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思想转变的实质——评张奎良与俞吾金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实质论文,思想论文,评张奎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异化”概念上的对立
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绝对观念。绝对观念被看成神性的过程，即一个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它根据黑格尔《逻辑学》所规定的那些环节而在自身内部进行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绝对观念虽然是整个现实世界的活的灵魂。它自身却没有现实性。它要过渡到现实性，要过渡到自然界，就必须通过自我外化、自我异化的活动。这种自我外化、自我异化的活动是一种完全神秘的举动。实际上推动绝对观念向自然界“异化”的动力，并不是绝对观念自身的什么辨证运动，而是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的“厌烦”，即对抽象的厌烦和对真实内容的渴望。但无论如何，现在通过外化、异化这样的神秘举动，终于达到了自然界，而自然界也就变成了观念的外在形式、异在形式。因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指的就是先验本质的外化，即绝对观念自我外化的活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也即外化概念，是帮助他从抽象观念过渡到自然界的逻辑拐杖。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就是建立在这个拐杖的基础上，没有它黑格尔就不能把他思维中的逻辑旋转和现实自然界联系起来。通过异化这座桥梁，黑格尔就直接把概念冒充为实体，把观念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把认识过程冒充为世界运动过程。因而，异化是黑格尔克服唯心主义内在障碍的救命稻草，是黑格尔在绝对观念和现实自然界之间架起的一座桥，当然该怎么通过这座根本不存在的桥，只有黑格尔自己才知道或者说连黑格尔自己也不知道。可见，异化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基石之一。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论包含着一种倒立着的、目的论的发展观。黑格尔借助异化和扬弃这两个环节所建立起来的体系表现为各种不同运动形式逐级过渡的有机体系，这些运动形式从低级到高级形成一个必然的否定之否定的系列。高级运动形式通过对低级运动形式的否定，就把丰富的发展内容收归于自身；因而黑格尔的异化思想中包含着事物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真实发展过程。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不是内在矛盾导致事物的发展，不是低级运动形式通过自身内部矛盾的展开发展到高级运动形式，而是高级运动形式否定低级运动形式，从而把低级运动形式提升到自己的水平上。完美的绝对观念把自身外化、异化出去，这些被异化出去的各环节只是绝对观念的不完美的表现，所以绝对观念要一个一个地扬弃它们，这就构成了宇宙的发展。所以，异化是否定、是暂时离开目的，而扬弃异化是否定之否定、是回归到目的。先验本质是事物的目的和终极状态，趋向这种状态的“努力”，就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就发展形式来说，这是倒果为因的发展路径，它把终点作为起点、把结果作为原因、把抽象的观念作为现实运动的最后根据。绝对观念成了过程的绝对主体，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抽象主体借以自我发展的预备阶段；因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中蕴涵着唯心主义的、倒立着的、目的论的发展观。
马克思把异化概念从唯心主义的先验本质外化论下解放出来，把它转化成一个唯物主义的、用以表达事物内部矛盾对立关系的概念。在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异化概念主要是表述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对抗性，用以表达“人与人关系的客观颠倒和错乱。”[1] 这种异化，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本质的外化，而是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对立关系；因而这种异化是一种“科学的关系异化”[1]。归纳起来，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著作里，异化有如下含义：第一，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工人“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3]。“物质生产中，……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的过程。”[4] 第二，劳动与人的本质追求相对立。人的本质追求是自由自觉的实践，而“在资产阶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5]。第三，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对立。“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2]。“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2]。第四，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因为马克思把人看作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所以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也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是“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 资本作为实现劳动过程的条件“是和他相异化的财产”[3]。劳动“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7]。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从哲学上看属于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从经济学上看从属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完全脱离了与目的论发展观的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倒立着的、目的论的发展观的表现。而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类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之类的遁词。马克思既不用先验本质的外化来说明私有制和异化现象的产生，也不用先验本质的复归来说明私有制和异化现象的消亡。马克思把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劳动、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私有制和异化；另一方面，只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只有生产力的提高，只有生产力的发展使直接劳动时间不再成为财富的尺度，因而通过盗窃他人劳动时间来获得自身发展条件的必要性消失的时候，私有制和异化才会消除。
