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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光绪年间，中日围绕“琉球问题”有过长达数年的争议。1879年8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转交外相寺岛宗则7月16 日发出的《说略》，内称：“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国史记南岛朝贡事，实在中国隋唐之际。天平七年（唐开元二十三年），太宰府遣使于南岛……既在我政教之下矣。”“保元中（当宋绍兴时），源为朝居伊豆大岛，浮海略诸岛至琉球，娶岛酋大里按司女弟，生男尊敦。为朝还大岛，尊敦立为琉球王，是为舜天王……其后二百余年，将军足利义教赏萨摩守岛津忠国功，赐以琉球（嘉吉元年、明正统六年）尔来，隶属岛津氏为其附庸。”“丰臣氏伐朝鲜之役，命征兵粮琉球，尚宁王仅输其半。德川氏继丰臣氏，命岛津家久发兵讨之。尚宁出降，家久引谒江户（庆长十四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庆长征服之后，并之萨摩封土，统其内政，兵戎其土，吏理其民，经其田，收其税。布禁行令，不一而足。内属附庸，誓文在案。家久得德川氏命，世管琉球地，遣吏人，理岛政，正经界……自此其后，世服萨摩吏治，于今经三百年矣。”“今也，我政府一变旧制，尽废建邦，易以郡县……而非灭人之国、绝人之祀者也。是系我国之内政，宜得自主而不容他邦之干涉也。”（注：全文见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记》下卷，1906年发行，1927年再版，第583—588页。）
以上《说略》是日本政府在有关“琉球问题”的交涉中，最为冗长的一次照会，也是陈述日琉关系最为完整的一次。它直接关系到中日交涉的结局和近代日本“废琉置县”的性质。本文拟就其中的主要观点和日本学界的研究，作些必要的考察。
一 所谓“琉球为我南岛久矣”
日本最早的官修国史《日本书纪》（720 年成书）和《续日本纪》（797年成书）中，确有关于“南岛”的记载。 诸如：推古天皇二十四年（公元616年）“三月，掖玖人三口归化。夏五月， 夜句人七口来之。秋七月，亦掖玖人二十口来之……皆安置于朴井，未及还皆死焉”。舒明天皇元年（629年）“夏四月……遣田部于掖玖”。 天武天皇八年（680年）十一月，“遣使多祢岛”。十年（682年）八月，“遣多祢岛使人等贡多祢国图。其国去京五千余里，居筑紫（九州）南海中……”。十一年七月，“多祢人、掖玖人、阿麻弥人赐禄各有差”。文武天皇二年（698年），“遣文博士等八人于南岛，使寻国”。 三年“秋七月……多
丸、夜玖、奄美、度感等人，从朝宰（官名）而来，贡方物，授位赐物各有差。其度感岛通中国于是始矣”。和铜七年（714 年）十二月，太朝臣建治等率南岛奄美、信觉及球美岛五十二人归朝。灵龟元年（715年）正月，南岛奄美、夜玖、度感、信觉、球美人等， 来朝贡方物。养老四年（720年）十一月，向南岛人二百三十二人叙位。 天平胜宝三年（751年），南岛奄美、夜玖、度感、球美人等。 来朝贡方物，并为南岛七十七人叙位等等（注：见《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一卷下，《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冲绳1971年版，第490页。）。
上述表明，七八世纪时的日本确与“南岛”有所往来。然而，所谓“琉球为我南岛久矣”，以及所谓“琉球国，自上古以来称作冲绳，在南海十二岛之内，为皇国属岛之事，古史亦有记载”（注：日本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十二日，鹿儿岛藩（旧萨摩藩）向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见大山梓：《日本外交史研究》，良书普及会1980年版，第108页。），却无史实根据。
