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政治制度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9-0071-10 无论从人的基本需要层次，还是从“不虞恐惧的自由”[1]的个人权利角度，安全需求对于人类的先决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当安全需求的主体拓展到政治共同体的范畴时，安全概念则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整体社会发展与对外事务的战略规划与政策选择。当代国际社会的演进证明，世界秩序的重构，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各种安全资源的有效供给。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后发型国家而言，空前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俨然构成了现代化道路上难以回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目前应该如何构筑自己的安全理论体系和妥善地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而且更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长期保持的强劲势头，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进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对未来我们的国家安全形势抱以相当乐观的态度。然而，这种应然性的判断与现实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在中国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单极世界秩序尚没有出现土崩瓦解的迹象。它意味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同传统强势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压力不会得到缓解。而国际社会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叠加，又使一些原本不具有安全属性的问题发生了性质的转变，从而使国际关系中增添了诸多新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我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必须要跳出原有的既定学科、领域和传统范式的观念与知识边界，而以更广阔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视野，将对国家安全现实问题的思考，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整体性、全局性问题的框架下加以审视和探讨。因为“国家安全政策是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国家安全战略则是现代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P328)根据这个思路，从现代化这一总体命题入手，找出一条贯通国家安全诸问题领域的逻辑线索，也就会超越传统安全理论的权力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的丰富内涵及其相关要素，进而转化为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战略规划。 一、政治制度安全的保护性内涵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P38)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过程的这一描述，常常被用来形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阵痛”现象。西方学者所谓国家构建中的五大危机(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4](P48-52))的论述，主要是根据后发国家的反面经验归纳而成。不应讳言，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往往极不相称，而其社会转型屡遭挫折的原因，往往又可以归结为其政治制度的脆弱性。从苏东国家的瓦解到西亚北非多国所经历的“颜色革命”来看，无论这些国家是以何种方式(革命、改良、政变等)发生社会转型，也无论这些国家曾经以何种手段来维护其政治制度，都没有增进其制度的稳定性。那么，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安全仅仅是后发国家的专属性问题呢？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应该从决定着政治制度稳定的内外因素来进行。 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中，学者们一般倾向于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种模式，来区分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路径差异。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在于，它明确了两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时间周期与外部环境的重大差异和不同类型。而沿着两条现代化道路的轨迹回溯，我们则不难发现，充裕的时间资源为前者预留了更多的试错与调适空间，使其能够从容地分解现代化的种种课题和压力，避免多重危机共时性叠加的风险；同时，相较于后者，除了为数寥寥的非典型案例之外，前者的现代化进程也极少受到来自其他强势国家有意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与“近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独特性”[5](P14)与其说是西方文明固有逻辑的发展轨迹使然，毋宁说是当时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即便如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内，对于政治制度的外部压力仍然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性甚至是颠覆性因素。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特别是在“铁幕”落下之初的20世纪40-50年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度弥漫着一种甚至可以被形容为“受害妄想”的制度安全恐慌，而这种氛围的理论化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正如奥·沙利文所宣称的那样：“当代保守主义的功能已经很清楚，即为西方文明体制，尤其是为以最杰出的美国方式为载体的制度进行辩护。”[6](P42-44)从麦卡锡主义到美国社会右翼胁迫大学放弃任何可能挑战西方制度的“学术自由臆想”①，再到剑桥大学准备将一切被冠以不符合“自由主义传统”标签的思想清除出该校本科教育的课堂等等。它所反映出的捍卫制度安全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中，保障政治制度安全恰恰构成了维系西方全方位优势地位的关键环节。简言之，它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制度本身存续的问题，而且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内外环境的塑造。