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是解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正确途径_股份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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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基础,决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性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向纵深发展,所有制形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决定,不仅蕴涵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的深邃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的理论,而且做出了关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正确解。

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有一个复杂难解的一元三次方程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问题既是人们非常关心的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改革开放中最敏感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对非公有制成分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摒弃了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认识,使公有制的“纯净性”被打破,对非公有经济的政策发生了从允许存在到鼓励发展再到促进发展的变化,对非公有经济地位的认识,发生了从“补充”说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说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多年来人们的疑惑并没有完全消除。

早在1985年,针对我们允许个体经济的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有人担心的情况,邓小平就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1]111这里就留下了一个难题,按照传统的观念,公有制的“纯净性”被打破,将来怎样向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形式过渡?将来这种公有制的新形式又是怎样的,是否还是传统的国有经济的形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时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1]372但是,邓小平在南巡视察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并没有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要素来规定。在这里,邓小平一方面告诫我们不要怕说深圳走了资本主义,因为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另一方面又说姓“资”姓“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三个“是否有利于”,而没有说是公有制,并且在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中也没有提公有制的规定。这就使我们又一次产生了一个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疑惑,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公有制究竟要不要坚持,如何坚持?

1984年,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邓小平有一个“语惊世界”的判断,那就是他铮铮直言:“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58“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2181988年,邓小平又进一步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1]267但是邓小平还告诫我们:“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116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和全世界一起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共产主义是没有“两制”特色的,它要实行的所有制是全社会所有。《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306。这就使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问题上再一次产生了一个疑问,包含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将来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

人们从邓小平著作中产生的这些疑惑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三个问题:(1)公有制“纯净性”被打破了的旧的公有制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新的形式?(2)既然公有制为主体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什么在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中没有公有制的规定?(3)包含有“一国两制”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将来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三个问题从现实和将来两个角度、微观和宏观的层次提出了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问题,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个复杂的一元三次方程。

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所蕴涵的这些问题,绝不是邓小平的思想前后矛盾,而是表现了他不拘泥于前人关于公有制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敢于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制教条”的创新精神,表现了他在当时形势发展所提出的所有制改革所能采取果敢措施的胆量,表现了他在改革开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拨开云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信念。而对于未来改革的深入发展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新的政策和措施,由于受当时改革开放发展程度和人们认识的制约,这不是一下子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既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关系问题,又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有没有纯而又纯 (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既有从实践到理论的概括的问题,又有从过去到现在的改革发展和从现在的改革向将来发展过渡的实践操作问题。其中心是对现在所有制改革发展的把握。本文只想用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原理,根据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和股份制的思想以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要解放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的论述,从现在所有制改革及其将来发展的方向这个角度,阐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决定,做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的这个复杂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正确解。

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和股份制的思想,是“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理论渊源

有的人认为股份制产生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怎么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那么我们就来先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什么会产生股份制,马克思又是怎样看待股份制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研究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之后,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269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是这样的:从“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肯定阶段)——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否定阶段,即“第一个否定”,否定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建立资本家的私有制)——再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否定之否定阶段,即“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否定资本家的私有制)。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经过两次否定是事物发展的质变,根据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经过否定之否定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后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在这里经过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既克服了肯定阶段只讲劳动者的个人私有制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否定阶段只讲资本家的个人私有制的片面性,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既包括劳动者又包括资本家(这里只是借用否定阶段的术语,是指管理者)双方共有的“个人所有制”。这好像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不是重新建立个人私有制”,而是建立在以协作和劳动为基础的、所有人都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那么在“社会所有制”中,个人如何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现在的股份制和未来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什么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的生产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当看到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展现出惊人的生产力时,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出它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资本论》中认为它“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3]518。“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社会的企业”。“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3]517股份制虽然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开始仅局限于资本家之间的联合,但是它顺应了社会生产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不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即雇佣劳动和剥削性质)的反映,相反,它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否定,是作为单个资本家个人占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虽然当时它的出现还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开始,但“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使股份制必然冲破资本家之间联合的局限,孕育着未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的萌芽。股份制的出现已经表征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并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写道:“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质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4]628、751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所有制”性质的萌芽和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股份公司已开始出现,而真正完全实现“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则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人类进入自由王国。显然股份制是以共有的形式实现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中介。而社会主义又是从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因此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股份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的发展显现出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趋势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中,阐述工人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的任务时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60“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内容很多,从生产关系角度来说无疑应该包括适应社会生产发展要求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

