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视角论文,融资论文,效应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式启动,我国证券市场迎来了信用交易时代。对这一里程碑事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其给市场和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将有助于完善融资融券机制,促进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有关于融资融券的研究,大多围绕其市场定价效率展开。本文在国内首次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讨论融资融券的实施效果。具体而言,我们研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融资融券事件前后发生的变化,并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而讨论融资融券所可能具有的公司治理效应。 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起到缓解代理问题的作用,已被大量的国外研究所支持。但是在我国单边市场环境下,现行的制度安排使得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抑制(刘峰,2001)。制度层面的缺陷导致公司治理机制得不到有效地发挥,独立董事、机构投资者、经理人市场等作用受限(支晓强和童盼,2005;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刘峰等,2004)。大股东的绝对控制和市场干预机制的失效,让中小投资者只能选择“用脚投票”。融券业务的推出,也即卖空机制,通过促进负面私有信息的挖掘和传播,对“用脚投票”机制具有杠杆效应,加剧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惩罚。融资融券的这种“催化剂”特性,能否对上市公司产生震慑作用,促使其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融资融券已经是一项成熟的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市场定价效率对其经济后果展开讨论。不仅如此,Fang et al.(2013)和Massa et al.(2013)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指出卖空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盈余质量的关注,会增加管理层操纵利润的风险,进而对盈余管理造成约束。而我国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市场被普遍认为有效的机制,在我国却可能不起作用。目前,国内关于融资融券治理效应的研究还是空白。鉴于此,我们利用2010年3月以来我国融资融券标的公司,研究融资融券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为更加全面的评价我国融资融券机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我们以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241家融资融券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对比控制组公司,在进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后,融资融券公司的盈余管理显著降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融资融券的上述作用并不明显;考虑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对于大股东缺乏制衡的公司,只有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对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才能体现,此时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可见,在中国,融资融券具有治理效应,融资融券机制的发挥,离不开各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等外部市场环境的建设。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我国融资融券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融资融券能够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利润操纵的减少带来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这也是融资融券改善定价效率的另外一种作用机制。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融资融券作为一项创新金融工具,不仅能提高市场效率,从微观层面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有实质性的影响。第三,本文发现卖空机制可以约束盈余管理行为,是对新兴市场盈余管理相关文献的补充和完善。第四,我们研究融资融券在新兴市场中的影响,并综合考察我国差异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和特殊的公司股权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融资融券经济后果的争议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完善融资融券机制,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融资融券发展历程 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2005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加入了融资融券条款,为融资融券的展开奠定了法律基础。2006年6月,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试点管理办法》。同年8月,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实施细则》。随后,《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和《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相继发布,规范了融资融券合同签订双方的法律关系。 第二阶段:联网测试阶段。2008年4月,国务院出台《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融资融券交易的制度框架逐步确立。同年10月和11月,中国证监会、沪深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两次组织11家证券公司参与联网测试,融资融券的推出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三阶段:试点启动阶段。2010年1月8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开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2010年3月1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首批6家试点证券公司名单。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启动,标的证券共90只。至此,融资融券交易进入市场操作阶段。 第四阶段:转入常规阶段。2011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10月28日,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1月25日,沪深证券交易所修订发布《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融资融券业务由试点转入常规。