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赫若的《冬夜》——《冬夜》的时代背景、审美上的成就和吕赫若的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冬夜论文,时代背景论文,成就论文,思想论文,论吕赫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15日，日帝败战投降，于是在1895 年从中国被割让出去的殖民地台湾宣告光复，复归祖国。仅仅距此一年五个月以后，台湾现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吕赫若（1914—1951），放弃了日语，以相当流畅的祖国白话文共同语，发表了在艺术上出众、思想上深刻的小说《冬夜》，从而把台湾文学从现代带进了当代。小论的目的，在于从分析甫告光复的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潮流，以及作者吕赫若在光复后四、五年间的思想与实践的轨迹，说明杰作《冬夜》如何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刻而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典型的社会背景，以及这背景中典型的阶级及其人物的相互关系和生活的本质。
一、甫告光复的台湾社会
伴随着台湾总督府权力和军警力量的瓦解，台湾五十年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随之崩解。1945年8月15日以后，一直到11月初， “国府”先后宣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成立。11月17日以后，“公署”官员乘四十多艘美军舰船到台接管。10月24日，陈仪和象征国家机关的军、警、宪合计约三千人在台湾登陆。10月底开始，“公署”开始订立各种法条，接收前日本总督府官有企业和日本独占资本留下来的企业体，展开全面接收日帝遗留的独占体而予以国有化的行动。自此，以旧中国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卖办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为统治核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接管了台湾，台湾于是重新编组到一个巨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成为她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曰光复之前，台湾已是一个经日本人经营得相当进步、繁荣、文明的社会，光复使这文明的台湾和一个落后、贫困的大陆社会强行并合，因此甫告光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混乱、米荒、饥饿、通货膨胀，都是“强行并合”后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劫收和倒行逆施的结果。
当然，陈仪当局全面接收了日帝下总督府和日本私人独占体，并且整编为庞大的“国家”资本。这“国家”资本所收夺的巨大独占利润，又必须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国家的内战军事财政及战后重建服务，从而被巨大的、破坏性的内战财政所鲸吞。于是这“国家”资本不能不以台湾银行的非常信用扩张，取得需求孔急的资金，从而造成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另一方面，陈仪当局又将内地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半封建的“地租物纳”体制带到台湾，与战时总督府的统制经济的遗体重叠，在光复后的台湾施行严格的粮食管理政策。为了确保内战财政中的军公粮食和通货膨胀下税收的价值，地租物纳和余粮的强制征购的确造成对于台湾农民和地主的压迫和苛烈的收夺。（注：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38—39，人间出版社，1992年，台北。）
