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政治论文,共和论文,主义论文,波考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014-06
波考克和斯金纳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虽无明确的共同纲领，但都关注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致力于重构共和主义思想史传统。在方法上，他们都注重语言分析方法的应用，把政治思想看做思想家参与的一场政治论说，以多重的政治论说来构建思想史，让政治思想史摆脱政治理论或哲学的统治，并描绘出历史论辩中具有范式形态的政治语言。作为“‘剑桥方法’的实践者”，波考克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首先，政治论辩——部分属于不严格地称之为‘政治思想’的东西——总是以多元的语言来进行，存在于言语行动的多元性当中，所有这些汇聚成了‘政治思想史’；其次，这些语言中至少有一种是历史论辩的语言，它跟其他语言一起构成了一种历史论说，或‘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1]
剑桥学派的形成，受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的影响甚巨。拉斯莱特在他1956年编辑的《哲学、政治和社会》第1辑导言中，宣布“目前不管怎么说，政治哲学已经死了”。在分析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双重攻击下，政治哲学命题不再有意义，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波考克和斯金纳都认真考虑了拉斯莱特的工作和其宣言揭露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之间的裂缝。他们建议把“政治思想”看做语言性的“政治论说”(political discourse)，即“在历史中施行的政治言说行为”。[2]在区分史学进路和哲学进路的同时，他们又都深深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论辩，从而体现出，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本身蕴含着积极的理论建构目的。由于波考克把库恩的“范式”方法用作语言分析的基本架构，这个目的就更加明显。
一、政治思想之为“政治论说”
传统上每一种政治哲学都提供了一套关于政治事务之本质的大观念，这类大观念规定了何为良善的政治秩序，大观念本身又从属于一套人性论和宇宙论的整全学说。到了现代，对政治事务和政治秩序之性质的研究，被纳入政治科学的范围，而抽象的大观念及其规范主张又经不起分析哲学的批判，“政治哲学已死”宣言不过是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波考克也不满意政治哲学的这种状况，特别是不满“政治思想史”常常被等同于“政治哲学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沿着阿奎那、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一路解说下去，终结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但与分析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路数不同，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错置的历史和哲学关系，而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对政治思想进行语言考察的方法论。
波考克指出，一套哲学理论所假定的抽象观念，需满足“最大理性融贯”(maximum rational coherence)的要求，但政治思想并不能经验地被证明为只是一些抽象观念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范围内的应用。[3]即使假设政治思想家的目标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融贯，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也可能表明他并没有做到或与实际中思考的不一致。理性融贯和对历史现象做经验描述属于哲学和历史的不同活动，但在目前，“一个政治写作或作品作为政治哲学或理论上的融贯性，被错误等同于历史现象的性质；文本的历史阐释、解释或说明又因此被等同于融贯性的发现。在此主导下，阐释者的目标除了是发现历史中已有的正确原则之外，就是显示文本包含了作者或他同时代读者心中已有的意义。”[4]用哲学解释来代替历史研究的例子很多，波考克举了R.I.Aaron解读洛克的例子，在注意到洛克明显对历史上的各种政治理解不感兴趣的时候，阿隆匆忙断定说，因为洛克生活在理性主义时代，所以不关心什么历史解释。[5]历史学家也同样难辞其咎，在波考克看来，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就不是对一种自主连续的人类活动(政治活动)的讲述，而是按年代顺序对诸多哲学体系的排列。[6][7]
波考克将政治思想传统看做一种特殊类型的传统——“智识化传统”，在这里传统指“行为传统”，“意即我们从一个社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在政治中做事、谈话和思考的整套方式的总合”。他接受奥克肖特对政治理论活动特征的描述，视政治思考为一种从行为传统中做抽象、缩略的活动，目的是“追求传统的暗示”。从这个角度出发，政治思想追求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暗示，“政治思想可以被当做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相互之间行事和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作反应的方式；或者可以被当做理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对他们的经验和环境获得理解的尝试。”[8]将政治思想定义为一系列从经验和传统中得出的抽象，这个说法得以让波考克从不同抽象水平上来看待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区分，即，如果把思想看做生产、使用抽象观念的活动的话，历史学家的工作则是考察这个思考活动的过程，证实抽象的概念法则是否被思想家在特定思考中使用，如何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等。这与哲学家关心“最大理性融贯”所要求的抽象水平在程度和取向上都是不同的。“哲学家感兴趣的思想，是就它能在严格合理性上被解释而言所产生的思想，他也关心确立能够这样做的限度。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思考政治的人，就如同他们也是在战斗、耕种或做其他事的人一样，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在社会中行事的人，其有据可查的行为能够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来研究，借此来说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又为何以如此的方式行事。”[9]