而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激烈攻防，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属性之外，也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在讨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题时，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恐怕都必须承认，西方化与本土化模式的角逐不仅仅反映为一个单纯的路径选择问题，而是被赋予了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双重目标实现的现实意义。近代以降，那些寄希望于通过以西化道路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目标的先驱者，之所以无一例外地收获了失望的苦果，首先就应归咎于他们低估了西方“老师”维护既有优势地位的决心与能力。“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7](P1470)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隐含在所谓“安全困境”的原理当中，即“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②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8](P3)即使在完全不考虑西方制度本土适应性问题的前提下，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们往往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默认既有秩序受到潜在挑战的事实，更何况作为世界体系中上位优势的拥有者，西方国家不仅形成了联手抑制挑战者的共识，而且也具备将这种意愿转化为破坏性要素的能力。因此，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或俄罗斯这类大国及具有潜在性的强国，无论采用了何种政治制度，无论是否被纳入到“普世价值观”的体系当中，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触动西方世界神经的，其实只在于这些国家最终可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可怕”前景③。由此可见，保障政治制度安全的动机并不完全包含在制度的价值内涵当中——这正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趋于淡化的背后，制度竞争博弈的暗流依然汹涌澎湃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质疑西化道路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要绝对拒斥制度对话与制度借鉴的可能，而主要是源于对西化道路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的认识。第一个是现实语境中西化道路的实际内涵与西方经验之间的落差。基于“善意的错误”的分析视角，有人认为西化道路的缺陷在于“西方错误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府”，[9]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今天西方所大力输出的“成功模式”时，则会发现西方经验的“历史实践版本”与“现实普及版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涉及民主化问题时，西化论者一方面宣称：“(民主转型)中以人的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低的”，[10](P236)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却不遗余力地鼓励与支持后发国家的“反体制力量”以种种非和平的方式支付“转型成本”。同样，西方民主化话语中关于经济发展、和平与民主化的正相关性分析等④，其诸多自我矛盾及与现实抵牾之处也不胜枚举，例如，建立在“历史终结论”前提下的永久和平[11](P73)许诺最终化为泡影(如北约东扩)。而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普遍性经验——如统一民族国家共同体、高效的公务员制度、法治原则的价值不是被刻意贬低，就是被反过来当作过分偏重选举指标的民主化“样板”进程的结果。鉴于上述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的政治属性，恐怕很难认为西方主流话语仅仅是无意地阐述了某种经过筛选的“不完全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这种“现成”的西化模式还随即带来了造成西化陷阱的第二个问题，即误导后发型国家的部分西化论者有意无意地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使之成为西化道路，特别是其“输出版本”智力与精神上的双重奴隶，既丧失了对于他们自身已经“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12](P219)的清醒认识，又不可能具备批判选择西方经验的进取精神。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强调政治制度的保护性内涵的先决性意义，不仅是因为特定政治制度的生命周期与共同体的兴衰命运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关联，也是基于对政治制度抵御压力的能力同其在共同体内部所表现出的有效性与权威性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判断。正如亨廷顿所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3](P1)作为一国政治体系中相对稳定且最具有法理权威的成分，政治制度的安全与稳定，既是其有效性与权威性的必要前提，也关系到建构和维系政治制度的政治理念是否能获得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分的实践空间。因此，讨论政治制度安全问题，就不能止步于正面阐述制度优越性与制度差异性的层次，而是要力争将问题谈深、谈透，点明其中的利害关系，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今后的政治制度改革建构起一种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理论体系，探索出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入路径。 二、政治制度安全的发展与变革性内涵 如上所述，保护性措施是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实现制度有效性和权威性的必要前提，然而却不能直接等同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的整体措施。西方国家安全理论对于安全状态的定义之一：“在客观意义上，安全意味着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从主观意义上，安全表明不会有价值受到攻击的恐惧感。”[13](P158)这种内涵的界定，无疑已经说明不了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实际上，无论是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终结的前苏联体制，还是当今在表面繁荣下问题丛生的西方制度模式，它们在通过种种或攻或防的保护性措施，在维护自身制度安全方面都可谓是尽心竭力，然而，仅就结果而言，这种专注于将制度安全的保护性内涵发挥至极致的做法，却几乎总是处于成本一收益严重不均衡的状态。换言之，这两种制度的通病就在于人为地割裂了政治制度安全保护性内涵与发展性、变革性内涵的关联，而过于强调制度的个性与外在稳定性，从而也就在实际上背离了国家维护政治制度安全的初衷与根本宗旨。