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及藏传佛教的接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西藏论文,日本论文,净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① 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然而囿于资料，他们的这些活动不被人们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这一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东本愿寺与藏传佛教的初步接触
在日本佛教对外扩教过程中，京都的东本愿寺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海外开教、扩教的先驱。1873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渡航上海做开教考察，其行成为近代日本佛教在华开教之始，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位亲自接触藏传佛教并向日本佛教界进行系统介绍的人物。
小栗栖香顶（1831～1905），号八洲，生于丰后国大分郡（今冈山县大分市）真宗大谷派的妙正寺。8岁从父亲学习汉文儒家经典。10岁随父北上京都，得僧籍。以后在京都及家乡的寺院中研习各教要义。1868年3月，被授予东本愿寺中最高的学阶“三讲”之一的“拟讲”学阶。1870年，他响应政府“开拓北海道”的号召，和宗主大谷光胜② 一起到北海道布教。小栗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稣教，“但这首先得说服中国僧人”。③ 1873年7月，受东本愿寺派遣，小栗栖从日本长崎抵达上海，做开教之考察。8月，赴北京龙泉寺学习汉语，并到五台山等地巡游。在五台山巡礼佛迹期间，他就佛教的传播途径作了详细的考察，尤其对藏传佛教极为关心。在会见真容院主江师时，向其求问“西藏藏经与支那藏经同否？隋世达摩入支那兴禅宗，西藏有此宗否？唐玄奘入印度，传俱舍唯识，西藏有此书否？金刚智、大广智入唐开密教，西藏教与密教异否？《大日经》、《金刚顶经》说三密法，西藏教诵何咒，结何印？密教有攘灾胜敌，即身成佛之秘诀，西藏亦有此法否？密教以地水火风空识，为大日法身，以三密加持，显得佛身，西藏教亦有此事否？闻红教主发思叭，黄教主宗喀叭，新旧二教，径庭在何？闻西藏亦蒙古之一部，果然否？西藏有大主、回回二教否？数十年前，英人取印度，土人归外教否？”④ 等一系列问题。在北京一年期间，小栗栖香顶师从雍和宫的九世东科尔（亦译作“洞阔尔”）呼图克图土登晋美嘉措（1820～1883）学习、研究藏传佛教。次年8月，他因病归国，在家乡妙正寺静养时，根据自己藏传佛教知识，并参考魏源《圣武记》中的《抚绥西藏记》与《后记》写成《喇嘛教沿革》一书（共三卷），1877年在京都出版，东本愿寺执事石川舜台撰写了汉文序言。该书成为第一部由日本人撰写、面向日本读者系统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不仅成为日本人了解藏传佛教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激发了日僧赴藏“求法”的热情。该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俄战争后，日本各宗在华的传教范围进一步扩展，日本僧俗各界人物与内地藏传佛教界之间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可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理藩院档案中窥见一斑。如1902年9月20日，本愿寺“特命全权大臣内田康哉交到《甘珠尔》经四箱，现经本庙安设在法轮殿供奉。”⑤ 西本愿寺僧人堀贤雄⑥ 甚至提出欲入雍和宫为僧。1905年12月，雍和宫得木奇丹巴等人专门向清朝外务部提呈了报告，外务部接到呈文后，答复：“查中国庙宇，向无外国人在内随众唪经为徒，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亦无准收外国人为徒之明文。日本人堀贤雄情愿唪经为徒之处碍难允准。”⑦ 堀贤雄的入寺要求未能如愿。
二、东本愿寺僧人能海宽、寺本婉雅的入藏活动及其失败
从现有资料来看，明治中期涉足中国西藏的日本僧人共有三名，即河口慧海与能海宽、寺本婉雅。其中河口慧海⑧ 是黄檗宗僧侣，在此不赘。其余二人均是东本愿寺僧人。以下就他们的进藏活动做一简要介绍。
