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建构与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思想论文,小说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3-0079-06
随着新世纪的帷幕逐渐拉开，20世纪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体性已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作为近代小说思想的主流形态，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学理意义亦日渐凸显。单一的社会学批评与认识论视角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同时也造成了对梁氏小说思想评价偏低的理论现状。今天，站在文化会通与理论流变的历史高度，追寻梁氏小说思想的理论建构与精神实质，对于推进学术史研究和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论话语的重构，无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作为近代思想界的旗手，梁启超首先是以政治改革家的身份登上近代理论舞台的。他的小说思想与理论实践首先源自其变革图强的政治需要。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包括梁在内的近代维新志士将目光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更多地关注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梁考察了欧洲诸国特别是日本的变革历程，得出的结论是：光靠几个“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是难以成就大业的，必须依靠“国民再造”，国家才能强盛。由此，梁把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希望寄托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即开民智、振民力、养民德的“新民”之道，从而由直接的政治斗争转向文化救国之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在包括《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内的一批著名论文中，梁明确提出了“新民”的概念，并把“新小说”视为由“新民”而“改良群治”的必要途径。这种价值论意义上的小说观既体现了传统诗教的内在精神与传统批评的体用理念，也呈示出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与科学实用理性的精神影响。
梁氏小说理论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然而，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的断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由儒家文化浸染培植出来的，倡导面向现实、经世致用，形成了价值论上的诗教说，即以诗化人。但“诗教说”论教化，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治民辅助手段、它强调的是文学的道德境界与伦理价值，目的是巩固现行统治秩序，这与作为维新志士的梁的精神理想具有本质差异。梁强调小说可“新道德”、“新人心”、“新人格”，目的是通过小说来塑造“德”、“智”、“力”全面发展的理想“新民”，从而实现变革现实的终极目标。因此，梁对传统诗教的认同在于其面向现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而非“上以风化下”的具体目标与道路。“诗教说”为梁对小说本质的界定提供了可资批判汲取的思想前提，也为梁吸纳西方文化滋养提供了前视域。
从新的社会现实出发，梁启超吸纳了西方民主思想中的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对儒家《大学》中的“新民”概念作了时代改造，从而为“诗教说”注入了新的活力。“诗教说”论教化是以“君权神授”、“君为民本”的封建伦理纲常为基础的，教化的目标是上对下、君对民的改造，所以，它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道德灌输。梁的“新民”则是“自新”，是以自由、自尊、权利、进取为基础，以开智、养德、振力为目标的主体的完善与新生。就其实质而言，“新民”显然更接近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这是一种主体的自觉。“启蒙”正是从维新运动开始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解放之路。“启蒙”与“新民”也正在此汇流。
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后，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伴随着工业革命繁荣起来的现代西方科学以其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知识与价值体系的现代知识价值形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首选目标。由于康有为、严复等近代文化先驱在译介、引进时的价值取向，使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精神的理解几乎从一开始就凸现出“泛科学主义”的倾向，推崇科学万能，崇尚实用科学。这种带有明显中国近代烙印的“泛科学主义”对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价值走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科学理性来规范人文学科，将文学导向“实用文学”。