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一项基于文献考察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文献论文,效应论文,民主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探讨一个经典的政治学问题，即特定的政治安排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经验基础。应该看到，人类对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后果的考察由来已久。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民主逐渐被人们接受为一种“最不坏”的政体类型，许多国家或地区也经历了民主化浪潮。自从民主与增长的关系随着民主化比较研究的兴起而备受关注以来，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就对此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然而，民主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影响经济发展，却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是复杂的动态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它们不会自我呈现彼此的相互关系。关于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结果的结论必须通过分层次的比较分析才能取得。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所取得的有限共识表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存在多元机制使得民主制度的运行在经济领域发生影响，经济领域内的变化也可以机制性的归因于制度的变革。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民主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与经济发展的程度相联系，甚至是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由此，我们认为理解民主制度之经济效应的第三个维度——即受民主制度的不同类型所影响的经济增长差异——也是可取的。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民主制度的经济效应。
一、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多元机制
研究者对于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的重视并不是新鲜的事情。早在几百年前，休谟和斯密等人就提醒我们注意制度安排塑造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但是，真正让制度因素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发生效力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功劳。在他们看来，制度因素比经济类因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更能解释经济领域的长期变化。而且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与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以及契约的可信承诺相关的制度相联系，经济绩效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政治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差异。“对产权和产权运用的制度保护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①诺思赞同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的理解，并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制度看成是近代西方崛起的重要原因。在解释近代历史上为什么西班牙和法国逐渐衰落而英国和荷兰却能取得经济成功时，诺思直接将原因归之于民主制度。所有权结构、权力制约结构和国家税收结构等制度差异造就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兴衰起落。②虽然在此后的研究中，诺思将制度的范围扩展至非正式制度领域(包括惯例、习俗等)，但是他关于经济变迁研究中制度的解释力深信不疑。正如他所言，“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最为基础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③奥尔森与诺思有类似的问题意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彼此支持，他以“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国家兴衰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要满足产权制度保障与可信承诺的履行之外，还必须限制国家掠夺的动机与能力。奥尔森把专制和民主政体的统治者假设为自私自利的理性人，追求自我租金最大化目标。然而，奥尔森发现民主政体(大多数人统治)的统治者与治下公民的共容性利益较之专制政体更大，因此民主政体更加倾向于保护经济的稳定发展以获取社会租金最大化，从而抑制自身的短期掠夺冲动。同时，由于相对于专制政体而言，民主政体从社会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后期回报更高，民主政体也更愿意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④奥尔森在他另外一篇文章中更是旗帜明显地指出，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并不是由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力资本或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经济政策。⑤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诺思和奥尔森或明或暗地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支持经济繁荣的功能似乎十分可靠。但是，某些民主国家的经济低迷甚至停滞、后退与某些威权国家所展现出的经济活力所形成的反差，促进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禹贞恩(Meredith Woo Cumings)等人试图发现一种有别于民主支持论的学术观点，他们认为东亚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奇迹与威权国家强烈的发展愿望(经济民族主义)、良好的政商关系、调节性的产业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⑥显而易见，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发展只能民主制度下才能取得，威权制度一旦满足了经济发展的某些条件同样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威权政体还具备民主政体所缺乏的政治上的高度权威与控制。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反对这种功能主义分析方式，他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考察更为深刻。作为擅长从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的学者，他发现并不存在单纯的制度途径来使威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关系，东亚各国促进经济成长的制度途径是多样的。例如西方政治学已经证明明确的产权制度是保障财产所有权继而推动发展的重要方式，而在东亚各国，所有权的保障有的来自强有力的产权制度，有的来自政治稳定下所有权的确定性，有的来自威权治理下资源的直接动员能力以及亲投资型产业政策，有的来自改善分配有效性的政治改革以及政府掠夺行为的限制等。东亚各国社会状况的多样性也使得其政商关系模式存在差异。⑦
