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论文,几点论文,高新技术产业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两天里，我和徐冠华副部长、廖晓淇主任一起看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业促进中心，看了好几个初创企业，也听了市里和开发区领导同志的介绍。现在我想对西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作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西安市发展战略的定位
我以前参加过一次关于西安发展战略的研讨会，那是在1996年。当时有关方面认为，应当把西安建设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根据之一好像是西安在古代（唐代）就已经是世界级的商贸中心了。我在会议上发言时曾经委婉地指出，这一战略定位是缺乏足够的根据的。我之所以持有这种看法，原因是这一战略定位不符合确定地区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为了正确地确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首先要对该地区资源秉赋比较优势进行分析；然后根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来确定该地区应当优先发展什么产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商业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商贸中心所要求的资源支撑和唐都长安繁茂商业所依据的条件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以长安城的繁荣来证明现今的西安具有成为西部商贸中心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西安的比较优势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呢？我倒是从西安的一个外资企业——杨森公司得到了启发。西安杨森公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资企业。为了学习它的成功经验，世界管理协会曾经邀请西安杨森的CEO做过一次报告。这位CEO把西安杨森的成功首先归因于战略定位正确。他说，西安杨森是美国Johnson-Johnson公司在中国的一家附属企业，即它是比利时的子公司杨森公司的一个子公司。Johnson-Johnson在中国共有7家附属企业，西安杨森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其他6家企业都在沿海，只有一家在内地的西安。当初不少人笑话西安杨森说，什么地方不能去，却选在西安？这位CEO说，杨森之所以定在西安，是在对该地区的优势和特点作了充分分析以后有意为之的，因为杨森公司的领导认为，西安地区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一是三线建设留下来的人才，二是随后若干年高校培养的人才资源。由于多年来西安地区没有机会或者说是机会比较少，一大批优秀人才便积淀下来。外国投资者认为只要给这些人员以机会，其积极性会极大地被激发出来，这对一个制药企业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他们决定在西安建立杨森公司。他说，看来，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西安杨森在西安地区吸收了大量人才，经过培训，融入了杨森文化，现在已成为业务骨干。
我这次到西安来，听说现在西安市把高新技术产业定为自己的支柱产业，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符合西安的比较优势的。因此，依托于科技人才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上其他方面措施的配合，很可能成为全面振兴西安的契机。
二、怎样发挥专业人才的潜力：制度重于技术
大量专业人才的集聚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需要明确，这并不是它的充分条件，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资源秉赋条件。以深圳为例，那里原有的技术人才数量并不多，但由于它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能够大量吸引人才、聚集人才，所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得相当不错。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先在两个地区发展起来：首先是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地区，然后是硅谷地区。到了80年代后期，128公路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硅谷地区却方兴未艾，不断走向新的高涨。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根据自己的体察，写了一本题目叫做《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的书，对这两个地方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她的基本结论是：决定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新技术发明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否有利于发挥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次在西安高新区的一些见闻使我很受鼓舞。近来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留学生创业活动也很活跃，有些方面甚至比我熟悉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还有新意。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许多企业家告诉我们，开发区给了他们的创业活动许多帮助和支持，这表明高新技术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做好，因为现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稍微慢了一步，很可能就会全军覆灭，所以我们还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发展才行。现在讲工作成绩、讲发展速度往往只是做“纵向比较”，也就是用自己的现在跟自己的过去比。我认为除了进行纵向比较，更重要的是进行横向比较，即跟国内其他高新技术开发区比，看看自己哪些方面强，要发扬，哪些地方做得不足，要学习。还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比，也许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还不能跟美国比，但可以跟有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比比。印度的班加罗尔的软件业发展非常快。听说美国首府华盛顿停车场的网络管理中心在印度。其实印度还不是软件出口额最高的国家，软件出口世界第一的是爱尔兰。为什么要做横向比较？因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有一个规律，叫做“赢家通吃”，不是第一、第二就没戏。