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易远宏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东 广州 510091）
摘 要：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刘易斯转折区，劳动者工资水平提升是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动力。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农村空心化问题、农业从业人员的低素质和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乡村振兴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依据，阐述了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从培育体系、金融支农、加大政府投入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视角提出了建议措施。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生产体系提供强有力的实施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是新时代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民主自治的有力践行者，是现代农业科技文化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实践者和传承者，是现代乡村生活方式和乡村文明的倡导者，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引领者。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新型职业农民的涵义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具有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技能的高素质农业专业从业人员，如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家、农业技术专家等。其中，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技能是新型职业农民的显著内涵特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具有以下四个特征，即占有或长期使用一定规模耕地用于生产；农业生产是其主要经济来源；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在农村居住等，同时具有技能性、先进性和职业性等优点。2017 年农业部出台“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 年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2000万人，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超过35%，培养现代青年农场主6.3 万人。如何进一步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促使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抓手，推动乡村振兴实施根本上要依靠人的现代化，要依靠人才的支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要素，对农民投资，为农民提供更多接受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生产要素。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新型职业农民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培养具有“懂农能力”、“爱农精神”、“强农素质”和“民主法治”的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提高农民“懂农”的能力，提升职业技能。从培育对象来看主要是中老年为主，其文化素质较低，对新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有限，缺乏创新能力，培育的重点应立足于提升创新能力、科技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实现科技兴农。其次，要培育农民“以农为荣”的职业价值观，认可、肯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状态、职业价值等，使其成为农耕文化的传承者、农业科技文化的实践者。农民只有爱农业、爱农村，才能真正发展农业经济和振兴农村。第三，要让农民具有“强农”素质和“诚实守信、忠诚奉献”的职业道德素养。培育农民重视农业生产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通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第四，要加强法制教育，提升农民“民主法治”意识，完善农村的民主法治制度。目前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自治意识淡薄，要强化培训、宣传，提升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大数据发展拓展了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使教育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以大数据为依托，“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丰富多彩的教学软件，便捷的手机APP，为学习提供便利，提升了教学质量。这对大学英语教学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生存的危机。随着新生入学英语水平的提高，大学英语学分比例开始下降，由原来的16分压缩到9分或6分；越来越多的大学新生只需要学习一年的大学英语，甚至有些学生英语成绩优秀者可以免修。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依据
(一)劳动力转移理论
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的能力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实践的结果，学习才能就要接受教育，耗费资本，最终固化在学习者身上。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由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能力的组成部分，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的才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货币收入和心理收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投资的形式主要有保健投资、教育投资、职业培训、迁移投资和信息投资等。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经济增长份额绝大部分是由外生的技术进步贡献的。舒尔茨指出没有看到人力资源质量改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才产生对增长余值的困惑。卢卡斯认为舒尔茨的学校正规教育和阿罗的边干边学或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培训的两种途径。舒尔茨还提出发展中国家农业落后和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质量不足所致，政府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农民投资，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就是对农民投资。[2]
（二）人力资本理论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式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农村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城市工业部门的相对高工资吸引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外流。当工业部门的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劳动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被吸收殆尽。为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因此完全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发展刘易斯模式，认为农村不仅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还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1]托达罗认为城乡之间的预期收入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而预期收入差异取决于城市实际工资、城市就业概率、农村实际收入，决定就业概率的因素主要是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拉文斯坦提出的推拉理论认为推力和拉力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城乡的生活水平、生产效益、公共服务、气候环境等都会左右人口移动的推力和拉力。根据推拉理论，只有着力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才能形成吸引劳动力回流的拉力。