（一）据日本东恩纳氏考察，“冲绳”之称始见于新井白石（1657—1725）的《南岛志》（1719年），其根据是《平家物语》所记载的“鬼界有十二岛，外五岛从属于日本，内七岛不从我朝，名曰白石、アコシキ、タ口岛、硫黄岛、阿世纳（别本记为阿世波）、ヤクノ岛、トホエラブ、オキナワ、鬼界岛。”（注：见《东恩纳宽焞全集》第7 卷，第一书房1980年版，第46页。《平家物语》成书于1183—1333年。）但是，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鬼界十二岛不仅有内外之分，更有从属与不从之别，而从属于日本的“外五岛”，是指靠近九州的岛屿；不从属日本的“内七岛”，是指远离九州的岛屿（注：邻近日本九州南部的岛屿，现今乃有“口永良部”、“口之岛”。“口”字为门户或进出口之意。）。因而，既或把“オキナワ”换成“冲绳”二字，也不能说明便是日本的属岛。
（二）日本古典记载的“南岛”关系，只是一种往来。如文武天皇二年派出文博士前往“南岛”，便是为了寻求有无国家，而文武天皇三年的记载，也不过是度感岛始通“中国”（日本）。在此前后，虽说多次向“南岛”派遣人员，但也只是出使。所以，无论是有人前来“归化”，还是“来朝贡方物”，并不等于日本对“南岛”的统治权。至于给“南岛”人“授位赐物”之事，按照宫城氏的考察，则是为使住在南九州的“隼人”（少数族），服属于本州的国家统治，说明“以大宰府为中心的统治隼人的影响，业已及于多祢（今种子岛）以南的西南诸岛。”（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吉川弘文馆1977年版，第20页。）但“冲绳学”的权威学者比嘉氏认为：当时“大和的统治是否业已积极渗透到当时的冲绳各岛，则属疑问。”（注：《比嘉春潮全集》第1 卷，第491页。）
（三）前述日本和铜七年与灵龟元年的记事中，谈到“信觉”与“球美”两个岛屿。有人认为“信觉”是现今的石垣岛，“球美”是现今的久米岛（也即中国记载的姑米山）。但宫城氏指出，当时日本国家所重视的，当是南部诸岛中的奄美大岛和琉球本岛，把“信觉”视为石垣岛，把“球美”视为久米岛，“除了字音类似之外，并无实证这种说法的史料”，“球美、信觉两岛，可能是接近被称为德之岛的度感的岛屿。”（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21页。）
（四）日本古典记载的“南岛”，是一种方位概念，犹如南方、北方，并不是领土概念。就大宰府的设置而言，当初是为了管辖“九国二岛”。推古天皇在位期间（592—628年），始见大宰府（太宰府）之名。663年以后，府治设在现今九州福冈市东南的13公里处， 其管内的“九国二岛”，是指九州的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大隅、萨摩等九“国”和对马、壹歧两岛，后来才加上多祢岛。日本天长二年（825年）， 其官府称作“总管九国二岛之所”（注：据田村圆澄：《考古大宰府》，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8、66页。）。 天平七年（735年），大宰府虽然对“南岛”的某些岛名、停泊地点、 饮水所在和往来行程等作过标注，“以识归路”。但是宽平六年（894 年）日本废止“遣唐使”后，“南岛与本土的官方交涉也告结束了。”（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22页。）可见，日本古典对“南岛”的记载，并非所属关系。
二 源为朝航渡琉球的传说
琉球国史《中山世鉴》（1650年成书）记称：“大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清和天皇之孙、六孙王八世孙为朝公，为镇西将军之日，挂千钧强弩于扶桑……后逢保元之乱，而客于豆州有年。当斯时，舟随潮流始至此，因以更流虬曰琉球也。国人从之，如草加风。于兹，为朝公通一女，生一男子名尊敦……其为人也，才德豪杰……是以国人尊之浦添安司也。此时，天孙氏世衰政废，为逆臣所弑矣。尊敦起义兵讨逆臣，代之为中山王。”（注：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卷5，名取书店 1941年版，第8、16页。）这种记载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二部琉球国史《中山世谱》从之，清代册封使徐葆光和周煌在使琉球录中也予以转录。于是，有琉球国主乃日本人皇后裔之说。伊波普猷氏认为：“既令这只是传说，不能成为历史家的材料，但对于民间传说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失为好资料。”（注：伊波普猷：《琉球古今谈》，刀江书院1925年版，第281页。）然而，作为历史，源为朝渡琉说，却无史实根据。