但是，台湾社会在光复后严重缺粮和饥饿的情况，其实很早就开始了。1945年11月，及光复后的两个半月，陈仪当局就受到缺粮的强大压力，下令禁止台湾食粮对外输出，严禁米糖私运出省。12月，台湾缺粮进一步严重化，实行大米配给制，全省粮价腾贵，物价跟着上扬，“行政长官公署”呼吁地主不要囤积。1946年1月，台南缺米严重。2月以后，“公署”和警总连番严令禁止民间抢粮、强行购粮、“阻碍运粮”和囤积惜售。而国内的国共全面内战，是在1946年6月以后的事。 台湾的“田赋征实”办法，也是在内战爆发后一个月的1946年7月的事。 “国民党劫取台湾大米打内战，致有‘粮仓’之誉的台湾严重缺粮”之说，没有科学根据。
那么，《冬夜》中描写“一斤米超过20元，自己在酒馆里赚的钱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是不够的”情况，即1946年末大米腾贵，通货膨胀的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12月，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有深刻的认识了。（注：兹举一例。1946年10月创刊的《政经报》第一卷第二期（1945年11月）有“粮食问题对策”的座谈等。）把当时的讨论做一个概括，台湾光复后的严重缺米，实肇因于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以及因之而起的“太平洋战争”。具体地说，是（一）战争末期严厉的粮食统制、粮食征集，不但使广大的农民受到严苛的盘剥而穷乏化，也使地主积累大幅萎缩，生产意愿低下，农村广泛贫困化。这种战时经济的局促，在光复后益见突出；（二）由于战争的破坏，航路不正常，作为肥料的东北豆粕和美国硫胺化肥在战争期间即告中断不继，严重影响光复后稻米生产；（三）由于日本战争扩张政策，将全岛人力为战时“要塞化”驱策，分派到辽阔的战场、岛内厂矿事业单位，农村劳动力锐减，农事荒废；（四）强迫农民从事战略农作的栽培，减少了稻米粮食耕作的面积；（五）盟军对台湾农村的轰炸造成损害，以及（六）前文所提在战时农业统制、强征，造成粮食严重短缺。（注：林金茎《台湾粮食缺乏的原因》，《政经报》二卷二期，页6—8。）
1946年6月，“国府”发动全面内战，中央的内战财政沉重化。7月，台湾施行田赋征实办法，农民被迫以实物稻谷缴税，台湾的粮荒益烈。至1947年1月，米价暴涨，一日提价数回， 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夜，食粮价格一直攀高不下，成为点燃二月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括米价在内的物价腾贵，造成广泛人民生活的窘迫。《冬夜》中的杨彩凤，在回到娘家以后，正是被严峻的生活所迫，到酒家卖笑。依据资料，1945年12月的物价，比四个月前战争结束、台湾甫告光复之时腾贵了十倍之多。（注：《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1、页八， 薛元化主编，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台湾史料编纂小组，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于是战后物价和金融问题，也早在光复不久就引起了台湾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切关心。（注：例如《政经报》1卷4期、5 期连续刊有“金融问题对策”的座谈会记录，表现陈逢源等人对问题相当的认识力。）概括而言，可以看到这几条，即（一）战后生产疲无起色；（二）经过整编的公营事业国家资本，以台湾银行为其顶端，吸收台湾经济剩余，挹注损耗性内战财政，造成以通货膨胀为表征的经济和财政上的混乱；（注：刘进庆，前揭书，页39。）（三）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的连动，使内地金融财政的混乱波及台湾。通货膨胀比台湾更烈的上海，来台抢购物资；“公署”大量冗员的巨大薪资的流出，都造成台湾物价的持续恶质上扬。（注：“金融问题对策”座谈记录，《政经报》一卷五期，1945年12月。）