在现有的培训体系下，单纯依靠于农林院校已不足以支撑，必须要充分利用国家开放大学系统的网络优势，拓宽新型职业农民信息化教育渠道，才能具有规模效应和效率。如广州市政府的“羊城村官上大学”项目就是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广州分部，亦即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全面推广的学历教育，办学效果显著，获得同行的充分肯定，社会反响良好。7 年来，受益人数10008 人，已有4466 人取得大专毕业证，327 人获得本科毕业证，全市村两委干部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由项目实施前的12%增加到39.7%，147 名学员被选拔到街镇等上级部门工作，139 人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8 人次获国家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16 人次获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
（三）公共产品理论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投资的主体来看，我国农民自主进行投资的意识薄弱，而且投资的潜力不足。2016 年我国中央财政拨付的农民培训补助经费13.86 亿元，虽比上年度增长26%，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美国年均对农民的教育经费投入达600 亿美元，德国的教育总投资中有16%用于农民教育。广东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中，大部分用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总和占比不足16%。广州市这两项人均支出中，绝对规模虽比其他市要高，但总体占比还不足12%，而总体规模与城市居民相比，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是城市居民的1/3，医疗保健支出是城市居民的1/2。从我国农村财政投入结构来看，基层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视不足，从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础设施投入缺乏。[4]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民职业培训投入持续增加，但农民参与的热情和主动性不高，培育生源缺乏。
（四）内生发展理论
目前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体系中，相关的规划内容、培育选定的对象、培训培育的方法、认定的方法方案、动态管理等缺少总体的规划实施方案。没有省级的方案，下级实施单位没法有统一的原则制定地方政策，没法更好地推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资源缺乏、机制欠完善、培育模式较单一、缺乏社会化参与机制、相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5]在培训内容上由各级政府统一制定，脱离实际，过度强调共性，没有因村施教，而只是千篇一律的进行培育，其效果和意义不大。另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滞后，据农业部统计，专兼职培育的教师仅10 万名，师生比严重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充分认识农村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6]培育的方法单一、机械、滞后，以灌输为主，培训的过程和方式有待改进，单纯的理论教学和课堂教学，就目前培训对象的文化素质难以消化和应用推广，必须要结合现场教学和示范性教学。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
自2012 年起，经过几年的探索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各试点县初步找到能有效结合当地实际且切实可行的培育方案。如阳春市以其优势产业即蔬菜、水产、生猪等，创新扶持政策，着力培育先导产业的新型职业农民。梅县鼓励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农资和农机等方面获得政府的农业补贴资金支持。高州市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以及农业技能培训，培育农业企业带头人，发展基地化生产等。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一)培育对象素质偏低，新型职业农民储备不足
为了提高农民的整体综合素质，必须要农民参与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来，通过提升学历水平，不仅能获取专业知识，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新农业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时还能吸引更多的青壮年留守农村，为三农服务。因此，必须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7]
走廊联通其他成片的耕地和其他绿地，形成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廊道。同时，使用耕地、基本农田代替当前河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不仅不会削弱其绿化效果，还可以将田园风光、村落与城镇景观展现出来，增加意境。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投入不足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公共产品的投资行为，如果仅依靠私人对职业农民培育投入，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对于纯公共物品一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而对于准公共物品可以由政府和受益人共同提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投资就是一种对公共物品的投资行为，因此政府要承担更多的投资责任。
表1 广东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三）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不健全
内生发展理论倡导基于区域内生资源，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实现区域综合利益最大化。内生发展理论立足于传统，彰显区域特色同时突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注重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避免病态发展等，强调发展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结合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要表现在培育具有文化自信、技术创新、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农民。
四、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措施
（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当前广东省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智力结构、性别结构都不合理。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以及滞后的农村保障体系和低下的社会服务水平，使很多高素质农业人口非农化或兼业化生产，从而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农业设施的高效利用形成阻碍[3]。佛山高明区的塘湖村常住人口就两位老人，农田和山林都荒废了，南方都市报报道珠三角城镇化率超过80%的同时，边远存在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南雄市232 个村庄有158 个被认定为空心村。另一方面，由于受小农意识左右，农民较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远规划，认为培训既费时又耗钱，参与培训的意愿和热情较低。从目前广东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结构和智力结构来看，接受过高中或以上教育的占比不到10%，整体学历不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日益减少，同时有从事农业生产意愿的青壮年也逐年下降，严重阻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中，高中水平及以上仅占8.3%，绝大部分是初中和小学水平，未上过学的占6.4%。我国农民文化素养低下，对文化资本积累相对匮乏，提升缓慢。同时由于农民社会网络狭窄，不知如何获取培育学习的机会，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阻碍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推进。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努力，近年国家终于针对内部审计提出了有明确指向的法律出台。自从审计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区各级别都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依据硬性指标和实际情况出台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国家层面的规章制度在基层得到了充分地落实和施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内部审计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和突破，与此同时，这也对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独立性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内部审计人员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表面上来看内部审计工作的发展态势是喜人的，但实际上不足之处还要很多，新的准则和规定颁布施行时间较短，实际执行过程中无法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所以完善的脚步还不能停歇。