能海宽（1868～1901），岛根县人，法名法流，号石峰。12岁时在京都东本愿寺剃度为僧。1886年，入京都东本愿寺的普通教校（今龙谷大学前身），潜心学习佛教。1890年北上东京，进入庆应义塾学习英语，次年转入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跟随从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真宗大谷派僧人、著名学者南条文雄（1849～1927）学习梵文。1893年7月毕业。1896年5月，能海宽向东本愿寺提出入藏申请，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对西藏进行探险，并要求总本山提供必要的进藏费用。⑨ 1897年9月，东本愿寺寺务长石川舜台批准了能海宽的入藏申请。次年11月，能海宽领到了先到重庆停留5个月，并得到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⑩ 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全文如下：
西藏达赖喇嘛教主狮座恭维：教祺安吉，福寿圆满，曷胜额庆。西藏自古佛教盛行，风俗淳朴，唯因山河辽远，交通不便，未曾闻有敝邦人到境观光者，少洵为憾。本寺兹遣派能海宽，亲问教主安好，并究教法之源流，考经文之异同。该员始到贵境，未通人情风俗，而探教求经之业固非容易，如蒙慈航指导，保护远人，俾伊得窥一斑，则不啻本寺之幸，实斯教之幸也。肃此布恳，并请崇安统希，慈照不戬。大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大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1)
1898年11月12日，能海宽从神户乘船踏上了去西藏的旅程，后经由南京、重庆、成都，于次年5月12日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当能海宽从日本启程时，东本愿寺的另一位僧人寺本婉雅亦以入藏为目的，已先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寺本婉雅（1872～1940），爱知县人，1888年7月毕业于京都府立中学。1895年入真宗大学第二部学习佛教，因立志入藏，临毕业前退学。1898年6月，受东本愿寺派遣（但未提供经费）开始了入藏旅程。经神户、上海，于8月抵达北京，师从雍和宫喇嘛仁钦尼玛和沃塞嘉措二人学习藏文、蒙古文。1899年3月4日，寺本婉雅从北京出发，南下上海，再溯长江而上，经汉口、重庆，于6月27日抵达打箭炉，与能海宽会合。
能海、寺本两人的进藏活动受到了当地官民的抵制。当时打箭炉厅同知刘仁齐表示他们只能在“普通意义”上的藏区即巴塘、里塘游历，除非特殊的许可，由此再不能西进。于是二人只好决定先去理塘和巴塘一带。7月8日从打箭炉出发，7月20日抵达里塘。当地的寺院喇嘛知道他们的身份后，不愿给他们提供托运行李的乌拉和粮草服务，这使能海、寺本二人一筹莫展。困顿、无奈中在里塘停留了近半月之后，于8月3日从里塘出发，11日抵达巴塘。两人立即与当地的军粮府粮台吴文源联系，请求提供入藏的护卫和随仆，但他们的请求不仅未予批准，而且被勒令停止入藏活动，立即返回打箭炉。巴塘江卡土司还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专门给粮台吴文源递送了一道禀书，云：“缘近闻得，巴塘现抵有洋人二名，由省随带牌票，欲进藏等语。小的僧俗人等，现已议结阻滞，我等界内不能前进，伤害黄教佛门，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12) 10月1日，在四名土司士兵的武装“护送”下，他们二人一起踏上了归途，22日返抵打箭炉。寺本婉雅与能海宽告别后，经重庆乘船至上海，独自返回日本。但是，能海宽不甘心失败，继续打探新的入藏途径。此后他在打箭炉一直停留到次年5月，此间他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搜集和对藏文经典的翻译，并对勘了藏、梵文《金刚经》，把《金刚经直译》（上、下两卷）、《弥勒菩萨誓愿经直译》、《无量寿智经直译》《般若心经直译》等寄给了南条文雄。
惧于再遭藏族群众的抵制，能海宽遂又计划改道经由青海入藏。1900年5月17日，能海宽从打箭炉出发，经由成都，于6月24日进入西安，7月23日抵达甘肃兰州。再沿湟水西行，于8月14日到西宁，次日抵丹噶尔厅（今青海湟源），准备在这里等待入藏商队，蒙混入藏。不幸的是，他的财物在丹噶尔被盗，由于没有足够的入藏旅费，不得已他又打消了从青海进藏的念头，懊悔之中折回西宁。但他没有放弃入藏计划，计划返回重庆后经由云南进入西藏。8月26日，他从西宁南下，经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循化（今青海循化）、河州（今甘肃临夏），于11月4日抵达重庆。