其一、《中山世鉴》的上述记载，源于日本的《保元物语》及传说（注：如庆长十年（1605年），日本僧人袋中抵达琉球，滞在3年。 其间所著的《琉球神道记》中，也有“镇西八郎为伴来到此国，威慑逆贼……”，“为友治理此国之时，为降服鬼神之神”的说法，但将为朝被记作为友、为伴（见《东恩纳宽焞全集》第1卷，第一书房1978年版，第308—209页）。）。《保元物语》作者不明，推定为1219—1221年成书。内中记载：1156年，猛将源为朝因参与“保元之乱”——京都发生的皇室及摄政间的争斗，兵败后被逐放伊豆大岛（也称豆州）。嘉应二年（1170年）被追剿时，自杀身亡（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0页。）。也就是说，《保元物语》并未记载源为朝到过琉球本岛。比嘉氏认为：源为朝渡琉“不过是根据薄弱的传说”，将舜天说成源为朝之子几乎是没有根据的（注：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62页、60页。但认为舜天是突破传说之雾而最早出现的现实人物，后来只是统治以浦添（后来的首里）为中心的现今中头岛尻的一部分。）。而东恩纳氏则断言：所谓源为朝漂至琉球本岛运天港，后又从牧港返回故乡之说，乃是“后人附会，不足为信”（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1卷，第281页。）。
其二、舜天王尊敦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据宫城氏研究，“尊敦”在古代琉球的祭祀歌谣中，除了与地名“真庭”相对应外，并没有作为人物而出现。相反，作为“圣主”而出现的，则是英祖、察度、尚泰久、尚圆、尚真、尚清等人。上述歌谣至少是从12世纪开始形成的，若是尊敦在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即大位，嘉熙元年（1237年）去世，理当成为祭祀歌谣所歌颂的对象。因此，宫城氏断言：琉球王统之始祖，“不是舜天，而是英祖”（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3—35页。）。进而，宫城氏指出：《中山世鉴》的编者向象贤，所以将琉球最初的王统（传说中的天孙氏除外）求之于舜天王，并将之作为清和天皇的后裔，乃是出于对自身王统的夸耀。《中山世鉴》中列出的《琉球国中山王舜天以来世缵图》，也是为了“对付源氏子孙岛津氏的强制要求而人为的”（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35页。琉球国史《球阳》记载：尚贞王三十年（1669年），“萨州太守公要看琉球世鉴。于是令儒臣誊写其世鉴，寄以呈览。”）。可见，舜天王统是否存在，也属疑问。
三 关于嘉吉元年琉球附属萨摩说
日本《岛津家谱》和《贵久记》中记载：嘉吉元年（1441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教命岛津忠国“诛杀”有谋反之嫌的足利义昭，并将琉球赏给岛津忠国（注：林炜编：《通航一览》卷1，国书刊行会1912 年版，第6页。）。 这可能是前述日本政府《说略》认为琉球附属岛津氏的原始依据。然而，据现今学界的考察，嘉吉元年以后，琉球与萨摩岛津氏的关系是对等的。例如：日本永正五年（1508年）三月十二日，岛津忠治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便有“抑我国以贵国为善邻焉，实（非）他国之可比量者。”天文三年（1534年）的信中，又谓“本潘以与贵国同盟之故”云云（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一书房1978 年版，第17页。）。永禄十一年（1568年），琉球宫古岛的运祖船漂至萨摩领内，后被岛津忠良送还。翌年，琉球王尚元遣使谢忱之际，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所的信中，也称两国“往古之坚盟，有连续者也”（注：《琉球萨摩往复文书案》，《岛津国史》卷18。见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永禄十三年三月二日，萨摩藩主岛津贵久致聘琉球王尚元，告诸将萨摩、大隅、日向三州的守护职让给义久，信中也称萨琉关系乃是“自他和好，共全唇齿之邦者也”（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而岛津义久在给尚元的信中，则称“贵国与陋邦，虽隔鲸海千里，（但）从往昔有昆弟之约”，并表示欲“修邻好之交义（谊）”（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96页及《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7页。）。