但细心的读者，在《冬夜》中看见两个极端和矛盾的生活现象。一方面是通货膨胀、米价日腾，失业、贫困化、社会治安和道德败坏。但在另一方面，却又看到灯红酒绿，豪侈冶游。杨彩凤拖着疲备不堪的身体，夜半回到淡水河边贫民窟的家中，还听见“由远方传来的繁华的热闹的声音”。彩凤决定出卖“媚笑”帮助家计的时候，是“酒家林立”的“时候”。当时“夜市的路上，充满着嘈杂的人声，辉煌的灯光，人推着人，汽车接着汽车，表现着光复的欢喜”。（注：《冬夜》，《吕赫若小说全集》，页533、页537页、页538。联经出版社，1995年， 台北。）
这腐败、冶荡、豪侈的生活现象，当然也招引了光复当初关切生活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眼光。（注：例如在1945年12月《政经报》一卷四期“金融问题座谈”上，就有人对官僚土绅的腐败有露骨的批评。）把当时的批判和分析做一个总括，造成这局部的“光复景气”之原因，约有数端：（一）甫告光复，生活立刻从战时经济严酷的“统制”中“解放”，加上心理上由战争死亡的阴谷中走出，精神亢奋，消费意欲高昂。在另一方面，战时的物资统制解除后，商货流通活泼化，商人将囤积已久的商货释出，市场有一时性的活络；（二）台湾豪商、绅缙与接收官僚的酬祚、奉承；支取高薪（货币）的接收官僚的豪侈消费，使色情商业、“酒馆”等特种营业蓬勃，促进士绅、官僚、投机商人和囤积居奇而致暴富的地主豪商，夜夜笙歌；（注：恒青，《光复后台湾的物价问题》，《政经报》一卷四期，页5—8，1945年12月。）（三）光复后，不少大陆商人从厦门、福州、汕头和香港来台，转贩台湾因战时经济而奇缺的腌肉、蛋、生鲜肉类，来交换台湾的砂糖和大米；（注：吴浊流，《无花果》，页165，前卫出版社，1993年，台北。 ）（四）此外，在美军协助下，败战日本当局秘密运来数亿日元，以薪俸、年金、赔偿等形式发放给当时仍在台等候遣返的日本人、殖民地文武人员及眷属。（注：盐见俊二，《终战直后の台湾：私の终战日记》，页36—37，高知新闻社，1980年，高知。）由于遣返时只许每人携带千元美金以内的钱，这些货币自然造成消费市场的“景气”。（五）最后，如前文提及，当时大陆的通胀比台湾严重，不少上海浙江商人来台抢购物资，这些人也成了光复后“酒馆景气”的支持者。《冬夜》中浙江商人郭钦明应该属于这种甫告光复就来台湾进行商业冒险的大陆商人。比起1948年后才为了逃避共产党而蜂拥入台的浙江、山东系财阀资本家集团，“郭钦明”这班人要来得更早一些。在吴浊流的《无花果》中，也谈到类似郭钦明的商人和接收官僚，在台湾醇酒宴乐之余，也搞“欺骗的婚姻”，遮盖自己已婚的事实，在台湾找对象“明媒正娶”一番，到头来新夫人变成姨太太，甚或被迫下堂而去。（注：吴浊流前揭书，页188。 ）而不料五十年后，台湾商人中的不肖者，也到大陆去玩同样——或者更其恶劣的把戏。
和《冬夜》相联系，甫告光复后的台湾社会，还有一个战争／殖民地的遗迹，即从华南或南洋复员回台湾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军夫）问题。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间，日本人共计征调台湾青年二十七万人，支应日本的侵略扩张运动。其中包括1942年被征为“陆军志愿兵”者和1943年被征为“海军志愿兵”者。全面征兵则迟至1945年方开始。这主要是日本人知道台湾人的汉民族认同意识强烈，不放心征调台湾青年到中国战场或有不少华侨的南洋战场。战争结束幸免战死者，从广泛的华南战场和南洋战场先后遣返。计战死或失踪五万人，伤残两千人，被当作甲级日本战犯处死者三千人。彩凤的丈夫木火，就是五万名战死的军夫（台民被征多从事战场第二、三线文员、技术人员、农业、运输、伙夫等工作，直接成为“皇军”参加战斗者，绝无仅有。这与日本人征用朝鲜人者不同，主要还是对台湾青年的汉族认同不放心）之一。而狗春则是幸而生还者中的一人，不过狗春在生还者中也有一些特殊。他属于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知道叛离日本部队，跑到美军部队去，而后参加在菲律宾的华侨抗日游击队的那一类人，和一直到战败猷自以为是不败的皇军阵营台籍原日本兵不一样。