波考克既受奥克肖特的影响，又接受了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看法，后者认为历史中的事件和关于事件的思想构成了行动的整体，思想史学家的目标乃是重思(rethink)研究者思想的观点，同时，拉斯莱特从语言分析上打开的历史空间深刻吸引了他。他指出只有一种自主的方法论的出现，才能根本打破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困局，①把政治思想现象当成严格的历史现象，乃至历史事件来研究。这一方法论转型的步骤，简言之，就是“将政治思想重新定义为政治语言的探索和复杂交流”，[10]视“语言”为历史的产物和拥有自身历史的“施为者”(agent)。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对语言的探索既会带来作为历史结果的陈述(“一级陈述”)，也会带来关于历史陈述所用语言的“二级陈述”，由此，历史和哲学的区别可归为不同抽象水平的“一级陈述”和“二级陈述”；其次，也可以把语言活动视为一个历史的施为者，语言活动造成了语言意识的改变，并因此改变了语言使用的历史本身。[11]波考克这里所说的语言，既指一般政治讨论中所用的，取自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词汇，如法律、宗教、经济、风俗的语言，又指对以上语言的使用做出解释和辩护的专门政治术语。因而，他所谓的“语言”实际上特指与政治有关的语言，属于一种“次级语言”(sub-language)。②正如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来摆脱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那样，波考克强调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论说，这也为了摆脱历史研究常常陷入的观念论与反映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二分思维惯性。政治思想不是依赖一个观念的假定，也不是将思想仅仅视为现实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反映”，由于语言本身就是现实结构的一部分，思想史家更关心的是这个“反映”的过程如何发生。政治语言如何从现实结构中生长出来和如何改变了现实结构。对波考克而言，政治语言即政治思想，也即政治实在，历史学家的目标是忠实描述它在语言中发生的变化。
二、话语行动、政治语言和范式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论说。当然，单单分析一个陈述的逻辑结构并不能将之确立为历史现象，如杨贞德教授指出的，波考克之主张政治思想史为政治论说史，包含着他视言述为政治行动，以及视“语言”为典范的两项基本立场。③下面从政治语言、语言政治和语言范式三个层次来说明他的政治思想方法论，并着重说明“范式”理论在其方法论中的重要性。
受奥斯丁的“以言行事”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影响，波考克和斯金纳都强调政治语言即行动，须将之当成在历史上被展示的事件来看待。在波考克看来，政治写作包括政治行动的言说(the verbalization of a political act)和言说本身之为政治行动(verbalization as a political act)，历史学家更关注后者，即政治作家的话语行动(speech act)，而不是前者所传达的政治讯息。言说的政治性在于言说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和交流权力的行动。话语具有对他人施加权力的力量，但他人的反应、解释或拒绝又反过来改变着说话者的行动。无论我们在语言媒介中传达了什么样的意图，都无法阻止其他人去传达他们的意图，乃至用我们传达的意图去建构和传递他们的意图，对此的了解也让我们在开始交流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和观察他人的策略。波考克认为在政治论说中，说者和听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城邦中公民的关系：统治、被统治以及轮番而治。[12]他并非假定一个政治作家总是参与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理想商谈语境，他认为由于语言的不可控性，即使在不平等的关系中，言说也能在单向权力系统中引入裂缝。历史学家在政治语言之上做进一步的论说，就是“做出对于这些使用中的媒介、其裂缝和我们的策略——它们不仅是权力游戏中的走法，而且同时被使用它们的游戏者双方所明言——的陈述，如果做到这一步，我们就达到了理论目标，即做出了对言述的言述(making utterance about utterance)，它们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从而能够施行更多的媒介和交流功能。”[13]通过这个步骤，政治思想就从一个纯思想的活动演变成了话语权力的分配和交流的演示活动。
言说不单是在说者和听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它们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由社会实践和历史情势决定的某个语言共同体，这个语言共同体在政治写作中体现为语境或文本的框架。在此意义上，“话语行动先以被制度化，语言给我权力，但这是我不能完全控制和阻止他人共享的权力。在施行一个言说权力行动时，我也进入了一个共享的权力共同体。”[14]波考克有时采取索绪尔的分类，把单个的话语行动称为“言语”(parole)，把语境和文本限定的语言结构(language-structure)称为“语言”(langue)。语言框架既被话语行动所肯认和修改，又是话语行动得以施行的条件。在此意义上波考克提出了“语言政治”的概念，视之为一种“施为对话(performative dialogue)的政治”，[15]如果借用亚氏的城邦比喻来理解的话，那么单个的话语行动就是一个公民行动者，语言共同体是话语行动得以演示的舞台(城邦)，政治论说是一系列言语间的互动。这里也可以瞥见阿伦特视政治行动为表演的思想对波考克的影响。