1901年2月20日，能海宽装扮成一名内地的汉族僧人，带着一名仆从又从重庆出发，计划用二百天左右的时间，在8、9月份到达拉萨。后经贵阳、昆明，于4月16日抵达大理古城。在大理停留三日后，准备向云南丽江进发。当时能海宽计划的入藏路线是：大理——丽江——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阿墩子（今云南德钦）——江卡（今西藏芒康）——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拉萨。(13) 能海宽大概预感到了由滇入藏旅途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于是临出发的前夜，即4月18日，他给自己的老师南条文雄写下题为《不惜身命》一文，并把自己的一些文字材料让仆从送走。他在《不惜身命》一文中写到：“现在我用极少的钱深入内地，步履艰难，前途未卜。但无论千难万险，现在只有把惟一的生命托付给佛陀了，决心越过云南。我让雇工返回重庆之际，捎去此信，今后通信大概很困难。明日向丽江出发。明治三十四年（1901）四月十八日。”(14) 此信成了能海宽的绝笔，从此再无音信，成为日本明治中期进藏“求法”路上的不归之人。(15)
再说寺本婉雅返回日本后，1900年8月，他又以陆军翻译的身份随日军再赴北京。抵京后，他不仅将在北京黄寺和资福院搜获的两套藏文《大藏经》运至日本，1901年7月，还诱使藏传佛教高僧、雍和宫著名活佛阿嘉呼图克“访问”日本月余(16)。1903年2月，他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为名，潜入青海塔尔寺，在这里滞留了整整两年。1905年5月，他经青海成功潜入西藏拉萨，实现了其多年来的入藏夙愿。抵达拉萨后，他先后到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巡礼”。他在拉萨只停留了三个星期。6月8日，他从拉萨奔赴日喀则，后经江孜、帕里、噶伦堡、大吉岭，于8月22日抵达加尔各答，10月回到神户。
三、西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4年4月，英军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攻克了战略重镇江孜，7月逼近拉萨城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出走，北上避难求救。1907年11月29日，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启程，经西宁、兰州，于次年2月18日安全到达五台山，受到地方官员和僧俗群众的盛大欢迎。达赖喇嘛到达五台山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德、美、俄等国的驻京使节等，纷纷前往五台山看望达赖。早已获知消息的日本更是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达赖喇嘛的拉拢活动。日本参谋本部与驻华公使馆便是这些计划的具体策划者，寺本婉雅充当了具体执行者和中介者。当时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成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与达赖喇嘛的会见，其次是促成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的计划。
1908年5月8日，寺本婉雅从日本赶到北京，与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见面后迅速奔赴五台山。6月2日下午，达赖喇嘛在菩萨殿会见了寺本婉雅，寺本转呈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和参谋次长福岛安正的亲笔信和礼物。大谷光莹赠送的礼物有：木制观音立像一尊（高一尺八寸）、红地龙纹织锦三卷；福岛安正的礼物是十连发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17) 福岛在信中还邀请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寺本婉雅反复强调佛教是日本、西藏和蒙古所特有，西藏问题是关系东亚全局的重大问题，并建议达赖秋天进晋北京以后，寻找机会到日本“观光”。寺本还告诉达赖：东本愿寺法主本欲亲自飞锡五台山会晤达赖喇嘛，但由于患病卧床，将派西本愿寺法主专程奔赴五台山面晤达赖喇嘛。这样，本为东本愿寺僧人的寺本婉雅，为曾三次派遣中亚探险考察而闻名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 与西藏结成关系创造了契机。此后，寺本婉雅频频与达赖喇嘛的随从堪布接触，劝诱他们进言达赖喇嘛晋京以后到日本“观光”，还许诺如果达赖经印度返藏的话，日本可以保证其安全。同时在晋京时让藏兵观看日本士兵的训练情况等。
6月10日，达赖喇嘛分别给大谷光莹、福岛安正回信，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对赠礼表示感谢，至于“信中所劝之观光贵国之事，余将晋京之秋，相愿商量”(19)，同时给大谷、福岛回赠释尊佛像、西藏氆氇、藏香等礼物。同日下午，达赖喇嘛还在菩萨殿召见了寺本婉雅，为表彰他在“西藏佛教和日本佛教联络方面付出的辛劳”，赠送了西藏产氆氇及藏香。(20)
