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与渗透——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在日本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思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可以说世界文学出现了一个自然主义文学的时代，它最早出自法国的19世纪60、70年代，80年代之后走出法国的疆界，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德、意、西、英等都出现相似的文学；而后又远度重洋在美国也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出现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热潮，20世纪初期，在近代化刚刚不久，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亚洲，日本、中国、印度也先后受到它的影响，还在日本文坛上出现了标志着近代文学成熟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它是历时几十年的、席卷世界文坛的主潮之一，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但直到今天，它的文学影响依然存在。
本文想就世界近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大格局、大潮流来探讨东亚地区的日本与中国在受纳自然主义文学过程中的吸取与扬弃，在各自民族文化的背景基础上的改造与变异。
原质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左拉（1840—1902），他的理论观念和创作实践充分地体现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色。对他的文学实践（理论与创作）的分析、认识，是我们把握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基础。
左拉崇拜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诸人，称他们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但是他又不囿于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要有所发展和创新。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扎记里，他说：“我的作品将不这么具有社会性，而有较大的科学性”。“我将满足于做一个学者，满足于叙述如何寻找内在原因[①]”。不难看出，左拉认为文学不是作家惩恶扬善的艺术工具、娱乐读者的消谴之品，而是作家进行科学实验的成品，因而他把自然主义小说称为“实验小说”，作家艺术“活动的目的是探明人性（人类）变化的科学规律，作家无须以政治观念的是非、道德的善恶去判断；自然主义文学便是科学时代的文学。文学观念上的科学主义倾向是自然主义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点，它的理论构架和创作实践都是以科学主义的思想为依据的。尽管左拉是一位有着浪漫气质的作家，对自己的文学事业和人类未来的生活有着激情和乐观、坚定的信念，但他仍然以严肃的态度，依从科学主义的思想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构思小说创作。他排除了一切空洞的思想、超验的观念和浮泛的情感、做作的技巧和艺术的修饰，使文学深植于科学思潮之中，全面否定了浪漫主义文学。
左拉在自然主义文学观念之中，首先倡导“文学的真实感”，强调作家的观察和对现实现象的大量搜集，他说“真实是最重要的”（《实验小说论》）。在他心目中，有关“人”的材料比任何作家的虚构、艺术杜撰，都更能“感人肺腑”（《自然主义戏剧》）。作家应直面于人生现实，认真、严肃地观察、体验，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实验式的文学创作。左拉在创作每部小说前，都要亲自了解、观察。他深入过矿井、访问过菜市场，走进过剧场后台等等，无非使自己获得现实生活的第一材料，而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基础。所以，“真实”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生命，是它美学上的唯一价值和创作上的唯一准则。
在崇尚真实感的艺术口号下，左拉还提出整体性的、全面地描摹自然（现实），反映人在各种环境作用下，因各自的气质、遗传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生活状况。他重视生活在社会领域里的人的描写，对人生活的外在环境（社会）作总体性的艺术把握，写出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小说。他的代表作，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以“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总题命名，足见他对社会总体——路易·拿破仑称帝时代的社会全貌所作的充分揭示。尤其是有意识地再现下层人民生活，更是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为西方文学开拓了一个艺术描写的新领域。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艺术把握，注重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描写，是“写真实”艺术观念的深化和扩展。
左拉认为作家是学者、科学家，他的艺术工作就是科学实验，对所创作的作品是严肃的、认真的，也是冷静的、客观的，不能让作家的主观更多地介入其中，他说：“小说家只是一名记录员，他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自然主义戏剧》）。作家在创作中始终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来行动和发展，寻求自己的归宿。这种客观化的叙事方式拉开了创作者（主体）与描写对象（客体）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作家主观的作用，增强了作品自身的能动作用。作家只做科学的证明（忠实描写现实），不做伦理上的评说，作家完全隐含在作品形象体系的背后。客观化的方法是对浪漫主义主情文学的否定。因此在文风上，反对夸张、虚饰和技巧的播弄，提倡质朴、准确、深刻。左拉认为创作态度越冷静、越客观、越排除主观的干扰，越能使作品忠实自然，贴近生活。