2012年8月30日,转融通业务试点启动,先行办理转融资业务。2013年2月28日,转融券业务试点正式推出,此时500只融资融券标的股票中的90只股票成为首批转融券标的。 (二)文献回顾 在英美等发达市场,融资融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交易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和对公司行为的作用。关于市场效率,现有研究主要分析卖空机制如何影响信息传递,如何影响价格形成,进而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性(Miller,1977; Diamond and Verrecchia,1987)。最近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把公司中最重要的“人”的因素考虑其中,强调了卖空机制带来的动机变化和行为调整。Fang et al.(2013)分析美国SEC 一项降低卖空成本的试点事件,他们发现,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随着卖空成本的降低而减少,在试点结束后,盈余管理又回复到原来的水平。Massa et al.(2013)利用多国数据发现,潜在卖空量与公司应计水平成负相关关系。这些研究表明,卖空能够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我国关于融资融券的讨论,近几年渐渐兴起。在融资融券推出之前,就有学者从卖空机制缺失的角度进行间接讨论。周春生等(2005)认为,引入卖空机制可以减小股价对基本面的偏离程度。陈国进和张贻军(2009)指出,及时推出融资融券,将有助于降低我国股市的暴跌风险。古志辉等(2011)研究表明,卖空约束是定价泡沫的重要来源。可见,在融资融券推出之前,融资融券的积极作用,比如价格发现、市场稳定等,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2010年3月31日,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试点正式启动,为直接检验融资融券经济后果提供了契机。杨阳和万迪昉(2010)分析得出,融资融券能起到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杨德勇和吴琼(2011)发现融资融券能够提高市场流动性,对波动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廖士光(2011)利用2010年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确定和调整事件,指出融资融券未能发挥价格发现功能。许红伟和陈欣(2012)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试点一年内对定价效率的改善并不明显。因此,对于我国融资融券的实施效果,学者们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目前国内融资融券的研究仅停留在市场定价效率的层面,尚未有文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融资融券的效果进行探讨。 (三)研究假说的提出 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利润能够给管理层带来种种“好处”,比如规避亏损、增加薪酬等(陆建桥,1999;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然而,融资融券的推出,尤其是卖空机制的引入,会提高盈余管理的风险。已有研究表明,卖空会引致更加严厉的监管,导致公司财务错报被发现的概率加大(Karpoff and Lou,2010;Fang et al.,2013)和退市风险的提高(Desai et al.,2002)。 另外,从卖空投资者的角度,公司的盈余质量是其关注的重点,盈余管理会增加公司被卖空的概率。Karpoff and Lou(2010)发现,卖空投资者关注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对财务报表重述等事件有敏锐的嗅觉。Hirshleifer et al.(2011)指出,卖空投资者通过公司应计水平高低来识别目标公司。因此,卖空投资者对应计质量的重视会进一步抑制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动机。 综上分析,引入卖空机制,会促使公司管理层提高盈余质量,减少利润操纵行为。Fang et al.(2013)和Massa et al.(2013)利用发达市场的数据,实证结果支持这一观点。在我国,融券业务的推出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获利方式。投资者,尤其是融券交易的主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会更有动机去挖掘和传播标的公司的负面私有信息。对于其他中小投资者,卖空的信号传导机制会加剧“用脚投票”行为。双汇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作为首批90只标的证券之一,在“瘦肉精”事件曝光当天,双汇发展就被融券卖空了,投资者纷纷抛售所持的股票。双汇集团董事长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除了上市公司市值蒸发103亿元,双汇的品牌美誉度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损失难以估量。因此,卖空机制的这种震慑作用将迫使企业更加谨慎,其中包括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对比控制组公司,在成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后,融资融券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了。 作为一项创新金融工具,融资融券业务能否被投资者所接受,与外部的市场运行环境紧密相关。第一,从金融机构的业务推广角度。融资融券较一般的金融产品更为复杂,投资者必须通过融资融券基础知识测评和风险测评,才能提出业务申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多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提供相关的渠道帮助投资者熟悉业务流程,降低投资者的学习成本。第二,从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角度。在2013年3月之前,根据证监会的窗口指导意见,融资融券投资者的资质条件为:开户时间不少于18个月,证券资产不低于50万元。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投资者有更好的经济基础,面对较高的交易门槛和费用,他们更能够抵抗风险。第三,从行业的配套建设角度。根据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统计报告,2011年末,25家具备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有2156家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其中近半数分布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等五个省市,并且这五个省市的融资融券客户数量和资产规模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二①。可见,作为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的基础和平台,市场环境可以通过影响投资者的参与成本进而影响融资融券交易的广度和深度。 另外,现有研究表明,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无论是国外投资者还是国内投资者,他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都具有“本地化偏好”,更倾向于选择地理位置接近的、易于熟悉了解的本地公司的股票( and Weisbenner,2005;宋玉等,2012)。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距离接近,其信息获取成本更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会降低,有利于投资者通过挖掘上市公司未被曝光的负面信息,做空该公司的股票进而获利。