6月11日，为了落实本愿寺法主与达赖的会见等事宜，寺本婉雅从五台山返回北京。16日到公使馆会晤青木宣纯，就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情况进行汇报，并就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21) 会见达赖之事进行商量。7月5目，寺本婉雅与西本愿寺代表甲斐宽中一起从北京奔赴五台山。于10日抵达五台山，迅即与达赖喇嘛的幕僚德瓦堪布谢庭华联系，要求谒见达赖。12日二人在菩萨殿谒见了达赖喇嘛，并将大谷光瑞的慰问信和礼物转交给达赖。
7月31日，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在香川墨识、堀贤雄、甲斐宽中、峰旗良元等西本愿寺僧人的陪同下悄然抵达五台山，住进显通寺。大谷尊由在五台山停留了4天，此间与达赖喇嘛在菩萨殿会晤两次。一次是8月2日上午，由谢堪布担任达赖的翻译，甲斐宽中担任大谷之翻译，双方都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大谷在会谈时说：“日本国京都西本愿寺法主（按：即大谷光瑞）之足迹曾遍及印度、西域、支那各省，但因西藏路途遥远，山河阻隔，尚未游历，因以为憾。现今法王（按：即达赖喇嘛）驻锡五台正欲晋京，我听到后非常高兴。我法主派我特向法王请安，今天得到亲切会见感到荣幸之至。”(22) 另外一次是8月4日上午，这次的谈话内容比较广泛，(23) 由寺本担任大谷尊由的翻译。会谈结束后，达赖喇嘛给尊由赠送了哈达，同时还将三条白色长幅哈达一一递给大谷尊由，指出这三条哈达是分别献给日本天皇陛下、京都西本愿寺法主、驻北京日本公使，另外把自己曾穿过一次的西藏制袈裟转赠给大谷光瑞，还有铜佛及经典。大谷尊由一行对达赖喇嘛给日本天皇和日本公使转赠哈达一事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这也许是达赖准备与日本政府接触的一个信号(24)。
8月5日，大谷尊由一行返回北京，后经由山海关、朝鲜返回日本。随之，寺本婉雅的使命也暂告结束，他与达赖喇嘛告别后于同月7日返回北京。
总之，达赖喇嘛与大谷尊由的这次会晤，是日本西本愿寺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通过这次会晤，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双方都表达了应该加强佛教和文化交流的愿望和意向。
四、日本西本愿寺与西藏互派留学生
1908年8月，西藏方面派遣擦珠·阿旺罗桑活佛到日本留学，西本愿寺派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两位僧人赴西藏留学。
青木文教（1886～1956），滋贺县人。早年入京都府立中学，后进入佛教大学（今京都龙谷大学的前身）学习。1909年9月，正在佛教大学学习的青木文教，被大谷光瑞选定为派往佛教圣地西藏的留学生后，先派往印度调查佛教遗迹。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大吉岭，当时正在英国考察的大谷光瑞获知消息后，认为达赖喇嘛流亡在外，正是建立“友谊”的好机会，于是立即打电报给正在加尔各答的青木文教，命他迅速赴大吉岭面见达赖喇嘛，并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亲笔信(25)，让青木转交。得到英印当局的许可后，青木谒见了达赖喇嘛，献上礼物，转达了大谷光瑞的意愿，确认了互相交换留学生的计划，并吐露了自己入藏游学的愿望。(26) 正如大谷光瑞所估计的那样，处在流亡途中的达赖喇嘛，对青木的到来表现得十分热情，并答应了他的要求。
不久，达赖喇嘛选定的赴日留学生抵达大吉岭，这就是色拉寺著名活佛擦珠·阿旺罗桑（1880～1957）。1911年4月，在青木的陪同下，擦珠活佛及其两名随从共一行四人从大吉岭出发，踏上了东渡扶桑的旅途。为了不让清朝和英国人知道此事，他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出发，都化装成日本人，起了日本名字，身穿西装，把西藏僧服藏在行李内。由于擦珠活佛等三人不会讲日语，途中他们又改装成了蒙古人。抵达神户以后，立即遭到新闻记者的包围，他们被当地报纸称作“三名举止奇怪的蒙古人”。(27) 随后他们到了京都西本愿寺。除几名当事者知道外，对擦珠活佛的身份一直进行严格的保密，在公众场合都把他介绍成“蒙古人”。
擦珠活佛到了京都以后，先是住在西本愿寺学习日语，总寺院委派日本秋田地方出生的多田等观担任日语老师。不久大谷光瑞让擦珠活佛一行移居到他在神户刚刚竣工的豪华别墅——六甲山二乐庄，这里设有专供擦珠活佛居住的“西藏僧正室”，继续学习日语，并开始涉猎日本佛教史。正在这时，擦珠活佛收到了达赖喇嘛召他返藏的密码电报，于是擦珠只好中断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返回印度。离开日本前，他与西本愿寺方面约定，从印度护送十三世达赖返藏后，再回到日本继续留学。西本愿寺便派遣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以及到印度学习梵文的藤谷晃道三人，护送擦珠活佛主仆三人返回印度。从此他再未能踏上东瀛土地。
