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增强的个人同一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克服人体自身的局限是人类自产生之初就开始追求的方向和目标。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层出不穷，这样的愿望越来越快速地成为现实——人类通过器官移植重获健康，通过赛博格修复肌体，通过基因导入提高繁衍后代的能力……而在20世纪后期伴随神经科学的迅速崛起，人们甚至试图利用神经技术进入人类内心世界，其中最前沿、也最具争议性的当属情感增强，其目标是摆脱情感困扰、营造愉悦的心境。例如，抑郁症这一现代社会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官能障碍被喻为心灵杀手，而情感的神经增强却有望使患者驱散生命的阴霾。 然而，这种情感改良的尝试，在其出现伊始，就引发了一系列伦理质疑。这是因为，情感在决策和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基因相比，大脑状态及其活动对我们行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有效。情感通常与动机密切相关——良好的情感会使一个人倾向于行善避恶，而诸如羞耻、共情、公平感等道德情绪都有其生理基础，因此原则上可以通过生物学方法得到改造。科学发现的成果也确实显示，催产素提升了信任、宽容和同情心，葡萄糖增加了抵制诱惑的可能性，深部脑刺激有利于减少偏见和挑衅，等等。 围绕情感增强的伦理讨论中，最为激烈的是个人同一性问题，即针对被增强的对象而言，在不同时间历程中，个体能否意识到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同一？大脑增强这一侵入性干预行为，是否会对人格同一性有所改变？人脑每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分管记忆的区域位于颞叶，而记忆被认为是个人同一性的主要的心理连续性标准。神经科技的发展使得通过人为方式直接操控一个人的大脑和心智变得可能，这无疑对个人同一性的判定构成了挑战。 一、自我认同中的情感标准 情感增强是否削弱了个体的真实性或自我认同？它所诱发的情感是否是真正的情感？以如此方式改造的情感与通过教育而培植和提升的情感能力，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吗？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情感本身进行解析。 总体说来，情感有三个非自然主义的标准：真实性、理性和一致性。其中，真实性表示一个人有能力关注自我的实现，这意味着他的经历不是一种简单的呈现，而是趋向理想自我的转变过程，这就要求他发掘自己的潜能并不断地完善自我。那么，人造的情感是否真实呢？肯定的意见认为，情感是否真实与它的起源并无因果关系。情感的真实性是一种感受质，是从个人的内在情感状态中感知到的：如果一个人经历并分辨出自己的感觉，而且这些感觉与他们的自我认同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情感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他所经历的情感与自身的信念不一致，那么它就不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情感要求真实的信念。这里需要区分“人造的”作为状语和表语的不同情形：就状语(adverbial)层面的含义而言，这个词是指一个实体或状态的产生过程或方式；就表语(predicative)而言，它指的是一个实体或状态的内在品质(intrinsic qualities)。显然，“人造”情感是在状语而非表语意义上使用的。① 相反的观点则主张，技术干预形成的情感是虚假的。我们日常的喜悦和兴奋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而获得的，相比之下，从大脑内部进行刺激产生的反应完全是被动的、突发的，它可以为我们创造出一种毫无缘由的快感，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快乐，而不仅仅是引起快乐②。毕竟，作为认知的一个部分，情感并非只是对情境的本能反应，而是体现了一种对情境的评估——在本质上，人类所追求的快乐与亲身经历或真实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然而，人造情感作为一种感受却可以与它们毫不相干。例如，安非他明等增强药物对健康人群的认知只有微小的提升，但服药者却产生了其认知能力被提高的感觉。③ 如果所谓的提升是一种错觉，那么神经药物服用者表现出的“机灵”又如何解释呢？答案可能是服药者受到刺激而产生的活跃性。换句话说，增强剂并不是“益智药”，而只是“刺激药”，是功能强大、具有潜在危险的行动促进剂；它们对健康人的作用是缩小“意愿差距”而不是“能力差距”④。兴奋剂改变了人们对自己正在从事工作的感觉，从而激发了表现优势。在很多临床实例中，患者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他需要做的事情，但缺少投身一项长期事业的热情和活力，而这样的事实被“刺激药”的作用掩盖了。 感受质是神经效应显现出来的某种结果，如果我们知道了神经系统的某种运作机制，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就有望进一步解释感受质的秩序。同时，虽然一个人的意识体验中的每个主观和现象上的变化大致对应着脑中的某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感觉运动和脑活动的环境或背景，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除非在我们的说明中明确涉及这些情境，否则经验与大脑的关系仍旧得不到解释。