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人的乡土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乡土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得以成立，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初步形成。但是，秦汉文化除一统风格之外，还表现出区域特色。渊源不同的区域文化的基因，对于秦汉文化的总体风貌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秦汉社会意识中的乡土观念，就是当时区域文化差异的表象之一。秦汉人浓重的乡土意识，形成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当时一些有志之士“博望”“定远”，志在万里的文化精神，也表现出积极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 秦汉人 乡土意识 故乡
秦汉时期作为“大一统”政体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影响着当时社会意识的有关内容。了解秦汉人的区域文化观，特别是了解秦汉人的乡土意识，应当有助于真切地认识秦汉时期社会文化的全貌。
对于所谓乡土意识，有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主体，应当是“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包括有组织的民间集团和无组织的人民大众”。“乡里民众在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日常生活意识，包括人们的理想、愿望、情感、价值观念、社会态度、道德风尚等等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是在文化贫困的群体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相比，它缺乏理性思维的机能，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表现出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1]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乡土意识”，则是指当时人对于自己家族和自己本人出生与生活的家乡故土的特殊的心理、特殊的观念、特殊的感情。所研究的主体对象，也并不仅限于所谓“以农民为主要构成的乡里群体”以及所谓“文化贫困的群体”，而涉及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其关心与注目的对象，自然也包括所谓“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心理”。
一
秦汉时期，在相当宽广的社会生活层面中，都可以看到乡土意识的表现。
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然而他对于“故乡”，却似乎有狭隘偏执的心理倾向。《史记·项羽本纪》记述，项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控制了关中，然而不久即“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有人劝说项羽：“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可是，“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所谓“心怀思欲东归”，反映了乡土意识的浓重。这种意识竟然影响了项羽军事集团的战略决策。
垓下战役，刘邦军与项羽军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四面楚歌，致使项羽意气沮丧，而“左右皆泣”，说明全军的斗志都已受到影响。在当时乡土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文化观念的作用下，故土已失陷所导致的心理打击，竟然可以使曾经屡战屡胜的项羽军将士军心沮丧，终至惨败。
事实上，项羽最终拒绝乌江亭长单舟“急渡”的建议，执意不肯过江东，感慨道：“天之亡我，我渡河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走向悲壮的人生结局，也可以理解为与乡土意识的作用有关。
作为项羽敌对一方的刘邦军事集团，在被迫南下汉中时，也多见因思乡而逃亡东归者。“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刘邦自己也说，“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汉《饶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抒发了旅人思归的凄切愁绪：“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深，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陈直先生分析说，“此篇疑描写汉高祖都南郑时军士思归之情，属于军乐类。”又说，“楚汉战争时，高祖所用，多丰沛子弟，久战思归，见于《汉书·韩信传》。其时都于南郑，属于巴蜀地区，故歌曲以巫山为代表，与淮水互相对照。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皆与此诗可以互证。此歌虽未必即为西汉初作品，至迟亦在西汉中期。”[2]
陈直先生所说《汉书·韩信传》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同。韩信拜贺刘邦语，《史记》写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汉书》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陈直先生《史记新证》也指出：“汉《饶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与本文正和。”[3]
关于所谓“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的记载，见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决。”高帝群臣“皆山东人”，其狭隘的乡土意识险些贻误确定国家政治重心的战略大计，幸得具有较阔达的区域文化观的政治家张良支持娄敬的正确主张，于是终于排除众议，确定“入关而都之”。刘邦于是以娄敬最初建言都关中，“赐姓刘氏”。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回归故里的故事，其乡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马迁笔下有生动的表现：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高祖还乡时酒酣击筑，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的情节，以及所作《大风歌》中对于“海内”、“四方”与“故乡”的情感发抒，可以看作历史人物心态研究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衣绣夜行”的说法，又见于《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又如《后汉书·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公元26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
看来，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通行习用语。虽然前有项羽故事，但此语仍然出自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
二
对于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的事迹，《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娄敬于虞将军似乎并没有旧交，只是因为都是“齐人”，戍卒竟然可以得到将军与衣引见，足见当时乡土意识的作用，有时竟然可能打破阶层等级的界限，使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卒之间的情感得以沟通。
与怀有共同乡土情结的人们相互容易建立友爱关系相反，出身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相互鄙视相互敌对的情感倾向。
我们仍然以齐地为例。汉武帝时代，主爵都尉濮阳人汲黯在与左内史淄川薛人公孙弘发生争执时，曾经直接以愤怒鄙弃的口吻指斥“齐人”的品性。《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公孙弘奏事，皇帝驳回时，从不当面争辩。“尝与公卿约议，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所谓“齐人多诈而无情实”[4]当然是一种地域偏见，然而能够在御前廷上公开说这样的话，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不同文化区域间人们相互之间心境难以沟通，情感未能融合，可能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齐人受到楚人蔑视，也有这样的史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汉与匈奴临战，刘邦派刘敬出使匈奴以探虚实，“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当时汉军20万已经出击。刘邦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我军。’”命令拘禁刘敬。“齐虏”一语，表现出绝对的蔑夷轻视。
“虏”，是秦汉时期通行的骂语。《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出身不同区域的人们以“虏”相互辱骂的实例，见于《史记》的除“齐虏”之外，又有“鲁虏”（《宋微子世家》）、“戎虏”（《卫康叔世家》）、“胡虏”（《李将军列传》）以及“匈奴虏”（《韩长孺列传》）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谓“今北虏缩窜”，则以“北虏”称北方南下的军队。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妇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乃求远迁。”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所谓“迁虏”以及“山东迁虏”，大约是各地原住民对外地移民的共同的蔑称。
