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在日本宫城县女子大学主题研讨会上的讲话综述_文学论文

中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在日本宫城县女子大学主题研讨会上的讲话综述_文学论文

中国诗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在日本宫城学院女子大学本课题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日本论文,中国论文,课题研究论文,座谈会上论文,宫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1)01-0065-06

一、前言

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总进程中,各个民族相互影响和促进,是历史的必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国土并不广阔,资源也不丰富,而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是由于日本人民智慧、勤劳、善于学习和创造。多少世纪以来,日本人始终不懈地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结合本民族的实际,予以创造性的发展,并融合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古代日本人曾努力吸收中国文化以推进本国的文明化进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国家,创造和发展日本的民族文化。

日本书写文学的发轫,是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密切联系的。根据信史和实证,在至少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中,从上古、中世纪到近代,中国古典诗歌源源传入日本,经过日本人吸收、消化、融合,在日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日本民族的诗歌文学。考察中国诗流传日本及其产生影响的过程,可以写一部多卷本的厚书,母题下立若干子题,按时代划分若干阶段,就文体、题材、艺术风格、流派等等设若干专题……立足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详细地搜集整理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概括,这个课题,不是我这个行程短暂的过客所能胜任的。我只能就个人浅薄的知识,作一粗略的提纲式的发言,就中国诗歌流传和影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特点,依其发展的过程,分上古贵族社会、中古封建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三个发展阶段来叙述。

关于日本史的分期问题,史学界似乎尚无定论,多数史学家认为,在镰仓时代(1192-1333)进入中世纪,经过室町时代(南北朝时代和战国时代)和德川时代,以明治维新为界,进入近代社会。那么,在镰仓时代以前,属于上古贵族社会。从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阶段划分十分有利于文学史的研究,因为日本书写的民族文学大体上是在镰仓时代创造完善和推广的,有了在全民普及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民族文学才能开始独立、繁荣与发展。

二、上古时期

日本上古贵族社会时期的文化发展特点,是建立天皇制国家的贵族阶级努力接受中国文化,推行“全盘汉化”的政治和文化路线。这个时代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贵族社会使用汉字作为音、义兼用的书写文字,以汉诗、汉文科举取士,因而研习中国经史百家和文学,成为时代潮流。

中国诗歌是随同中国经典一同传入日本的,儒家五经之一的《诗经》,是流传日本最早的一部中国诗歌总集。传入的具体时间已无法考定,以信史为据,五经是在公元3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当时的百济王朝向日本天皇赠送中国典籍,并多次派出讲授经典的学者(注:见朝鲜《三国史纪》、日本《日本书纪》。又,中国汉代的《论衡》记有西周成王受倭人之贡,其时间相当于日本弥生式文化时代,日本学者和辻哲郎《日本古代文化》一书,推论在此时日本人接触汉字。)。到5世纪中叶,日本雄略天皇致中国刘宋皇帝的诏书即用汉字书写,还引用了《诗经》的诗句(注:《南史·夷貊传》:“倭国王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苦祖弥,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证明这时日本贵族社会已经应用汉文和熟悉《诗经》。

楚辞最初在日本流传的是《昭明文选》所选录的15首,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执政制度《17条宪法》,被学术界认为是受到楚辞影响的最早文献。其第14条陈述嫉妒之害,明显源于《离骚》的启发。楚辞文本的传入是在公元8世纪,确切的证据是:正仓院文书(续修十六裹书)天平二年(730)的“写书杂用帐”记有《离骚》三帙十六卷。到了平安时期(794-1192),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收楚辞书目6种,可证当时流传日益广泛。

《文选》不但带去楚辞,也带去汉魏六朝诗文。《文选》先入时是在公元8世纪的奈良朝,被规定为科举选士的必读书,圣德太子的《17条宪法》等官方文书多从《文选》中选用词汇。如编于公元718年的《养老令》注释条文选叙令:“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文选》被定为必读的经书,其中的楚辞选篇和汉魏六朝诗在贵族社会广为传播。

唐诗也于这个时期开始传入。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的开明政治,繁荣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极进取的社会精神面貌,与各国的友好交往,等等,显示其名符其实的世界帝国地位。这些先进的丰采对努力创建自己民族国家的日本人当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公元7世纪起的隋唐时代,海运已经开通,日本派遗十多次使团和学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前后达260年之久,这一批批人数众多的使者、僧侣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经史和文学,其中不少人热爱唐诗,并且成为有相当造诣的诗人。

现存唐代文献中保存着当时中日两国诗人吟唱赠答诗100多首(注:见《全唐诗》和《唐诗纪事》。),第一篇是唐玄宗李隆基赠给自长安返日的晁衡(汉名)的;日本诗人还有吉备真备、诗僧元开、最澄、空海等,唱和的中国著名诗人有王维、李白、储光羲、吴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这些充满深情厚谊的诗篇,记录着中日文学家友好交流的历史。

《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与美学价值,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思想感情,能够引起日本人士心灵的共鸣,许多优秀作品被日本人作为学诗的范本,尤以白居易最受日本贵族知识分子的喜爱,被尊崇为日本的“诗歌之神”。在历代天皇的倡导下,奈良、平安两朝(710-1192)400余年,写作汉诗成为社会风尚,兴起了汉诗这一文学样式。

