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认识的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断论文,决议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党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00)-05-0049-0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本是非作出了科学分析，在党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近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决议》的基本观点和分析历史的方法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和必须坚持的。坚持《历史决议》作出的科学的历史结论不动摇，是对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近二十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党在有关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上始终坚持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分析。
同时，历史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近二十年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既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也给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产生了新的领悟。由此，党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化、前进，这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和一些党的重要文件的有关论述之中。如何把遵循《历史决议》与反映党不断深化的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既坚持已有的基本结论，也反映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对历史的新审视，成为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大课题。而这一课题的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党究竟在哪些历史问题上有那些新的认识。本文拟择其要者，就党对《历史决议》若干论断认识的深化问题作些粗略概括。
一、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历史决议》指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此后两年，党的工作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究竟是以粉碎“四人帮”，还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起点，这个问题十分重大，事关如何更为深刻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并涉及党史分期问题，关系到对这两个重大事件历史地位的认定，影响到对相关重要人物历史作用的评价。《历史决议》发表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两年多，全会所带来的伟大历史进程还未完全展开，对导致时代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矛盾运动，人们认识得还中很清楚，所以，《历史决议》对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判断，反映的只是当时对已发生的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邓小平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是将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说的，但着重强调的是后者。例如：在1979年3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邓小平在列举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若干成就后说：“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80年代中期，与对20年“左”的错误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更加明确地强调中国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他阐明了粉碎“四人帮”为什么不能作为划分时期的界限，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注：同上书，第81页。）“‘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在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同上书，第228页。）
同时，党的文件也比较明确地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十三大报告讲：“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到这次大会，共九年时间。这九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以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后，理论界和学术界也开始探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的分界问题。
很明显，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显示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进一步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划时代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坚定地继承和发展了已经形成的认识成果，集“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与“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结论为一体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那时要摆脱困境，打开局面是多么不容易。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五大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所作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中重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接近相对真理，近二十年来，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地位的认识变化过程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实际上关于党的历史分期的最后大致确定，大多在党内外都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认识和争论过程，经历史实践的再沉淀，达到人们认识上的基本统一，反映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辩证法的力量。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都是如此。把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作为党史分期的标志，主要是由于它们标志着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和政治路线等的根本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阐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非违背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也没有否定和贬低粉碎“四人帮”的重大历史意义。《历史决议》讲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相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而言，还不是后来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具有特定涵义的“新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这个重新定位，不仅更加实事求是地准确反映了历史的本然，而且更好地阐释了历史发展过程的所以然。
二、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历史的总体估价
如何正确分析建国后32年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是因为这段历史本身所体现出的正确与错误交织、辉煌与挫折变替的复杂性，而且涉及历史的与现实的、理论上的与实践上的诸多重大问题。《历史决议》对这段历史的基本分析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此后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的错误，《历史决议》是分开论述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纠“左”努力几经反复，“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此后两年，“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对于这些评价，邓小平、江泽民和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都予以充分肯定，并从许多方面加以论证。同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又有若干新的概括提炼和重要的阐释补充。从宏观上看，体现如下：
第一，突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江泽民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7～608页。）此前，他还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一段时间里，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是，尽管历经坎坷，我们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0页。）江泽民精辟地指出：“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47页。）
突出党和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也就是突出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不断曲折前进。循这个主线来重新观察、分析和总结党的历史，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反思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新视角和新认识，是对《历史决议》的深化和丰富，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提出了建国后头八年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好，中间二十年犯了“左”的错误，情况不大好的重要论断。这是邓小平多次论述过的重要观点。江泽民重申：“小平同志通过回顾和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认为建国后的头八年是做得好的，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二年里，工作做得不好，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外闭关自守，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的政策中有不少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导致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必须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56～2057页。）
这里讲的头八年，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加上八大以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头八年好”，这是一个总的评价，并不是说这八年完美无缺。比如：具体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胡乔木，后来在评价1951年开展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时曾明确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他进一步说：“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再比如：《历史决议》总体上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指出其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指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2页。）。
