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共享”的解蔽及新时代发展
——基于《哥达纲领批判》解读
杨宇露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主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选择，对“共享”的追寻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了拉萨尔主义和资本主义用抽象、虚假的公平遮蔽了劳动的共享属性，并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解蔽。“共享”的实现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新时代我国“共享”理念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不仅是价值意蕴的继承也是理论的超越发展。
［关键词］ 虚假共享；解蔽；新时代发展
一、拉萨尔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虚假共享
（一）拉萨尔主义的“不折不扣”和“分配决定论”思想
《哥达纲领》是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重要纲领，但其简单、粗俗的分配理论根本无法指导无产阶级寻得自我解放之路，不可能实现“共享”的愿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开篇即对拉萨尔所论述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1]进行批判。
拉萨尔“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和“劳动所得不折不扣”的理论，强调了劳动的作用和分配的公平性，却具有现实层面的不可实现性。首先，拉萨尔忽视了生产资料来源的自然界的作用，是抛开物质条件和劳动的社会性而空谈劳动，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2]298。其次，马克思以反问的形式指出其概念的模糊性，难道无产者越来越贫困是归结于不劳动？这实际上蒙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也未认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产生的是异化劳动——劳动成了一种强制的手段，奴役劳动者的东西，使人彻底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再者，“劳动所得不折不扣”其实是一句华丽的口号，实行结果只会让社会无法持续发展，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引导无产阶级实现财富共享。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按劳分配之前,在集体的劳动所得的社会总产品中有必要作出扣除。这些扣除是有利于推进再生产和保障供给，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最后，马克思也指出“不折不扣”与“平等的权利”是自相矛盾，部分社会成员因在体力和智力上有缺陷而无法参加社会劳动，那是否应该享有劳动所得？但这一系列问题在《哥达纲领》中也是含糊不清的。
拉萨尔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并在《公开答复》中提出“分配决定论”，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自然规律”，而废除这一自然规律需要在普鲁士政府提供相应的经济援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让“劳动所得”代替“工资”成为工人生活资料的来源，工人平等分配劳动所得，并通过争取普选权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拉萨尔主义者简单地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理解为买卖劳动力的交换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真正症结应该是雇佣劳动，资本家用较少的货币购买较多的工人劳动量，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不断增加剩余劳动并作为资本进行再生产，在雇佣劳动中的工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性质的隐蔽形式。其次，拉萨尔主义抽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来看待普鲁士政府，认为“国家本来无非是这么一个巨大的组织，即各劳动阶级的巨大联合”[3]，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使工人摆脱贫困，停留于分配正义领域去解决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正义问题，不过是在资产阶级的框架里玩文字游戏。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打破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社会财富的规则，由少数人过渡到多数人公平分配社会福利，实现实质的平等共享。
（二）资本主义虚假的公平思想
资本主义公平的虚伪性表现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集体劳作的形式遮蔽了在物质财富分配的阶级剥削性，劳者不获，资产者不劳而获，垄断劳动资料的资本家膨胀野心不断集聚财富，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只能导致其走向贫困和被奴役，劳动的自由平等的属性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资产阶级的法律则成为维护私有制的保护伞。
工业革命后，机器逐渐在工厂里得到应用和推广，大量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集聚于工厂从事简单劳作，而共同劳动的现象遮蔽了资本家剥削的内在形式。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使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4]535，大机器生产方式使得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大工厂降低了劳动报酬和对劳动者个人素质的要求，劳者不获，无产者依旧挣扎在谋生层面，工人生产的产品、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贫穷，形式上平等的劳资交换掩盖了无产者在资本主义意识下支配的机械、奴役式劳动的事实，社会共同生产并未带来共同分享的发展，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奴役，甚至沦为机器的附庸，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深入的殖民从属关系使劳动者苦不堪言。
资产者不劳而获，等价交换雇佣工人从事生产活动在法律上合理化，但这是表现为价格的对等而不是价值的对等，其所宣扬的普世性和共享性只是公平的假象，对劳动资料的占有关系导致工人阶级的依附性，私有制才是资产阶级“虚假共享”的深层原因。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通过深入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内部，发现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分配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5]。资产阶级并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是凭借私人占有的资本取代劳动，在资本权力扩张下对工人进行剥削与压迫以获取社会财富，并用支付工资这一虚假共享的谎言遮蔽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区别。工人所获得报酬只能维持其生存的基本需求，而生活空间却被严重挤兑和吞噬，其劳动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生命展现，必然分野于享受之外，不再具有共享属性。
生产资料的分配公平是“共享”的应有之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按照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个人消费品，比较于封建社会森严等级制度的束缚，资产阶级基于私有制下打着政治平等的幌子剥削无产者，无疑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公平的分配方式。“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劳动者已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有向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劳动，才能按劳分配到个人消费品，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劳而获、劳而不获、人剥削人的分配关系”[7]，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在生产领域对工人劳动无偿侵占不再可能，对社会贡献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成为衡量尺度，劳动者获得一定的自由和劳有所获。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对“共享”的解蔽
（一）“共享”之基：生产力充分发展及生产资料所有制
引入拉格朗日乘子，得到Γ=I（Y，Xu）-λ（uTu-1）/2，两边对u做偏导，即可转为对互信息矩阵的本征值和本征向量的求解问题，根据本征值的降序排列，可得到对应的本征向量集合，此即为因子的各个主成分转换向量。