其实，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早就有“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思想方法，即弘扬功能，把功能视同本体，由显在的功能来认识内在的本质。可以说，就其思想方法而言，梁氏启蒙尚用的小说观也呈现了传统批评体用理念与现代科学实用理性的某种会通。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梁凭借自身独特的理论风貌与思想特点将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崇高地位，为20世纪小说艺术顺利地进入文学正殿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他对小说启蒙尚用的本质界定与功能呼唤并非只是其个人思想趣味的体现，从根本上说，正是特定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的历史共谋，是传统儒家诗教理想与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传统批评体用理念与现代科学实用精神的梁式会通。
二
梁启超是中国小说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人物。在梁之前，虽有康有为、严复等已对传统小说观念发起了冲击，他们指出小说比经史更易传，更适合普通百姓阅读，乃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但他们的观点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如严复在对比了书之易传与不易传的五个因素后，指出“不易传者”，“国史是矣”；“易传者”，“稗史小说是矣”。以“稗史”喻小说，与传统小说观念视小说为经史“羽翼”的观点并无实质差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中亦强调“宜译小说”来讲通“经义史故”。小说既是学习“经义史故”的辅助工具，显然没有与“经史”并列的崇高地位。与康有为、亚复这种犹抱琵琶的态度相比，梁则明确地将传统文论视为“小道”、“邪祟”的小说直接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由此，对传统小说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梁在近代小说思想舞台上的导师地位，既来自于他对传统小说思想的革命性批判和以“新民”为最高理想的新的小说观念的积极倡导；亦来自于他试图以新的思想方法对小说的艺术特点与规律作出合理的阐释，从而由审美的层面来完成对小说的本质界定。这种努力显示了梁试图将小说的现实使命与审美特性会通融合的价值取向。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提出了“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著名论断；（注：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本文所引梁氏言论，未标明出处者，皆见此。）但这一论断是有重要的理论前提的。就在同一篇论文中，梁提出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
“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源自老子。老子认为，“道”乃宇宙本源，“道”生万物，即“道”是万事万物的因由，是事物最根本的特性与规律。“力”的概念则来自西方，是近代西方科学的重要基础——牛顿力学的核心概念。梁关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是中西文化合壁的一个范例。梁指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可见，梁将“人道”理解为人类社会诸种现象（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的终极根源，是人心、人格的因由。显然，梁在此所指称的“人道”是中国传统哲学“道”的元概念的衍化物。“支配人道”即小说对人的本性的把握，它揭示了小说与人的独特联系，揭示了小说以人为目标、为价值的审美理想；同时，“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也揭示了小说独特的审美特性，即小说作用于人是借助于其独特的审美中介——“力”来起作用的，“力”是小说通向人心、人格的必要途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使梁的小说思想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审美内涵，直逼小说的艺术本性。
为了对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审美命题作出有力的论证，梁首先揭示了小说日趋繁盛的现实：“自元明以降，小说之势力入人之深，渐为识者所共认。……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梁进而指出：人对小说的这种嗜好，正是“人类之普遍性”。那么，人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在此，梁运用驳论的方法树起了两个“靶子”，即认为小说的魅力在文字上的“浅而易解”和内容上的“乐而多趣”的观点。他指出，信函与公文也有浅显的，但人们并不喜欢读，可见，“浅而易解”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而最受欢迎的小说是“可惊可愕可悲可憾”之作，因此，“乐而多趣”亦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鉴于此，梁进一步对小说的审美特性与人的本性的关系进行了研讨。他得出的结论有二。其一，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有“现境界”与“他境界”之分。“现境界”是人的躯壳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它有一定的时空限制；“他境界”是“世界外之世界”，是想象所及的间接所触所受之境界。