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和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由“雁行模式”向“双金字塔模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雁行论文,东亚论文,金字塔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就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及其特点，以及正在导致原有“雁行模式”发生转换并在21世纪将最终形成一种新产业发展模式——“双金字塔模式”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及其特点
6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地区基本上是一种单一的垂直形国际分工格局，即主要由日本生产工业制成品，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6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东亚地区大体上改变了传统的先进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了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体系。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于1985年9月日元升值，加速了日本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到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NIES通货不断升值，劳动力成本急剧提高，迫使其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在东亚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浪潮，引起域内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连锁型变化，使东亚的国际区域产业分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1)产业间分工进一步加速发展。与80年代前期不同，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东亚地区内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亚洲NIES发挥了“资本品、中间产品供给国”和“接受消费品市场”的作用，即NIES部分地替代日、美原来承担的角色，从而加速了产业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例如，从1980年到1991年，亚洲NIES出口到东盟四国的工业制成品，由49亿美元上升到210亿美元，11年间扩大了约4倍；同期，来自东盟四国的进口，其中消费品的比重由18%扩大到31%。(2)产业内分工在迅速发展。东亚各国（地区）在同种产业部门之间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别生产不同档次和规格的产品，然后通过贸易实现互通有无。以家电领域中的彩电、寻像机为例，日本从80年代中期和亚洲NIES之间，进入90年代后与ASEAN之间，相互供给这种同一工业制品的分工关系在不断扩大；同时，在同一工业部门中，对同一工业制品在级别方面进行了分工，即产业内产品差别化分工日益发展，由此使生产地点更加接近于销售地点，不断提高非价格竞争能力。(3)企业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产业内分工在迅速发展外，一种更为新型的企业内分工在东亚地区形成和飞速发展。企业内分工的发展，往往和海外直接投资密切联系在一起。目前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主要是日本的跨国公司在企业内部按生产工序进行分工或按零部件专业化分工的形式，把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分散的、各国独立的生产活动纳入公司内部国际分工体系，便于既获得垂直分工的比较利益，又可获得水平分工的差别化利益和规模效益。在半导体和汽车行业，这种分工表现最为明显；另一种是日本跨国公司从80年代后期以来，已把一部分研究开发工作从国内转移到东亚其它国家（地区），利用当地技术人员，根据当地市场需要，设计、开发新产品或零部件，而日本跨国企业在其本土的母公司只承担新产品开发和零部件的基础研究。其目的是按照动态比较成本，进一步推进制品的企业内分工向深度和密度发展。从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形式的企业内分工，今后将成为东亚域内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
以上对东亚地区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国际产业分工形式发展的考察表明：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多样性相适应，在域内直接投资和贸易互动促进下，产业分工的选择空间在不断拓宽，分工过程和分工密度在不断深化和细化，已形成了复合型的新型国际区域分工网络体系。其中，特别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将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逐渐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一方面，在宏观上存在着日本→NIES→ASEAN的线型垂直分工关系和日本与东亚各国（地区）间的水平分工关系，以及NIES与ASEAN国家之间、两者内部各国（地区）之间的水平分工关系；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NIES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建立跨国生产体系，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配置在本地区成本最低地点，在企业内部实行国际分工、以实现企业经营活动的最佳区位配置。
这样，在东亚地区“由线到面”形成了一种多层次、互补与竞争并存，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织、复合网络型的国际分工体系。这种新型的国际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已取代了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并在动态中不断促进本地区国际分工的重组，使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互补和相互依存中不断实现结构升级。同时，必将使东亚原有的国际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发生变化和转换。
二、旧“雁行模式”的形成及其存在的条件
所谓“雁行模式”，是指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博士于30年代提出的一国产业发展具有“雁行形态”，战后经赤松要本人及小岛清、山泽逸平等著名学者加以拓展，使其成为从理论上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发展的颇有影响的一种学说。即用于形容和说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依次起飞的客观过程，并被形象地称之为“雁行模式”。
赤松要最初在30年代研究日本的棉纺工业史时，发现明治维新后由于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国内需求增加，棉线、棉织品的进口也随之扩大。不久，国内产量猛增，逐步取代进口产品。随着国内产量的不断增加，出口便开始扩大。即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国外进口——国内加工生产——向国外出口。赤松要把这种进口——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形式称之为“雁行形态”，因为如把这一过程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倒"V"型，就像三只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他把这一过程称为雁行形态的基本型。60、70年代，某些产业的生产和出口由于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而开始下跌，生产规模逐步缩小，对较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最后引起低价格同类产品进口，使该产业又变成净进口部门这一事实，上述基本型被扩展到五个阶段，即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雁行形态论”最早是被用来描述后起国（例如战前日本）某一特定产业（如棉纺工业）产生、发展和趋向衰退的生命周期或过程。
随着研究的展开，赤松要进一步发现：进口——生产——出口这一变化是从棉线、棉纺织品开始，然后转向纺织机械、机械器具。即由消费资料转向生产资料，或由轻工业产品转向重化工业产品。时间上一个比一个要晚一些。这种生产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赤松要称之谓“雁行形态的变化型”。这时，“雁行形态论”已被用来说明一国内产业结构的内在变动，即不同产业的兴衰变化过程。