然而，具体的社会现实是，1945年以后，经济财政两皆疲困的台湾，凭空增加了约二十二万从南洋回来的台湾人原日本兵，在当时日益严重的台湾社会失业与贫困化问题上雪上加霜。在南洋有过战斗经验，遣返回乡时又身携武器，由于一夜之间从“侵略中国的日本兵”转变为“祖国中国的同胞”的尴尬，没有“战胜国”中国的光荣，也扯不上“战败国”日本的悲哀——有一部分这样一群失业、失据又失所的台湾青年，终于在光复后治安军警微弱的社会，像狗春那样，不能不沦为强盗了。
据此，我们才进一步理解了早在英华二十一岁的1935年，就写出具有深刻的社会生活认识力的小说《牛车》的吕赫若，在1945年发表的《冬夜》，是如何形象地、深刻地表现了光复前后台湾社会和生活中复杂、沉重的矛盾的核心。他以相当流畅的白话文，成熟的写实主义审美技巧写成的《冬夜》，是身历殖民地台湾和光复后台湾两个历史时代的台湾作家第一白话文当代小说，不但总结性地体现了在殖民地抵抗运动中诞生、成长的台湾小说文学，而且富有象征意义地结束了语言被收夺而不能不以日语文从事创作和抵抗的时期，从而宣告了战后在台湾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展开。
二、《冬夜》的艺术成就
从人物的塑造上说，吕赫若就像在他的其他作品那样，表现了对于女性的社会处境的深入关怀，并且透过女性的一生——她对于所面对的艰困的情境所做的反应、选择和决定——使读者获得对这位女性、从而对于生活的一般有了本质性的理解。
在上一节所说明的殖民地台湾光复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的典型性时代背景下，彩凤，一个极其平凡、认命、只知道以在艰困的生活中怎样协助家人度过难关这个标准，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行为和选择的、社会（“战时下”“万般无奈的”）和家庭地位卑微的女性，也具有典型性。十八岁，她“最平凡”地嫁给叫做林木火的青年。五个月后，丈夫被迫出征为日本“志愿兵”。丈夫走后，顺着社会和婆家的伦理，“在城市生长的她天天都走到田园种作”，虽然“于她是相当的辛苦”，她也“整整劳动了三个多月”。（注：《冬夜》，《吕赫若小说全集》，页 536、页537。联经出版社，1995年，台北。）
不久，在丈夫战死，婆家不留的情况下，彩凤回到娘家居住。眼看生活万般的艰难，确证丈夫战死的第二天，“为了挽救娘家的生活起见”，“彩凤就走进入酒馆里去”了。“对于出卖自己的媚态，她并没有感觉着什么，她的念头只是要钱，要能够负起一家人的生活”。（注：前揭书，页537。）
彩凤的一生，只是为了“要能够负起一家人的生活”，而不以自己的幸福和前程为顾念的一生。后来被郭钦明玩弄、欺骗而威逼成婚，郭钦明的三万元聘礼也是个因素。而郭钦明在最后露出狰狞面貌毁约，迫杨家退还三万元聘礼，使杨家反倒负债。为了帮娘家还这笔债，彩凤进一步由卖笑沦为卖身的娼女。到了最后，为了害怕前来围捕强盗的警察识破自己娼妓的身份而被拘捕——从而断送以妓女“负起一家人生活”的机会，她向警匪枪战的弹雨中狂奔而丧命。
而作为《冬夜》中的主要人物，彩凤在和战后台湾生活的艰难搏斗的历程中产生了变化。她从一个平凡的小家碧玉，为了负担家计，沦落于生活的底层。后来遭到郭钦明逼婚，但在郭钦明的花言巧语下，曾一度以为是“万分的幸福”的归宿。但不到半年，美梦破碎。彩凤被郭钦明染上性病，却反而被嫁祸屈辱，被迫离婚，三万元聘礼也被追回。从此，她知道了对压迫者的憎恨，怨恨郭钦明怎样地把她推落到苦难的深渊。她正是怀着这自弃的怨憎，进一步沦为娼妓，并且在接待狗春的时候，在狗春酣睡的臂弯中感到战栗和“无穷的悲哀”。吕赫若写道：“……在这当中，竟成熟了她冷酷憎恨的人生观”。她成了一个“鄙视了一切，唾弃了一切，憎恨了一切”的人。（注：前揭书，页544。 ）生活和时代加之于一个单纯、平凡、脆弱、善良的少女以无告的苦难和侮辱，使她成为一个对人、对待一切价值失去了展望与依赖的人。受苦的人含着对于苦难无告的憎恨，向着更深的深渊沉沦。而吕赫若就在这样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塑造了一个在小说情节的历程中成长、蜕变的鲜活人物，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受苦、受凌辱而哀哀无告的女性角色，从而以这样鲜活的苦难的女性角色——例如鲁迅的祥林嫂——发出千古凄厉的控诉。