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实来考察,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股份制形式正向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方向变化,“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发展。当初的股份制只是资本家个人资本的联合,而今股份制已超出仅仅是资本家所有的范围,劳动者也加入股份制的行列。股份制的普遍化,现代市场经济股份公司的发展,“雇员持股计划”的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这正如《资本论》中所预言的那样,股份公司的发展,推动和开始了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股份制的实质是资本的联合,资本的社会化,它突破了传统的纯粹私人占有和家庭占有制的狭隘界限,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在美国,如今2.75亿人口中的60%,均为持股股民。除去非成年人口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持股。当今资本主义不仅股份化小、股权扩散,而且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股份制形式,即不是由任何私人、家庭式财团控股的所有制,如基金会所有制,最大的资本所有者也不是传统的资本家,而是大量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的“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还有工人或工会控股的公司和企业等。这些深刻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使得当今的资本主义不仅消除了临危垂死的迹象,反而生机蓬勃,率先把社会发展由工业经济推进知识经济的门槛。

发达国家的股份制向着社会所有方向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规律的必然表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那么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令人费解了。另外再从共产主义产生的基础来看,马克思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4]304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二十多年后,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做出的“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的实现形式”的决定,不仅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原理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同时又是“解放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的具体举措,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股份化小、股权扩散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做法,有的人总只是戴着“左”的色彩的眼镜来评价,说其实质造成劳资利益一致的假象,刺激工人尽力为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便于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不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些举措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对通过股份制这种共同所有向着社会所有方向发展的举动,他们常常采取鄙视的态度,不承认它反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强烈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的社会化性质,否认它显示了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正确解

长期以来,我们片面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社会主义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现象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而加以抛弃,甚至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存现象都加以否定。如果不抛弃“左”的思想禁锢,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和股份制的深刻思想,不摆脱旷日持久的把姓“社”姓“资”的争论说成姓“公”姓“私”的纠缠,就难以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在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上获得更大的实践空间,难以使生产力在更广阔的领域获得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股份制这种共同所有的形式是实现所有制向社会所有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香港回归50年后,资本主义制度要改变的话,还像1956年那样用传统意义上的国有经济去改造它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归国家所有吗?香港现在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的是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大陆的国有企业改革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以公司制为基本形式改造原有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50年后的香港经济还有必要变成传统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吗?如果是这样变,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要进行用股份制改造国有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了。这就是香港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的经济原因,因为股份制是人类社会生产共同需要的社会经济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供了包含有“一国两制”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介。

诚然,邓小平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公有制,但是到作为邓小平思想发展高峰的1992年“南巡讲话”,概括社会主义本质不提公有制的规定,他说的语气是那么坚定、慎重,说的内容是那么清楚、明白。这一思想的重大变化,是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思考的。这绝不是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的疏忽,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消灭剥削中已包含公有制的规定没有必要再提公有制的规定了,而是表明邓小平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在逐步抛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在所有制上的无谓纠缠。他要摆脱传统的公有制模式的束缚,又要坚持公有制,但在当时还没有找出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因而在说香港回归后50年更没有变的必要,绝不是私有制不要变,而是因为股份制已经是香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已不是传统的“私有制”。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没有提公有制,不是不要坚持公有制,而是他认为现在和今后要坚持的公有制也不是传统的公有制形式。改革开放搞了十几年了还要继续深化改革,如果再简单地提“坚持公有制”,怕人误解为坚持传统的僵化的那种公有制形式。而有些人还是用脱离实际的、被歪曲的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特征来解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以僵化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形式作为参考系,预先设定一个不变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奢谈改革和创新,而从来没有对这些“前提”进行思考和质疑,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这些“前提”使他们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那么如何既要坚持公有制,又要摆脱过去僵化的公有制的束缚,提出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任务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邓小平没有能完成。直到生产力经过11年的发展,对改革开放提出向纵深进一步发展要求后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做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复杂的方程的正确解,这就是“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人类社会化生产共同需要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向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转变过程中,股份制这种共有的形式是其不可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股份制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是股份制是属于适应社会生产需要的新社会因素,社会主义使用股份制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倒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使用股份制说明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演变。资本主义的否定和任何事物的否定一样都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质变的过程中,股份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量变的通道,通过股份制这种共有形式的充分发展实现向社会所有制方向转变。

总之,我们只有联系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发展的趋势,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和“解放那些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的思想,进行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研究,才能把握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必要性和创新性,才能深刻理解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求是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所做出的“香港回归后五十年更没有变的必要”的英明决断和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消灭剥削但不提公有制的深邃思想,才能懂得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邓小平著作中的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元三次方程所做出的正确解:“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决定,架起了公有制的纯净性被打破的旧公有制向社会主义新公有制形式过渡的桥梁,解决了概括社会主义本质为什么没有传统公有制的规定的疑惑,指明了包含有“一国两制”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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