梁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因为“现境界”“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人则“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梁指出，小说的艺术特性之一就在于既能摹“现境界”之景，又能极“他境界”之状，使读者“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从而满足“人之性”的基本需求。其二，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身在其中，“行之不知，习矣不察”；对于人在外部世界中所产生的体验与情感，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一般人即使想摹写外部世界的情状，也往往“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梁指出小说的艺术表现特性之二就在于可以通过“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的艺术手法，“批此
，导此窍”，“神其技”而“极其妙”。在此，梁提出了小说创作中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这一组概念，在中国文论史上，首次触及了文学研究中的流派问题和创作方法问题。其次，梁又从小说的文体特征与人性的关系出发加以探讨。梁认为，小说是与“经”、“史”、“律”、“例”等“庄严”之体不同的“谐谑”之体，它可以“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而人性又往往“厌庄严而喜谐谑”，故就人的本性来说，小说这种文体最利于“因人之情而利导之”。通过对小说审美特性和文体特征的考察，梁得出的结论是：小说的魅力“足以移人”。那么，小说的魅力又是通过何种具体方式与途径作用于读者并发挥实际效能的？梁从审美心理的角度，对此作了具体的探寻与研讨。在小说理论史上，对小说的艺术作用方式与原理加以条分缕析，并试图进行系统阐释的，梁当为第一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主要集中于虚与实、情与理、人物性格、小说技巧等问题，对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与作用方式偶有触及，但主要是鉴赏式的感性体认，未能从理论的高度予以深入分析与系统研讨。梁则从西方近代科学中借鉴了“力”的概念，以此来界定小说的艺术功能；并运用西方文论的知性分析方法，将小说之“力”从横向上分解为四种，纵向上分解为二类，建构起“四力说”的基本框架。他指出，小说有“四力”（“熏”、“浸”、“刺”、“提”），通过“四力”来“支配人道”。“熏”之力即“烘染”，“浸”之力为“俱化”，此两者乃审美过程中的渐变，强调潜移默化。“刺”之力是“骤觉”，是由“刺激”而致的情感的异质转化。而“提”之力则是审美中最高境界，是主体完全融入对象之中，化身为对象而达到全新体验。在“熏”、“浸”、“刺”三界，主体虽为对象所影响，但两者的界限是明确的；在“提”中，主体与对象的界限已荡然无存，主体因顿悟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为了使自己的阐释更具有说服力，在具体论述中梁又借鉴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整体直觉方法，他列举了生活中的饮酒、禅宗里的棒喝等具体情境加以类比。如“浸之力”，在解释其历时性的特点时，梁以酒作比：“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在解释“提之力”的“移人”之妙时，梁又以学佛参禅作比：“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梁娴熟地运用各种具体情境，引导读者借助自己的经验来体悟。这正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秉性。
梁对小说的审美界定，是梁氏小说思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纽带。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为梁氏的小说思想画出一个逻辑链条：小说（力）→人道→新民→群治。在这个链条中，梁将小说的本质分解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功能层面，一个是审美功能层面。后者是基础层面，兼有本体与工具的双重性质。前者是终极价值层面，是最高的理想与归宿。从理论上看，梁的小说观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他模糊了本质与本体的界限，扭曲了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对于这种充满矛盾的思想成果，站在不同的背景与立场上，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然而，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小说虽然要借他人以自立，却由此获得了文学殿堂的正式通行证。这正是梁氏小说思想的历史功绩，亦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阶梯；同时，梁以社会功能为归宿的小说审美阐释，客观上使其小说思想由外部规律的研讨推进到内部规律的探寻。尽管这种探寻远非完善，然而，其审美阐释本身对于20世纪小说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可谓意义深远。他代表了近代小说理论对于小说品性的现代审美意识的萌动，预示了20世纪小说理论发展所可能有的新的走向。
三