另外，吕赫若还塑造了一个次要的反派角色郭钦明。从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背景看，郭钦明是光复后最早从大陆来台的商人，有敏感、突出的典型意义。正如在上一节中所分析，郭钦明一类的商人，不是以大陆的生鲜肉食来台交换米糖，就是以贬值的大陆货币汇差，抢购台湾物资。他身著华服，常常“到酒馆里花天酒地”，以小轿车代步。他熟练地玩弄女性。吕赫若描写他随身带着手枪，暗示他可能拥有某种秘密的巨大权力。如同吴浊流所说，郭钦明这一类光复初来台的官僚和商人擅长以“虚假的结婚”玩弄本地女性。此外，郭钦明的花言巧语，在吕赫若笔下，已经超越了一般浪荡商人拐诱女子的甜言蜜语，而是十分强烈的政治、社会的“反讽”（意义）。彩凤在婚后向郭钦明诉说自己的过往，吕赫若写道：
……他（郭钦明）用着怜悯的眼光注在她的脸上，同情的说：
“你这么可怜！你的丈夫（林木火）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杀死的。而你也是受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摧残。可是你放心，我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害你，相反的我更加爱你。要救了被日本帝国主义残摧的人，这是我的任务。我爱着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过的台胞，我是为台湾服务的。”（注：同前揭书，页541。）
在郭钦明玩弄彩凤、诱逼成婚、感染恶疾、始乱终弃的文脉下，在光复当时大陆来台“国府”接收大员冠冕堂皇的门面话和空话——例如八年抗战打垮日本帝国主义，解救台湾同胞，爱护台湾同胞——到处充斥的时代，郭钦明的这番话，完全失去了它们原来字面意义的内涵，而形成了巨大的“反讽”。许多成功成熟的文学家，经常利用“反讽”的手段，极有成效地点明了作家在作品中所欲表达的观念和思想。在“欢天喜地”庆祝光复一年余的台湾社会，人民早已在“国府”接收大员的大话、空话、假话背后，体会了和这些大假空话相悖反的政治与生说要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人，实际上是危害人民、支配人民的人。
其次可以说到吕赫若的语言——中国白话语言。1946年，吕赫若分别在台湾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化工作者苏新主编的《政经报》上先后发表过两篇白话汉语写成的短作《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和《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把这两篇短篇和发表于1947年1月号的， 也是由苏新编的《台湾文化》上的《冬夜》比较，很容易看到前两个短篇在语言上相对生涩和不顺畅，从而也看出吕赫若在力争掌握祖国汉语白话文的努力上的勤奋、以及对汉语感受、理解和使用上的敏捷和才华。在短短的1945年到1946年间，人们看见了初出道就表现了艺术技巧上和思想上早早成熟的作家吕赫若在白话汉语使用上的熟达和天才。我们看不见吕赫若即使在他初登文坛时一般不可免生涩、不熟、煽情，甚至某种表现手法上的幼稚。由于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早已成熟练达，仅仅改变语言而出现在1947年初，“二二八”事变前夕的《冬夜》，不论在艺术手法、结构、人物创造、主题表现等各方面，读来仍是吕赫若最成熟、最好的作品之一，只不过由于语言转换期间，读来只觉得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的比较拙滞的翻译本。但透过未臻完全熟达的语言，读者仍能充分直抵小说思想、感情与审美的核心，为之低徊赞叹，不能自己。