此外，岛津氏对琉球王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阁下”。但永禄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经定致琉球王的信中称“陛下”，天正十三年（1585年），岛津义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谕”字样。因此，东恩纳氏指出：时至日本庆长之前，萨摩对琉球“使用善邻、同盟、昆弟之对等文字”，“岛津氏对琉球的地位并不很高，莫如说是对等的国际关系。在相互往来的文书中，常用对等之礼，毫无命令或下达的意味”。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称“琉球世主返报岛津相模守殿”，也是对等通交，而且是基于岛津氏的要求，仅表同意修交而已。元龟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给岛津氏的回信中，自称“中山王进献岛津修理大夫殿围章”，而内中则称“殊修邻好之交义（谊），倍联绵事，此方以为可同意也”（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7页。）。天正十二年（ 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儿岛奉行的书简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后，不违旧规，可修邻好，事所庶冀”字样（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 卷，第18页。个别文字、断句，稍有改动。），进一步表明了琉球与萨摩的对等地位。
当时琉球与其他日本大名的关系也是对等的。 如日本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种子岛时尧，准其船舶来航的信中，则有“贵国船舶贩运之事，妙满寺业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据以呈报三司官。种子岛以往对琉球有忠节之义，自今年起，可准许贵国一艘船舶贩运之事，特此谕知。”（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 页。）这一信件说明，当时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国的权能来准许交通贸易的，从琉球来看，岛津氏也不外是一贸易国而已”（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天文三年（1534年）， 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国秀试图出兵征讨琉球。岛津氏在将此事报知琉球的书简中言称：“此辈（虽）借得命于幕府，不得假道于敝邑，其无如贵国何。”（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岛津氏对琉球“卖恩”。但东恩纳氏认为，从上述行文可知，“既使岛津氏本身，也不认为琉球全然在自家领内”（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6页。）。天正十年（1582年）， 武藏守龟井兹矩向丰臣秀吉请赐琉球时言称：“公若能诛杀〔明智〕光秀，则日本六十余州将归于掌中。我在国内无所希求，请赐给琉球。”（注：比嘉春潮：《新稿·冲绳的历史》，第159页。）这是把琉球作为国外的又一证据。 丰臣秀吉为了获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取下腰扇为其写上“龟井琉球守”，仅此也可说明当时的琉球并非萨摩附庸（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8页。）。
