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刺激生产率增长吗？——来自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规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促使人们环保意识显著增加，各国政府也纷纷把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和我国大连的石油污染事件再次强化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要求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但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依然存在争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环境规制通过增加生产成本、挤占研发资金直接影响产业绩效。但Porter(1991、1995)提出，通过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企业面对较高的治理成本，从而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正因为这个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波特假说”便一直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1-2]。
针对以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假说，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实证研究，证明各自理论的合理性。支持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有：Gray运用美国1958-1980年间450个制造业数据，研究安全和健康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种规制导致生产率增长每年平均降低0.57%[3]。Jorgenson and Wilcoxen通过环境规制对美国1973-1985年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导致美国GNP水平下降2.59%[4]。同样也有支持波特假说的研究：Alpay E，Buccola S and Kerkvliet J研究环境规制对墨西哥1971-1994年食品制造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业利润率影响为负，对总体生产率影响为正[5]。Lanoie P，Parry M and Lajeunesse R却强调环境规制的效应有滞后期，且这种滞后效应对生产率有正向作用[6]。我国黄德春、刘志彪认为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会激发一些创新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成本，因此，规制可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7]。
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好多学者试图用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和工具来解释。如Gray and Shadbeglan利用美国150个电力企业的数据，得出设计灵活的规制工具对生产率有正影响，设计不好的规制工具产生负影响[8]。Lanoie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促进某些种类的环境创新，且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9]。我国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张红凤等利用污染密集产业的区位商、带动值和经济增长贡献率三个指标，对环境规制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要改变污染排放总量高导致环境规制压力大的局面，需要配合产业结构配置政策的调整[10]。陈诗一通过仿真得出节能减排一开始会造成较大潜在生产损失，但这种损失会逐渐降低，双赢可期[11]。
上述研究的不足是有关环境规制的影响往往针对某一具体行业，而缺乏对一个或几个经济区域生产率影响的总体判断，也没有运用全要素思想动态评价环境规制导致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另外，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往往注重于分析单个绩效指标，缺乏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定量分析。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1)基于Malmqusit理论，综合考虑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和知识存量等相关要素，分析我国三大经济区域(为了研究方便，特对三大经济区域做一界定，长三角区域包含上海、浙江和江苏两省一市；珠三角区域指广东省；环渤海区域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也就是三省两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2)实证分析即期环境规制对经济区域技术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综合判断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3)考虑到环境规制的滞后期效应，分析滞后两期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2 生产率增长的测算
2.1 Malmquist指数理论
2.2 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研究的需要，以1995-2008年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投入产出数据为样本。具体的投入产出数据说明如下：(1)资本投入。张军等采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各省资本存量的估算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多数学者都直接或间接采用张军估算的资本存量数据进行研究[12]。本文对1995-2008年的数据，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获得。另外，为了保证投入-产出变量统计口径的一致，采用GDP平减指数，将资本存量换算到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的相应数据。(2)劳动投入。以各省区年初、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单位为万人。(3)知识存量。Silk和Joutz认为可以使用专利授权量作为知识存量[13]。本文采用这个观点，以各地区每年的三种专利授权量(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为知识存量。(4)产出数据。以各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计算变量，单位为亿元。为与资本存量价格保持一致，以2000年不变价格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年鉴》。
2.3 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计算我国三大区域的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表1给出了三大区域历年的生产率增长值及其分解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环渤海和长三角区域生产率增长(Tfpch)表现出同步性，都经历了增长率快速减少、快速增加、再缓慢减少、最后趋向较少波动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从1997年开始，环渤海和长三角生产率增长开始快速递减，到1999年出现13年间唯一的一次负增长，两个经济区域分别增长-0.9%和-5.8%，其中长三角生产率增长下滑尤其明显。这个结果与胡鞍钢、郑京海、涂正革等的结论类似，原因可能在于1997年中央政府提出三年完成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目标，接下来产权、管理模式到减员增效等改革开始大幅度展开，这些举措长期来看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明显的作用，但短期对经济的冲击在所难免[14-15]。另外，1998年罕见洪灾可能对我国生产率的增长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珠三角除1997年以外，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稳定，但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2008年降低近年来的最低点，仅为1.4%，这最大原因就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珠三角由于对外贸易占据经济发展重要位置，且有大量从事简单外贸加工的中小生产型企业，因此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