小说的情节，是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动作之相互关系的设计。这种相互关系，表现为人物、事件、情境间的连动和一连串矛盾统一的运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少女彩凤首先和日本战败前夕的社会与生活的剧变产生了矛盾。新婚后丈夫木火出征，随即音讯渺茫，而翁姑不留。故事中的第一个冲突矛盾，以彩凤遣回娘家缓解。
彩凤与生活的第二个矛盾，发生在她与战后艰困的环境的矛盾。父亲失业，米价昂贵，母亲嗜赌……。这个冲突以她被迫沦为酒馆出卖媚笑的酒女，解决她要为“挽救娘家的生活”造成的矛盾而缓解。
第三个矛盾是郭钦明仗财、仗暴力（手枪）强要彩凤。在郭钦明的甜言蜜语中，彩凤误以找着幸福，矛盾又一时缓解。
最后一个最大的冲突，是彩凤被染上恶疾之余，还被嫁祸而被迫离婚，又遭强索聘金，致娘家负了重债。彩凤含恨投入娼门卖身，过着悲忿黑暗的生活。这个重大矛盾因沦为盗贼的恩客狗春与军警枪战，彩凤怕在警察前暴露私娼身份，在乱枪中狂奔、中弹而亡。冲突致此，在悲剧消解达到高潮，故事结束。
吕赫若把故事的“动作”、事件、描述、人与情境的互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物与生活、思想、感情、选择与行动在许多矛盾、冲突与统一、缓解过程的循环中展开，而使情节表现为“有机的统一”（organic unity）的安排，一气呵成，漫发成篇， 表现出吕赫若十分成熟而有创意的情节编排与结构形式。而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吕赫若又十分形象地表现了甫告光复的台湾的大时代和历史的典型性，并且形象地创造了杨彩凤、郭钦明这两个正反、主要次要的典型人物，体现了光复后政治、社会阶级间的关系及其本质。
三、吕赫若的思想与实践
1935年，二十一岁的吕赫若就以结构和表现技巧相当老练完整、思想上相当深刻地把握了日帝下台湾半封建主佃关系对于人（阶级）的压抑本质的重要作品《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从1935年末的《婚约奇谭》以降，一直到侵略的战时体制的1943年，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吕赫若孜孜不倦地刻划、反省、嘲弄和批判殖民体制下台湾半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女性的处遇、婚姻关系、家庭生活等等的腐败、落后、虚伪、阴悒和残酷。在皇民化的战争宣传最喧嚣的四二年至四三年，吕赫若写过的几篇比较接近“国策文学”的作品，都看不见歇斯底里的皇国圣战之类的修辞。吕赫若在四○年代的作品，莫不对日本的侵略意识形态宣传装聋作哑，兀自去雕刻殖民地体制所温存的台湾半封建地主家族和生活中不合理的、腐朽的瘤根。光复以后，吕赫若以刚刚学会的汉语白话，在1946年，一口气发表了三篇分别嘲笑战中皇民化时潮下“创氏改名”运动、平素大言炎炎的日本人的懦弱胆小，和批评及嘲笑战中极端力争同化为日本人的台湾人的小说。
这说明，像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几个伟大的作家一样，吕赫若是一个思想型的杰出作家。不论在充满民族、阶级、社会和生活矛盾的殖民地时代，或是在光复当时，中国新旧交替对峙斗争下充满了各种混迷和矛盾时代的台湾，吕赫若都能以他进步的哲学和历史观，准确地掌握时代和生活的本质，从而以他杰出的艺术，以成熟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
吕赫若在1947年元月发表《冬夜》于《台湾文化》之后，2 月底就爆发了“二二八”民众蜂起事件。自此，直到1951年他路死在鹿窟的中共地下基地，他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创作。历史地看来，吕赫若因为有鲜明的思想党派倾向，他选择发表作品的刊物，一般地显示一定的党派色彩。1935年代，他的作品多发表在当时台湾籍作家最大的团结组织“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和杨逵主持的《台湾新文艺》上。1940年代，吕赫若把大部分作品发表在与西川满日本体制派刊物《文艺台湾》相抗衡对立的《台湾文学》（启文社）上。
