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存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1999）03-0123-04
学术界普遍认为，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然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和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并代表和反映着特定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任何关于未来的思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确区分空想性的社会理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实质，是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理想性质的关键，否则就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
一、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常常被称之为“乌托邦”。“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译意，原出希腊文ou（无）和topos（处所）， 原意是“没有的地方”，中文按其意思，译作“空想”。（注：参阅《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刊物《合作杂志》和1832年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勒鲁主编的《地球》杂志上。那么，第一次把“乌托邦”和“社会主义”联起来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是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他于1839年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及他们的信徒。（注：参阅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延续几个世纪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一种进步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资本主义本质还未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初步发展时期的产物。因此，从阶级倾向上说，它是同现代无产阶级先驱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自发反抗相适应的，代表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显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渐趋巩固，由资本原始积累和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对立与斗争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憧憬，直接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苦难。换言之，苦难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不同于其它任何社会理想或设计，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托马斯·奠尔被公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见证人。思想敏锐的奠尔，在资本主义初露端倪的时候，就深刻地看到了它的许多矛盾和弊端，天才地预言了这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社会将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所代替。上述事实说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对任何剥削制度和苦难根源的愤怒，它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其阶级倾向是十分明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到封建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是社会主义思想却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也都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感受。如封建的社会主义是“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74页。 ）小资产阶级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时刻有被抛进无产阶级队伍的可能，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也产生了不满。“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法国，那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最后关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它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0页。）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多种表现，并非都具有进步意义，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出于自身利益，而对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感受各自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希望。可以说，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抑或是其他社会主义思想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这里只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理想的出现，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以空想为特征的未来设计，恐怕都不便以“空想社会主义”来命名。
二、中国近代社会苦难的根源是什么？
中国近代面临的最为紧迫的课题是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这是理解近代社会理想产生及其性质首先面临的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必然决定着思想家设计未来的倾向。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这种认识引出如下一些观点：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两个压力，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而引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二是潜在地承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三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即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显然，既便我们承认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但在理论上引出的却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化的结论，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近代中国还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未来的设计自然地应是对时代主题的反映。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走向还应进行历史的、客观的考察。