具体分析，从技术进步变化(Techch)来看，珠三角1995-2008年平均技术进步增长为9.8%，超过了长三角的6.4%和环渤海的7.2%，这一方面表明三大区域都很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技术进步在生产率增长中呈现出良好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表明珠三角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值得其他区域学习。相比技术进步变化而言，技术效率的增长就没有这么令人如意，长三角和环渤海平均技术效率增长率都为负，分别为-0.5%和-0.3%。珠三角虽然出现了正增长，但也只有0.1%。这也表明我国企业急需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这也验证了颜鹏飞、王兵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增长[16]。
3 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3.1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如前所述，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是综合效应。除了成本增加、生产投资被挤占等导致产业绩效下降的直接效应外，还包含着科技创新、资源重新配置等间接效应，因此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不确定性。为了更好地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区域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3.2 实证结果
在使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时需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首先是用沃尔德F检验判断是采用OLS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再利用布罗施-帕加(Breusch and Pagan)的LM检验判断是采用O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利用Hausman检验，确定是选择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若检验值显著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生产率增长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可能有滞后期，因此我们分析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即期和滞后期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的分析工具采用Eviews6.0。
根据表3，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即期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显著性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两个组成部分影响不同造成的。一方面，即期的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造成了正向影响，系数达到0.2328，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也佐证了波特假设的存在。另外一方面，却对技术效率的进步造成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将导致技术效率增长下降0.08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综合这两方面作用结果，表明即期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超过了对生产的直接效应，从而导致生产率的正增长。
(2)滞后期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都同时发挥了作用。在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就增加0.1199%和0.2816%。技术效率的变化表明，环境规制对生产的负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转变为企业技术效率提高的契机。环境规制能否在一定时间内显著刺激生产率增长，关键看环境规制能否同时刺激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滞后期的延长，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值都变小。在滞后二期，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值变为0.0753，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值变为0.0155，且不显著。这说明，波特假设的合理性有短期的时间约束。
(3)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通过对外开放，刺激国外企业改善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享受外资技术的溢出效应。另外，技术水平对生产率增加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却对生产率增加具有负向作用。
4 结论和建议
环境规制一方面通过增加生产成本、改变资源配置来影响生产率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又通过设置绿色进入壁垒、刺激技术创新来提高产业绩效。各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也反映学术上对“波特假设”的支持与质疑。到底环境规制能否刺激生产率增长呢？本文首先利用三大经济区域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根据Malmqusist指数理论，测算出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生产率的增长水平，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估计出即期和滞后两期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水平。
结果显示：(1)1997年以减员增效为目的的国企改革影响了生产率的增长，长三角由于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从而影响明显。同样，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也给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生产率增长带来较大负面冲击，尤其对珠三角冲击明显。(2)即期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显著性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两个组成部分影响不同造成的。一方面即期的环境规制促进了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技术进步就增加0.2328%；另外一方面，又同时导致技术效率下降0.087%。(3)滞后两期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增长都具有正向作用，其中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都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影响值越来越小，说明波特假设具有短期的时间约束性。
上述结论在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含义：
(1)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生产绩效直接关系我国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各区域要努力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水平，保持企业稳定发展，避免1997年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同时积极扩大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性，尽可能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生产率增长的负面影响。
(2)即期的环境规制导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不协调表明，各区域政府除了加大科技投入，通过税收减免或科技补助等形式促进技术进步外，还需鼓励各经营主体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多下工夫，提高技术消化能力，提高经营水平。
(3)滞后期环境规制促进生产率增长，各级政府要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以此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帮助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同时，要给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氛围，通过设置“碳排放交易市场”“水权交易所”等方式尽可能鼓励企业积极技术创新，并引导企业进入环保市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