除此之外，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为检验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基础。大量的此类研究已经表明，持一种民主政体直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绝对主义观点是不可取的。民主制度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机制性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的绩效。由此可见，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可政治制度在塑造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重要影响，但是很难找到一种单纯的制度因素来证明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联系。在此，西方学者通过对变量进行操作性定义、扩大样本量、建立数理模式、区分变量层次等技术手段进行研究。纵观此类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寻找各类政治性中间变量来建立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这些政治变量与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库珀·杜瑞(A.Cooper Drury)等人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中的一种，他们利用100个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类样本)在1982至1997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虽然民主对经济并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腐败可以削弱经济发展。在民主国家中，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非民主国家中，腐败阻碍了经济进步。民主可以通过削弱腐败的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⑧托马斯·普拉姆珀(Thomas Plümper)等人则认为政治参与与政府开支因素是重要的。通过对83个国家1975年至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做最小二乘法的统计分析，他们进一步发现当民主参与处于低水平时，政治精英容易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吸引或收买选民，从而创造寻租空间。而民主参与程度高时，通过扩大寻租以及政府开支吸引选民的做法越来越昂贵，而变得不可取，继而客观上降低了经济交易的成本，带来了投资保证。⑨冯毅(Feng Yi，音译)则关注政治稳定变量的作用，他在1997年的研究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一种是政体层面上非常规不稳定；一种是政府层面上的重大的常规性不稳定；一种是政策层面上的微弱的常规性不稳定。他的数据来源是1960年至1980年间96个国家的统计，数理方法是三阶最小平方估算，得出结论：非常规的政治变动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以及政府的掠夺可能，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的产权基础；而民主政体下的两种常规性政治变动，反而会提醒政府保护产权利益，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基础。⑩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可以通过上述四类政治变量(当然不止这四类)来影响经济发展，从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民主制度可以抑制腐败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在高度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自由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民主制度下的常规性政治变动不会损害反而会刺激经济发展。
其二，此类研究从传统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汲取营养，主张民主制度的运行会导致经济要素与社会要素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总体的经济发展。传统经济学重视产权制度、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率、投资等因素的作用，而以罗默和巴罗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社会类因素(如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的作用。戴维·勒布朗(David Leblang)从定量研究角度重新考察了产权保护在影响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方面的重要性。他明显的发现存在有效保护产权制度的国家经济绩效要比无产权保护的国家高，政体的性质通过其保护产权制度的信念程度来间接影响经济发展。(11)产权保护来自于制度的输出过程，这一过程突出的表现为社会的治理状况。新的研究也表明，民主政治可以形成良好的治理，而治理良好的国家能够抑制腐败对知识创新以及科技进步的阻碍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2)马修·鲍姆和戴维·雷克(Matthew Baum and David Lake)进一步支持了社会类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把样本量扩大到128个国家，并对这些国家30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民主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进步，但是民主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延长公民寿命、促进公共卫生与教育进步，继而间接地带来经济增长的良性后果。(13)