如果光跟自己比，即使比一年以前、两年以前、十年以前进步很大，但是如果自己的进步赶不上别人的进步快，那很危险，弄得不好就会被在本行业中占第一、第二位的“赢家”通吃了。这方面，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开发区管委会等等，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除领导上自己找差距、订改进措施外，还可以经常收集企业家、创业者的意见，了解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缺点，在什么地方应该改进，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形成系统的意见，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说到企业制度安排，西安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里集中了大量国有大企业。这些企业的技术力量是很强的，有的企业例如西安电力设备公司不但在全国，在东亚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国有企业的传统体制是一种缺乏效率的企业制度，也束缚了企业的创新活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不外是两条：一是坚决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整体出让等多种办法放开搞活；二是实现股份化改制，即实行股权多元化，同时减持国有股，在这个基础上完善公司治理和实行与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即使产权明确的民间企业，也有一个选择何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能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积极性问题。一般说来，企业规模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规模小更有利于发挥专业人员的积极性，所以“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此外，大的企业组织不适合于从事风险投资，如果要由政府或大企业投资，也宜于采取有限合伙形式。
制度创新在中国特别重要。因为原来是计划经济制度，抑制了创业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把这个制度改成一个符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创业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由谁来做呢？政府责无旁贷。当然，有些事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还需要省政府、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但是无论如何，由政府机关出面去呼吁，去协调，甚至做出决定，这比起企业去一个一个地跑政府部门要好得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还要加强。政府要做好研究工作，争取系统地解决问题。去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人称“中关村基本法”，对促进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制度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就是一个好的范例。当然，一种新制度的建立，除了政府决策，还要在全社会宣传、传播。怎么运用这一套制度来发展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如期权制，发展风险投资等等，不但要跟各个单位协商，想办法把整套制度建立起来，而且要有专门的公共机构，如生产力中心，传播有关的知识，甚至组织引进一些咨询公司，一对一地进行辅导。
我们现在讲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把有些企业可以办的事情、风险投资家可以办的事情都逐步转给他们去办。这是不是说政府就没事干了，政府的职能就越来越消亡了呢？不是这样的。政府应该办的事情很多。我特别提出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许多必备的条件，特别是那些能够发挥专业人才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的建立，政府是责无旁贷的。好的制度建立了，很多人讲到的其他条件，例如人才、技术、资金等等就比较容易具备了。
三、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创业资源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
现在有相当大一部分科技力量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中，其中不乏优秀的创业人才，他们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一支生力军。如果能将这部分力量动员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将是不可估量的。目前发挥他们的作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所谓的院办企业、所办企业和校办企业。应当说，这并不是一种最适当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硅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肆业生、毕业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本身却没有办一个企业。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就是培养了这样一些人才，为其中愿意创立企业的人们提供方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创业、并且用学校的地产建立了科学园区，以很低的价格租给创业者，而并不由自己去办企业。这里的道理在于，现代社会分工很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家各有专攻，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自己经营企业是很难经营得好的；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骛和资源分散，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国内一位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对我说，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的科学技术储备不足，以致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另一方面在校办、院办、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与他们的成就之间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于充分发挥。