波考克认为与剑桥学派的另一位干将斯金纳的研究进路相比，他的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他不仅把政治论说看做多人参加的语言游戏，而且强调语言框架本身的多元性：在同一个时期内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的多种语言。比如柏克所用的英国古宪法语言，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用的宗教语言，近代公民人文主义传统中存在的德性语言和商业语言的竞争等。政治论说因此是言语之间、言语和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如此多层次的互动造成了话语的巨大暧昧性和不可控性。“政治语言因此必须被思考为复数的，弹性的和非终极的；每个话语都允许双方的回应，其他话语行动从内部对它的修正，与其他语言结构的多种形式的互动，以及后者从外部对它们的修正。”[16]也就是说，话语行动不仅彰显在一个城邦中，而且常常游走在多个城邦中间交往争战，因此一个政治作家根本无法控制他言说的意义，言说行动处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多重的语言结构之间，以及作者所处的广泛历史过程、政治形势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即“言语”和“语言”的互动中。
但波考克的意思并不是说思想史家的工作仅仅是客观的展示这个话语表演过程，实际上面对如此复杂的互动，展示总是有选择性的，他视之为在假设的“语言型”之下对政治讨论的“重入”(re-entry)和“重构”(reconstruction)的活动。对其政治论说史的方法论建构来说，一个最有价值的贡献来自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因为首先，政治论说的重构需要确定和选择一般语言的标准，在多重的语言结构中作出取舍，波考克不讳言这一点，“我在复数的意义上使用‘语言’一词，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语言学策略：选择某些信息，组织事实和事实被认定会造成的规范后果，向接受者下达这些信息。”[17]范式则提供了一套理智和语言的权威标准，“范式，在我的使用中表示构造一个探索领域或其他理智行动的方法，它赋予某些领域和活动的组织以优先性而屏蔽掉其他领域和活动；它鼓励我们假定自己处在某种现实之中，被呼召去以某种方式行动、言说或思考，而非以其他方式。它施加权威和分配权威，以便有利于某些行动模式和从事行动的人；它在理智和政治上，在伦理和审美上，都是有偏向性的。”[18]一个给定言说的意义只有在一个语言范式内才能确定，历史学家首先要追踪语言的使用过程来孤立出某些语境或范围。其次，政治论说需要从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追踪范式之间转换的过程，指示出某些陈述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缔造范式转换的政治事件，一个语言和历史的关键“时刻”，让政治情势被话语行动所改变。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科学革命不是启蒙意义上的进步，而是新科学观取代旧科学观的结构转换。在所谓常规科学时期，范式——主导性的概念和理论——不仅指导着问题的解决，而且规定着可以被清晰表述并有望解决的各类问题。围绕着范式进行的对理智活动的分配和组织活动，也在科学家中间形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科学革命发生在范式不再起作用，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范式指示的问题也因为错误的进路而无法解决的时候。这时候就要求出现一个新的范式来重新定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重新安排和定义学科本身。对波考克的政治语言来说，范式方法论的特征主要在于“它把一个思想史分支当成语言和政治的过程来对待，把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思想活动当成以语言学手段交流和分配权威的活动来对待。”[19]
政治共同体不同于科学共同体，政治语言也不同于科学语言，比如科学语言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智趋同的活动，而政治语言是修辞性的，人们可以从各种目的出发来说语言，以各种方式置身于其中的阐述和交流都可以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两类范式最大的不同则是，政治语言的范式常常是多元共存的，而非新范式淘汰旧范式，或者一个主导范式排除其他范式。例如西方政治思想上一直存在的德性语言和权利语言的竞争：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语汇是在和弗洛伦萨公民人文主义语言与君主制语言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任何时候，一个给定言说的意义都必须从范式结构中来理解。波考克这样解释他的工作：“从方法论上说，我所有要声明的就是，我一直以来所写的争论史，都是发生在范式和其他言说结构重叠互动的文化中的争论；在那里之所以有争论，是因为在不同‘语言’，语言使用团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交流。”[20]
三、《马基雅维利时刻》对共和主义语言的再造
美国历史学家汉斯·巴伦1955年出版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一书，最早从公民人文主义复兴的角度来看待弗洛伦萨政治思想的嬗变。对波考克来说，巴伦著作的意义特别是让他注意到这场思想运动背后发生的更为深刻的语言变革。他在《马基雅维利时刻：弗洛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传统》这一现代共和主义思想史的大作中，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在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政治论说中，以“公民生活”——“一种把自己交付给公民事务和(彻底政治性的)公民身份活动的生活方式”[21]——为中心的德性语言，是如何战胜了基督教时代以“沉思生活”为中心的道德和政治语言的?