其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区别各类因素的重要程度。这类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中介机制是综合性的，既包含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也包含社会因素，而且三类因素相互影响。在查尔斯·库鲁兹曼(Charles Kurzman)等人看来，对此问题的探讨论争虽然众多，但是相应的分析并没有对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以往的实证研究还存在方法论技术上的问题。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直接性的一面，也存在间接性的一面，有时在某些方面是显著的，在另一方面却是微弱的，既有长期的影响，又有短期的影响。为此，作者区分了影响机制的三重维度，一是投资(经济因素)；二是政府开支(政治因素)；三是社会不稳定(社会因素)。长时段的大样本横切面实证研究表明，民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的间接效应是通过两大中介机制实现的，一是民主对投资的边际化影响，二是民主对政府开支的稳健性影响；民主同时通过社会不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有着强劲的非线性影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会限制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推动高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14)克里斯·道考里格斯(Hristos Doucouliagos)发现当引入人力资本、通胀率、社会不稳定和经济自由因素变量时，民主对经济的影响解释力空前提高，表明民主对经济有十分显著的间接作用。而且，民主与经济的关系模式表现出地域差异。(15)然而，他只是指出了各类因素的综合效应，并没有区分各类因素所起到的重要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约瑟·塔瓦热斯(Jose Tavares)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他认为以前的研究虽然对民主制度引起经济效应的多种机制进行了检验，但是缺乏这些机制之间的比较。通过他对65个国家1970年到1989年间的数据研究，发现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更多的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方式；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阻碍经济成长，主要是因为民主降低了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积累的比率，而不是提高了政府开支在GDP中的比率。各项间接机制的综合效应显示，民主对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中度消极(moderately negative)的。(16)
以上三个维度的分析说明了学界对于民主政体影响经济发展的多元机制理解逐步深入、分析逐步全面。根据以上认识，我们知道民主制度的转型与巩固会导致一系列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因素发生变化，继而通过这些变化影响到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同样是民主制度的导入与运行，在面临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这似乎说明了为什么相同的民主制度在差异性的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会有所差异。但是，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过程，自身也有发展阶段与类型差异。世界上存在的民主制度并非铁板一块。显然，上述理解无法回答民主阶段与类型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变化。因此，对于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考察还应该包含随后两个方面。
二、民主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并没有发现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关性。比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在控制了收入变量和其他变量情况下发现，政体对投资、资本积累与增长的关系并不存在；如果按照人均3000美元作为标准区分富国家与穷国家两类样本，那么没有证据证明政体类型影响到穷国的经济增长；富的民主国家与富的专制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绩效上没有差别，但是富的民主国家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更加缓慢，劳动力工资水平更高，生产能力更强。经历长期经济增长的专制国家更有可能走向民主转型，如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和厄瓜多尔。(17)普拉纳·巴德汗(Pranab Bardhan)则将这种非相关性解释为：决定政策制定的结构与组织，而不是政体类型，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政策不论在何种政体类型下都会带来经济的增长效应。(18)因此，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伪相关性，仅仅关心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多元机制可能预设了两者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这需要我们做更多方法论上的准备。
这种研究结论的错综复杂的状况是由定量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决定的。对于变量的重新测量与操作、研究样本的数量变化、数理模型与计算方法的改进等都会影响到结论的获得。在此，定量研究方法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补充。社会科学注重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因果机制的考察，除了要重视机制的多元性以外，还要考虑到“时间”、“顺序”、“过程”的重要性。对于民主发展阶段的考察弥补了上述分析的缺陷。它把民主制度(自变量)看成是发展的动态变量，其自身也在不断演化之中。在具有“历史”视野的方法论的引导下，学界对于民主政体的经济效应的理解又深了一步。
在此方面，亚历山大·谭(Alexander C.Tan)的研究就区分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顺序，考察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从实际政治过程来看，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是相互交错的。有的国家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引致的民主化转型；有的国家民主化转型在前，经济发展在后；也有的国家两大社会变迁几乎同时进行。因此，区分民主化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必要的。通过对32个发展中国家的纵贯数据进行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test)发现，34％的样本表明，经济发展“格兰杰相关”民主制度；31％的样本表明，民主制度“格兰杰相关”经济发展；9％的样本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反馈性相关；25％的样本，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19)约翰·盖瑞(John Gerring)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注意到了在分析民主政体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历史因素的重要性。以往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将民主政体作静态化的处理，即将民主政体变量看成是“即时性”变量而不是“历时性”变量。事实上，民主政体的形态和内容不仅随着时间变量的变化会出现变化，而且两变量者之间关系也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变化。加入了时间变量的考察，作者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民主要素会导致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变化，继而影响经济发展。由此发现，民主政体的经济效应是一种积累机制，长时间的民主经验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虽然在短时间的考察这种联系并不明显。(20)