而在现实中，即使是非心智的物理世界也存在混沌的行为，从而表现出不确定性(量子理论)，更不要说作为直接经验的个人主观现象的意识了。不同时间中意识的同一性并非仅仅借助人脑就能够得到解释，而必须依赖于它与主体所拥有的许多经验之间的关系的描述。 事实上，真实性并不是情感的根本性(ultimacy)要求，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会追求情感的理性品质和一致性特征。情感的理性标准涉及个人感觉以及意向性对象在认识论层面的适切性。如果情感恰当地反映了事件的状态或者以一种在理性上可理解的方式把握自身，换句话说，它与理性内容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情感是理性的。情感的一致性标准是指情感在其历史中应该是连续的和没有分歧的。神经增强面临的怀疑是，它无法唤起适当的情感反应，因此即便这些情感是真实的，它们也不再与个人自身的情感历史一致，从而对历时性的自我认同产生威胁。⑤情感生活具有复杂性和固有的规范性，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它意味着改变人类的理智水平以及文明程度。就此而言，制造一种与自身经验无关的情感状态就好比进行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用完整而独特的人性换取肤浅的替代品⑥，它所创造的虚拟的繁荣是以情感本质的丧失为代价的。 二、真实自我的叙事性与感受质 当我们的情感越来越成为医疗技术的产物时，自我的真实性是否遭到破坏？传统的自我观念倾向于采取单独个体的视角，而忽略了人格同一性的构成。麦肯锡(Mackenzie)则提出了关于同一性的较为丰满的结构，即同一性包括数的同一性(numberical identity)、实践同一性(practical identity)和叙事同一性(narrative identity)。显然，神经技术对人脑的介入并没有导致数的同一性的改变，它使人的性格、兴趣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没有使个体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同实体。实践同一性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自我概念，它为个体以第三人称方式解释其行为并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确认提供了基础。这一维度是共时性的，它聚焦于行为主体思考和做出决定的瞬间。叙事同一性则是历时性的、过程性的。人的自我部分地是由其自我诠释构成的，同一性是“你所建构的关于你是谁的个人神话”⑦，是一种自我的生活叙事，但它所构建的描述不能与现实生活发生抵触或矛盾，而应与个人的真实行为相关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同一性不仅是一个人先天特质和现实生活经历的产物，而且是他对那些经验的记忆重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个体的人生叙事能够容纳多大程度的技术干预而不会影响其完整的人格同一性或改变其自我意识？例如，脑深部刺激(DBS，向精确定位的脑深部核团输送电刺激)最早用于治疗帕金森症，后来随着这一技术范围的扩展，它也被用于运动缺陷和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的治疗。DBS的使用造成了不可避免和难以消除的人格障碍，从而引发了个人同一性和法律责任问题，因为法律预设了施为主体的理性前提，即理性的生物有能力理解和确认法律的要求和规定，而接受DBS治疗的患者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无法保持健全的理智和心理连续性。⑧也有证据显示，一些患者在中止DBS治疗后，精神能力恢复正常，但是他们的病情会因此加重，引起另外一些不良后果，而继续DBS治疗则有可能导致永久的不可逆损伤。如何在二者之间考量权衡，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不可否认，自我叙事能力的确会因神经干预遭受损伤，但这种能力同时受到文化和社会多层面的影响，技术对人脑的侵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身份的认同不是个体单独主观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还包括他人对你的选择和行动的确认和肯定。也就是说，他人也确实“认同”你的认同。换言之，人格认同不仅在于自我(主体自身)认同某种价值，更在于他寻求他人的价值认同或主体际的认同——你选择了一个你同意其价值的群体，在其中你拥有某个身份，群体的成员也都认同你这个身份。认同是你对你在这个群体中身份的认同，也是你与这个群体的相互认同。 如果说DBS威胁到同一性，那么，抑郁和焦虑同样会威胁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甚至所有进入同一性叙事的每一个生活事件，包括失业、离异、亲人去世等等，都可能对我们的同一性构成潜在威胁。事实上，人格变化并不等同于自我真实性的丧失；个人同一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不断地随着时间和经历而变化发展。自我叙事有能力将情感的改变整合到同一性的构成中，除非情感增强破坏了人的主体性以致于他再也无法谱写自己的人生，从而失去自我感知和自我把握的能力。