德川幕府末期，大学头林炜主编的《通航一览》（1853年）中记载：“彼国〔琉球〕在萨摩方面徒谓附属，但是并无现今君臣附庸之姿。”东恩纳氏指出：这是“揭穿真相之言”，并称“庆长以前的萨琉关系，有如学者历来所说的，并没有政治性的意义，莫如说是经济性的”，所谓“彼琉球国，附庸于我藩久矣”等等，“显然是庆长以后，岛津家的政治学者人为的豪言壮语”（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 第19页。）。日本明治初期成书的《南聘纪考》，在嘉吉元年条内言称：“琉球国，原冲绳岛，自往古列（入）十二岛，附庸于萨摩方者久矣。事见长州藏本《平家物语》。 自得佛分（岛津久经）补之地头， 大抵250余年。其间，渐为战国、南北分朝，我藩亦剧扰，未暇以怀远邦。
四 庆长十四年萨摩入侵琉球
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三木靖氏记称：“庆长十四年三月四日，大将桦山久高、副将平田增宗和士兵三千人，搭乘兵船一百余只，自九州山川港出发，平定大岛、德之岛、永良部岛，二十五日从古守利岛登陆，四月五日占领首里城，最终平定琉球。五月十七日带着尚宁王、具志头王子朝盛以下一百余人质，从今归仁出航，二十四日返回山川……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翌年（1611年）九月，尚宁归还琉球。”“至此，已经支配了二国一郡的岛津氏，又增加了一国的统治，扩大了领国范围。”（注：三木靖：《战国史丛书10·萨摩岛津氏》，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版，第267—268页。）
如上所述，萨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与萨摩的关系是对等的。幕府“也历来承认琉球的独立，对其决没有纯然的所有权”（注：《东恩纳宽焞全集》，第2卷，第19页。）。 所谓“平定琉球”或“讨伐琉球”实际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
其一、据佚名作者《琉球渡海日记》记载，当年四月五日，萨军在大湾（渡久地）登陆，则是一边放火一边向首里城逼近，以致沿途百姓弃家逃奔。四月一日，萨军进入首里，说是接管而实际是前所未有的浩劫。据载，当时以桦山久高为首的主要将领，分别带领入侵士兵，将首里城中凡是“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金银、丝绸和珍贵物品，概行登记造册、攫为所有。仅此一事，便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然后，则是分批从那霸运往鹿儿岛的山川港。
其二、扣压人质、迫使琉球屈从。萨军入侵琉球后，将尚宁王等俘至鹿儿岛，除了带往骏府、江户，谒见幕府将军外，实际是被拘留在萨州。据称，及至庆长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尚宁王等被迫出具“誓文”，才得以生还，前后被拘留二年五个月之久。尚宁王归国后向萨州派遣“国质”。如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为国质事，遣金氏摩文亲方安恒六月到萨州。翌年，安恒沾病回国。嫡子松金安基，代父留萨州。癸丑（1613年）十二月回国”等等。尚宁王去世后，改为每年派遣“年头使”，以行聘问之礼。此外，则是遣使谒见幕府将军（亦即“上江户”）。据宫城氏研究，从1634年至1850年，琉球以所谓“谢恩使”和“庆贺使”的名义，派遣“上江户”的使节合计18次。但宫城氏指出：这是萨摩强制要求的，内中含有岛津氏借以炫耀“特殊奉公”的意图（注：宫城荣昌：《琉球使节上江户》，第一书房1982年版，第11—12页、第 1、21页。）。东恩纳氏也称：“历代萨摩藩主都希望晋升为与家久一样的官位，因而讲究种种苦肉之策。最为巧妙运用的，是（岛津）吉贵，而故技重施的，则是（岛津）齐兴”。
其三、强占琉球北方五岛，迫使琉球对萨摩纳贡。《中山世谱》附卷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萨州大守遣……阿多氏等，均井地，正经界，而始为赋税。从此，每年纳贡于萨州，永著为例。”“三十九年……家久公出赐琉球一纸目录。此时，鬼界、大岛、德岛、永良部、与论，始属萨州。”据宫城氏研究，岛津家久派人对琉球进行“检地”之后，责令琉球每年缴纳约6000石“贡米”和芭蕉布3000段（每段约一成人用布长度）等实物（注：宫城荣昌： 《琉球的历史》， 第105页。）。后来，土地产量评定有所更动，负担也有变化。 庆长十八年六月，全部改为银两，但芭蕉布等萨藩用品必须缴纳实物。