在改变校办、院办、所办企业的现有状况方面，现在已经创造了一些经验。例如，联想集团原来是中国科学院全资拥有的院办企业。两年多以前科学院在财政部的同意下将35%的分红权授予业务骨干，然后进一步将分红权转为股权。这样，集团就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虽然企业改制只走出了第一步，但企业已经变得面貌一新，发展非常迅猛。中科院所属的成都地奥集团的情况和联想相类似：它虽然成名已久，但有一段时间由于骨干力量劲头不足，企业发展有点显得停滞。因为中国科学院领导开明，因为成都市政府、四川省政府敢拍板，它比北京有的企业更快地实现了企业制度的转变，这极大地激发了业务骨干的积极性。跟一年以前的地奥比，它的精神面貌、物质设备、科研成果等等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了一批新的投资，选了好的产品。在我看来，地奥一下子上了个台阶，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在一年前成功地进行了转制。
根据已有的经验，为了把广大的专业人员和积极性和创造力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需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这就是：第一，实现校企、院企、所企分离，把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附属企业分拆出去，成为独立的企业。与此同时，根据每个企业的不同情况给创业者以股权奖励，并逐步减持国有股，使之成为规范的公众公司。此外，对于有志于自行创业的专业人员，也应给予帮助和支持，使作为创新之源的中小型初创企业能够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第二，要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安排替代的资金来源。学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的初衷是补充国家拨付的资金的不足，现在把所属企业分离出去了，需要为它们安排替代来源。在我看来，根本解决大专院校办学和科研院所科研资金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基金制度，基金来源包括：(1)原有股权的变现所得，(2)在职发明的提成，(3)知识产权的出售，(4)社会（包括校友）捐赠，等等。斯坦福大学最大的一笔捐助资金是由该校校友、惠普公司的创办人（也是硅谷的创始人）休立特和帕卡德捐赠的，总金额达到几亿美元。
四、大力推进孵化工作的社会化
西安高新区的一些好的做法，有的是从国外汲取的，也有自己的创造。不管属于哪一种，它的一些主要经验是与国外经验相一致的。其中一项，就是为初创企业(startups)提供孵化器。硅谷人把硅谷的性质定义为“初创企业的栖息地”。栖息地是个生物学的说法。每一种动植物都有最适宜自己生长繁衍的条件，例如植物需要一定的土、水、光照、肥等条件，动物需要特定的气候、食物、生活环境等条件。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该种生物就在那里繁衍起来了。初创企业要能建立和成长，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例如工作地点、试验室、工作平台、中试设备，还要有资金、信息、生活设施等等。所谓“孵化器”，就是为高新技术企业发育成长提供种种条件的组织和设施的总和。高新区是高新技术初创企业的栖息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像硅谷这样的科学园区也就是一个大的孵化器。至于具体的“孵化”工作，即各种创业条件则多半是由盈利性组织，例如创业投资家商业地提供的。
不过在中国，孵化器常常被看作由政府设立的有形机构，例如创业服务中心大楼等等。在开发区创办初期，由于缺乏民间的孵化服务组织，由政府出面在开发区设立专门的孵化器（不少地方也叫创业服务中心），为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提供服务，是必要的。现在西安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里面有200多个企业。从孵化器成功孵化出来的企业已经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政府来办孵化器有许多局限性：首先，政府能调动运用的资源数量有限，这就注定了由政府兴办的孵化器其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其次，政府所运用的是公共资源，因此，谁能享受政府的孵化服务必然要有条件限制。换句话说，谁能进入孵化器必须先要经过资格认定。在中国，这叫“高新技术含量认定”。然而，对技术先进性的判断只能由市场作出，而不是任何组织或任何个人所能够提供的。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波什金(MichaelBoskin)说得好：不论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只要能赚钱都是好片。先要经过资格认定，那就势必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支持了100个、200个进入“孵化器”的企业，同时可能把1000个、10000个更好的企业排除在外了；你扶持了若干个本开发区的企业，把大量其他地方的企业排除在外了。因此，由政府来办可以由社会办的事情，往往由于没有竞争性而效率比较低。政府这样一个行政机构的介入，还会因为破坏了平等竞争的格局而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
为了消除这种局限性，要广泛吸收社会资源来参加孵化工作，让各种民间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如咨询服务、融资服务、物业服务、秘书服务等等。与此同时，扩大孵化服务的范围，将它扩展到“创业服务中心”以外，乃至开发区以外。
我在这次考察中高兴地看到，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正是这样做的。那里的多数孵化服务都开始有社会上的盈利性企业介入。这类提供孵化服务的企业正在成长起来，它可以提供房子和办公场所，提供标准厂房，提供开发平台，提供办公场所、研究场所的维护等特殊的物业管理。招揽人才，有人才咨询公司（“猎头公司”）协助。融通资金，有民间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政府用自己的有限资源去做别人办不了的事，除此而外要尽量地让民间去办。
孵化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要进一步拆除围墙，愈来愈社会化。现在条条框框还是太多，进入“孵化器”的企业与没有进入“孵化器”的企业，得到的各种服务还有差别。只要有更多民间组织的参与和民间资源的投入，就可以把有形“孵化器”的围墙渐渐淡化，不是只对进了孵化器内的企业才提供服务，而是对整个开发区，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省一切有商业价值的初创企业提供孵化服务。这样，就能大大提高孵化的速度，在较短时期内孵化出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来。怎么才能够提高孵化的效果，怎么才能够加快孵化的速度，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次考察中有不少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向我们指出，如果这些创业条件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向更多的人提供，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种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