从根本上讲，“一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及其统治下的人们对于该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14](P28-30)而这种认可和接受除了受到政治规范、意识形态偏好、政治情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政治制度实践中的绩效合法性，以及由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发展指标所显示出的该制度的优势。同时，考虑到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对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属性，我们也不能先验地判定某种政治制度只需要维持自身安全稳定的运转，就可以自然地带来发展的结果，以及它所能够拓展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空间的能力。事实上，“国家安全观的拓展是由国家面临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压力，以及由此决定的战略任务的变化决定的。”[15](P128-137)同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维护政治制度安全的战略重心也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在谈到经济稳定、协调与发展的关系时曾指出：“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6](P377)这就清楚地诠释了政治制度安全的保护性内涵与发展性内涵的权重关系。 由此可见，判断一国的政治制度在捍卫生存权与实现发展目标方面的逻辑关系问题上，其衡量标准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两个彼此关联着的维度：其一是需要考察政治制度在实际运转中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其二是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政治理念。列宁提出的“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7](P381-382)的公式，已经很好地阐释了政治制度的保护性措施与发展性目标的辩证关系：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政治方面质的规定性；其次，在该制度中，一切有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和机制都可以拿来为发展目标服务。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如何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框架内整合发展资源和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以下，我们有必要对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再做进一步的分层阐释。在国家治理绩效的国际间比较层面，治理能力首先就表现为国家的竞争力。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全球市场的崛起还提出了新的挑战：谁能最好地适应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谁能迅速地适应信息时代？这是一场豪赌，赢家将拥抱利润，而输家则被抛在后边。”[18](P2)然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总体战争”，却不是建立在公平的起点和规则基础上的。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能形成“马太效应”式的效果。从利用前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过分依赖能源产业的结构性缺陷来操纵“石油武器”⑤，到广泛输出“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市场化原则⑥；从威逼利诱迫使亚洲后发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和有利于西方的货币政策，到刻意制造自由贸易壁垒，抑制新兴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崛起势头，全球化竞争的规则制定者总是不乏在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链条下恰到好处地选择了薄弱环节一举突破的手段。在这种风险与挑战远多于机遇的外部环境中，政治制度的安全显然也不能寄望于单纯依靠政治领域的保护性措施，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争取国家发展的利益空间。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推动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理念与战略构想，其重要的目标指向，也正在于冲破前述的围堵与障碍，以发展的方式来为我们的国家安全争得时间和空间。此外，防范金融风险、维护能源安全，同步实现产业升级与显著降低环境代价目标等发展举措，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关系到政治制度本身所能获得的绩效增量。 当然，鉴于不同政治制度在实现价值分配的方式和取向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果“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9](P3)究其本质，“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0](P257)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初衷与基本理念，就是通过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为“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21](P76-77)做准备。这是我们维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价值原则，也是贯通追求发展目标与维护制度安全内在统一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安全所经历的历次内部挑战中的基本规律，证明了政治制度所保障的利益最大化对象的群体规模与政治制度本身的安全状况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像邓小平所说：“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22](P1364)任何一种公共权力的所有者都会面临着“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23](P17)的利益诱惑，而在绝对强势的资本与相对弱势的民众之间，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价值取向如果不能表现为倾向于为后者提供有效的制度救济，那么，这个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成色就将变得十分可疑，甚至还可能进一步蜕变为某种名实不符的异化形态。乃至于最终酿成结构性溃败悲剧的风险。也就是说，发展的价值取向如果背离了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那么，无论发展的数据增量指标如何耀眼，都不可能转化为增加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的绩效资源。 因此，我们强调改革作为推动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认真地思考改革目标与改革方向的问题，对所谓的市场万能论必须抱有高度的警惕。释放改革红利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必须要实现让大多数人真正受益。