台湾光复以后，吕赫若的汉语白话文作品，分别发表在《政经报》（《故乡的战士》系列两篇）、《新新》月刊（《月光光》）和《台湾文化》（《冬夜》）。而这几个在光复后台湾知识界为重要的刊物，恰恰都由苏新所主编。吕赫若和苏新的关系，于是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注：蓝博洲在《吕赫若的党人生涯》中有专节讨论了他与苏新的关系。见《吕赫若作品研究》，页102—105，联经出版社，1997，台北。）
据苏新自述，1945年10月，他在台湾著名知识分子朋友陈逸松家认识了王白渊和其他著名人士陈忻、陈逢源，决定组织“台湾政治经济研究会”，并刊行《政经报》，由苏新主编（注：苏新《自传》，收《未归的台共斗魂》，页61。时报出版社，1993年，台北。）。据蓝博洲的研究，估计吕赫若在1945年7月和苏新相见于台南佳里。1946年12 月，苏新任《人民导报》的主编（注：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收《吕赫若作品研究》，页103，联经出版社，1997年，台北。）， 吕赫若为了锻炼中文写作，经苏新引介，进入《导报》报社（注：同前揭书，页106。）。1931年台共遭到日帝当局全面镇压逮捕时， 吕赫若是十七岁的师范生。1933年，包括苏新在内的台共诸君子遭受大审，吕赫若十九岁，距其发表名作《牛草》只二年。推想当时对于左倾青年吕赫若，苏新的声名和形象是十分高大的。1946年元月，《人民导报》刊行，历史终于让吕赫若开始了与苏新的工作关系和个人的密切联系。
《新新》月刊在1945年11月创刊于新竹，时间略早于苏新主导的《人民导报》。苏新在编辑上和《新新》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关系，目前尚不明瞭，但是1946年6 月《新新》刊出了一场著名而重要的文化座谈记录，由苏新担任座谈会的主席。参加座谈“台湾文化的前途”的俊彦有：苏新、王白渊、李石樵、黄得时、张冬芳和林博秋等。吕赫若的《月光光》发表于1946年10月的《新新》，可以看出对发表文章的媒介一贯有高度党派选择的吕赫若与苏新的关联吧。
发表《冬夜》的《台湾文化》，也是光复后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思想刊物。据苏新自传，1946年5、6月间，他和当时的知识界朋友，有感于许多台湾籍文化人“（例如日据时代的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戏剧家等）被国民党所歧视（国民党的一些反动报公开骂这些人是‘奴化分子’云云），没有活动的阵地”，开始“酝酿组织文化团体”（注：苏新《自传》，收《未归的台共斗魂》，页66—67。时报出版社，1993年，台北。）。1945年11月，“台湾文化协进会”正式成立，苏新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主任。从组织人事看来，“协进会”是一个涵盖面广阔的统一战线，左、中、右的代表性人物都有。有士绅派的林献堂、罗万伡、林茂生，连震东，也有旧台共系的林紫贵、许乃昌、苏新和日据时代左翼文学家王白渊，中间包括了思想、阶级光谱广阔的省内外文化界、知识界人士。1946年6月“协进会”正式办公。9月，依苏新主张，“协进会”的机关刊物《台湾文化》正式出刊。11月，在苏新主导下，《台湾文化》推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专号，刊出许寿裳、田汉、黄荣灿（后来许被国民党暗杀于台北，黄则仆倒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刑场上）。鲁迅专号一时洛阳纸贵，影响较大。就是在这样一个杂志上，1947年2月号，发表了吕赫若， 于台湾当代文学皆堪称为里程碑的《冬夜》。
《冬夜》刊出后不久，就发生二月暴动，苏新积极参与了在台北的斗争。不久苏新为避开缉捕携眷西渡上海。在国民党严密的追捕形势下，苏新再走香港，把妻子和幼女托人送回台湾。而在台北火车站迎接这对母女，在台北为母女安顿在台北暂时性栖止的，正是吕赫若！