1912年3月，青木和多田等观护送擦珠·阿旺罗桑一行返回印度噶伦堡，并谒见了正在此地滞留的达赖喇嘛。达赖当时对辛亥革命后内地的混乱状况相当关注，应达赖的要求，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二人留居当地，从报刊等资料中给达赖喇嘛提供有关西藏及内地的各种消息。他们二人受到了很好的礼遇，达赖喇嘛还给他们取了藏名，青木文教为“土登扎西”（Thub- bstan bkra- sis），多田等观为“土登坚赞”（Thub- bstan rgyal- mtshan）(28)。此后达赖喇嘛经常以他们的藏文名称呼他们。(29) 1912年6月，达赖喇嘛决定由噶伦堡返回西藏，并邀请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二人到西藏游学，给他们下发了入藏通行证。(30)
虽然青木、多田二人打算争取与达赖喇嘛一同进藏，但英印政府对这两位来自日本的“不速之客”十分警戒，对他们的入藏要求未予许可，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青木与达赖喇嘛同行入藏的希望落空。达赖喇嘛在离开噶伦堡的前一天，即6月23日召见了青木、多田二人，达赖喇嘛欣然允诺他俩若有困难就去找西藏地方政府派驻噶伦堡的代表。次日，达赖喇嘛一行踏上了返藏的旅途(31)。
随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进藏的计划破灭以后，青木文教便从英国人控制严密的噶伦堡折回大吉岭，等待合适的入藏时机。1912年9月8日，驻噶伦堡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给他安排的向导抵达大吉岭。次日，青木化装成西藏巡礼者，由其教友多田等观等人送行，踏上了进藏旅程。
青木文教选择从尼泊尔东北部进藏的路线。9月9日，他从大吉岭出发进入尼泊尔境内。9月27日抵达西藏定结宗，受到了宗本的热情款待。10月2日抵达日喀则。10月15日青木一行抵达拉萨郊外的塞曲科羊子寺。次日青木文教拜见了正在这里滞留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询问了青木的旅途经过后，表示西藏地方政府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不能局限在与本愿寺的关系上，而要发展与日本其它教派以及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
1913年1月12日，内地川军官兵经由印度撤出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从羊子寺启程回到拉萨。达赖将自己启程进入拉萨一事通电各国，往日本方面是发电报给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青木文教与达赖喇嘛一行一起进入拉萨，被安排住在拉萨大贵族、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彭康（即彭措康萨）家中。
青木文教到拉萨后在这里住了整整3年。他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优遇，不仅被安排住在彭康家宽敞的三层小楼上，配备一名僧官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还享有特殊津贴。青木说，他时常有见到达赖喇嘛的机会，为了报答达赖喇嘛的“鸿恩”，经常回答达赖的问题，报告从海内外报纸上了解到的重要消息，或翻译有关报道直接呈送给达赖。
青木在拉萨的第一年，集中学习拉萨口语和简单的藏文写作。第二年他跟随擦珠活佛学习文章的读解、作文和翻译，此间他受大谷光瑞之命，在擦珠活佛的指导下，用日文翻译藏文的《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第三年他跟随一位富有学识的青海蒙古人，专修藏文文法、修辞学和历史。此间他还把日本书刊上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由、日本的教育制度等翻译成藏文，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赏识，达赖托噶伦龙夏给他颁发了奖状。(32) 青木文教通过与西藏上层的频繁接触，了解到了一般外国入藏者很难获取的西藏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这反映在他以后写成的《西藏游记》(33)中。