我们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大炮和商品输入的。西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物质文明的问题，它同时也伴随着西方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经过四五十年西方工业技术的输入，中国的近代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统计数字上看其规模、数量的发展都是惊人的。尽管如此，到1911年也仅有企业521家，约1.6亿元资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是极其微弱的。且不说中国广大农村的经济模式、经营方式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在属于新式经济的范畴内，它也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1911年前后，列强在华开辟了82个商埠，在16个城市中设租界，各类投资达20亿元左右（相当于清政府税收的6倍），控制煤矿机器开采的91.9%，生铁的100%，棉纱市场的76.07%，铁路交通的93.1%，内外航运的84.4%。到19世纪末，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贸易商行已有近千家，他们收购原料、出卖成品、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总额达55亿海关两。中国自发的新式工业从各个角度都是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的，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从经济领域看，也须将洋人赶走才能办到。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1949年，连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代工业的成就都算在内，整个近代工业的净产值，只占工农业净产值的10%左右，个体生产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可见近代工业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就近代工业的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状况看，在中国拥有货币财富的是地主、豪商、官僚、高利贷者，其资金流向有3种固定的惯性轨道。 一部分在奢靡淫逸的生活中被消费掉了，一部分进入农村，使土地所有权转手并集中，一部分被用于扩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如清代的官僚地主大都兼营商业，开办典当，绸庄等大的店铺，而商人把积累的一部分资财投资于土地，从而使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相结合，因此，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中的固有成份，并未产生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这些货币拥有者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诱惑下，在各种动机驱使下，把剩余货币作为资本投资于近代工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资本家的绝大多数不是依靠经营和经济实力独步当时的，他们往往借助于政治权力形成垄断。因此，有学者分析其性质说：“中国之资本家，或为大商人，或为大地主，……次之者为绅商，此中国亦有相当之官阶，或至为官为商，不能显为区别，常表面供职于官府，而里面则经营商务也。”（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这样的资本家必然改变新式企业的性质和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拥有对自己劳动绝对自由的支配权力，然而中国的工人却带有很强的依附性。固然，在资本主义最初阶段，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中国近代出现这种情况却会大大改变经营的性质。中国近代的变化已经向我们明确展示了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她引进了大量的西方机器，尽管在中国出现了几个殖民化的城市，这些却不足以使中国称之为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封建的一半自不必说，肯定不是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一半虽含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其落脚点主要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压迫上。即使是资本主义式的企业，从其工人素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等方面来说，还能明显地窥视到大量的非西式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没有沿着所谓的资本主义潮流发展，至多变成了一种混合状态，这是当时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因此，把向西方学习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把资本主义化看作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它忽视了思想家、政治家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同时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状。这些都影响了我们对近代以来不断涌现的公有制理想的研究、分析和评价。
物质力量并不是必然地、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落后的精神面貌与思想观念与先进技术、工具等长期并存，乃至被人们用来服务于原有的精神需求。因此，判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进步程度，不能完全依靠近代机器大工业和资本数额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例如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171家农牧垦殖公司， 似乎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企业。这些农垦公司有的也购置了新式农具和灌溉设备，但是其经营方式却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式的。据学者们研究，这类公司实际仍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归纳起来表现在：垄断地权、土地出租、按股分地、采用租佃制、包佃制、进行土地投机、落后的雇佣方式和手工劳动等等。（注：《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第102～103页。）这种情况足以表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兴起的，然而由于社会内部自身发展的程度远未达到成熟地接受这种生产方式及其伴随物——机器的水平，因此，虽然众多的统计数字呈现出工矿企业、机器数目的直线上升的趋势，而人的观念、经营方式、生产关系、文化景观等诸多方面却没有紧随其后而发生变化。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近代这块土壤里，还不具备产生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的养分，移植来的东西也难以生根开花。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是中国近代化的主流。
历史事实表明，清末的有关思潮、主张、方案的提出者似乎都出自某种焦虑或忧患的心态，即害怕“夷变夏”，害怕列强尽攘中国之利，害怕中华民族落伍……因此，这些主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御外抗暴，拯救中华于危难之时。这种潜意识无论是守旧的还是激进的思想家都有明显的表现，只是解决的方法不同而已。从主观上看，他们并非是自觉地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避免为“番夷”所同化和欺侮。近代中国是以各种生产关系、生产力杂揉并存而以原有状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西方学习采用其比中国先进的东西使自己强大、繁荣，进而与西方并雄甚至超乎其上是近代思想家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基于此，他们所设计的未来方案又是那样的与资本主义不同，以致其蓝图的性质难以用明确的概念加以概括。按惯常的理解，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自然应当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历史的现实展示了他们的终极理想并非是私有制，而是大同理想和集产社会主义——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因此，我们注意到他们生活在中国这块大陆，处在复杂的社会变化时期，其思想特征便不可能是单一的、平面的，必然是杂博的、立体的。近代思想家大多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成人，原有的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已渐成模式，然后才开始接触、吸收西方文化。这个过程必然成为有选择的、过滤式的带有一定目的式的吸收，这就决定了其展示的文化面貌是复合式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多被称为士大夫阶层，他们博古通今、精通儒学，是儒家上层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解释者。因此，近代思想家大多处在由封建士大夫转向近代型知识分子的阶段，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必然是两者的揉合。唯有这样分析才可以正视“托古改制”、宣扬一切为“中国古已有之”这些现象。