梁氏小说思想是上一世纪之交的历史产物。反思梁的小说思想，也是对20世纪小说思想的一次理论寻根。梁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中国小说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梯，而不是过程的完成。我们无须讳言它的不足与局限。扬弃是历史的必然。扬弃为了新生。这正是梁氏小说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也是梁氏小说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梁氏小说思想的精神实质，挖掘其思想创建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精神启迪，远比仅仅拘泥于某个具体论述的得失更富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我认为，梁氏小说思想建构中强烈的批判精神、积极的新变观念、鲜明的现实品格、自觉的开放意识是我们今天创建新世纪文论可以批判汲取、创造扬弃的有益的精神滋养。
（一）强烈的批判精神
没有否定就没有新生。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破坏是对传统的否定，是对权威的颠覆，是对束缚的解放，是新的文化形态破土而出的必要前提。20世纪的帷幕一拉开，梁就举起了“破坏主义”的大旗，阐发了“欲步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也”这一先破后立、破立相济的深刻思想。基于破“旧”（小说）立“新”（小说）的历史使命，梁对“旧小说”与传统小说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清算。他批判了旧小说所宣扬的种种落后、腐朽思想；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旧小说的理论基石——传统小说观念。梁指出，小说自古以来不受重视，原因就在于传统小说观念把“小说”看成“小技”，“致远恐泥”，“壮夫不为”。这种思想的结果是小说沦为仅供消遣的“小道”，以致“听其迁流波靡”，终成“诲淫诲盗”的“邪祟”。梁明确否定了以“易传”和“多趣”作为小说功能注脚的传统观点，直接把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他第一个喊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响亮口号，无情地解构了传统文论对小说的既成定位。这种义无反顾地冲破铁屋的勇气虽不无偏激与莽撞，但正是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为新小说的孕育首开了航道。同时，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20世纪是人类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任何一种对某一区域性与民族性文化传统的破坏，都不是单纯意义的。它潜在地指向新的文化形态的创造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融通。从这个意义上看，梁对传统小说及思想的批判，正是20世纪小说思想创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积极的新变观念
新变是生存的前提。危如累卵的民族命运需要新变。渐失生气的传统文化需要新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世纪之交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竞争的国际格局，中国思想界从少数最敏感的个人到群体，先后接受了严复阐释的“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进化”与一切僵死不变的准则形成了根本的对立，亦成为梁氏小说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与阐释工具。结合“破坏主义”的思想，梁指出：“淘汰不已，而种乃日进。”他热情地讴歌“文学之进化”，呼吁“新小说”的诞生。基于“新变”的理论取向，梁不仅高举起“小说界革命”的大旗，向既成的权威发起总攻；还大胆地提出了“现境界”与“他境界”、“写实”与“理想”、“四力”、“移人”等一系列新的概念与命题。虽然梁未能深入拓展这些命题，但这些概念的提出与研究视角却犹如“一石击破水中天”，一下子打破了传统小说研究的沉寂状态与思维惯性，成为狄保贤、梁启勋、周桂笙等近代小说理论家进一步发挥、补充与完善的理论起点。而其中的政治与艺术、写实与理想、文与白等重要问题几乎是贯穿整个20世纪文论发展的基本话题。“变”就是发展，就是更新。“变”是对历史的超越，也是对自我的超越。从1897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到1915年的《告小说家》，梁的小说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跋涉的脚步。对梁个人来说，这种思想跋涉的历程首先是痛苦的，因为它必须以旧我的分裂与否定为前提。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时代精英，这种永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更是充满愉悦的，它不仅指向主体对新我的自觉追寻，更指向主体对真理的永恒呼唤。当然，站在今天的学术与思想高度，梁的跋涉仅仅是一段苦苦探索、不无矛盾的旅程，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无视他的理论勇气。历史与文化语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思想的惰性却是历史前进的永恒障碍。唯有新变才能新生。这是历史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