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提供了使共和政府成为可能的重要机会，而在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3卷中论述的城邦政制(politeia)，被人文主义者视为共和政体的范例。15世纪著名的古典学家列奥纳多·布鲁尼在翻译《政治学》时，就直接把politeia译为respublica(共和国)。若依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共和政体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双重意义：既是积极公民身份理想得以实现的一种政治制度，又是真正属人的德性得以践行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用“公民生活”(vivere civile)一语来代替另一个古典术语“积极生活”(vita activa)，后者跟另一个古典术语“沉思生活(vita comtemplativa)相对立。波考克认为，公民生活的语言和沉思生活的语言是两套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语言，前者意味着特殊性、个体和偶然事件是没有价值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乃是普遍，只有普遍、永恒的东西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从而大多数人理应受少数有闲知识阶级的统治；而后者主张个体行动有真正的伦理价值，由此意味着对特殊性、偶然性的承认和对无时间的永恒秩序的破除。这两套语言内含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一个‘沉思生活’的实践者会选择去静观存在的不变等级，去寻找他在君主治下的永恒秩序中的位置，这个君主作为永恒秩序的维护者，扮演着具体而微的上帝的角色；而‘公民生活’的倡议者倡导在个人能大展拳脚的社会结构内的参与和行动，因而倡导在某种类型的城邦中的公民资格，以致后来‘公民生活’变成了广义上公民宪政的专门术语。”[22]
要建构以公民生活和公民德性为核心的共和主义论说，波考克的第一个语言策略是考察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者对亚氏《政治学》的解读，他认为《政治学》此时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政治学》可以“被读作一套有关公民和他与共和国的关系，有关共和国(或城邦)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原创性思想体系。”[23]细读这部分内容就会发现，他不是意在阐述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思想，也不是意在提出自己对《政治学》的诠释，而是建构一套早期共和主义关于公民德性的复兴论说。据此论说，城邦政制或共和国作为一种宪政设计，目的是根据公民各自的能力、兴趣和利益来分配政治权威，使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特殊善的过程中发展普遍的公民德性。他认为，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者通过“德性的政治化”，实现了对亚氏公民德性论的重造，即把亚氏的普遍善阐释为相互关系意义上的共善，从而取消了亚氏所谓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紧张，一个人只有作为一个公民，与其他公民一起参与分配公共善的决定，才能实现他自己的本性或获致德性。
一旦亚氏的以伦理为目标的普遍德性被理解为政治的公共德性。古典共和主义面临的“腐化”问题以及时间性难题，即致力于公民德性和自由的共和国如何能对内对抗人的自私倾向，对外保持长期独立统一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突出。共和思想家大都认为荣耀与持久、自由与强大不能并存，古代政治亦未有过城邦或共和国长期存续的范例。但对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来说，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是首要的政治问题，波考克在这点上通过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来说明共和主义语言的现代革新。在他看来，“马基雅维利时刻”意指“观念化时间中的这样一个时刻，此刻共和国被发现面临着自身时间的有限性，在非理性事件之流根本上构成了对所有世俗稳定性系统的破坏的时候，它试图保持道德和政治上的稳定性”。[24]借助“德行—命运”的两极语言，把马基雅维利“德行”(virtù)概念阐释为“政治创新”(political innovation)，一种主动地对抗和回应命运的力量，是波考克重塑共和主义思想的另一重语言策略。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经典地将virtù阐释为一种男子气概，而“命运”(fortune)是一个喜欢跟他作对又乐于被他征服的女人，在《论李维》中认为具有尚古德性的人可以制服命运(第2卷，30章)。据波考克的语言考察，罗马的“德性”(virtus)是军事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品质，并且总是跟“命运”一词成对出现，德性和命运并立，有德之人既具有掌控命运使之向有利方向(好运)转化的能力，亦具有平静地接受命运乃至厄运的高贵品质。这种对立常常被比喻为性关系：“一种男子气的主动智慧，它寻求掌控女人被动的变幻无常……二者在词源学上也是有联系的：vir意即男人”。