《汉书·江充传》记载，汉充制造巫蛊大狱，“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乃皇后，遂掘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江充，赵国邯郸人。曾经得幸于赵敬肃王刘彭祖，为上客，后因个人私怨，举报赵太子刘丹，致使因罪处死。戾太子刘据骂曰“赵虏”，当是其他地区人对赵人的鄙称。
不同区域的人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汉书·王莽传下》记述，起义军兵围长安城下，“或谓（王）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王）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所谓“东方人，不可信”，也体现出不同区域间人们相互隔阂，以及关中人对关东人有所歧视的情形。
三
迁徙，是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空间急剧转换的一种形式，一般都以为极严重的人生苦难。迁徙甚至被作为处罚罪犯的形式之一。
秦汉时期，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有学者指出，“在这5个世纪间的移民数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并对此后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据《汉书·晃错传》，汉文帝时策划往北方边地大规模移民，晃错曾论述安置移民的措施：“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政府应当重视新经济区的建设规划，“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还应当推行相应的优恤政策，“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室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移民运动要取得成功，要点是应当完善诸种安置措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就是说，首先要创造极其优厚方便的生产生活条件，才可以使百姓克服眷恋乡土的传统意识。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就初陵不置县邑颁布诏书，说道：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陵邑制度废止的原因比较复杂，汉元帝诏书有自诩德政惠民的政治宣传的成分，但是其中说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承认强制移民“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以为废除此制则可以“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的。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校书郎杨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于是上疏批评这一制度：
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
他的意见，经廷前辩论，得到赞同，“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后汉书·杨终传》）其中所谓“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李贤注：“元帝诏曰‘安土重迁，黎人之性’也。”元帝诏命与杨终上疏，都反映政治决策不能不考虑到民间乡土意识的强大而深远的文化影响。
四
秦汉时期，民间乡土意识的社会文化表象，还突出体现于所谓“游子悲故乡”即出行者思乡怀土的情感记录。
《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又如《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又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同样用“肠中车轮转”形容怀乡之情的，还有《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前往西北“胡地”的“行役”之人思念故乡的诗作，还有《陇水歌二首》，其中写道：“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其二则作：“陇头流水，鸣声鸣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此外，所谓“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古八变歌》），所谓“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尔，不如早旋归”（《古诗十九首》），以及“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拟苏李诗》）等，也都可以看作当时民间乡土意识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写照。
汉武帝元封年间命江都王女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莫，细君远离汉土，难免悲愁，曾经作歌抒发身居异国深切的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虽然作者的身份和远行的性质与众不同，但是“心内”对“故乡”的感念，所谓“居常土思”之情，却与一般民众都是相近的。
五
尽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汉代仍然有许多探险荒外，立功绝域的英雄。博望侯张骞之“博望”，定远侯班超之“定远”，都反映了这一不宜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郦炎《见志诗》其一写道：“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修翼远趾，大道长夷，超迈绝尘，志在千里，和许多行旅诗一样，借出行以比喻人生，体现了面对艰苦生涯的一种奋斗精神。曹操所谓“举翅万余里”（《却东西门行》），“神人共远游”（《秋胡行》其二），曹植所谓“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七启》）等，也都借远行为喻，用浪漫笔法展抒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超野”而“远游”，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恢广雄放的区域文化观的呈示。鲁迅曾赞美“汉代的闳放”（《坟·看镜有感》）。这种在秦汉时期这一中国文化史中发放出特殊光辉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存，确实是超迈其他许多历史时代的可贵的精神现象，因而几乎可以看作文化考古的一种断代标志。
最为突出的例子，应当说是马援的“马革裹尸”壮语。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援本人即“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不过，死后竟然遭受诬陷，以致“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朱勃为其鸣冤，陈述马援“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兵动有功，师进辄克”，“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的事迹。其中解释马援远征军兵进速度缓慢的原因时，所谓“人情岂乐久居绝地，不生归哉！”（《后汉书·马援传》）应当是一般人的认识，也隐约反映了马援为国建功万里时内心所努力压抑的乡土意识。
东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他胸怀“当封侯万里之外”之志，后来果然出击匈奴，又使西域，平定50余国，以功封定远侯。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的使团抵达安息西境，虽然未到大秦而还，但是也创造了政府正式代表进行外交活动西行远界的历史记录。班超在从事外交、军事活动的31年间，宽简为政，团结吏士，人心向附，威望甚高。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请归，言辞十分恳切：
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外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弃。……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入塞回乡。其中也写道：“（班）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亡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汉和帝为其言所感动，终于准许班超回到中土。班超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回到洛阳，不久去世。（《后汉书·班超传》）
像班超这样奋身绝域而有超常表现的人物，也因年衰病而急切思归，可以说明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中乡土意识的强劲而深固的作用。
注释：
[1]程
：《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页。
[2]陈直：《汉饶歌十八曲新解》，《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3]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4]《汉书·公孙弘传》作“齐人多诈而无情”。
[5]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标签：项羽论文; 故乡论文; 秦汉论文; 乡土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刘邦论文; 史记论文; 西汉论文; 楚汉战争论文; 鸿门宴论文; 秦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