在培训内容的开发上要结合不同地域的特色差异，满足不同需求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设置。首先，要做好充分的调研，了解不同地域农民的需求，培训内容要多方面，除了农业技术，还应增加经营管理、政策法规、金融支农等方面。其次，在培训形式上和教学手段上要有创新，突破原有的传统模式，结合田间教学和操作示范，强化培训效果。[8]第三，要运用互联网，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利用远程教学、农业技术交流等形式，拓宽农民视野，提升培育效果。
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黑格尔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来源，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二是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是批判地继承，而批判是主要方面;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而消除了其哲学的唯心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扬弃。马尔库塞认为，这三种观点均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延续性，因此，需要重新阐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此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有正确的理解。
（二）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投入的力度，引入社会资金投资
政府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人，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拨付职业农民培育的专项资金。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意识到教育投入的重要意义和增收效果，鼓励职业农民培育的受益人之一即农民自觉投入资金培育。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培育市场，鼓励商业银行向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抵押贷款，吸引本地企业对职业农民培育进行投资，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资结构。
（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以支持农业发展
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有限，其满足率较低，农村资金需求更多的是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渠道，正规金融供给滞后于农村资金需求，严重制约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正规金融满足率较低的原因在于低收益和高风险，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大，同时又缺乏抵押物，农民贷款额度较小且分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成本，削弱了金融机构的收益。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难以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因此亟需提升农村金融的服务水平和业务范围来支持。首先，要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管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建设农村金融市场，设立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鼓励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其次，通过政策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对涉农贷款的金融机构进行税收减免或利息补贴，同时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差异，如户籍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清除农村资金回流的制度障碍。第三，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抵押制度，扩大农村金融品抵押范围，使农民能顺利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撑。最后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形成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结合，扩大投保范围，引导农户积极参保，转嫁风险。
（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吸引农业人才回流
自2013 年以来，农村社保改革不断推进，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提升，但与城市社保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吸引农业人才回流，稳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群体，我国应继续深化农村医疗、养老社保的改革，加大覆盖面，强化社保的保障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医疗环境；持续探索新型职业农民社会保障补偿机制，设置专项资金对新型职业农民参与社保进行补贴。
五、结语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能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空心化问题日趋严峻背景下，由于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完善、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培育对象的储备不足等都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政府在逐步加大农村财政投入的同时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要侧重于引导社会资本进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来。同时要不断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吸引农业人才回流，以促进农村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二元差异，早日实现乡村振兴蓝图。
1065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inking of ultrasonic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参考文献：
[1] 李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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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符莘悦，郑瑞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对策[J].当代职业教育，2018（4）：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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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洪，梅文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南农业，2018（5）：62.
[6] 杨璐璐.乡村振兴视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浙省个案[J].改革，2018（2）：143.
[7] 王仙芝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问题与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18（24）：170-172.
[8] 邓志军等.江西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举措[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9（3）：68.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385（2019）05-0074-05
*基金项目： 2014 年广州市属高校科研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广州市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1201430716）；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2018 年度科研基金项目“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8KY08）。
收稿日期： 2019-09-03
作者简介： 易远宏，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
标签：乡村振兴战略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培育体系论文;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