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福利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内，单一的市场化运作从来就不可能实现公平目标。改革的方向性只能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和价值落点。尤其是涉及那些“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⑧进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6](P110-111)立足于长远的改革发展红利，我们并非不能接受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内的改革政策未必完全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共福利最大化原则的现实，但是，这种对于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容忍终究应当以相关改革所引发的微调量变不足以演化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质变为边界。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改革中，我们必须要为改革的成本边际设定底线。否则，改革本身的合法性资源就将在不知不觉间损耗殆尽。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改革促发展，还是以发展带动改革，其为相应的政治制度积累社会认同资源的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再回到列宁所总结的公式上来，要想准确地把握其所蕴含的含义，我们首先就应该承认这样一条政治原理：即在多数情况下，是现实的政策取向，而不是制度的理论属性，决定了后者是否可能从现代化发展中获得安全绩效加成的收益⑨。 三、政治制度安全的文化安全内涵 “严格说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真正出现和突出表现，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东方国家实现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才逐渐成为现实。”[24](P145)然而，毕竟“所有的安全都是政治性的。”[25](P192)这一问题出现的相对滞后性并没有显著减弱其对于政治制度安全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恰恰相反，鉴于文化因素，特别是政治文化会深刻地“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26](P29)当今世界各国在维系政治制度安全的过程中，对于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共同体成员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文化因素都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政治制度安全的保护性内涵相似，其文化安全内涵同样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其积极形式就是在传承基本价值观与文化特性的同时，通过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和促进其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对等交流，追求一种相对的、但却是共赢的文化安全局面。另一方面，其消极形式则反映为在片面地强调特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优越性的前提下，或是被动地自我封闭、拒斥一切文化对话与融合的机会，或是容忍文化殖民，试图达成一种绝对的、但却是赢者通吃的所谓“文化安全”。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着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与博弈空前频繁的现实挑战，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选择追求的，恰恰是后一种“绝对的”文化安全，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当代中国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困难，与此同时，文化领域安全形势的严峻又进而引发了政治文化转型面临障碍、政治信仰与价值观迷茫失落等连锁反应，潜在地动摇对现实政治制度的文化认同根基⑩。 着眼于全球化时代国际领域的文化安全、文化霸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后殖民主义时代里强势国家逐步渗透后发型国家政治与经济事务和文化以及生活样式的手段，“文化暴力”的影响往往不仅表现在直接针对后者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支柱的颠覆性政治文化输出，更广泛地分布于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通常被视为不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的文化生活当中。在充斥于我们身边的外来文化输出载体中，其生产者与输出者所想传达的不仅仅是对于一种现实或者虚拟现实状态的正面描述，也包括一种文化偏好、生活态度，乃至于价值取向。这些文化偏好、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既具有全球化的属性——就其传播方式和影响力而言，同时又体现着特定价值观的个性色彩——就其内容与作用导向而言。同样的，它们的广泛扩散，既意味着前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间彼此相对隔绝状态的终结，又在世界范围内使得文化生存危机和文化碰撞冲突成为一种常态(11)。我们无需一一列举后冷战时代所谓“文明冲突”案例，而只要回顾一下汤林森的一个重要论断，即“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越来越不受母国的机构制度的影响时，未来使他们得到安全和稳定的文化归属感，也进一步被吞噬了。”[27](P20)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文化全球化口号下涌动的文化殖民化暗流给后发型国家带来的普遍和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毫无疑问，在这场危机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文化博弈失败的牺牲品。“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28]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苏联体制的失败，不仅始于其政策的失误，也同样始于其体制内成员对于自身历史认知的混乱和文化自信的丧失，进而导致其民族文化感召力与创新力的丧失。同样，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安全所面临的文化认同挑战，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课题。 面对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侵袭，我们一直是将“保国—保种—保教”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的。这种理念始于我们民族对于文化安全基础之于政治制度和共同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的自觉意识。