神经技术仅仅改变了人的精神状态，而并没有导致人的不真实性，因为这些精神方面的变化是个体主观上期望的。调查发现，虽然一些患者表示服用神经药物后，变得开朗、快乐和风趣，不再像原先的自己，但另一些患者则感觉药物给他们带来更真实的自我，因为药物诱发的个性更加符合他们的愿望。⑨就此而言，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期望获得满足，且认可他现在的自己时，他的人格才是同一的；相反，假设现在的他不是他所期望的样子，甚至是他厌恶的，那么他就没有保持人格同一性。 真实的自我意味着要发现和表现个人行为中本质的东西以及核心的人格特征，只要神经技术带来的变化不改变主体内部的价值，并且他自身认同这种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就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真实性是一种自我的创造。⑩沙克曼(Schechtman)提出了关于自我的两种含义——自我控制和自我表现。一个人成为真实的自己，前提条件是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具有支配自己行为的自由意志；同时他的行为表现出他本真的天性。这两方面对于每个人的有意义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真实的自我意味着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审慎地在自我表现的愿望和自我克制的要求之间做出平衡。(11)而从这个角度看，神经增强并没有威胁到自我的真实性，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了自我控制和自我表现。 自我的真实是一种现象上的、感受性的特质，也就是说，真实性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揭示自我本质的陈述，必定是那些我们以第一人称作出的陈述(statements in the first person)(12)。第一人称陈述构成了自我同一性的重要标准。按照这样的理论，记忆的神经抑制是把人们从实际的记忆中分离开来，弱化了他们对于自己个性的感受；它使人们的情感变得粗疏和淡漠，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生活现实，这将改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其结果是自我认知也被外部因素掩盖而发生了变化(13)，从而无法表达真实的自我。但同样按照第一人称陈述理论，我们也可以认为，记忆的抑制反而会强化个性的自我感受——伤痛记忆可能会被当事人放大，导致过度的悲伤，而削弱这些记忆则可以保护他们，使他们尽快走出厄运的阴影，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样的内心体验更为真切，因为消除了偏见的自我理解才能够真正地诠释自己及其人生。(14) 对于这样的悖论，我们的解决方案诉诸于第一人称陈述的进一步区分：可修正的(corrigible)与不可修正的。前者指一般种类的知觉陈述，这些知觉所描述的对象是公开可被观察的事态或对象，其特征使人能够做出一个陈述，即相信它为真，即便这个陈述事实上为假且原则上可能被其他人发现为假。后者是指那些关于私人经验或心灵状态的陈述，例如关于痛、内心感觉以及想法或观念的报告等等，如果某人做出这样的陈述，那么指出它为假将是毫无意义的。第一类陈述可以诉诸一个真的判别标准，而第二类陈述则不能如此(15)。 三、自我的客体化 如果情感被人为操控，我们的内在生活是否会被当作实现外在目标的工具？它会不会成为一种机械式的客体，从而威胁着人类这一自由、理性和有责任的特殊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修饰自己身体和意识的自由，情感增强作为一种自我改进方式的伦理辩护似乎很有吸引力，不过，它赋予我们的便利和自由是以社会联系的损失为代价的。假如人被所追求的事物所控制而丧失了最珍贵的东西，那么人类本身的尊严和价值又在哪里呢？ 技术修饰的情感让我们快速而有效地摆脱情感的困扰，但是这种手段只能治愈表面症状，而无法解决深层或本质的原因。情感产生的因素纷繁复杂，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的异常都来自器质性的缺陷。从医学角度解决人类的情感问题，至少需要找到与情感相对应的人体器官、组织结构的病理性改变。尽管研究发现，人类一些极端行为可能跟大脑神经损伤有关，但在不确定是否存在结构性缺损的情况下对情感进行医疗干预，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并且表面症状的暂时缓解有时不仅不能阻止后果的膨胀与恶化，甚至还会引起更严重、更具破坏性的成瘾行为。因为真正的积极性来自蓬勃发展的动力——生命内在的活力，而不是外部的诱惑或控制。如果人们的痛苦源于意义和价值感的缺失，那么这种整体性的生活危机是无法依靠药物得到治愈的。 与之相应，情感增强也损害了人的自我修正能力。封闭痛苦的记忆阻碍了人们战胜创伤和磨难的机会，而后者是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习的课程——如果只能依靠药物来补救行为，我们如何学会自我管理？此外，神经增强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同质化，使情感丧失多样性，人类自我的核心也将因个性的缺失而处于危险状态。事实上，快乐和悲伤是一对相互依赖的情感，当心灵因麻木而冷漠时，我们不再心痛，但我们也失去了品尝幸福的能力。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缺少了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算作完整的人生。