在侦骑严密追缉下，托付照料内眷妻女的任务会落在吕赫若的身上，进一步说明了苏新和吕赫若非仅亲交的感情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联系。事实上，据苏新唯一的女儿苏庆黎的记忆，苏新夫妇对吕赫若有异于一般的爱护、期许和亲交（注：苏庆黎，《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收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页26—27，时报出版社，1993年，台北。）。从1947年底到1948年，吕赫若还在音乐活动上露脸（注：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收《吕赫若作品研究》，页106—107。联经出版社，1997年，台北。）。1949年以后，吕赫若就和文化社会断绝了一切的联系，迨1951年，怯怯的耳语，传来吕赫若在逃亡和战斗的途程中，遭到蛇吻而死的消息。
据蓝博洲初步的研究，估计吕赫若可能在二二八事变后和中共在台地下党发生了组织上和工作上的连系。1949年初，吕赫若似乎已经参加基隆中学支部宣传刊物《光明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也通过鹿窟基地陈本江的领导， 负责直属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大安印刷厂”的工作。1949年秋冬，基隆中学支部遭到破坏，“大安印刷厂”亦仓促关闭。10月，吕赫若已经开始潜入地下，上鹿窟基地工作。在鹿窟深山中，这位才华热情洋溢，思想深刻的台湾人民杰出的小说家吕赫若，负责的是无线电发报这项沉重艰苦的工作。1951年某一个晚上，“他在大溪墘台阳煤矿附近，利用坑外运输用一百五十马力的卷扬机发报。发报之后，在扛起发报机要转移地点时就被毒蛇（据说是龟壳花）咬了”（注：蓝博洲，《吕赫若的党人生涯》，收《吕赫若作品研究》，页125。 联经出版社，1997年，台北。），在克服民族内战的工作岗位上牺牲了。
结论
1945年台湾光复。1946年“国府”发动全国性内战。在 1945 年到1950年两岸基本上处在又统一又内战的形势下，特别是在1947年2 月事件之后，无数在台湾的中国青年，籍不分省内外，民族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在台湾参加了内战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边，并且把毕生只许开花一次的青春，献给了人民和祖国。在台湾文学界，除了吕赫若还有著名的小说家朱点人，著名戏剧家简国贤，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刑场上仆倒。著名先行代小说家、抗日农民运动家杨逵投狱十二年。1951年，吕赫若在鹿窟“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基地的荒山恶夜，在蛇吻的昏迷中去世，并以草席为棺，就地掩埋，至今日而穴迹尸骨渺无踪迹。
在新生报“桥”副刊战场上，从1947年9月到1949年春天， 在歌蕾（史习枚）组织推动下孙达人、骆驼英（罗铁鹰）、杨逵等人推动了内容丰富的关于台湾文学新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在四十年代白色风暴中，歌蕾、孙达人被捕投狱，骆驼英西渡兔脱。
而在创作的领域上，力争克服语言转换所造成的困难，同时又力争写出思想上较深刻、艺术上比较好的作品这个重大任务，吕赫若做出了几乎是唯一的、最早的、最好的贡献。以《冬夜》为代表的吕赫若汉语白话小说的出现，标记着台湾现代文学从殖民地时期解放，当然也标记着在台湾当代中国文学的开端。
而吕赫若短暂三十七岁的一生的思想、创作和社会实践，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与殖民主义相温存的封建主义，对人的平等、解放与和平、友爱怀抱着毕生不逾的热情与信念，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吕赫若的思想、创作，和不避艰险的社会实践，不但是发端于殖民地压迫条件下台湾现代文学伟大进步传统的传承，也是对当代台湾文学丰富的启示。
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