左拉把文学科学化推至极致之地的是直接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指导小说创作。他根据生物学、生理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观察人、描写人，把人类一切有关“灵”与“情”的活动归结为人的不同生理机制在不同环境作用下的表现；人性即是人的自然本性、生物的本能。他以这种生物性的人性观写下他早期的自然主义小说《泰蕾丝·拉甘》、《玛德莱纳·费拉》和后来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小酒店》、《娜娜》、《人面兽心》等等主要作品，描绘了在人们本能和遗传因素的驱动下的凶杀、堕落。作品极为大胆地、露骨地暴露出人性之恶、之丑、之残忍，惊愕了当时社会。左拉强调的生物本性的人性观，既不同于具有社会化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性观，也不同西方近代以来的伦理化、浪漫化的传统的人性观，是自然主义文学走向科学化的极端表现。它恢复了人的原始本性，具有原始主义倾向，以此为据在创作上尽力把人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和变化与人的生理机制结合起来，使人物成为血肉之徒，具有肉体上的质感。这种人性观带有明显实验科学的机械论的弱点，远非完美的人性观。但是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观念，它把抽象化、伦理化的人变成具体化、血肉化的人。它与19世纪后期以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为代表的世纪末文学所倡导的人性“原罪说”[②]汇成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人性观念。它们殊途同归：一个在生物学中找到所谓科学论据，一个从宗教的神话假托寻求解释，都是在开掘对人性新的理解和认识，揭示人性深层的奥秘。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是自然主义文学浪潮的原点，19世纪80年代它扩展成为西方文学的主要文学思潮。在德国，它与工人运动结合，得到社会上的进步力量支持；在意大利，它被称为“真实主义”文学；在英国和美国，它有广阔的文学市场。
异质化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相比之下，东方文学没有产生象西方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强劲的文学思潮。虽然如此，在个别国家日本也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潮流。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被日本学者誉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和同义语”[③]，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02年小说家小杉天外的《初姿》及其以后的《流行歌曲》的发表，同年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的出版，标志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确立。这些作品重视环境与生理上的遗传因素的描写，是对左拉作品的摹仿。在这些作品的序文和跋里，都明确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观，这些理论性的短文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最早宣言。与此同时，国木田独步的《酒中日记》、岛崎藤村的《旧主人》、《水彩画家》、田山花袋的《重右卫门之死》等等相继问世，促成了初期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繁荣。草创时期的日本自然主义带有明显的稚嫩和不足，但它从诞生伊始就有一股声势，压倒了同期文坛上的众多的文学流派，显示出蓬勃的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和发展，在日俄战争（1904）之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成熟时期到来。1906年岛崎藤村发表了《破戒》，翌年田山花袋出版了《棉被》。在《破戒》和《棉被》的带动下，一大批自然主义文学的优秀之作纷纷问世，岛崎藤村的《春》、《家》、《新生》，田山花袋的《生》、《妻》、《缘》三部曲，《乡村教师》等等，一批新生的自然主义作家也相继走上文坛，如德田秋声、正宗白鸟、岩野泡鸡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也应运而生，出现一批文学评论家，象长谷川天溪、岛村抱月、片上天弦诸人。日本自然主义无论创作的实绩，理论的建树，还是历时之长久，就文学思潮的整体成就远胜于在其之前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各个思潮，因而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关键时期，是日本近代文学成熟的标志。
日本自然主义的创作和理论，都直承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奉行左拉崇尚写真实的艺术原则。小杉天外在《“流行歌曲”序》中谈到：“自然就是自然，既不是善，也不是恶，既不是美也不是丑……小说就是思想界的自然。”[④]田山花袋进而言之文学创作就是“迫近自然”，必然“露骨和大胆，始终是无所顾忌地描写。”（《露骨描写论》）。这种强调穷尽“自然”的逼真描写，实属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这种艺术精神的指导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拓宽作品的生活视野，把作家的笔锋扩展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描绘了社会上各色人物，创作出一批意义严肃、社会价值较高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家》、《春》，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一个士兵》、国木田独步的《穷死》、《竹栅门》等等。就是那些从事描写作家个人和家族的生活琐事之作，象田山花袋的《棉被》，虽然社会视野不够开阔，封闭在个人生活的狭窄空间，但是它们在揭露压在日本人民头上的封建保守观念、家族主义制度上，在反对旧传统、破除封建偶象上，也具有一定的批判价值。作为文学思潮的总体，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就题材的现实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揭示的深度，超出它以前的文学流派，把日本近代文学的品位大大提高了。