即使是负面的情绪体验，在整个人类经验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愧疚激发我们在社交上的敏感并减少攻击性；自我怀疑促进个人反思和进步；而当危险有可能发生但线索尚不明朗时，焦虑的人更容易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人生正是因为充满各种经历和情感而富有意义。 但这里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所有自然赋予的东西都是人们应该去接受的吗？例如，人们有必要把曾经目击的恐怖事件时时刻刻保留在脑海中吗？那些经历过战争灾难的人，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需要社会为他们抚平创伤，记忆抑制正是同情心或社会良知的体现。即便人们因道德责任必须保持某些记忆(尤其是对于那些普遍分享的人性受到侵害或攻击的罪行)，也不必对记忆抑制进行广泛的限制(16)。况且，在未受到记忆抑制的情况下，人们同样会遗忘很多事情。技术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类在不同程度上超越原始的本能。而文明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尽可能地远离苦难，这已成为现代人的共识。莱维(Levy)还提出，以下两种情况的情感直接操纵不会引起自我的客体化：一是情感反应的内容与受到的刺激过于不成比例；另一个是直接操纵内源性的精神状态，即该精神状态由人体内部因素产生或引起的，且它的起因是随意性的(arbitrary)(17)。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求，世界上的每种文化都将社会的改进或提升当作一种道德责任，人类文明也正体现在改造外部世界和改善自身的行为中。但一直存在争议的是：技术的应用在何种程度上将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知道，人工耳蜗和人造心脏瓣膜已被快速推广，而仿生眼芯片也在研究中，科学家正在研制如何通过非传统的感知途径将语音和图像直接输入大脑。我们面对的困惑是：是否存在一个自然界限，超过了这个限度会使我们的本性遭到破坏？这让我们想起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 argument，或楔子论证)：某些行为如同滑坡中的第一步，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导致糟糕后果的行为，因此第一步就应当及时制止。一旦我们所创造的某项技术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性，随之而来的灾难将是无法估量的。 不过，这样的论证不得不面对双重标准的质疑：既然我们接受过去的发明，为什么却趋向于抵制新近的发展？与历史上许多科学技术在其产生之初遭到批判和质问一样，情感的增强现在还未能被理解和接受。可是，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神经药物的医疗化也许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趋势的确反映了人们的价值选择。如果神经增强能带来高品质生活的美好前景，我们为什么要对它排斥和拒绝呢？至于风险，事实上，任何药物都不会只具有一种功能，其副作用的程度从中性、温和到十分危险都可能存在，但如果一种药物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较高，那么它的风险就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和自愿承担的。(18)这就好比人们尽管知道手机有辐射却仍然随身带着它，而不是把它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我们希望将生存的不利方面降到最低，并朝着最优状态努力。当然，对于“最优状态”的构成，不同的人看法不尽相同，但是的确存在着更好和更坏的生活方式。我们努力拓展自己的体能和认知，试图通过超越生理极限来避免病残、痛苦、衰老和死亡，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命运和享受人生。 四、选择的潜能与选择的独立性 同一性不仅仅被切身经历所规定，而且包含所希望、欲求和计划的东西(意图)。一个人的自我与身份，不只是一种心理内省的认定(我知道我自己是谁)，还包括价值的选择与具体的行动(我使得自己成为谁)。透过认同的抉择以及亲身践履，我们决定了自己的身份，并回答了“我是谁”。情感增强提供的前景是每个人拥有的潜力都大大释放，它可能创造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超人类，后者是否意味着人类自然的根本改变？在这样一个“超人”世界里，普通人的命运会如何？ 对此，必须区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和非地位性商品。前者指供应量有限、价格昂贵、彰显购买人与众不同的身份或社会地位的商品，有时也称奢侈品。地位性商品因短缺而使拥有者得益，这就意味着其他人的相对损失，例如，身材高大可能是一个人的优势，但如果大家长得一样高，那么身高就无法胜出。而诸如健康之类的特性却与此形成了对照——如果你健康，你的生活会更美好，即使别人同样健康，也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因为健康属于非地位性商品。(19)假如人类增强的结果是更多人感到幸福，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都认可“有选择”优于“无选择”——选择体现了一种自由或自主性。