二、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的双重性
作为矛盾对立关系的异化概念，在《手稿》中就已经全面论述了。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对立性质描述为四个方面的异化，即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和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者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这里的异化实际上都是对立的意思，因而如果把异化置换成对立，那么这四个方面的异化就变成了四个方面的对立，即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对立、劳动者和劳动行为的对立、劳动者和人的类本质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这里的异化就其作为描述阶级对立的含义来说，它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也没有什么神秘的，马克思在成熟时期所继续使用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异化。
这四个方面的异化都是私有制的表现。但这种作为对立关系的异化概念虽然避免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缺点，却不能完成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的理论任务。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家描述了私有制造成的各种事实，而私有制本身则没有说明，因而马克思提出了从劳动的发展来说明私有制的任务。
那么如何来说明私有制呢？按照成熟时期马克思的观点，私有制是人类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马克思还不能科学地分析劳动发展史，而说明私有制的任务又是迫切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只有转回到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制：“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8]。“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8] 那么，外化劳动、异化劳动是怎么产生私有制的呢？通过异化劳动，人“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8] 因而异化劳动产生私有制的机制就是劳动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对立而转归其他人所有，是劳动以及劳动的成果被剥夺、被占有。因而这里的“异化”就是“与自身相对立”、“被剥夺”的意思，因而，这里的异化仍然是指“对立关系”。
但是作为对立关系的异化概念无法说明私有制，反而要靠私有制来说明。如果说私有制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劳动者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对立，这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劳动者为什么把劳动过程或劳动产品与自身相对立呢？这又必须用私有制来说明，因为劳动者处在剥削关系下等等。实际上，马克思在行文过程中也已经指出：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处于异己的，敌对的关系下，那么“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8] 因为异化劳动本身还需要私有制来说明，所以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制就是循环论证。因而，马克思使用矛盾对立意义上的异化，并没有完成说明私有制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得不进一步偏向黑格尔的逻辑。如果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把异化理解为某种先验本质的外化，就可以摆脱循环论证的困境。套用黑格尔的逻辑，那么共产主义就是人的某种先验本质，这种先验本质使自己外化、异化，就变成私有制，而私有制作为人的自我异化和非现实化，又是人的先验本质借以自我获得和自我实现的预备阶段。因而，人的类本质就通过扬弃私有制而回复到自身，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克服了唯心主义之后，已经渐渐地离开这一套先验本质外化论的逻辑；但是，在还不能唯物主义地说明私有制的命运时，要说明私有制的起源、要在私有制和共产主义之间建立必然联系，马克思又不得不返回到黑格尔的逻辑。这样，就把人的类本质也即先验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外化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又产生私有制；就似乎在私有制之外说明了私有制，而摆脱了同语反复、循环论证的困境。另一方面，既然“异化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外化的结果，那么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劳动复归就是必然的了，这样也就说明了私有制的扬弃以及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在这种理论逻辑中，劳动的异化，就不是指现实的阶级对立关系，而是指先验本质的外化，即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外化。因而，《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具有二重性：既指矛盾对立关系，又指先验本质的外化，即作为人之类本质的自由自觉劳动的外化。马克思既用异化来概括阶级对立关系，又超出阶级对立关系之外，用异化来解释阶级关系的起源；既把异化看作是私有制的结果和表现，又把异化看作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既用异化来描述私有制，又用异化来说明私有制。从表面上看，异化劳动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对立，又可以说明私有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而当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这个概念的时候，心情非常喜悦。但是不久他就发现，在用异化描述私有制的现象时，他克服了黑格尔异化论的唯心主义；而在用异化说明私有制的产生和消亡时，他又回到黑格尔那里去了。因为从异化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黑格尔的自然界向绝对观念的过渡一样，其动力是虚假的动力，不是现实的矛盾推动事物越过自身的界限，而是现实与某种先验本质之间的矛盾推动事物的过渡。因而，马克思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就迅速抛弃唯心主义的先验逻辑而转向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
