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时代与文艺学的转型（专题讨论）——1.数字媒介下文论转型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数字论文,文艺学论文,文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119-13
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第四媒体”，已经全方位地介入当今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带来文艺创作、传播、欣赏的巨大变化。网络文学、手机短信作品、博客书写、电脑程序创作、多媒体艺术、数码摄影、Flash动漫，乃至网络“恶搞”等新媒介作品的大量涌现，不断改写人们习惯了的艺术成规，促使我们不得不关注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艺术变迁，重新审理既有的文学惯例和艺术观念。其所引发的文艺学边界拓展与内涵异变已成为建设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学术资源，也成为催生文艺学转型的内在依据和重要契机。
一、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
在传统的理论语境中，文艺表现的是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艺术审美关系，此时主客之间的界限是清晰有效并涵含审美制衡的——艺术创作要基于主体对感性现实的理解，反映客观的现实生活，让作品呈现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审美关联性。然而，数字媒介写作有所不同，在这里，符号操作是源于游戏冲动和闲适性表达欲望，艺术虚拟世界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是混淆的。数字媒介作品往往描写的是虚拟化的生活世界，甚至是独立于现实又迥异于现实的数字化灵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衍生为写作和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失去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联也被赛博空间(Cyberspace)所隔断。于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就变成了人和数字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创作成了一种“临界书写”，作品显露的是一种客观本体论与价值本体论双重悬置的“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荧光屏——客体与书写者——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的一种令人不安的模拟。数字媒介打造的是普遍化、标准化、纯数量化的时空拟像，“比特”作为软载体符号已经伪装成具有自然的直接性和呈现性，数字化技术的工具优势作为艺术的催化者，通过将非自然、非人性的成分引入时间、意识、理性、历史的世界之中，并运用超文本或超媒体符号思维的外在干预，形成自然呈现的中断和价值理性的阻隔，这不仅导致数码虚拟人为而任意地对人的愿望的生产，而且形成人与现实的遮蔽和创作对审美的偏离。这时候，人与艺术对象世界之间出现了聚焦置换——电子文本所要表现的要么是仿真的符码世界，或曰“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要么表现未经审美过滤与意义沉淀的个人心灵世界。创作不再倚重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预设，不再给艺术表达的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之间添加审美性的意义装备，不再在碎片化的个人生活叙事中增设任何“宏大叙事”的先验母题，不再在传统的主客两极分立的世界中寻求给定的审美关联，而是用非本质主义的世俗性和意义不确定性的平面游戏来消解价值构建，将图文语像引向艺术原点的精神化解。数字语境中的主体是放弃艺术承担的游戏性的间性主体，一个没有责任激情，没有形而上冲动，没有崇高信仰，更没有历史深度体验的主体，身体的满足与自娱的感性冲动成为灵魂逃亡和审美遁形的理想形式。只有个体、没有主体的活动使作者神经处于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的两极之间，很难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文化判断。主体在灵肉分裂、矛盾焦虑的同时，不断在感性冲动的压力之下寻求身份和欲望的妥协。符号与虚拟对生活世界的替代、欲望与游戏对社会承担和历史深度的漠视，导致人与现实之间原初审美关系的根本改变，这对于文艺学理论聚焦的重新调适必将产生观念构建上的深层影响。
二、电子化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
雅各布森(R.Jakobson)说过：“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P104)一种文学有没有文学性，有怎样的文学性，事关这种文学的资质确证，也关系到理论聚焦的价值立场。数字媒介作品的软肋正在于有“网络”而不见“文学”，有“文学”却缺少“文学性”，在于其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以“技术的艺术性”操作打造“艺术的技术化”文本，最终则是“过剩的文学”与“稀缺的文学性”形成鲜明的反差。于是，文艺学对“文学性”的理论聚焦便被数字媒介作品釜底抽薪，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视线，原有的理论范式失去对现实的解说能力。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数字媒介对语言的诗性特质施加技术“祛魅”(Disenchantment)的必然结果。数字化比特叙事所创造的是图文语像汇流的技术文本，在这里，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了“读”，文学由间接形象的“语像”(language iconography)转化为直观的“图像”(structured image)，昔日的“语言艺术”变成了图文兼容的屏幕文本。网络的超文本已经使文学进入到“所见即所得”的“语像时代”(an age of iconography)，那种“通过书页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间接性形象”的语言文本，已经让位于图文并显、音画两全、声情并茂、界面流转的电子快餐，文字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置、蕴藉的意境，全都被视听直观的强大信息流所淹没，语言艺术的魅力被技术“祛魅”或“解魅”了。