与盖瑞强调民主制度的经济发展积累效应不同，卓纳赞·克里克豪斯(Jonathan Krieckhaus)关注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民主制度所产生的作用。他同样考虑到了“时间”维度的作用，采用学界广泛运用的数据资料，将时间坐标轴以10年为标准划分为四个时段。他的结论是：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1960年代表现为消极作用，在1980年代表现为积极作用，在1970年和1990年代影响并不显著。(21)在克里克豪斯那里，民主制度之于经济发展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这种特征明显是受到了主要大国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另外，他在文章中并没有交代时间划分标准的理由，这可能会损害论证的有效性。
迭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对“时间”的处理就显得高明了许多，他用“阶段论”代替了“时段论”(“阶段论”以标志性事件为标准分期，“时段论”以具体的时间为标准分期)。他研究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同样存在一条“库兹尼茨曲线”(Kuznets Curve)，即资本主义工业化初始阶段通常会扩大社会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蕴含毁灭自身的力量，它可以引致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从而要求并建立分配更加平等的制度。(22)这从侧面印证了西方主要大国民主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就是说，在初期阶段虽然存在民主制度，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并不足以克服经济领域的不公平现象(最为明显的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这种积累的社会不平等会倒逼民主制度的完善与进步，从而导致出现发展了的民主制度保障经济发展的局面。雷·德赛(Raj Desai)等人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印证了阿西莫格鲁的结论，不过他们在研究中考虑了膨胀性公共政策的影响。他们发现，在民主化实行初期，中产阶级较之工人阶级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提高。因此，在民主制度越激进的地方，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现象越严重，就越有可能实行膨胀性政策，导致物价水平不稳定。在基尼系数小于40的民主国家中，膨胀性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压制，而在基尼系数大于40的国家中，倾向于实行膨胀性的经济政策。因此民主制度是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和通胀政策来影响经济发展的。(23)在民主政体下，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取决于选民的选票意志，而普通的选民倾向于再分配而不是积累，这刺激了膨胀性政策的出台，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可能损害到经济的成长。
显然，塞德等人的研究是建立在一项普遍结论基础上的，即民主政体的公民倾向于施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重分配轻积累的公共政策。皮埃尔·赛蒙(Pierre Salmon)对这一普遍性结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公民重社会再分配的社会需求只会出现在经济发展稳定时期。在民主国家，实际上存在一种民众关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感知度，这种感知度主要来源于日益易于接触的媒体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报道。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利益，因此公民担心国家经济的衰落。当本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时，公民会形成关于经济增长的敏感性公共意见。与他国的经济发展差距越大，“增长差距敏感度”就越高。“当选民觉察到或者害怕他所在的国家经济非同寻常的低增长时，他们就关心经济增长。在一定环境下，这往往导致重新分配的考虑必须服从于经济增长的单一政策目标。”(24)
以上研究将“时间”纳入到分析之中的优势体现在赋予民主制度之增长效应以演进性(evolutionary)特征。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延伸，不仅民主制度的某些要素发生变化，而且影响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机制也处在变化之中。因此，一种静止的观点无法真正理解两者之间所存在的丰富的关系。
三、民主类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分析
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仅表现为时间变化上的差异，而且表现为程度变化上的差异。在不同的时间段，民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在同一时间内，民主制度则表现出民主制度程度上的差异，即民主类型的差异。在比较政治学中，我们按照政党制度、政府制度、立法制度、选举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差别，区分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比如总统制民主制与议会制民主制、多元主义民主制与精英主义民主制的区别等。对于民主制度复杂状态做类型学的划分，标志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更为深刻的是，比较民主化的研究已经表明，民主制度类型对于民主巩固与否的影响是重要的，虽然很难说是绝对的。同样，当我们在考察民主制度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也应该考虑到民主制度类型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皮特·林德特(Peter H.Lindert)在分析20世纪英国经济霸权地位的衰落时，将原因归之于英国过于保守的精英主义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民主制度的某些特征与国家在竞争性经济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特征主要是指公民权利的范围及公民的“呼吁”能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主要是美国和德国)而言，英国的民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保守性特征，控制英国政治过程的精英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发展及时地扩大公民权利范围。