二、要“大胆而露骨”地描写真实，那么在创作态度上就要客观、冷静，所以以客观化为创作原则，长谷川天溪提出文学“达到破除理想的境界”，即“破理显实”（《排除逻辑的游戏》）。这里的“理”是作家主观上的政治、道德、宗教的理性观念，这里的“实”即现实生活描写的真实，作家以排除主观因素对写实创作的干扰，才能达到“把眼中映入在头脑里生动的景象，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田山花袋《描写论》）。作家是生活的记录员，遵循静观写实的态度。这种艺术主张，摈弃了日本文学中传统的惩恶扬善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反对当时无所节制的浪漫主义自我情绪的渲泄以及文坛尚存的“砚友社”[⑤]拟古典主义文学的观念性、技巧性的文学倾向。它是一种经受近代科学化洗礼的创作态度。
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接受了“自然人”、“生物人”的观点，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观点观察人、描写人。永井荷风在《地狱之花·跋》中，直言不讳地谈道：“人类确实有动物性的一面，也许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的、生活的诱发结果，也许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要创造完美、理性的人生，就必须向这种阴暗而进行特殊的研究……因此，我无所顾忌地专门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带来许多阴暗的情欲、斗殴和暴力等现象[⑥]。”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创作上突出人性的“肉”，大胆地写出生理遗传和生物本能驱动下的人性骚动。田山花袋《棉被》描写了中年作家时雄厌倦了家庭夫妻生活，而受本能性欲冲动的支配，爱慕自己的学生，年轻、美貌的芳子的阴暗心理和情绪；岛崎藤村《家》写出了遗传的基因象幽灵一般紧缠着家族的成员，使他们走向毁灭、堕落，终生摆脱不了败坏的血缘的制约。
应该看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的东方民族文学的思潮，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充分发展，市民思想不够成熟的国度的文学思潮，带有明显的民族化特点。自《棉被》发表之后，以从事描写作家个人、家庭的生活的平凡琐事的作品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导倾向，形成日本现代小说一种固定模式——“私小说”。“私小说”创作倾向是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原则大相径庭的。它背离了作家追求外在生活的真实描写的原则，而是转向作家自我生活。它不象左拉把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的社会为对象写出了社会生活全景式的小说，对外在世界作整体性的艺术把握，而是收敛作家的目光，把它限制在个人和家族的生活之中。正象岛崎藤村谈到《家》时，说道：“对屋外发生的事情一概不写，一切都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写了大门，写了庭院。”（《在市井》）因此，它不要求作家具有开阔的眼界，广泛地再现社会生活，而是忠实于作家自我生活。
构成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殊倾向的原因并非完全是日本社会制度的落后——在君主专制的天皇统治下，作家缺少外部创作自由的社会空间，政治压迫限制了作家文笔的自由。这也与文学传统和作家素质紧密相关的。
日本文学自古以来有非社会性的传统，使作家舍弃了对社会、人生的直接剖析，而追求文学的韵味和审美情趣，缺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摹仿”自然的深厚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其一；其二，日本文学自古就有“写生文”的传统，它促成作家注重身边琐事的描写。“写生文”是日本近代诗人正冈子规所提倡的文学方法，但自10世纪平安朝时代就出现了一批以典雅、优美、生动的文句忠实记载作家所见、所闻、所感的优秀日记、随笔文学，如《和泉式日记》、《枕草子》等等。这种文学传统一直延绵至今。近代以后，日本许多作家仍然沿用这种文学方法，写出不少随笔和日记作品。岛崎藤村在放弃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转向自然主义小说创作时，就借鉴了“写生文”的手法，他说：“从自己身边开始，把映在眼里，感在心头的如实地写出来。我就从农民生活的写生起步”。（《绿叶集·序》）这种以作家主观感受为基点，忠实地再现映在眼中，感在心间的物象的创作倾向是与“私小说”文学倾向是一致的，或者说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