不仅如此，网络的自由与开放性还以“无中心”方式破除权威话语，剥开了经典、高贵、宏伟、神圣等弥漫于人们精神世界的神秘面纱。数码技术的“无所不能”和数字信息的“无远弗届”，正在把最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交到每个数字用户终端。这时候，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撒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无情地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于是，图文并陈、语像兼容的文本以图像制衡了文字的韵味，千百年来文字书写、纸介印刷、线性阅读的文学活动，变成了机器操作、比特叙事、图文匹配的观赏性浏览和趣味性选择。当数字化作品用多媒体“立体叙事”全方位刺激人的感官的时候，文字阅读时的风格品味和诗性体验荡然无存了。那种源于文字蕴藉性、想象性和彼岸性的细嚼慢咽、心灵内省与思想反刍，本是文学审美的高峰体验，欣赏者对文字表征的间接形象思而得之、感而悟之、品而味之，“此诗之大致也”[2](P653)。但在网络文学等数字媒介作品中，图像与文字之间彼此兼容而又相互制衡，不断解构文字品味时的“澄怀味象”（宗炳），“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和“境生于象外”（刘禹锡）的想象性审美体验，消解了文学审美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艺术意象的丰富想象性。文学的诗性特质被电子“仿像”(Simmulacrum)的技术操作所拆解，文字的隽永美感让位于图文观赏的快感，艺术欣赏变成了感官满足和视像消费，文学应有的文学性被“电子幽灵”吞噬了，“文学性”——这个文学审美的内蕴支点和文艺学建构的核心命题也失去了持论的现实基础。
三、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成规”。
本来，经典是基于艺术积累并由特定审美理念的文化命意所标持的价值规范，数字化写作却以委地如泥的“渎圣化”思维将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为快乐游戏；经典是由时间的累积而成的认同标准，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数字媒介写作却只在当下的虚拟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当技术媒介越来越以自己的“祛魅”方式揭去艺术经典的神圣面纱，抛弃经典的认同范式，回避经典的深邃意旨，挤兑经典的生存空间时，经典还有能力为人类圈起一个理性的精神家园吗？此时，经典逐渐枯竭的力量已经无法抗拒“第四媒体”的强烈阻击，要么认同新媒介草根性力量的合法性在场，要么在数字媒体面前隐遁庋藏，沉默不语。
新媒介技术语境消解经典大抵源于这样几种原因：一是数字化复制与拼贴技术造成艺术原创意识的淡化。经典是一种审美发现，一种艺术原创和个性独创，而数字媒介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的界限，正如本雅明所指出的：“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3](P9)。于是，经典艺术和艺术的经典观念一道遭遇技术的解构：一方面用技术的无穷复制动摇了艺术经典的恒亘沉积性，转移对经典的审美聚焦；另一方面，艺术复制用技术干预造成了对自然存在的中断和文本诗性的语境错位，通过把非自然的元素引进数字世界而虚拟地预设出自然的存在性。复制就是本源，拼贴即是生成，文本生产成了“文化工业”，符号仿真成为文本诗意天然合理性的依据，真正的艺术性和艺术的经典性倒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隐喻。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媒介文本用“展示价值”替代了艺术的“膜拜价值”，导致经典距离感的丧失。本雅明说过，艺术史通常表现为艺术作品本身的两级运动：“这两极就是艺术品的膜拜价值(Kultuert)和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3](P19)他认为，随着现代复制艺术如广告、摄影、影视、流行音乐、畅销书等成为主导的艺术消费品，源于宗教故事、英雄史诗、传奇、宫廷艺术和典雅式贵族创作的艺术膜拜传统，已被现代文化工业的大规模机械复制所替代，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和欲望消费互为因果，使艺术以“类像”取代个人独创，以展示替代艺术魅力，以不断移易的类像世界冲淡了艺术品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平面感和浅表感。这种状况在数字媒介写作中突出表现为距离感的丧失——不仅艺术与生活失去距离，在场的作品与对经典的评判标准也失去距离。新媒介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快捷的技术操作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所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
还有一个原因是网络文本的“易碎性”使得经典性写作与评判失去存在空间。数字媒介所依托的互联网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流动性空间，一个变动不居的公共“电子牧场”。这里的所有信息都不断更新、转瞬即逝，并因为其“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而良莠难辨。这种转瞬即逝的非物质存留方式造成了文本的“易碎性”，使经典写作与评判都失去时间（纵向）绵延和空间（横向）认同的时空条件。一个电子文本可能是多人联手完成的（如接龙小说），这使得创作主体是间性的；作品的生成可能是复制和拼贴的，这使它丧失原创性的基础；作品存在方式可能是未完成的，这使它的文本是不确定的；文本的媒介是比特符码，这使它与触觉分离而淡化物性，失去原子式广延性载体认知的条件；而文本的传播路径是穿梭在蛛网覆盖、触点延伸的赛博空间，这使它变动不居而易逝易碎——这一切都决定了数字媒介文本只追求当下的“在场”和眼前的“读屏”，追求“见性成悟，直指本心”和“言语道断，心行灭处”，难以筑就经典写作的审美理念，也难以形成富含意义世界的艺术经典。恰如评论者所言：“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4]经典文学写作的黄昏已经来到，经典不再，文道焉存，一旦昔日被膜拜的经典从艺术地平线上消逝，经典所代表的那一整套审美规则和艺术理念，复何以求？
［收稿日期］200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