然而在现实当中，第三项实践往往又屡屡受挫，这反过来也证明了维护政治制度的文化基础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五四”运动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当代命运的探讨始终困扰着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12)，并由此产生了两条不同的文化振兴思路。其一就是告别传统、“全盘西化”的路径，由于这条路径与现代化的西化路径问题高度重合，因此其存在的弊端也就不必再加赘述。其二，西化路径陷入“此路不通”的窘境，又绝不意味着所谓“整理国故、发扬国粹”的路径就是当代中国文化振兴的必然选择。恰恰相反，近代以来，从国家到知识界再到普通民众，我们所收集整理的传统文化遗存物不能算少，而从文化普及的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认为是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也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等其他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不但没有像上世纪之初某些乐观主义者预言的那样，至于使“(西人)转而崇拜……非徒研究之，且信奉之”[29]的程度，相反却呈现出衰落不振的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从总体来看，其问题无非存在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没有做好传统文化的取舍择优工作，另一方面是没有赋予传统文化以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现代表现形式。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要做好取舍择优的工作，至少应该参考这样几条标准：其一，应当区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历史载体，并且避免用特定的历史载体(思想流派、民族、历史阶段等)指代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整体。比如，我们就不能单纯地把儒家传统等同于中国传统，不应以汉族文明来指称华夏文明，不应把贵族、士大夫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精华所在，也不应该滥用诸如农耕文明、黄河文明之类有失严谨的文化标签。其二，对待传统文化历史载体的取舍保存问题时，应当明确我们保存传统的根本价值取向。正如朱自清所说，“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先民的优良的成绩，所以才值得保存，也才会引起我们的思念。我们跟老辈不同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不再妄想它们复活起来……我们的新文化新艺术的创造，得批判的采取旧文化旧艺术，士大夫的和民间的都用得着，外国的也用得着，但是得以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为主。”[30]也应该像毛泽东所主张的那样，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31]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其要害都在一个“用”字上，偏离了这个基本目标，至多只能算是为单纯的怀古准备了材料。其三，必须特别善于发现和提炼那些或是契合现代精神，或是有助于弥补改进既有现代化模式缺憾的文化传统元素。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灵肉关系的辩证看法、对于实现自我超越的追求、重义轻利的主张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用来应对后现代社会普遍弥散的价值迷失问题。而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特征、推己及人、修德怀远的思维，也恰恰可以用来缓和依据西方传统丛林法则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中零和博弈的戾气。 回溯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每一次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都是文化自我更新、直面与外部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家争鸣与百学交汇表现为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争鸣的基础，就谈不上交汇的可能，反过来说，没有交汇的综合，争鸣也不会转化为推动大一统的实际政治动能，更不可能形成相对稳定的传统文化基石。同理，在处理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文化间关系时，中国文化发展史所提供的有益经验都说明了对话强于对抗、融合优于拒斥。实际上，“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精神文化与世俗文化、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主体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很少像西方文化中那样显现出亡彼存此的强大内在张力，相反，各种类型与性质的文化间互相交织、共处共荣却是一种常态。”[32]我们讲要维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其实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假设古人早早地形成了保护自身文化特性的普遍自觉，那么当今世界上任何主要的民族文化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种跨时代、跨地域的混合特征也就变得完全不可想象了。毫无疑问，近代民族国家模式的兴起从客观上改变了前现代社会文化交流非政治性或是弱政治性的特征，也斩断了以更大规模的政治整合和制度建构为前提创造一种新的“熔炉”型文化(13)的路径，但这并不等于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积极成分就彻底失去了现代价值。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文化交往与制度对话中，除了无法回避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后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不安全感”其实是源自于缺乏沟通认知和彼此理解。换句话说，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里，明白地知道“我们是谁”固然重要，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能替代“你们是谁”、“他们是谁”问题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继承和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的。 然而，具有现代价值和前瞻性的传统文化基因并不会自动地转化生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新时代的民族文化，简单地沿用传统文化的元素也不可能真正突破现存强势国家的文化霸权。孟子肯定“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是强调精神价值的传承优先于物质载体的保存，也是鼓励今人要善于创造承载传统精神的当代文化。在开辟当代中国文化传承传统—丰富内容—创新形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具备充分的文化再生产的自觉意识与能力，而催生这种自觉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来自于紧迫的文化安全危机感，来自于忧虑现实的政治制度安全根基是否会因为当代文化创造者思想上的懒惰和智慧上的贫乏而经受不住这个变革时代的考验。