[25]波考克聚焦于德性和命运的语言关联，意在揭示“命运”的政治含义：对政治化的德性而言，每个人的德性都依赖与他人的合作，一个公民的败坏会减少其他人获得和保持德性的机会，此时，“命运”不单是人所面临的社会和道德境遇，更是所有对抗共同善的政治因素，既有人天生的自利欲望，又有多元行动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这里，命运构成了德性内在的一部分，“德性唤起命运并回应命运的应答，德性建构着命运”。[26]在波考克看来，德性的政治化无异于开启了政治上的原罪，但现代早期的共和思想却不再依赖神意或恩典从超越之维获得救赎。借助“德性—命运”的二元语言，他论证了马基雅维利如何以一种积极能动的现代意志德性，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审慎的知识德性，使政治德性跟伦理德性以及基督教德性彻底分离开来，把德行阐释为“相互平等的、献身于公共善的公民在共和国中所践行的用来对抗命运的积极统治品质。”[27]
四、结语：思想和行动在语言中的统一
波考克不仅把马基雅维利的“德性”概念解释为“政治创新”，而且他的语言分析表明，马基雅维利对德性语言的变革本身是一个“言语创新”(verbal innovation)。[28]由于政治活动本质上是语言性的，定义和塑造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形式。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通过语言范式的结构交织在一起，范式革命的批判视角带来从语言符号的合法性运用到历史重构的过渡。共和主义语言范式是他解读马基雅维利语汇的背景，他又利用这一语言和概念背景的假设性重构，来证明马基雅维利相较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者，为共和主义带来的思想革新，语言行动在这里成为一个深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一个改变历史情势的“时刻”。④可以说，通过波考克的解读，德性共和主义语言在16世纪意大利形成的历史被凸显出来，从隐秘变为清晰，他接着用这一语言范式分析17至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革命，特别是把詹姆斯·哈林顿看做英国的马基雅维利。
波考克的史学观受科林伍德、奥克肖特、托马斯·库恩的影响。在方法上，他的视语言为行动，考察政治语言相互作用和形成范式的方法，为政治思想史引入了一种自主方法论。在政治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阿伦特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共和主义语言”方面——他在《马基雅维利时刻》的后记中承认：“根据汉娜·阿伦特所建议的或从她那里借来的语言，本书讲述的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经由政治行动来肯定他的存在和德性——的古代理念在西方现代早期经历复兴的故事。”[29]除了语词方面，在对政治思想活动的独特理解上，阿伦特把政治思想家看做“讲故事者”，她认为政治行动在彰显行动者自身的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生产故事和形成历史”的能力，[30]对那些天性喜爱思考的旁观者来说，“讲述”也是一种根本开创性的人类活动，[31]是行动的另一面。波考克的思想史致力于讲述一个完整的共和主义叙事，而他以范式来建立政治语言和行动之间的联系，不仅使政治思想史摆脱了哲学观念的演绎和历史学的单纯叙述，亦使政治作家的个人思想得以被看做在政治论辩中演绎的事件、行动。从而，政治思想有力地表明自身不是高高在上的“沉思生活”，而是“积极生活”的一部分。这正是波考克从史学进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特殊贡献。
注释：
①对许多人来说，1956年语言分析是对政治哲学的颠覆，帮助政治思想史从体系史(在旧的意义上的“哲学”)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一种使用语言和研求词汇的历史(在新的意义上的“哲学”)。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p.12.
②“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传统语言，后者称为技术语言。我不禁还要加上这样的想法：政治哲学不过是一种特殊门类的技术语言，一种讨论使用中的所有其他语言的可理解性的二级语言模式。”Pocock，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p.15.89.
③杨贞德：《历史、论述与“语言”分析——波卡克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述要》，贺照田主编：《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文对波考克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述要令笔者深受启发，不同于杨教授从史学角度对其方法论的梳理，本文更关注其方法论的哲学意蕴。
④《马基雅维利时刻》书名中的“时刻”因而有两层含义，在时间性意义上指近代早期共和思想所面对的时间难题，在范式意义上指马基雅维利为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带来的语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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