此外，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国本田独步等人，在他们艺术成长时期恰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兴盛时期，他们积极参加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活动，甚至是其中著名的诗人、作家。几年之后，他们进入艺术成熟时期，又掀起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浪潮，但他们仍与浪漫主义文学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否定、痛斥的“理想派”，与其说是指浪漫主义文学，不如说是针对具有复古倾向“砚友社”的文学。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把浪漫主义文学中自我扩张、自我表现的主情倾向变成了自我审视，自我剖析的写实表现。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是两代作家的不同文学思潮，在法国是雨果和左拉的两代人的文学，而在近代的日本，则是两种文学思潮浸漫一代作家的身上。所以日本作家一面摄取客观写实的方法，一面把确立、肯定自我的意识变成审视、认识自我的意识。因而在创作上，一面大胆、露骨地描写自身不可告人的“隐私”——自我人性的丑恶；一面在作品中表露出作家在人生体验中的各种复杂的情绪，使作品蒙上一层感伤、忧郁、迷惘、悲观的主观情调，这些就构成了“私小说”的基调。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变形、异质化，正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学（文化）在融合过程中，日本文学采取了符合民族文化要求的取向，加以重新整合形成的新质文学。
渗透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因素
中国“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既没有形成一定声势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也没有出现占据文坛一角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就连一位严格遵从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作家也没有产生。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风潮已过的20世纪20年代，时间上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汇入世界自然主义文学的潮流之中。自然主义文学在“五四”之后，与西方其他的文学思潮一起涌入中国现代文坛。它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现实主义确立和发展上起了作用。中国最早介绍左拉及其自然主义文学的是陈独秀（见其《文学革命论》）其后，在周作人、田汉、茅盾诸人介绍“写实文学”中，尤其田汉在留学日本期间，较多地介绍了自然主义文学，但是这些作家在创作上没有写出一篇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而且在理论观念上，又往往把自然主义包容在写实主义之中。
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与法国19世纪写实文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著名作家主要有三位：巴金、李劼人和茅盾。
巴金旅居法国，直接接触了法国文学。他声称左拉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从1927年在法国期间开始阅读了左拉作品，转年滞留在马塞港等待回国期间，通读了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的20部作品[⑦]。他早期写过一篇名为《雪》的小说，是在左拉《萌芽》启迪下创作的，是直接表现工人斗争的作品。但是统观巴金的全部创作，在艺术创作原则、方法、风格上，难以看到左拉文学的印迹，更看不到以生物学、生理学观点对人性的剖析。巴金是一位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作品里的人物、事件，褒贬分明、爱憎鲜明，作品具有浓郁的作家感情色彩。他的文学倾向更似俄国的屠格涅夫。他对左拉的崇拜，可以说更多的是从气质、思想倾向找到与左拉共鸣之处。在创作上虽然方法和风格迥异，但对社会、历史、人生总体的艺术把握，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是他们共同之处。巴金几部三部曲系列之作，可以说对中国“五四”前后的社会作了全面的艺术再现，从宏观上对时代、历史予以艺术的观照，这与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相同的，或者说，是受了左拉文学的影响。捷克学者马立安·高立克在其学术著作《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里，出色地分析了左拉《泰蕾丝·甘拉》在艺术构思上对巴金《寒夜》创作的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神话母题：夜即死亡[⑧]。捷克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生动的材料，说明左拉及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留学过法国、著作不多的小说家李劼人的创作更为接近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他的现实主义小说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曲，描写了中国历史性的转折时期——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这部宏篇巨制不同于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风行的以时代激流中的主人公命运为中心的作品，如巴金《激流》三部曲、茅盾《蚀》三部曲等等，而是透过日常生活的变化，风土人情的变故，展现时代的变迁，使读者感到时代发展的脉膊。小说突出了社会世俗生活，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因此环境和细节的描写达到了逼真、细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小说也深入到人物性格的深层，写出了在性欲本能驱动下的心理、感情的骚动。作品中有三位性格泼辣、具有反叛心理的女性，蔡大嫂、伍大嫂和黄太太，她们在爱欲生活中，都有大胆的举动，表现出一种野性和放纵。李劼人的小说三部曲，采用法国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方法，带有明显的法国写实小说的艺术特色。