由此可以反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探讨政治制度安全领域的问题，需要到政治制度本身之外去寻找答案、开发资源，而这也正是贯穿于本文所着力分析的政治制度安全多重内涵的要旨所在。 最后，当我们回到以政治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宏观研究中时，不容回避的一个要点就在于，包括上文所讨论的所有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现有的、由西方国家制定规则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束缚了理论及相应实践本身的拓展和创新空间。在西方社会关于“人类的境况本来就是不安全的”[33](P409)这一命题下，其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落点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汉斯·摩根索对此的经典概括是：“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34]这种思维前提决定了西方国家习惯于以博弈的视角观察世界，而所谓国家间的“协作”不过是博弈的一种补充形式和暂时状态。在更多的情况下，“安全困境”总是一种常态，而分歧仅仅存在于特定国家是“明智”地选择成本最低的均势政策，还是打算孤注一掷地挑战原有的秩序格局(14)。但无论其选择为何，如同基辛格所说：“只要欧洲的势力均衡支配着世界事务，某一国家的力量的任何增长，便引起范围更加广泛的调整，结局不是每个国家都得到同样的利益，便是通过战争夺去该国的掠夺品，从而恢复原来的势力均衡。”[35](P15)在这种西方形式逻辑为方法论的安全理论体系中，似乎可以推演出相当系统、精细、符合科学的合理化标准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法则与权谋战略，却不可能像在人类政治发展超越“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36](P98)那样，提供一种针对“安全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相应的，国家间的历史也只能被化约为一组周而复始的循环话剧，在这个舞台上，演员可以轮番上台，剧目却永远不会更新。 随着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成长中的总体型安全秩序构建的参与者和未来国际规则的新的建构者身份的日渐形成，一种新的可能性必然逐渐浮出水面，即：中国在探索走自己的路，既合理又充分地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过程中，必然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我们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去遵循适应的西方秩序模式和西方国际政治与安全理论，从而为国家安全问题朝向一种良性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建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当然，这又毕竟是一个高度开放性的问题，它是否有解，又是否存在良解，最终考验的还是中国的大国定力与我们的文化智慧。 [收稿日期]2015-05-10 注释： ①参见Willian F.Buckley JR,God and Man at Yale,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hing,Inc,2002.在该书中，著名的美国保守主义旗手小巴克利甚至摆出一副“宁枉勿纵”的架势，将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凯恩斯主义者一概指斥为事实上的社会主义者。 ②在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即任何性质的国家都始终生活在一个主要依靠自助逻辑的环境中，表现为世界秩序体系中的一个常量。 ③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例子在于：冷战初期美国曾不遗余力地削弱英国，正如丘吉尔所意识到的那样，比起应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当时最为关心的倒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攫取崩塌中的英帝国的遗产，加速这个“天然盟友”的衰弱。 ④亨廷顿、达尔等人都曾充分肯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正相关性，而在“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之前，这也成为西方鼓励后发国家发生某种“积极变革”的重要诱因。 ⑤据统计，始于1985年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仅在当年就造成了前苏联近半数的硬通货收入的损失。 ⑥这一举措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以“拉美化现象”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现代化陷阱。 ⑦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⑧参见习近平2014年新年贺词。 ⑨一个明显的例证，根据透明国际组织所提供的历年清廉指数表，我们可能会发现，在特定政治制度或政体与公权力腐败现象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被充分验证的相关性。参见http://www.transparency.org相关数据报表。 ⑩正如彼得·伯杰所言：“文化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大承诺，也非一种简单的巨大威胁，而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多元化的挑战：原先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传统如今陷于崩溃，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出现了多种选择。”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康新贻等译，第1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11)究其本质，亨廷顿所“发现”的“文明间的冲突”，与其说是由不同文明彼此的不兼容性所天然决定的，毋宁说是资本、商品与文化殖民时代一种扩张与应激反应碰撞的极端表现形式。 (12)毛泽东在对新文化运动先驱不成熟的文化再造思维的批评中，就曾指出：“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简而言之，困扰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非此即彼的偏执思维作怪。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此处借用了亨廷顿所概括的三种移民融合理念，即强调重塑的“熔炉”、强调同化的“番茄汤”和强调多元混合的“沙拉”。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108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 (14)前一种政策选择的典型代表是英国在17-20世纪所奉行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就曾毫不掩饰地宣称：“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有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相对的，后一种政策选择的典型代表则包括了一二战时期的德国，二战中的日本等。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