本来青木还想继续留在拉萨，但是不久他收到了西本愿寺方面让他归国的命令。这无疑与当时西本愿寺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以及大谷光瑞在不久前辞去法主职务有关。1916年1月23日，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召见了青木，授给他“班智达”的称号，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印的证书，鼓励他以后继续学习，为本愿寺与西藏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实现“日藏亲善”而努力。(34)
1916年1月26日，青木从拉萨出发南下，经江孜、帕里、亚东、锡金甘托克，于3月底抵达阔别4年之久的噶伦堡。抵达印度后，受正在西姆拉休养的原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命，青木在印度滞留了一年，1917年4月返回日本。此后，青木文教先后受聘于日本外务省、美军的CIE（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东京大学等机构，1956年11月17日去世，享年70岁。
西本愿寺的另一位留学生多田等观，基本上与青木文教同时进藏。为了不引起英印警察的怀疑，多田决定从没有英国人驻扎的不丹边境进藏。1913年8月，多田先从大吉岭抵达加尔各答，再从这里乘火车向不丹边境进发于1913年9月28日抵达目的地拉萨。他拜访了擦珠活佛，并在罗布林卡谒见了达赖喇嘛。1913年11月受达赖喇嘛的安排，他进入拉萨色拉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
多田等观被安排在色拉寺的罕东康村居住了十年，基本上如同西藏喇嘛一样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不过多田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特殊“喇嘛”，他在色拉寺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住所宽敞。寺院上下对他都相当尊敬，享受相当于活佛的待遇。进寺三年以后，多田通过答辩，获得了低于格西学位的“却杰”（相当于助手）称号。临回国的前一年，即1922年正式获得格西学位。
多田等观不同于同时期入藏的青木文教，他对政治以及西藏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关心较少，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上。多田等观在提交给西本愿寺的留学总结报告《入藏学法始末书》中，详细记载了在色拉寺学习过的教材及任课老师等。他学习了一年多的论辩以后，又学习了般若、中观、律学。1919年9月，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为28岁的多田等观授予具足戒。此后学习密宗，接受了灌顶。由于长年在昏暗的酥油灯下诵读佛经，多田离开色拉寺时，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右眼几乎失明。
多田等观与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得到达赖恩惠超过了其他进藏者。入藏第二年，达赖喇嘛给拉萨的高级僧侣们讲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时，破例让当时尚无资格的多田等观也来听讲，以后还亲自给他授了比丘戒；当他把日本报纸上的相关新闻翻译成藏文呈上时，达赖喇嘛详细过目后，总是给予评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使多田了解到了达赖喇嘛深厚的修辞学造诣。达赖还把自己亲手绘制的宗喀巴画像送给多田，并经常赐给他宫廷中的藏式点心“莫顿”；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喜欢花草，多田曾按照达赖的要求，将日本的荷花运到拉萨。在多田离开拉萨回国时，达赖喇嘛向他赠送了许多珍贵的西藏经典和其它文献，还力排众议，赠送了一套尚未传到国外的德格版《大藏经》。多田还说，他临离开拉萨的前一天，还与达赖躺在床上，交谈至深夜，等等。(35)
1923年2月，多田等观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回国的愿望。达赖允准了多田的请求，给他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金印的特殊通行证，还给他授予了说明在西藏修行了十年的“毕业证书”(36)。当年3月，多田等观回到了阔别11年之久的日本。此后他投入到了对西藏佛教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1967年2月18日去世，享年76岁。