其四、萨摩入侵琉球后，变成中琉贸易的盘剥者。当年，岛津氏通过琉球可从中获得“唐十倍”的利润，因而千方百计控制琉球对中国的贸易。如1683年（日本天和三年）琉球购买了中国册封船携带的货物，未经萨摩而直接转销京都、大阪、长崎之后，岛津氏则发出“禁令”，要求琉球只能在鹿儿岛出售。至于琉球特产的出口，岛津氏也要求限定在萨摩交易（注：宫城荣昌：《琉球的历史》，第121页。）。进而， 则是利用琉球遭到洗劫的困境，由萨摩筹款或由萨摩商人出资，使琉球从事“傀儡贸易”（注：参阅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三一书房1970年版，第125页。）。
岛津氏为了长期从中获得利益，于1632年（日本宽永九年）开始，在琉球那霸设置任期3年（也有2年说）轮换的“在番奉行”，其馆舍称作“假屋”。有人将之称为“统监政治”。然而，“在番奉行”之职，乃是具体事务者，不具备“统监”的身份和地位；再者“监视”与“统监政治”的含义不同。据《球阳》记载：尚丰王十一年（1632年），“萨州川上氏率横目一员、附众二员……奉使抵国，以为监守，俗称在番众或镇守官。此时始设旅馆数座，安插其使者”；“崇祯年间经受德（俗叫道雪）奉太平守公命移来中山……始为大和横目，观察球人及镇守官员行事善恶，其后日本人居住中山者多授此职。至于近世。本国之人奉萨州之命而任此职也。”（注：球阳研究会编：《球阳》附卷1， 第590页42条。）可见，萨摩“在番奉行”的实际作用， 也与近代日本兼并朝鲜之前的“统监政治”不同。
总之，大城氏认为：萨摩入侵琉球“与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具有相同性质”（注：大城立裕：《琉球的历史》，第63页。）。换句话说，也即属于对外掠夺和压迫的侵略战争。这场侵略战争改变了以往琉球与萨摩间的对等关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琉球王国的独自体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琉关系。
五 对岛津氏统治琉球的疑问
三木氏在著书中言称：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将军秀忠下书岛津氏，七日家康下达了书简和领有统治琉球的黑印状。”而佐藤三郎氏则称：庆长十四年之后，琉球“新国王继位之际，岛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给予册封。”（注：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第99—100页。）仲地哲夫氏也说：“由于岛津氏侵略琉球， ‘琉球王国’的性质，与以往根本不同了……以‘国王’为首的摄政三司官就任时，要提出申请并使之宣誓忠诚”，“‘琉球王国’已服从岛津氏的实质性的统治。”（注：仲地哲夫氏解说，见宫城荣昌等编：《冲绳历史地图》，第125页。）这些说法， 与日本政府的《说略》可谓一脉相承。但从历史情况来看，则是大有疑问：
一、琉球王就任要向萨摩“提出申请”的说法，显与琉球国史记载不同。《中山世谱》附卷记载，泰昌元年（1620年）“为禀报尚宁王薨、尚丰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读谷山亲方盛韶到萨州”。对此，第三部琉球国史《球阳》（1745年成书）作了详细附记：“先王尚宁无有生男育女，王之亲族、法司、群臣相议，擢尚恭公浦添王子以为世子。已以其事奏闻萨州太守家久公，已登世子位。泰昌元年，尚宁王薨，世子尚恭公九岁，不能治国教民。由是，法司官毛凤朝读谷山亲方盛韶与同僚相议曰：世子尚恭公幼稚，不能任国政……先以其父尚丰公中城王子朝富举登宝位何如？同僚尽心极思曰：公之所言诚是也。然而事已奏于萨州，如何可易？毛凤朝曰：今奉尚丰王即位而后，予赴萨州启奏此事。若事有不成而责咎之罪……予身甘受而已。三法司相议，招集群臣，嘱以丰王登极缘由。群臣佥以心服，即请尚丰王登极位……于是乎，盛韶赴萨州，启奏太守家久公。泰昌二年，太守公遣川崎骏河殿……进香于尚宁王，亦庆贺（尚丰）王即位。”（注：球阳研究会编：《冲绳文化史料集成5·球阳》，第587—588页。）