除了选举之外，公民很难通过其他制度途径来“呼吁”政府改革。受此影响，英国的社会政策也表现出浓厚的精英主义特征，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更具社会平等性质的基础教育投资不足。在20世纪以前，英国精英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护私人产权，刺激商业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维持了英国的经济强势地位；在20世纪以后，受英国公民“呼吁”能力的限制，英国的教育政策更倾向于精英性质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础教育。这种保守的民主便很难推动经济公平，促进教育开放与平等，提高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25)林德特此文的重要性在于，他发现影响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变量是变动性的：在20世纪以前，主要的变量是产权保护，而在20世纪以后则是基础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保守性的精英主义民主制与产权保护之间的良性效应能够维持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在经济发展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环境下，精英主义民主制度则会起到消极作用。
林德特的分析思路类似于达尔关于多元主义民主困境的论述，因为两位学者都对民主制度的社会公平性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在多元民主制度下，也会产生一种有损社会平等的民主困局。虽然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利益集团途径影响到政府决策，但是利益集团间影响能力的差异会导致公共政策偏向于更具影响力的利益团体，甚至出现大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政策的情况。(26)因此，偏离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明显背离了民主的最初价值本义。奥尔森则把达尔关于多元民主困境的担忧与国家兴衰相联系，形成了著名的“分利集团”理论。在奥尔森的分析框架中，分利集团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谋求在社会利益总额中分得最大利益，并不关心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与达尔所不同的是，奥尔森认为决定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因素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集团内部的紧密程度以及相互利益的相关程度。但是分利集团无法克服自身的弊病，它们对社会分配问题的过多重视加剧了政治生活中的分歧程度，而无法将公共政策调整到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良性目标上去。另外，分利集团的决策迟缓，议程拥堵，效率低下；延缓新技术的采用，阻碍资源的最优配置，使得国家经济陷入到停滞状态。(27)显然，分利集团成长的土壤是多元主义的民主制度，它同样会塑造民主国家的保守性特征。
不过，奥尔森的分利集团理论遭到了布里吉特·安格(Brigitte Unger)等人的反对，他们否认国家经济的停滞与利益集团的发展相关。安格等人搜集了一系列经验数据对奥尔森1982年提出的“分利集团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检验。从时间上看，这些数据包含从1880年到1960年许多重要经济部门的利益集团组织发展情况；还涉及了9个国家352个商业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与组织活动的跨国案例；同时，比较了二战前后商业利益集团组织结构适应战争需要所产生的变迁。研究发现，利益集团的数量并不像奥尔森所认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增加，战争非但没有削弱“分配联盟”，反而加强了“分配联盟”的力量；利益集团的数目越多，其内部的反对力量就越发展，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所把持的几率就更小；利益集团并不必然拒绝技术进步与资源的最佳分配；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安格等人找到的解释理由是利益集团内部的自我调整能力，这种能力克服了奥尔森意义上的发展悖论。(28)即使如此，安格等人的挑战也值得商榷，因为安格等人并没有仔细考察他所选取的9个案例国差异性的制度类型对研究结论所产生的影响，而奥尔森的结论主要针对美国(况且，安格等人的案例中并不包含美国)。
菲利普·阿基翁(Philippe Aghion)等人则将民主对经济的总体影响和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民主对那些采用领先技术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有积极作用，而对那些采用落后技术的部门则没有影响或有消极影响。而在那些混合性产业结构国家，民主政体对总体经济发展影响不明显则是因为经济部门之间的效应差别相互抵消所产生的结果。他们给出的解释逻辑是：技术型产业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与产权结构，民主恰恰能够有效保障人力资本积累与所有权；而落后技术部门的发展依赖于资源与劳动力，民主恰恰阻碍政治权威对于资源与劳动力的控制。(29)与阿基翁区分民主制度对于不同经济部门的差异影响不同，迈克尔·本哈德(Michael Bernhard)等人区分了多数决民主制与多元民主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同效应。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多数决民主相对于多元民主而言具备抵御经济萎缩的更大能力；而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多元民主则比多数决民主更优越。民主制度是否能够保证经济增长取决于具体的政府制度、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是集中了还是分散了决策权力。多数决民主制类似于利普哈特意义上的威斯特敏斯特模式，多元民主制类似于拉美各国的总统制民主制，它们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不同主要基于本身的选民代表性差异。(30)
阿尔伯特·阿利斯纳(Alberto Alesina)等人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中也详细地论述了民主国家的选举方式、选举时机、政府的意识形态导向、政党竞争的性质等诸因素对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政策的影响。他们的总体结论是：在“大众民主制”的国家中，政治竞争者为了吸引大众的选票，往往会迎合大众的经济要求，倾向于实行膨胀性的国内政策，从而导致价格机制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的增长；相比之下，国家自主性较强的民主国家能够相对隔离大众的普遍性要求，政治家及其利益集团的利益主要来自于持续的经济发展，因此，能够顶住社会群体和其他外在力量的压力，倾向于实行稳健的物件政策，从而降低膨胀性政策发生的可能性，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31)