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当局基于与英国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与西藏发生政治联系方面保持了相当谨慎的姿态，甚至有关当局给大谷光瑞提出了“今后本愿寺方面也需要停止与达赖喇嘛保持的关系”的警告(37)，从此，曾为日本军政当局渗透我国西藏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东、西本愿寺，只好以“时机尚早”为由，放弃了与西藏及达赖喇嘛保持的联系。总之，从19世纪末开始，在日本佛教各宗“清国开教”的过程中，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开始接触藏传佛教，随后以“求经”、“探险”等为名，开始派遣僧人涉足我国西藏，他们与我国西藏及藏传佛教之间的接触变得逐渐频繁起来，如双方佛教高层之间举行会晤、相互派遣留学生等。他们的这些活动看似是一种宗教活动，其中也有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其目的宗旨、行为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的国策与对华侵略目标而行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因此，其活动的实质是对中国的一种侵略行为。
注释：
① 东本愿寺、西本愿寺，系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两个派别。东本愿寺派被称为真宗大谷派，俗称阿东；西本愿寺派被称为真宗本愿寺派，俗称阿西。两派教义有同有异，相互之间虽有联系，但互不统属，各立其庙，独立发展。东、西本愿寺派至今仍是日本的两个势力强大的宗教组织。
② 大谷光胜：（1817～1894），法名严如，明治前期东本愿寺派第21代宗主。
③ 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法藏馆1937年版，第6页。
④ 小栗栖香顶著，鱼返善雄整理：《同治末年留燕日记》（上），《东京女子大学论集》第八卷第二号。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理藩院档案·喇嘛寺庙管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廿三日条。
⑥ 堀贤雄（1880～1949），日本富山市莲照寺僧人。受西本愿寺派遣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参加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主持的第一次（1902～1904）中亚探险活动。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理藩院档案·喇嘛寺庙管理》，《外务部照日本人与喇嘛为徒碍难允准由》。
⑧ 其事迹详见秦永章、李丽：《河口慧海的入藏活动及其对日本藏学的贡献》，《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能海宽：《志愿书附〈入藏预定〉》，转引自隅田正三：《西藏探险的先驱者、求道之师——能海宽》，日本佐波文化协会1989年刊行，第175～176页。
⑩ 大谷光莹（1852～1923），法名现如，东本愿寺第22代法主，1896年获伯爵封号。
(11) 日本外务省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S1.6.1.11。
(12) 能海宽著、能海宽追忆会编《能海宽遗稿》，五月书房，1998年版，第178页。
(13) 日本外务省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S1.6.1.11。
(14) 能海宽著、能海宽追忆会编：《能海宽遗稿》，第200页。
(15) 寺本婉雅著文认为能海宽是在今天的云南德钦被当地藏族“古宗人”所杀，见寺本婉雅：《故能海宽君遇难的真相——遭中国云南省“古宗族”惨杀》（上、中、下），载日本《中外日报》1923年7月8、10、11日。
(16) 详见秦永章、李丽：《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
(17) 寺本婉雅：《西藏蒙古经营私议——附日本对达赖国王关系论》，日本东洋文库藏（线装本），1909年，第46页。
(18) 大谷光瑞（1876～1948），法号镜如。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一世法主大谷光尊（明如）之长男。毕业于学习院，与贞明皇后之姐九条筹子结婚。1899年曾到中国巡游，同年到印度考察佛迹和到欧洲考察宗教情况。1902年从欧洲返回途中，经俄罗斯对中亚地区进行了探险考察。1903年得到其父光尊的死讯后从考察途中返回日本，继任西本愿寺二十二任法主。1906年再次到中国的成都、重庆等地游历。1908年第二次派遣探险队到新疆罗布泊等地探险考察。1909年再次到印度、欧洲旅行。1910年第三次派遣大谷探险队到塔克拉玛干和敦煌考察，攫取不少重要文物。1914年辞去西本愿寺法主一职，到中国、南洋等地经营海外事业，并成为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幕后策划者。曾任大东亚建设议案会委员、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1947年从中国返回后，被开除公职。著作甚丰，被收进《大谷光瑞全集》（共13卷）。