综上所述，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主要是民族危亡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围绕这两大矛盾，社会各阶级展开了各自的政治斗争。作为中国近代先进的思想家，无论他们的现实政治主张，抑或是终极社会理想，必然都是社会主题的某种形式的反映。他们不可能是某一阶级利益的纯粹代表，更不会为某一阶级设想未来的社会图景。因此，出现在中国近代的3种未来设计应具体分析。 尽管其表现形式均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特征，但也不便直接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总之，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时代主题、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及历史作用看，19世纪的中国尚不具备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基础。
三、如何判定中国近代3种未来设计的性质？
无论是洪秀全、康有为，还是孙中山，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是大致相同的。但是，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时空差异，又使他们面临的紧迫问题略有不同。这3位经历、活动、思想特征、 性格特点极不相同的人，却都把未来的设计指向了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因此，如何看待他们的终极社会理想的性质，就必须看他们所面对的历史课题及其公有制思想的来源，这样才能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一）洪秀全和他的天堂世界
洪秀全的未来设计以《天朝田亩制度》为核心，总体上可称之为“天堂世界”。从导致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因素看，基本上仍属于旧式农民起义的范畴，而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起因是土地兼并，地租盘剥和赋役征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样是这些因素决定的。不平均、不平等使农民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田产均耕”和“均田均赋”便成为各类农民强烈的愿望。显然，洪秀全面临的历史课题是与农民阶级的现实状况紧密相关的土地问题，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要解决的问题尚有很大的差距。
洪秀全的公有制思想与起义队伍中流民成份的众多和家庭经营的存在有着重大关系。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动起义，其基本群众就是这些带有很强的协作精神的流民。太平天国中流民成份的加大无疑会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反映到政策、纲领和口号中来，他们希望共同占有财富、平均分配，这成为洪秀全公有制思想的重要来源。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庭和家族的存在为洪秀全提供了效仿的楷模。家庭公有制的形式在一定的时期体现着某些优越性，它以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消费上则不会因为个体劳动能力的低下或经验的不足而有不均之虞，从而保证了家庭成员大致相等的消费水平和经济地位。这种和谐的模式无疑对小家户的农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除大家庭以外，在我国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族也长期延续。家族的某些措施和精神带有公有制和集体主义的因素。大家族是普遍存在的乡里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从而使孝亲和宗法观念弥漫在乡村社会，成为家族成员心理寄托的归宿，使人们能够在这种模式下一定程度地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各种意外的变故和不意的灾祸，因此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上述事实对洪秀全理想方案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大批的家庭、家族成员整族参加起义，必然把他们的观念和要求带进起义队伍中，从而在纲领中得到体现。二是对洪秀全等创建天堂世界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的思想素材，使他按照家族、家庭公有制的模式来构建未来社会的蓝图。
显然，洪秀全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土地兼并，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而共有共享思想也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文化因素，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怎能把他的设计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呢？
（二）康有为和他的大同世界
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和外患内忧的形势使康有为陷入心灵的痛苦之中，拯救中华民族一直是他心目中的中心课题。康有为认为人世间充满着种种苦难，“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注：《大同书》，第8页。）因此，他把“乐利”人生作为设计未来的原则， 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以“渡众生出苦海”为责任，以实现“人间仙境”作为大同的归宿。
首先，大同思想以乐利人生为原则。康有为认为宇宙间最可贵的是人，“火齐、木难、水晶之珍，人犹宝之”，人是“天地精英”。（注：《大同书》，第133页。）人的脑筋在与外界接触时便会产生种种感受，“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其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注：《大同书》，第5页。）因而， 要使神魂快乐必须用物质来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是出于人的自然“天性”，“人生而人欲，天之性哉！”（注：《大同书》，第41页。）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才能畅其天性，人才能快乐，故而他说：“人道者因天道而行之者也，有以发挥，舒畅其质则乐，窒塞闭抑其欲则郁。”（注：《大同书》，第27页。）既然人的欲望来自于“天性”，就“不能禁而去之，只有卧而行之”。（注：《礼运注》。）因此，“圣人之为道，亦但因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因孔窍尤精，圣人所以不废声色，可谓以人治人也：”。（注：《大同书》，第7页。）他提出：凡“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注：《春秋董氏学》卷六上。）也就是说“善”与“不善”是以人的欲望的满足程度为转移的，那么，未来的大同社会是“至善”之极，很自然是由于人人极乐，愿求皆获的结果。
其次，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康有为设想的大同社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处处以人为中心来设计，把人类“乐生”看作是大同社会根本目的。因此，他的许多设想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从人的孕育开始，到人的工作、娱乐、享受，直到最后死亡，无不精心设计，使人处在绝对的自由快乐、飘逸轻松之中，表达了他强烈的“仁爱”之心，人道主义是贯穿康有为大同蓝图的基本精神。康有为对人的重视是建立在他对人性、人格的基本看法之上的，认为“众生同源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注：《康子内外篇·爱恶篇》。）首先确认了人性是平等的，进而以人欲合理为中心提出人欲、智、爱恶三者共同构成了人性。他从“非人情无以为道”出发，倡导“人道”，认为：“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注：《大同书》，第282页。）因此，“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 （注：《大同书》，第300页。 ）这是康有为设计大同蓝图的最高原则，是衡量一切治教的好坏，进退的根本标准。他把人性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从人道主义出发，大胆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非人道的黑暗现象，把大同社会描绘成人性得到最完满、最充分发展的社会。康有为自命为救世主，抱有“救世”的宏愿，决心要“普渡生民”，“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人道主义是大同社会的基本精神，只有大同社会才是合乎“人道”的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最后，以人间仙境为归宿。