事实上，将民主制度类型纳入到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之中是现实多样性政治特征所要求的。世界上各国的民主制度并非铁板一块，有时甚至相互之间的差别大于民主制度与威权制度的差别。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区别提醒我们民主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并不是由宏观的大的民主制度引起的，而是起因于具体的民主制度类型差别。
四、总结
通过以上三种维度的考察，我们大致可以树立一种观念：民主制度在影响经济发展时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是重要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制度通过多种中介性变量使得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变化(其中，变量间也相互影响，并且存在重要性程度的区别)；民主制度在不同时间维度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具有演进性特征；民主制度的类型差异在理解经济发展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经济发展时刻都与具体的民主制度相关联。在这种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主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对于民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那些民主的支持者和怀疑者们，单纯通过引入民主制度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想法是不可靠的。相比而言，培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元性的民主机制因素、确保民主制度的长期稳定、尽量选择合适的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更为可靠。
注释：
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1页。
②［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221页。
③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1990,pp.107.
④［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河、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6页。
⑤Mancur Olsen,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and Others Poor,The Journals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0,No.2,1996,pp3-24.
⑥［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金毅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美］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
⑦Stephan Haggard,Institution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8,No.4,2004,pp.53-81.
⑧A.Cooper Drury,Jonathan Krieckhaus,Michael Lusztig,Corruption,Democracy,and Economic Growth,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7,No.2,2006,pp.121-136.
⑨Thomas Plümper and Christian W.Martin,Democracy,Government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A Political-Economic Explanationof the Barro-Effect,Public Choice,Vol.117,No.1/2,2003,pp.27-50.
⑩Yi Feng,Democracy,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7,No.3 ,1997,pp.391-418.
(11)David A.Leblang,Property Rights,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9,No.2,1996,pp.5-26.
(12)Francisco L.Rivera-Batiz,Democracy,Governance,and Economic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6,No.2,2002,PP.225-247.
(13)Matthew A.Baum and David A.Lak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Democracy and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7,No.2,2003,pp.333-347.
(14)Charles Kurzman,Regina Werum,and Ross E.Burkhart,Democracy'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A Pooled Time-Series Analysis,1951-1980,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7,No.1,2002,pp.3-33.
(15)Hristos Doucouliagos and Mehmet Ali Ul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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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Joseh Tavares,Romain Wacziarg,How democracy affects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2001,pp.1341-1378.
(17)Przeworski,Adam,Michael E.Alvarez,Jose Antonio Cheibub,and Fernando Le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8)Pranab Bardhan,Symposium o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7,No.3,1993,pp.45-49.
(19)Uk Heo and Alexander C.Tan,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Caus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3,No.4,2001,pp.463-473.
(20)John Gerring,Philip Bond,William T.Barndt,Carola Moreno,Democracy and Economic Growth:A Historical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Vol.57,No.3,2005,pp.32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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