三、评张奎良与俞吾金的争论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见，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时期异化理论的差别，不在于对作为阶级对立关系的异化事实的确认，就这一点来说，是始终相同的；差别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异化的历史命运，早年是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来评价，成熟时期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评价。俞吾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发表的《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以下简称俞文)一文认为：马克思一直有关于异化的思想，差别只在于对异化的评价有变化：1844年的马克思从“道德评价优先”出发，对异化进行了“伤感主义”的评价；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从“历史评价优先”出发，对异化进行了肯定的评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前后期异化概念的实质差别。
先来分析“道德评价优先”的问题。马克思把作为阶级对立关系的异化分解为四个方面的异化，这是从经济关系上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进行矛盾解剖、进行阶级分析。当然，阶级分析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但有道德因素不等于道德中心主义，因而与“道德评价优先”是两码事。如果认为阶级分析中有道德因素，就谓之道德优先主义，那么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道德优先主义的了。张奎良在与俞文的争论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中指出，如果把《手稿》对异化的“这种描绘就叫作‘道德评价优先’，那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那一章就都可以称为‘道德评价优先’了。……如果说《手稿》中对无产阶级的境遇有过情感式的描述，那也不过是对人的价值沦丧的一种回响。”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为了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起构建一个先验本质外化论的逻辑来说明私有制的产生和消亡，而不是为了对现实的矛盾对立关系、对现实的异化现象进行道德控诉。因而马克思借用人本主义对异化的评价，不是道德评价，而恰恰是历史评价，因为它要说明的恰恰是私有制和异化产生和被扬弃的历史，只不过这个历史说明还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当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就可以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基础上来说明私有制和异化的产生和消亡过程了，这才给了异化一个真正的历史评价。因而，马克思早年和成熟时期在异化问题上的差别，不是道德评价优先还是历史评价优先的问题，而是对异化进行历史评价、历史审判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世界观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评价，是扬弃异化的两条不同道路。把阶级分析中所包含的道德因素等同于道德中心主义，把马克思使用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对私有制历史命运的探索降低为马克思利用人本主义对异化进行道德抨击，这样就大大低估了马克思早年探索的价值。
再来分析一下“历史评价优先”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普遍的商品生产，也即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普遍的商品生产造成两个结果，第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异化；第二，为人的全面的个性发展准备条件。能否说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肯定异化的呢？不能。马克思所肯定的只是异化之中所包含的促使人类解放的因素，肯定异化之中所包含的生产力，而不是肯定异化本身。俞文认为马克思肯定异化现象，实际上是在论述中悄悄地把马克思对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普遍性和全面性的肯定转化为马克思对异化的肯定，把异化现象之中的生产力的积极意义转化为“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这种论述包含着某种诡辩的因素。所谓诡辩就是利用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立面的混同。比如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失败中所包含的经验教训是成功之母，而不是说失败本身是成功之母。如果有人故意失败，再拿“失败是成功之母”来为自己辩护，这就是诡辩；因为这就把失败中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和失败本身混同起来了。这种论辩法在哲学史上屡见不鲜，在政治辩论史上更是被经常使用，例如库诺的思路：生产力是好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发展，而世界战争拓展资本主义发展空间的，因而反对战争就是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不应反对而应支持世界大战，等等。俞文把马克思对异化关系中生产力因素的肯定转变成马克思对异化本身的肯定，就使孜孜探索扬弃异化的马克思转化为对异化大加赞颂的马克思，而与这样一个马克思遥相呼应的是一个以道德中心主义的标准对异化进行感伤主义、美文学式的抨击的早期马克思。这样来评价马克思，难说不失之偏颇。
张奎良对俞文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他是在俞文所设定的框架之内提出意见的，也就是说他也是围绕着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来展开论述的，虽然他认为道德评价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而改之为价值评价。正是因为如此，张奎良就把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也看作是他重新启用了“价值评价优先”的结果，这是比较牵强的。马克思一生都在探索扬弃私有制、扬弃异化的历史道路，早年从人本主义出发，用黑格尔的异化逻辑即倒立着的发展观来寻找扬弃异化的道路；成熟时期，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演进上来寻找扬弃异化的道路；晚年，马克思从东方革命民主主义的高涨上，来探索扬弃异化的历史起点。如果把马克思晚年的严肃探索看作是又回到了“价值评价优先”，那就低估了这些探索的意义——既低估了它的现实意义，也低估了它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