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交易更加活跃,而投资行为的“本地化偏好”则会给当地上市公司带来更加明显的约束作用。这是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更能抑制盈余管理。 根据上文分析,融资融券可以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而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又可以促进这种作用的发挥,至此我们并没有考虑公司自身对盈余管理的不同约束程度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股权高度集中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股权结构缺乏制衡的公司,大股东缺少监督和约束,更可能通过关联交易、过度投资等方式进行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陈晓和王琨,2005;俞红海等,2010)。而盈余管理则成为了大股东掩盖“掏空”事实的工具(高雷和张杰,2009)。因而,作为重要的内部约束机制,公司的股权制衡深刻影响着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动机和行为。 当公司的股权结构缺乏制衡时,盈余管理的程度可能更为严重,盈余质量改进的空间也更大,此时融资融券机制对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会更明显,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所起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相比之下,若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合理,大股东能够受到一定的制衡,那么外部市场环境作为一种替代的约束机制,其发挥的作用可能就没那么明显了。综合考虑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当公司的股权结构缺乏制衡时,外部市场环境对融资融券治理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共有278家,其中有4家曾经被剔除出名单②,另有33家金融行业的公司,我们予以删除。因此,本文的融资融券样本公司为241家。同时,我们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没有进入融资融券名单的非金融类公司作为控制组,以2006年至2012年作为检验期间。对于样本公司,我们剔除了进入融资融券名单当年数据,并确保其在融资融券前后均有数值。我们还根据以下标准剔除了部分观测值:(1)2009年之后IPO;(2)净资产为负;(3)变量缺失。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1%的标准进行winsorize处理。为控制潜在的自相关问题,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对标准误进行公司维度的cluster处理。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融资融券各批次公司名单来自沪深交易所网站。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以更好地控制样本组公司和控制组公司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absDAC为应计盈余管理,REM为真实盈余管理,LIST为融资融券公司的虚拟变量,POST为融资融券公司成为标的证券后的虚拟变量。参照现有研究(Jiang et al.,2010;Roychowdhury,2006),我们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因素。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主要的测试变量是交互项POST×LIST,其系数表示,融资融券公司在成为标的证券后盈余管理水平发生的变化,与控制组公司的变化之间的差异。若假设1成立,模型(1)和模型(2)中显著为负,则表明对比控制组公司,进入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名单后,融资融券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了。 关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absDAC),本文采用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来衡量。参考Kothari et al.(2005),我们采用控制公司上年业绩(ROA)的修正Jones模型来计算,对模型(3)分年度进行回归,并在模型(1)中加入行业控制变量。absDAC为残差的绝对值,表示操控性应计水平,该数值越高,公司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关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EM),我们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方法,从经营活动现金流、可操控性费用、生产成本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对模型(4)-(6)分年度进行回归,分别计算出残差r_CFO,r_DISEXP和r_PROD。参考Cohen and Zarowin(2010),REM为r_PROD减去r_CFO和r_DISEXP。该数值越大,公司利用真实盈余管理增大利润的可能性越高。 为了检验假设2和假设3,我们把公司按照外部市场环境(MKT_high)和内部股权结构(BALANCE)分组,分别进行回归,再对其主要变量POST×LIST的系数差异进行检验。若假设2成立,则模型(1)和模型(2)中POST×LIST的系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MKT_high=1)应当为负数,并且明显小于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MKT_high=1)。若假设3成立,那么对于大股东缺乏制衡的公司(BALANCE=0),模型(1)和模型(2)中POST×LIST的系数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组和较低组之间的差别,要大于其在股权结构得到制衡的公司(BALANCE=1)中的差别。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项检验所用到的主要变量,分别报告了其样本量、均值、标准差、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第三四分位数等统计量。 四、实证结果 (一)融资融券与盈余管理 表3为融资融券影响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第1列我们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主要变量POST×LIST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0.013,t=-2.96)。第2列中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POST×LIST的系数也是显著小于0(-0.014,t=-2.62)。表4报告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POST×LIST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些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可以抑制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动机,不仅减少了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也显著降低,假设1得到支持。 (二)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 公司按照地区市场化指数高低进行分组的结果见表5③,列(1)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组,列(2)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组。Panel A是应计盈余管理的结果,主要变量POST×LIST在列(1)中并不显著,在列(2)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0.019,t=-2.75)。可见,只有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才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初步验证了假设2。我们进一步检验POST×LIST的系数在两组公司之间的差异,但是差异并不显著(P值为0.230)。Panel B是真实盈余管理的分组结果。与应计盈余管理类似,只有当外部市场环境较好时,融资融券才能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同样的,POST×LIST的系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和较高组的差别并不明显。因此,无论是应计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融资融券的约束作用都只有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才能发挥,但是外部市场环境所起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假设2只能得到微弱的支持,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虑公司自身对盈余管理的不同约束程度带来的不同影响。 (三)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股权结构的相互作用 为了检验假设3,我们按照股权结构制衡与否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将公司分为四组。表6的Panel A为应计盈余管理的结果。在股权缺乏制衡的公司中,POST×LIST的系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并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显著为负(-0.033,t=-2.54);在股权得到制衡的公司中,无论外部市场环境如何,POST×LIST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于内部股权缺乏制衡的公司,只有当其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融资融券才能抑制应计盈余管理。同时,我们检验了POST×LIST的系数在相同股权结构但不同市场环境的公司间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市场环境的作用。POST×LIST的系数在列(1)和列(2)是有显著差异的(P值为0.052),而在列(3)和列(4)并没有显著差异,支持假设3的观点。这些结果表明,当公司的股权结构失去制衡时,采用应计项目操纵利润也可能更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市场环境的好坏对融资融券治理效应的影响才有显著的差别;当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合理、大股东能够得到制衡时,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也可能是POST×LIST的系数在表5的列(1)和列(2)中没有明显差别的原因。股权结构得到制衡这类公司的存在,弱化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使得假设2得不到有力的支持。Panel B是真实盈余管理的分组回归结果,与应计盈余管理的结果相似。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进行了如下检验:(1)保留融资融券事件年度当年数据,并作为POST=0。(2)保留融资融券事件年度当年数据,并作为POST=1。(3)采用一对一配对样本,按照公司所处地区、公司规模(SIZE)和公司业绩(ROA)为每家标的公司选取一家配对公司进行检验。(4)在我国,融资融券标的证券由证券交易所依据一定的条件(如上市年龄、流通市值、股东人数、换手率、涨跌幅等)进行选取。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选取配对公司时考虑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选择与样本公司进入标的名单前盈余管理程度最接近的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进行检验。 上述几项稳健性测试的结果显示,POST×LIST系数在全样本检验中绝大多数是显著为负的,并且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高并且股权缺乏制衡的一组公司④。因此,考虑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以近年来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试点为背景,研究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1)融资融券的推出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2)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能够抑制盈余管理,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融资融券的上述作用并不明显。(3)进一步考察公司内部股权结构的影响,对于大股东缺乏制衡的公司,只有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融资融券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才能发挥,此时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能够显著的促进融资融券的治理作用。 可见,融资融券机制能够从微观层面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产生影响,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这将有利于提高市场定价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此同时,融资融券治理机制的发挥,离不开各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等外部市场环境的建设。我们的研究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融资融券经济后果的争议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我国完善融资融券机制,鼓励金融创新,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①见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2011年中国融资融券统计年度报告》。 ②这4家公司于2010年7月被剔除出融资融券公司名单,于2011年12月恢复融资融券。 ③由于篇幅限制,下文的分组检验只报告主要变量POST×LIST的结果;按照模型(1)和模型(2),回归中均加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④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没有报告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格。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_融资融券论文
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_融资融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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