但神经增强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丰富可能性的同时，造成了更多的负担。因为我们面临的选择越多，对幸福的期待就越高，耗费在考虑和衡量上的时间就越长，而且后悔的几率也越大。调查显示，选项数量的增大反而减少了随后的满意度，当备选方案增加时，即使人们对现有的选择已经很满意，也往往不会忽略新出现的可能性，而是怀着好奇去尝鲜。事实上，过多的选择对于选择主体来说就是在“负重”(20)，毕竟，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和具备自我决定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理性的生存恰恰体现于对利益和自主性的把握与平衡。 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确保情感增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听从他人的摆布。换句话说，增强行为被归为增强者个人意志的层面(21)。但是，有观点认为，情感增强实际上剥夺了未增强者的自由(22)。那些具备优秀品质的人更容易得到青睐，而未接受增强的人则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后者迫于竞争的压力，有可能被迫选择增强。相反的观点则提出，情感增强扩大了人类的道德潜能，而道德高尚者在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上反而会拥有更多的自由(23)。即使一个人做出增强决定的原因是为了趋利避害，最终的抉择也是他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理性权衡。从这点看，道德增强不会限制增强者和不增强者的自由。 不过，即便如此，情感增强在自由问题上也无法得到辩护。自由的观念是与自律性的概念紧密相联的，道德律建立在他的意志的自律之上(24)。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能够认识和驾驭自己的本性，他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去抑制自私、仇恨、偏见等非道德冲动和行为，因为理性的存在者不屈从于任何不是主体本身的意志中产生出来的意图。而依赖生物医学技术抵制消极情感，就不能算作自律的行动。在这些情形里，意志永远不是通过行为自身的观念来直接地规定自己，而只能借助于行为的预期效果在意志中所唤起的动机，即“我应该做某件事，是因为我想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的活动受命于某种先决条件，是在外界的干预和纠正下才产生的，因而只具有他律性；它与依据理性或良心做出的自为的目的性行为相背离，从而也就不属于纯粹的道德上的善。 然而，作为规律的准则的普遍性对我们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使我们享受到特殊的快活的情感，后者不能当作道德动机的规定根据，因为这种情感永远都可能是感性的和病理学上的；相反，作为法则使意志得到服从的意识，虽然产生了同样的东西，却是出自另外的来源，即行动不仅仅是在快乐舒适的基础上合乎义务地发生，而且在根本上就是出自义务而发生的，这是一切道德教养的真正目的(25)。因此，即使是出于自由意志而进行的道德增强，也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讲，神经增强就是一种对自由的干预了。 当然，这些讨论是在明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前提下进行的，即所谓的增强究竟是一种对缺陷的治疗还是对正常个体的增强？关于治疗与增强的简单区分是，治疗的目的在于控制或消除致病因素的干扰，以使机体有效功能得到恢复，增强则是对健康或正常的人体进行改造，是一种无必要的侵入行为。斯坦因(Stein)主张对增强的目的进行分类，即厘清：它是针对外在原因(如战争、污染、损伤)引起的失调或紊乱而进行的治疗，还是针对那些外部因素较不明显的无序状态(如肥胖、冲动性攻击行为)或自然衰老状况的再造和提升？如果说前者属于医学问题，那么后者或许是一种道德隐喻，被称作医学化(26)，即把非医学问题看作医学问题，并且通过医学手段来解决它们。 但是，对增强进行界定本身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难以找到一个量化的标准。增强和治疗的区分来源于疾病和健康的概念，而二者的界限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它不仅仅隶属于医学领域，还嵌入了我们的思想和社会互动中；由于这样的价值负载，与规范或原则不符的任何一种功能性异常都可能被视为疾病。而在情感增强的争论中，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很大一部分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将情感看作一个独立的存在，他们放大了实证层面的研究成果，却忽略了情感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内涵。事实上，情感作为人的一种特有的意识活动，离不开经验的积累，更无法游离于社会文化和群体规范之外。在未来，我们不仅难以定义健康，甚至很难分辨健全和残疾，因为机械化有机体将使人和机器世界之间不再有明确的界限——现代文明带来了新的认知方式。 