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基础上，冲破资本主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多数人共享。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2]304，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统一，社会总产品作出相关扣除后的消费资料按劳分配到个人，每个劳动者领取的正是他所给予社会的劳动量。这种等量劳动互换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有着本质不同，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在内容上等量劳动互换消解了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现象，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平等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归个人所有；在形式上，劳动力的价值不再是货币支付工资的形式体现，工人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成为衡量尺度，按劳动领取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见，对比私有制基础下商品交换原则与实践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等价交换原则在按劳分配中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再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生产资料人人享有过渡，真正实现人自由发展的实质状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明确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特征，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才能最终实现自由共享发展。而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和社会总产品未达到极大丰富，通行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下,人们的精神和道德方面不可能高度自觉，劳动也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共享”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基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资料逐渐人人享有的过程。
不同于拉萨尔机会主义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试图通过分配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则从生产领域入手去破解资本的增值逻辑之谜，工人阶级的贫困不是因为劳动不好所致，也不是归因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财富分配集中于少数统治阶层，资本家所有制才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祸根，只有彻底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生产资料归多数人所有才有可能实现“共享”。马克思指出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时期。
（二）“共享”的实现形式：按劳到按需的分配形式
明月的关系更好，而且说起来还有些复杂，边峰是自己妻子妹妹的同学。秦明月当年破获几起大案，后来都是警方的宣传人员通过边峰推向媒体的，边峰还专门写过他的专题报道，为其获评省十佳警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知道边峰喊他是想干什么，干脆装着没听见，皱眉返回大厅，命令对寄存处的东西进行一次清查。
但具备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得还不完善，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才能最终实现分配领域的真正共享。按劳动这个同一尺度来衡量不同的人，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并未挣脱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架，劳动者的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即使在提供相同条件下，个人天赋高、工作能力强的人，未婚者比已婚家庭能分配到更多的生产资料，这种分配仍然是形式平等。到了集体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再只是简单分配物质生活资料而是人们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归属于每个人，消费需要与个人需要相一致，按个人实际需要分配，这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分配公正，共享发展。
在价值追求方面，世界市场逐渐开拓和物质财富在世界范围内共享，无产阶级作为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并没有获得精神的欢愉和情感上的共享，劳动产品的获得者——资产阶级逐利的野心却愈发膨胀。在资本主义社会，直接露骨的金钱关系大行其道，拜物教式的价值追求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功利主义成为“虚假共享”的现实旨归，资产阶级把自私有制就出现的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发展到了极致，他们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推动社会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运作，以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在异化劳动下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资本家对生产劳动的抽离，也呈现出另一种异化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拜物教式的价值追求脱离了人的实质精神追求，自由、共享的状态无法成为可能。
“我！”倪二泉端着枪，跑到马国平身边。他的军装被炮熏血染，早已失去本来的土灰色，“马连长，今天是我生日，刚好24岁，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
（三）“共享”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享”的最终目标是人人处于“自由个性”的生活状态，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权利平等原则、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贡献原则，还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需要原则，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指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勾勒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具体面貌，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其实现所需的社会条件，即生产力快速增长、物质资源极大丰富、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那时的劳动克服了外在目的性、非自愿性，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愿的、与人的类本质一致的自由的活动，劳动的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某种程度上是自由劳动消除了资产阶级性质，人们在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通过自主自觉的劳动肯定自我，最终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2.2.3 缺失冷却液或者润滑油。经过长时间的超负荷使用，使得气缸套所承受的机械应力及热应力过大，或者是当活塞出现熔顶现象引起拉缸问题，导致气缸套与活塞出现粘结，活塞在下行时会对气缸套产生较大拉力，进而导致凸肩发生断裂。
三、“共享”的实现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
（一）“共享”的中国化及其新时代特征
生产力发展是共享的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需大力发展生产力，但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未来社会阶段划分思想不符的是我国并没有历经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追寻“共享”还无法超越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既要完成资本主义社会赋予的使命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9]，其“共享”中国化过程中有历史特殊性。首先，明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需要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参与到财富的创造中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和坚持国家宏观管理，深入、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状况的现实性；其次，认清我国处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总体趋势，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总体处于低潮，清醒认识到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应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衔接，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各尽所能为支撑，又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按需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按需分配的原则，都体现了“共享”的价值旨归。人们不再仅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个人消费状况和生活状况的差别不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以及产生的劳动成果，人的需要不再成为谋求个人利益的动机，“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4]190，按需分配不仅满足人们享受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的需要，更是符合人性的发展，它并不是单纯的一种个人所得物的分配方式，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它指向人的自由个性和自我实现。马克思构建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原则超越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原则，满足人们对个性、享受等不同层次的发展需要，真正实现了实质公平和“共享”。