茅盾与自然主义学关系复杂，他自称“爱左拉”、“亦爱托尔斯泰”（《从枯岭到东京》）。他借鉴西方文学是“杂取”的。他开始以理论研究介入自然主义文学，十分注重自然主义文学的研究，他认为自然主义文学主要特点是真实，而且认为这种真实是“经过科学洗礼的”；他希望中国小说家“把科学上的发明应用到小说里。”（《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他称赞了自然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科学化”；而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生物本能的人性观是排斥的，他指出这种人性观是“机械的人生观”，是一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的偏见”（《西洋文学通论》等）。茅盾借鉴自然主义文学的冷静、客观的写实方法和宏观把握生活总体的倾向，但也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社会性。茅盾在创作上善于以理性来把握人生，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无不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作全景式的描写。《蚀》、《子夜》等等的宏大艺术意旨和包罗万象的艺术再现，可以看到左拉文学的影子。小说中的具体景场和细节的描写，在细微与逼真上也得惠于左拉的作品。《子夜》与左拉《金钱》在金融交易场景描写上的关系，早在30年代瞿秋白就以慧眼发现了。（《“子夜”与国货》）。茅盾在小说中，也注重人物性本能的描写。《子夜》开篇吴老太爷在吴少奶奶为首的艳丽女人的感官刺激下突然暴亡。这种借助性的描写，暴露了吴老太爷的保守、顽固，也暗示了中国封建体制的崩溃和瓦解。以女性的性刺激而造成的毁灭场面的描写是左拉式的笔法，“它比托尔斯泰的描写更不保守，更是动态的……碧眼金发的娜娜（左拉《娜娜》）特别具有女性的毁灭性力量[⑨]。”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未有明显的影响。“五四”之后，翻译了一些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品，象田山花袋的《棉被》，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正宗白鸟等的短篇小说，但是没有形成一种声势。“五四”时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接触日本近代文学，但目的不在日本文学本身，而是以其为跳板，进入西方文学的庙堂，领悟西方文学的真谛。自然在接触、了解日本文学过程中，日本近代文学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起了影响。留日作家、“创造社”主将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就具有日本“私小说”文学特点。《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等等，以个人切身体验为内容，表现飘流异乡他国、忍受歧视的中国知识青年的复杂心态。作品在忠实于自我感受上是与日本“私小说”达到共识的。但是以作家自我为基点，具有抒情格调的郁达夫的小说，不同于茅盾、李劼人等人的写实小说，更不同于以外在现实（社会生活）真实为依托的左拉或自然主义小说。
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没有形成宏川巨流，只是涓涓的溪水淌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海洋之中。这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和传统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缺少西方近代科学主义时代的文化氛围，自然主义文学的科学化原则难以在中国文坛上移植扎根，正因为国家、民族处在危难时刻，中国需要文学发挥更多的启蒙作用，承担起改造社会、教育民众的使命，而自然主义文学客观化的倾向无利于文学社会倾向的积极表现，加之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和社会的使命感的传统，也使中国作家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冷静、客观地写实缺少亲切感；儒家的人本善的观念一直是中国传统的人性观，与自然主义文学强调人性的生理本能、“人性兽”的观念是对立的。总之，在诸多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因素的相异之下，造成了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的削弱。
我们简略地描述了世界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从原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到移植日本文坛之后的变形，最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渗透。这个过程是世界文学中每个重大文学思潮的演变历程，同时也是每个民族文学在引入同一文学思潮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融合、摄取、整合过程中所呈现的多姿多彩的民族化（异质化）的面貌。这种单一文学思潮和多元的文学现象的矛盾与和谐就是世界文学的整体大观。
注释：
①《文学中的自然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P291－292
②波德莱尔《恶之花·致读者》
③《近代文学》（日文版），有斐阁丛书P22。
④《近代文学的潮流——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日文版），丛文社出版P16。
⑤“砚友社”：以作家尾崎红叶为核心结成的文学社团，有复古倾向。
⑥《近代文学的潮流——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日文版），丛文社出版P18。
⑦巴金《忆·片断的回忆》（《巴金文集（十）》）。
⑧马立安·高立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北京大学出版社P263－P279。
⑨同上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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