“乐利”人生是康有为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人类最后的境界乃是身体长存和灵魂不灭。他设想大同之世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闲暇时间，困绕人生的38苦都不复存在，那时“人无所思，安乐既极，惟思长生”，即追求长生不老成了人生价值的主要目标。人们都希望通过修炼求身体之长存，“神仙者，大同之归宿也”。（注：《大同书》，第8页。）更有甚者的是身形长存后， 还要“专养神魂，以去轮回而游无极，至于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焉”的境界，这是大同的极致。（注：《大同书》，第300页。 ）仙学的长生不老是人世间的“极致”，而佛学的不生不灭则“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达到了这两个仙境，“则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注：《大同书》，第301页。）这就是说， 人类社会最后发展的境界是人人成仙成佛，世界变成仙境极乐世界。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尽管他设想了一个以公有制为特征的未来社会，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某一个阶级的未来谋利益。他的大同思想基本上体现着中国文化中佛学和儒学精神及士人对价值的追求，这种情调使大同社会不是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前进，而是回复到超人间的仙境。因此，笔者提出康有为大同社会的性质事实上是带有中国士大夫情调的并田式均平公有制社会。（注：参阅拙文《康有大思想的东方文化色彩》，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三）孙中山和他的集产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常常被评价为主观空想社会主义，意即他实质上仍然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仿佛这样才符合他的阶级身份。然而，除了他的哲学基础和对国情体认上的缺陷和偏差外，关于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孙中山长期旅居欧美，对西方文明的体认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接触远比洪秀全和康有为真切。在中西对比和研究中，他不但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而且还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欧美的老路。他广泛地吸收、借鉴、融合于中外各类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和社会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前途，最终选定了“社会主义”，把它看成是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第一，认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到来。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和最高理想，而民生主义则是具体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过程，他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他一再重申：“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注：《孙中山选集》，第765页。）那么， 他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呢？孙中山说：“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兄弟一样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碍，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注：《中山丛书》第三卷，第9页。）显然， 在他的社会发展观中，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终极目标。
第二，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有一定深度。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开始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注：《宋庆龄选集》，第527页。 ）此后他一直关注和研究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到1912年10月15日，他在上海作了《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的长篇演说，追述了社会主义学说兴起的历史，谈到：“厥后有德国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注：《孙总理全集》，上海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3页。）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探索真理所作的艰苦努力和马克思学说的系统性、深刻性。与此同时，他还考察了各国社会主义流派，并将其分为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孙中山认为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就是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指出：“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妥当”，（注：《孙中山选集》，第338页。）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总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直接源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第三，设计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未来社会经济制度。他给集产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产各产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则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即可补救天演之缺撼，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注：《孙中山选集》，第811页。）与此相适应， 他设想建立一个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地方自治团体企业、私人企业及各合资、合营、合作经济在内的经济体制。
以上说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自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不但接触到了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且也受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移植性，不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从其设想的蓝图看，主要表现为解决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不能完全以空想评之。总之，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主观”的，他向往社会主义是将其作为振兴中华的手段，是要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尽管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存在着许多理论上的缺陷，但将这样的思想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不存在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由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决定了活动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不可能单纯把某一阶级的利益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在未来设计上不约而同地趋向于公有制社会，这恰恰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大同思潮的影响和惯性。 用“空想社会主义”来评价这3种社会设计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存在以公有制为特征的未来理想，但却不存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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