共享生产资料要体现公平正义，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我国现实的按劳分配制度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思想在实现范围、程度及具体过程和形式都有重大区别。首先，我国当前阶段按劳分配仍然是用货币作为媒介，分配对象趋多元化而劳动报酬具有不稳定性。按劳分配主体具有双重性，尺度是劳动效果，对象包括劳动者劳动力付出的补偿费和利润中的一部分等新特点。其次，现阶段我国分配上多层次分布且存在着非劳动收入，改革之后按要素分配介入市场经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存在两极分化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私营经济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还不能完全消除两极分化，只有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把两极分化现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加强政府的再分配功能，才能更大程度上实现财富共享。
共享的实现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紧密相联，基于生产方式谈分配，不同于拉萨尔主义本末倒置地从分配领域谈社会主义，马克思把握“共享”的历史内涵却是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中加以考察。“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6]，马克思指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产生新的分配格局，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注重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特殊性，它与资本主义社会历经了一个所有制转变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政治上还存在走向消亡的国家，在经济上劳动代替资本成为衡量分配的唯一尺度。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分配方式的改变，从按资、按劳最后到按需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是更大程度上实现财富共享。
对人的诉求仍然是共享的价值目标，新时期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科学协调全面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文化需要，对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新发展理念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享”主体地位。通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最终达到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二）对照现实，践行“共享”发展理念
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抵制民主社会主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必须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经济上旗帜鲜明地抵制私有化主张，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增强国有资本与劳动的结合能力和构建劳动权益主导下的利润共享机制来确保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按劳分配为主分配方式，从市场和计划两种调节手段使按劳分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持之以恒地反对腐败；在文化建设上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说，“帝国的怀旧”与罗曼司的复兴是一体之两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政治无意识，即“反讽性地通过求助于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过去来使自己心安理得”〔1〕140，这种叙事动机反映在叙事模式上，是从诗性的反思转到行动和冒险，刺激因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萎靡下去的帝国精神；反映在主体意识上，则是从重视特立独行的个体精神，转为强调青少年的纪律、服从、勤勉和团队精神，为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转型改革。深刻理解《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生产资料分配思想，明确现阶段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共享。在现阶段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参与到财富的创造中来，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在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企业科技创新基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分配制度改革。
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践行“共享”发展理念需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相结合，不断审视现实分配中的矛盾与问题，不断完善要素分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中注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也要注重结果公平。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确保用于分配和消费的劳动产品的增长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用于公益事业、福利事业，在实施“保低、扩中、调高”的战略部署下，更好地构建起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社会分配机制，切实缓解收入差距。
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建立完善的包括社会慈善救助在内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广覆盖的社保体系，扩大在医疗、交通、保险等方面的投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发展是统筹城乡、区域的整体发展，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对农村地区的财政倾斜力度，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其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应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协调、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卢知猷，字子暮，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官至太子太师，检校司空。《唐文拾遗》卷三三卢知猷《卢鸿草堂图后跋》云：“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段成式）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兰陵公为荆南节度使萧邺。萧邺，字启之，进士出身，累迁至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11月，罢相，出任荆南节度使。如此当在咸通初段成式出任江州刺史后与卢知猷、萧邺有过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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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341（2019）06-0060-05
［收稿日期］ 2019-09-06
［作者简介］ 杨宇露（1994-），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席书涛〕
标签：虚假共享论文; 解蔽论文; 新时代发展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