日本从50年代后期进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1960年前后劳动力由过剩转为不足，致使工资上升，棉制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企业随即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向以工业化为目标的亚洲NIES等转移这些产业，利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品部分返销日本，部分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针对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时总结了日本棉纺业最初也从英国引进技术、产品，进而以低工资和生产率的提高为武器，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逐步使英国缩小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一历程。赤松要及小岛清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雁行形态论”，专门被用于研究产业在一国向另一国转移。认为“雁行形态”还有第二种变化型，即由于产业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从而产生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连锁变化，这一变化与各国（地区）比较优势结构（生产成本、要素赋存、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相对应的。他们还以亚洲NIES和ASEAN为例指出，典型的的例证是纺织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NIES再转移到ASEAN，而整个典型的转移顺序是纺织工业到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再到汽车、电子工业。其中，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直接投资和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起国由接受产业转移开始，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因此，在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
以上是对“雁行形态论”或“雁行模式”的产生及基本含义和被逐步引伸拓展的过程及其含义的回顾。可见，赤松要最初提出这一理论假说，是用于说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业的成长模式，以后被引伸用来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国际分工和结构变化的过程，即产业的国际区域发展模式。由于这一理论假说客观地描述了后起国内部产业发展的顺序和走向高度化的具体途径和过程，同时表述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互依存，互相波及中依次相继起飞的客观历程。因此，被称之为“雁行模式”而享有颇高的知名度，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引用说明了它的影响。
然而，作为国际区域产业发展模式的一种特殊类型，“雁行模式”的形成和存在是有其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内部前提条件是；(1)经济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在域内各国和地区间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从而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比较利益基础，宜于构造垂直国际分工体系，由此为先行国向后起国进行产业转移和传递创造了条件；(2)地域上的邻近。作为特定国际区域内的各国（地区）在地域上的相邻，便于实现产业转移和传递，容易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转移等实现产业结构之间的国际性涉及和引起连锁型变化及转换；(3)域内各国（地区）实施外向的发展战略。即实行有利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开放经济体制，这不仅便于地区内实现产业循环，而且使本地区的产业循环机制呈开放态势。很明显，这三个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日本、亚洲NIES以及ASEAN在60年代已基本具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已大体上具备，从而沿海地区首先加入雁阵。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特殊性，最后又必然使这一模式发生变化。
“雁行模式”形成的外在环境条件是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作为东亚“隐性”成员的美国市场的开放，使得其与东亚呈开放态势的产业循环机制相衔接。
事实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化，从60年代以来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呈多元阶梯状，也就是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并且先后实行外向的发展战略，而且水平参差不齐的各产业结构体系分布在同一国际区域。然而，受原有的工业化基础和初始结构水平的制约，日本抓住时代所提供的机遇首先起飞，并作为东亚经济起飞的“领头雁”，有力地带动了本地区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转换，成为东亚工业化浪潮的发源地和传播者，并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龙头、亚洲NIES为两翼、ASEAN等尾随其后的呈倒V型的依次起飞过程（即“雁行模式”）。
但是，“雁行模式”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运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正因为这一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是有条件的，因而当条件发生变化，该模式也将转换，被新的发展模式所替代。三、未来“双金字塔模式”替代“雁行模式”的成因及其特点
如前所述，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国际分工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形成和发展的“雁行模式”出现了转换的态势，正在向一种新的国际区域产业发展模式转换。这一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来形成“雁行模式”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原有的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所取代。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地区国际产业分工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以线型垂直分工关系为主的格局，即日本→NIES→ASEAN；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的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日元升值等背景下，日本产业加快了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步伐，以及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和连锁型变化，使该地区在原有的垂直分工基础上，水平分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产业内的“产品差别化分工”，企业内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和“零部件专业化”分工等等，甚至出现研究开发方面的分工。从而在东亚地区“由线到面”形成了一种多边、互补、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织、复合型的新型国际区域分工网络体系。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形成，使原来“雁行模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即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以线型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二）原有的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产业循环机制被地区内部自律发展循环机制所代替。在80年代以前，东亚地区的高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日、美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敞开巨大的市场吸纳东亚各国（地区）的出口产品密切相关。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急剧增强，在迫使日元升值后，亚洲NIES币值也升值。由此，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日益活跃，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下降，形成了地区内部自律发展循环机制。这一趋势随着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浪潮和东亚地区水平分工因素的不断发展以及域内贸易、投资的互动促进而得以强化。例如，日本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从1985年的37.6%下降到1994年30.0%；同期NIES对美国出口也从34.8%激减到23.0%；相反，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在1994年已占全部贸易的43%。因而，“雁行模式”存在和发展的外在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