我们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复制了我们曾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特征和能力，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获知挑战人类身份的消息：干细胞移植、基因测序、跨物种杂交、芯片植入……其中每一项都模糊了我们作为个体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界限，并进一步瓦解了关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在未来，当越来越多的自然人被“增强人”替代时，人的共性是否会因此减少？人将被怎样定义？人意味着什么？现实生活有多少是虚拟的幻觉？如何分辨真实和模拟？思维在哪里终结，外部世界又从哪里开始？……生活因技术而变得越间接，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就变得愈加迫切(27)，因为所有物种都面临着身份危机(28)。在这样一场持续性的危机中，我们将不断重新反思人类的概念，并扣问人类生活的意义。 注释： ①Felicitas Kraemer,"Authenticity Anyone?",in Neuroethics,no.4,2011,pp.51-64. ②Maartje Schermer,"Ethics of Pharmacological Mood Enhancement",in Handbook of Neuroethics,Springer Press,no.11,2014,pp.1177-1190. ③Irena Ilieva et al.,"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Enhancing Effects",in Neuropharmacology,vol.64,2013,p.496. ④Scott Vrecko,"Just How Cognitive Is 'Cognitive Enhancement'?",in A JOB Neuroscience,vol.4,no.1,2013,pp.4-12. ⑤Felicitas Kraemer,"Authenticity Anyone?",pp.51-64. ⑥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Memory Blunting:Ethical Analysis",in Neuroethics,The MIT Press,2010,pp.88-96. ⑦Dan P.McAdams,"The Stories We Live By",Guilford Press,1996,p.266. ⑧Laura Klaming etc.,"Did My Brain Implant Make Me Do It?",in Neuroethics,no.6,2013,pp.527-539. ⑨Ineke Bolt etc.,"Psychoarmaceutical Enhancer:Enhancing Identity?",in Neutoethics,no.2 2009,pp.103-111. ⑩Walter Glannon,"Neuroethics",in Bioethics,vol.20,no.1,2006,pp.37-52. (11)M.Schechman,"Self-Expression and Self-Control",in Ratio,vol.17,no.4,2004,pp.409-427. (12)Shoemaker,Self-Knowledge and Self-Ident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3,p.211. (13)Neil Levy,Neuroethics: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69-81. (14)Carl Elliott,"Prozac as a Way of Life",pp.119-130. (15)Shoemaker,Self-Knowledge and Self-Identity,pp.215-216. (16)Maartje Schermer,"Ethics of Pharmacological Mood Enhancement",pp.1177-1190. (17)Neil Levy,Neuroethics: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p.116. (18)Rod Flower,"Lifestyle Drugs:Pharmacology and Social Agenda",Neuroethics,The MIT Press,2010,pp.19-29. (19)Nick Bostrom,"The Future of Humanity and the Ethic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in The European,May,2011. (20)Saskia K.Nagel,"Enhancement and the Burden of Self-Determination",in Neuroethtics,no.3,2010,pp.109-119. (21)B.L.Curtis,"Moral Enhancement as Rehabilitation?",in A JOB Neuroscience,vol.3,no.4,2012,pp.23-24. (22)J.Harris,"Moral Progress and Moral Enhancement",in Bioethics,vol.27,no.5,2013,p.287. (23)V.Ra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