普及程度之高(男学生1 109 000名，女学生1 062 000名)、高等教育之发达(大学院共734所)、教师人数之众(普通教育为25 575人，大学为2 900人，专科为1 400人)、教育分科之细(军事院校与艺术院校共110所)，令人瞠目。这种教育兴旺的景象使普鲁士国民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其居民文学有名，农夫学史书，儿童知地理，女子悉天文。”[15]19由此，普鲁士，一个人口1 500万、“广袤方圆三万六千方里”的地理小国[15]6，发展成了世界上一个文化发达、国泰民昌的教育大国。
普鲁士的地方教育情形亦同国家发展状况相一致，各地区的教育机构设施之完备、师资之雄厚、生源之充足，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及较高水平。《万国地理全图集》详细记叙了普鲁士以下诸部及其主要城市的教育情形。
班丁堡部：(《外国史略》又称班丁布部)，其会城(省会)为国都佰邻(《外国史略》又作必林，今德国首都柏林，笔者注)，居民二十二万丁，城周围三十六里，城内有孤子院……“其文学院内有儒千六百余”[15]6。《外国史略》又称其居民“颇聪敏”，“多艺术之师，学馆中，海外之士云集”[15]14-15，勾勒出柏林作为西方大都市的一派文化教育盛况。
陂墨邻部：(《万国地理全图集》又作博闵邦)，“广袤方圆三万六千方里，居民九十万丁……”会城土得丁，“居民文学甚兴”。此外，额林城内“建文学院”，北勒城有居民四千，“城中学院之师，学问有名”[15]6-7。《外国史略》记录有云：“此部之书院，在开瓦得，居民一万零五百口，士达甲居民万有一千，比力在丰地最多谷，南宋宝庆间，其崇佛教之居民，初进天主教，故作受浸礼之池，立教馆以志之。”[15]14
治利西部：(《万国地理全图集》对此部记录不清，故采用《外国史略》称呼)，其会城为伯老，居民八十万六千丁，内多巧匠，“其文院多名儒”[15]7。
由上观之，19世纪前期的普鲁士从地方到中央形成了一套有序、科学的教育发展体系，其学校数量、办学规模、师资、生源、国民素质，均体现出“教育兴国”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理念。虽然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及视野局限性远未使其将笔墨更多地浓聚于德意志这一新兴国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详于记述英、美等国)，但洋洋洒洒6 700余字的《普鲁社国沿革》却向国人展现了一个饱经风雨坎坷与战火洗礼，却屡摧不垮、昂然自立的普鲁士国。靠着坚强不屈的“普鲁士精神”，普鲁士人沿着自己开创的教育道路，创造了一个教育兴国的民族振兴的光荣神话。随着普法战争的到来，这一屹然崛起的教育军事强国再次映入晚清国民的视野[17]15。作为德意志帝国的象征，它震撼着中国的有识之士去求索它的成功之道[18]21。师德之风在19世纪后期的中华大地上悄然兴起，德国的在华教育影响亦由此全面开始。《海国图志》于此中德两国教育关系的演进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媒介宣传与导向作用。
四、结语
《海国图志》是晚清一部不朽的舆地巨著，与《四洲志》、《瀛寰志略》并称中国“研究外为最早之三书”[19]486。通过考察该书的资料来源与成书脉络可以看出，《海国图志》与《四洲志》、《瀛寰志略》以及《职方外纪》这部最早记叙德国教育的西学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在教育的记述上是一脉相承的。《海国图志》在承袭前述论著的基础上，增添、补充了当时所有关于德国的中文记载，“原无今补”，同时“述而不作”，使该书的教育文献具备了“全面、丰富、客观、直接”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海国图志》在教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成为探究早期中德教育关系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史籍。近代德国发达的教育体系，正是通过《海国图志》这部史地巨著渐为国人所认知，进而推动两国的教育关系走向互动与发展。从教育的角度，深入探讨以往各类文献典籍关于中德教育的记述及其学术价值，对于深化中德教育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代表作见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Yi Huang,Der deutsche Einfluss auf die Eu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Europ? 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1995,P46.
②该书出版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作者为意大利著名传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它是传教士“用西方宗教地理学观点写成的中文版的第一部世界地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启蒙作用。见《职方外纪校释·前言》，[意]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
③艾儒略(1582-1649)，意大利人，1609年受西方耶稣会派遣来到远东。1610年抵达澳门，1613年来到北京，后在上海、扬州、陕西、福建等地从事传教活动，1649年卒于延平。艾儒略一生著述颇丰，被称为“西来孔子”，主要著作有《职方外纪》、《西学凡》、《西方答问》等。
④据谭树林考证，《外国史略》的真正著者为中国第一位来华的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次子马里生(Morrison Martinc)。见谭树林：《〈外国史略〉著者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20—22页。一说该书是马礼逊父子先后接续完成的一部世界史。见邹振环：《〈外国史略〉及其作者问题新探》，《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00—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