关于“中间二十年”所犯的错误，《历史决议》的有关分析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这些错误的性质是“左”倾错误；“左”倾错误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上；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时间、范围、程度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些思想，反映了80年代初我们党对“中间二十年”所犯错误初步的、但又是比较科学的总结和认识。循这个思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党的认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重大前进。
首先，作出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的精辟分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把“左”的错误从1957年算起，更具体一点说，是从1957年下半年算起，即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算起，是邓小平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多次表述过的重要观点，并成为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共识，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多次得到阐述。党的十三大的报告讲，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十四大的报告讲，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当然，在谈到“左”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的影响时，邓小平也讲“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而他同时强调经济上“左”的缘起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政治上的“左”。关于“左”的错误的下限，一般是算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有时也讲到1976年。这两种说法，主要是考虑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对二十年“左”的新概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二十年”是一个约数。对这二十年间“左”的错误的表现，邓小平、江泽民和党的有关文件的阐述是作了区分的。即“文化大革命”前后“左”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注：同上书，第137页。）。相比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更大的挫折。
其次，更深刻地剖析了“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在《历史决议》对“左”的内容所作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更为透彻的新概括，他说：“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同上书，第269页。）江泽民高度评价这个“新概括”，并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左”的错误在新时期的表现作了概括，他说：“‘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再次，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左”的错误的后果和历史启示。作为对《历史决议》关于“左”倾错误严重后果分析的引申，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总结更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深刻分析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混乱状态、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以及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很多，不再赘述。二是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来认识20年“左”的错误耽误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江泽民多次强调中国“耽误”了20年，没有抓住宝贵的历史机遇，发展比较慢，同世界先进水平本已缩小了的差距被拉大。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二十年，这是非常可惜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江泽民也指出：“由于底子薄，由于改革开放前政策上发生‘左’的失误，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我国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2061页。）“耽误”了20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综合判断，这不仅可以从与同时期发达国家及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比较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跟“前七年”和“后二十年”中外综合发展水平比较的对照中看到涨落。基于这些认识，邓小平和江泽民多次强调三个方面的历史启示：20年“左”的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以沉痛的历史代价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促使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党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危害甚大，所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年“左”的概括绝不意味着对20年的一概否定。党在分析和总结20年“左”的错误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探索成果和建设业绩，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抗争努力和若干进展及此后两年各个方面工作的前进。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起步，肯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旧中国所不可比拟的。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他认为“前十七年”的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80年代以后，他也多次肯定那20年间做了大量工作。江泽民从两个方面总结说：“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辉煌成就。任何怀疑、否定我们成就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同时，我们又必须充分认识和坚决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不承认失误的观点，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4页。）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路线、新道路，一方面要看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事求是地继承和肯定过去的探索经验和建设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改革本身就是对过去使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的路线、方针的否定和抛弃，改革是一种全新的事业，是一场使中国繁荣富强的革命，不是改良。
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首要问题，是制定一切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很长时期内，党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为此犯了很多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开始萌芽。《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历史决议》关于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性质的重要论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近二十年来，经过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得到了极大的展开和深化。这种展开和深化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密切相关、互为推动。
党的十二大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且指出这个阶段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不发达。这个概括的重大进展是把初级阶段的范围由“社会主义制度”扩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并初步明确了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尔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从而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理由。十二届六中全会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这些论述，主要是在某一个层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初步展开和充实。
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和理论界围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有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提上日程，但又存在“僵化”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倾向的干扰。形势迫切要求党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提供坚实的基本依据。经过认真研究设计，党的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立论基础，报告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若干指导方针，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党对中国国情和建设道路认识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十三大以后，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为了澄清因国际国内风波而出现的一些思想困惑，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是一个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越越阶段。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中，增写了初级阶段基本问题的内容。十五大报告用很大的篇幅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经济、政治、文化纲领。
面临世纪千年之交，江泽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当今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从而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有符合这个实际，才能取得胜利。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把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安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坚决纠正过来，并从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之所在。”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精辟总结。
当然，党对有关历史问题认识的深化远不是这里所能囊括的，以上“掠影”只想有助于说明：近二十年来，党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前进，应该对此予以注意和领会，并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有所体现。遵循《历史决议》与反映党的认识前进并不矛盾，应该并且必须结合起来。这不但是因为党的认识前进是在遵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历史决议》基本思想的进一步阐释、扩充、发挥，而且是因为党的认识前进又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形成的，又是对《历史决议》的深化、完善和发展。只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观察、分析党的历史，才能真正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正如曾庆红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的科学论断和新时期历次党代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结论，面向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加强党史研究和宣传，真正使党史成为我们事业继往开来、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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