（三）鲜明的现实品格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近代社会孕育了近代文化“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为不甘落后而追求新知”这一最可宝贵的精神传统[4]。在小说论文中，梁明确地把救亡与启蒙相联系，表现了自觉介入现实、积极服务现实的求实尚用的理论品格。在小说本质观上，梁抨击了视小说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之作、道听途说的轶闻记录的传统观念，呼吁将小说与塑造新的人格理想（“新民”）、建构新的政治制度（“改良群治”）的历史使命相联系；在小说审美观上，梁明确地表示了对以“赏心乐事”为基础的和谐的审美境界、“大团圆”的审美趣味的否定，而推崇以“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为基础的崇高美的境界，他将促成人的思想情感的异质转化、实现“自内而脱之使出”的“移人”之至的“提”之境视为最高境界；在小说功能观上，梁并不反对传统小说“劝善惩恶”的道德理想，但他更强调小说对“人心”、“人格”、“人道”的全面影响，期待通过小说“支配人道”的特殊功能而实现由“新民”而“新政”的理想。显然，梁氏小说思想既承续了传统文论“经世致用”、“体用不二”的精神元素，又从新的现实出发，吸纳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关于梁氏小说思想的现实品格及其相关的功利倾向，一直是梁氏小说思想研究中的焦点。对于功利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惧。这与中国古代重义轻利的“圣人”理想不无关系。事实上，梁氏整个思想的核心——“新民”的理念正是中国古典“圣人”理想的近代革新版。“新民”并不排斥“圣人”尽忠报国的价值追求（或者说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时，它又否定了“圣人”作为民族希望的精英理念（这是从戊戍变法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因此，梁氏的“新民”既是对“圣人”理想中的贵族意识和纯精神追求的一种消解（肯定了德、智、力的全面发展，自主平等的理念），也是对中国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呐喊与呼应（并不讳言对权利与进取的功利追求）。对于梁氏小说思想的现实品性与功利品格，过去，我们一直评价较低，还有论者把20世纪文论建设的政治化等非艺术倾向归结为以梁等为代表的近代主流文论意识的误导。其实，这种视现实的失措都是传统的罪过的思维逻辑不仅呈示出理论本身的悖谬，也揭示了对待遗产的“功利”态度与“泥古”倾向。当然，作为新理论的创建者和政治运动的领袖，在梁的小说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思维方法的某种偏颇与急功近利的趋向。但“误导”的关键不在请君入瓮，而是亦步亦趋，自投“罗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缺乏的不是可供借鉴扬弃的遗产，而正是清醒的现实品格。
（四）自觉的开放意识
梁是近代文化开放由被动向自觉的先行者之一。他率先对戊戍变法失败的教训作了深刻反思，揭示了“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的精辟见解，从而将近代向西方的开放由制度导向文化层面。同时，梁指出，中国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单纯的崇尚“西学”之路——“心醉欧风”；亦不能走盲目的“自我中心”之路——“墨守故纸”。梁提出了著名的文化“结婚论”：借彼“西方美人，为吾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的中西古今会通、为我所用的文化理想。
在小说理论实践中，梁身体力行。他的小说思想是向着西方文化开放的。其早期的“政治小说”观念，后期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启蒙“新民”思想，主要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对现代小说思想体系建构的努力，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小说理论范畴，他以逻辑思辨为基础的小说论文，都表现了向西方文论的逻辑理性与科学精神开放的自觉。他的小说思想是向着佛教文化开放的。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形态和广泛的影响。一般而言，佛教是讲“出世”的。但梁却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对佛教作了整合，凸显了两者共同的“救世”目的。他借用佛教的因果链条论证小说的功能一刈恶果，造善因，拯救“吾本身之堕落”（个人）与“吾所居之世器间之堕落”（社会）。他借用“最上乘”、“棒喝”、“此界”与“彼界”等佛语佛境阐释自己的小说思想。很难设想，离开对佛家思想、语汇的独特运用，梁的小说思想可以得到如此迅速广泛的传播。他的小说思想是向着中国传统文化开放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文化的断裂是不存在的。民族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层面上延续。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新生的民族文化是否自觉地借鉴传统文化及借鉴的自觉程度如何、开放的深广度如何，在不同思想家身上，是有具体差别的。与“五四”几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式相比，梁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辩证的姿态。他既清醒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从而将寻找“新民”药方的视线主要投在西方；但他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斥责那些欲举民族文化悉数付之一炬的人，只配做洋奴买办。在小说思想建构中，梁首先把新的异质文化视为冲决旧理论体系的有力武器，但他又不彻底抛弃传统。在批评精神上，梁内在地延续了传统批评的入世尚用态度；在批评思维上，梁吸纳了传统文论体用不二、整体直觉的思维方法；在批评语汇上，梁借用了“趣味”、“滋味”、“妙”、“神”等大量的传统批评术语。梁的小说思想表现出自觉的文化开放意识以及为之所进行的可贵努力。
收稿日期：200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