（三）由日本为单一“领头雁”的格局被地区内不断出现的新的“推进器”和“增长极”所打破。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国际分工的深化，东亚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已是大势所趋。亚洲NIES从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不仅充当“二传手”，而且部分替代日、美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这在域内贸易和直接投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已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1990-1995年，亚洲NIES对ASEAN的投资为377亿美元，同期日本则为251亿美元。
（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特别是进入9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轴”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必将使原有的“雁行模式”发生动荡和改组。这是因为：(1)在雁行发展模式下，中国迅速成长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面对的是竞争极其激烈、且容量有较大的约束的国际市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进口需求旺盛，从而将发展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品，使产业结构得到改善；同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也只有走向资本、技术构成较高的工业结构阶段，才能保持劳动力要素相对价格低廉的优势。(2)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大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竞争，极大地动摇了原有的雁行垂直分工结构。虽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所形成的分工格局仍带有依附性质，是垂直与水平分工的交叉体系，但比原有的梯次转移的雁行垂直分工已有重大突破，从而“雁行模式”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渐被多元复合分工结构和更合理的市场体系所取代。
以上分析说明，东亚经济发展中原有“雁行模式”形成的一些内外条件已发生变化，使旧“雁行模式”开始向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转换。
应当指出，一方面，“雁行模式”其实质是一种动态的产业梯次转移和传递，从而是结构连锁型变化的过程。在目前东亚地区复合、网络状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先行国向后起国转移、传递产业，后起国对先行国继起追赶，不断调整、提升产业高度的过程仍然存在，而且在进一步深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国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因而“雁行模式”决不会静态化和固定化，特别是中国不会始终尾随其后，而将在东亚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发展趋势看，笔者认为东亚地区在21世纪将形成一种新型的国际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并且可以从产业技术积累结构角度，利用三角形模型来描述东亚地区未来的新产业发展模式。即将从“雁行模式”转换成“双金字塔模式”。
未来东亚地区产业发展的“双金字塔模式”主要表明：随着东亚跨世纪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演化，目前存在的复合网络型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并向以水平分工为主导的方向推进，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传递和互补势头将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日本为了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竞争，保持其产业结构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将放弃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追求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今后将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更高附加价值化的创造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一般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一趋势估计不会改变，从而与NIES和ASEAN间将展开进一步的产业分工。从技术积累结构的角度看，日本的一部分反映基础技术和中间技术为主的产业难以在其国内维持下去，必然向海外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在和NIES与ASEAN各自追求动态的比较优势中，相互分担，形成一个大三角形结构。其中日本凭借经济科技方面的优势承担中轴角色，NIES和ASEAN随着产业的发展，也将在三角形的三个不同技术等级上占有一定比重，形成既垂直又水平性的各部分技术等级分摊的状态，但总方向是向水平分工迈进；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具有特殊性，既是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保持相对独立和完整性。由于其产业结构具有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因而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中具有多方面的包容性，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巨大的国内市场更为扩大，不可能大规模地向外转移产业，只能从参与国际分工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继续吸纳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使自身原来齐全型的产业结构，在放弃一部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具有比较优势民族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不断使产业结构向上提升，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即形成另一个大三角形结构。就现状而言，中国以其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力巨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众多的科技人才和庞大且正在改造更新的基础技术体系，以及一部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业，也必将在21世纪形成更高层次的齐全型产业结构，更多地在参与东亚国际产业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从这一趋势看，形成另一个大三角形结构是可能的。
这样，在21世纪，原有的“雁行模式”将向“双金字塔模式”转换。这两个“金字塔”在相互合作和互相竞争中，将共同推动东亚经济向新的发展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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