崇祯十三年（1640年）尚丰王逝世、尚贤即位，《中山世谱》附卷也只是记称：“为讣闻尚丰王薨事，先遣潘氏……五月到萨州”。“本年，为禀明尚贤王即位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七月到萨州”。仅此而已。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尚敬王即位，幕府将军近侍新井白石也只是记称：“十一月琉球使来，贺将军继任，并告其王即位。”（注：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如谓向日本“提出申请”，则当有谁人准允的记载。 而《中山世谱》专门记载日琉关系的附卷，也无此种记载。所谓岛津氏受命“册封”琉球王子说，是难以成立的。
二、所谓岛津氏派遣奉行“指挥”首里政治，或“实质性的统治”问题，这涉及萨摩有无统治琉球的权限。仲原氏在论证时言称：“平定琉球的消息，被传到骏府和江户。七月七日，德川家康便迅速表示将琉球给予家久之意”。继而则称“以下文书可以为证”。但不知是仲原氏的记述有误，还是排版印刷有误，用来作证的文书日期，却是“庆长十四年七月五日”，与仲原氏的记述相差两日。而文书的内容是：“报告琉球迅速平定，系尔之功。因尔进呈彼国，命尔益加处置”。如且不论这一文书没有原始出处，退而言之，既或有之，也只是“益加处置”，而非“封土”。
《通航一览》中记称：“少将家久父子遣使，向执政紧急报告琉球平定之意无日期。七月五日台德院（幕府将军德川秀忠——本文注）发出感谢信，七日东照宫（德川家康）下达意在将琉球国赐给之黑印（状），本多佐渡守正信、本多上野介正纯也有回信”云云。但后又称：庆长十五年，中山王尚宁到江户拜大树（德川家康），乃命曰：“琉球累世中山王之所有也，今无由立别姓，宜还本国以继祖考之祀。又命家久赐琉球租税。于是，家久又引中山王归萨摩”。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记载。它说明当年是否将琉球赐给岛津家久，仍是值得考证的。
根据《岛津家文书》来看，萨摩入侵琉球确实受到幕府嘉奖。当年七月五日德川秀忠致书岛津义久，言称“派遣兵船至琉球，征讨捕获彼党多人，乃至彼国王降服、三司官以下近日到岸，实为稀有之事，详情可告诸本多佐渡守”。同日又致书岛津义弘，所谈内容基本相同。但是在此前后，没有德川家康的信件或文书。七月十三日，家康近臣本多正纯致书岛津家久，内称已将所报用兵琉球之事，“逐一恳达上闻，大御所〔德川家康〕感到欣慰，心情甚好……谓为远渡异国，无与伦比，功劳非浅，料君理当满足。琉球之事，有给予之意，将遣书……进一步呈报彼地情况是为肝要”。这是现今可以查到的有关文书。据此，所谓七月七日家康把琉球给予岛津氏，岂不与这一原始文书矛盾？
此外，萨摩领有琉球的说法实在纷纭。有谓当年七月家康给予岛津氏的；有谓五月下旬“岛津义弘向本多正纯报告平定琉球，从家康那里得到作为自领的非正式许可”的（注：山冈庄八：《德川家康》（21），讲谈社1964年版，第227页。）；有谓宽永十一年（1637 年）八月“配给”的；有谓宽永十二年幕府发给“领知”的；有谓宽文四年（1664年）“配给”的（注：下村氏认为：“宽文四年四代将军家纲致藩主的领知判物中记载……依先前宽永十一年八月四日判物之旨，业已配给，可如件全然领有统治之”（见下村富士男编：《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 卷外交编，风间书房1962年版，解题部分第5页）。）； 还有庆长十四年七月“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赐教书于家久，褒奖其功，以琉球为岛津氏附庸”之说，但却没有可为共认的原始文字。时至1874年3月， 日本外务省官员森山茂，在《琉球藩改革之议》中，依然要求必须改变琉球“一国奉二帝”的状况，以及废除摄政、三司官等称呼，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琉球并未实际归属于日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前清与日本围绕琉球问题的交涉，是在不明日琉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日本政府则是以内含种种疑问的《说略》，来主张琉球为本国所属的。对此，人们不是应该有所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