(19) 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芙蓉书房，1974年版，第274页。
(20) 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74页。
(21) 大谷尊由（1886～1939）：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侣、政治家。本愿寺派第21世大谷光尊的第四子（大谷光瑞之弟）。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本愿寺辽东半岛支部长，从军布教。1905年12月担任清国开教总监，次年2月担任台湾开教总监。1906年与兄光瑞同到中国、南洋诸地。1910年担任本愿寺派干事长，曾多次赴欧美各国考察。1928年任贵族院议员，1937年出任近卫内阁之拓相，一年后辞去该职出任新设的北支开发会社总裁、内阁参议，同时兼任本愿寺派护持会财团理事长等要职，成为该派之巨头。
(22) 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83页。
(23) 同上书，第284～285页。
(24) 同上书，第287页。
(25) 此信原文为英文，内容如下：“达赖喇嘛陛下我怀着无比愉快的心情给陛下写信，祝您身体健康，幸福快乐。能有机会在去欧洲的途中去印度做短期造访，使我受益匪浅。我极其高兴地回忆着陛下与我结下的深厚友谊，而且陛下将这友谊友好地延伸到了我的弟弟大谷尊由。1908年陛下在中国五台山时，他向陛下致敬，因我之故，陛下热诚地接待了他。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能永远保持、发展下去。我派我的私人秘书青木文教将此信交给陛下。谨向陛下致敬。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1910年2月7日。”见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有关西藏的英、清交涉一件》，第1卷，S1.4.1.29。
(26) 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芙蓉书房，1995年版，第11～12页。
(27) 多田等观著、钟美珠译《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8) 多田等观：《拉萨时代的青木文教》，《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4号，1957年9月。
(39) Tokan Tada,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pp.95～97,Tokyo,1982.
(30) 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8页。
(31) 据青木文教记载，1912年8月7日，正在进藏途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以后，迅速通过西本愿寺给日本皇室发去了唁电，表示哀悼。随即，日本皇室也通过西本愿寺向达赖喇嘛表示感谢和问候（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9～30页）。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当时是通过日本的佛教团体——西本愿寺与日本政府方面保持着联系，西本愿寺成为沟通日、藏双方的重要渠道。
(32) 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62～263页。
(33) 青木文教：《西藏游记：秘密之国》，（京都）内外出版社，1920年。
(34) 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68页。
(35) 多田等观著、钟美珠译《入藏纪行》，第35～45页。
(36) 现收藏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的“藏侑馆”，多田等观当初从西藏携归的许多东西都存放在这里。
(37) 青木文教：《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见青木文教《西藏》，芙蓉书房，1969年版，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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