汉诗是日本贵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它以汉语为载体,移植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语言和诗体)。公元851年编纂的日本汉诗总集《怀风藻》是五言诗,主要受汉魏六朝诗影响;后来又相继编纂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主要受以白居易为主的唐诗影响;它们的编排体例,则明显地受《文选》的影响。诗是语言艺术,由于用汉语写作,用汉语思维,所以古代日本汉诗固然也不乏表现人类共通思想感情的篇章,而从总体来看,其思想内涵、意象、格调,大多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缺乏日本民族特色。

中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日本汉诗的兴起,而是渗透到整个文学创作领域。11世纪初,女作家紫式部创作了《源氏物语》,这是日本第一部也是世界较早的长篇小说,它在日本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受中国六朝笔记和传奇的影响,真实地描写了日本贵族社会的生活及其没落。小说开篇第一回即是白居易长诗《长恨歌》的衍化;作者为了加强抒情色彩而广泛地引用汉诗,其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达90多处。由于中国诗的影响,使这部世界名著中描写的许多场景和人物心理活动刻划具有诗化的艺术特色。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日本有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这就是源于民族土壤上的口头文学创作:神话、传说和歌谣。但是,上古的日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还只能停留在口头创作阶段。受到中国古代编集《诗经》、汉乐府诗的启发,日本在编纂汉诗总集《怀风藻》期间,也编纂了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收录450位作者的4500余首作品,其中一部分是民间歌谣。《万叶集》被推崇为日本民族诗歌的源头。

在日本诗歌史上,诗指汉诗,歌指和歌,当时它们都用汉字书写,不同的是:汉诗用以书写的汉字是音、义兼用,并用汉语吟诵,与中国人作律诗、绝句一样;和歌用以书写的汉字只是用汉字表音,配以管弦,用日语歌唱,是在利用汉字作表音的符号。《万叶集》渗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影响。“万叶”即“万代”之意,取自《文选》中颜延年《曲水诗序》(注:颜延年《曲水诗序》:“……其宅天衷,立民极,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贻统,固万叶而为量者也。”《六臣注》:此“万叶”为“万代”之意。),《万叶集》中的作品也普遍存在着对《诗经》、《文选》诗句和意象的移植。和歌到10世纪已有较大的发展,纪贯之编纂《古今和歌集》,其编排体制仿照《文选》,序言的内容吸取《毛诗序》的诗学理论,序言的文体则采用四六骈偶。

从以上简略的回溯可以看出,古代日本人接受先进的中华文化,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学习中国诗歌,发展自己的民族诗歌,曾经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全盘汉化”的《怀风藻》的路线,结果是产生中国诗歌的翻版;一条是吸收中国诗歌的优良成分,争取运用民族语言来表现日本的现实生活和民族心理,即《万叶集》的路线,从而开拓了日本民族诗歌的光辉道路。一个民族的文学,没有本民族文字作载体,是很难发展的,使用汉字和汉语并不适合表现日本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心理活动,即使仅仅使用汉字作表音符号,仍难免有词汇不足和普及困难等等不便。到日本古代社会的末期,日本人终于创造出由汉字草书演变而来的“平假名”和由汉字偏旁演变而来的“片假名”,经过不断完善,创造出假名与汉字混合体的书写文字,推广为普及的民族文字,推动了日本诗歌的独立发展。

三、中古时期

日本进入中世纪的时代,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制度,进行了日本史学家所称的“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在社会大动荡和武士阶级(武装的地主)分裂与统一的长期战争中,旧贵族没落,平民阶级登上政治和文化舞台。在文学领域也结束了贵族抒情诗时代,而随着中古前期“战记物语”的兴起,开始了文学史上的英雄叙事诗时代。运用日本民族文字创作的物语文学,显示了日本文学的创造性发展,从作品所讴歌的英雄人物的政治理想所打上的儒家思想烙印,和这些英雄的“智仁勇”的品格,我们亦仍可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深厚的积淀。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宋代,日本向中国派遣大规格使团和留学人员的活动虽然停止,但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发展,两国民间交往却日趋增多。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在日本传播很快,两国间都有大批僧侣互访、传法和求法,他们除了研讨禅理,也吟诵诗词,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

从日本保存的中古书目来看,在中古前期广泛流传的中国诗歌,除《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传播最多、最广的是唐诗,宋诗宋词还未及传入。如果说上古日本诗人心目中的偶像是白居易,到中古前期,李白、杜甫、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李贺、韩柳和晚唐的小李、小杜,都受到推崇,从而广泛地吸取和借鉴了唐诗不同的题材、风格、意象和表现手法,丰富和提高了日本诗人的艺术修养。

中古中期起,宋诗宋词源源传入日本,与日本“五山文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五山文学时期,汉诗、和歌同时复兴和发展成熟,开始了日本诗歌史上的隐逸抒情诗时代。

所谓“五山”之称,源于中国南宋有五座最高级别的敕建寺庙,日本仿效,先后有“京都五山”、“镰仓五山”,为当时学问僧最多的五大寺院(注:五山时代包括镰仓、室町、安土、桃山等时期,即公元1192-1603年,约共400余年。所谓“五山”是对京都及镰仓的五大寺院的总称。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五寺之上另有南禅寺。镰仓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浄智寺、浄妙寺。一般把京都五山视为五山文学之渊薮。)这些禅僧大多能诗善文,他们通过汉文研究禅理,也研究中国文学。宋诗宋词中有许多具有禅理理趣的作品,也有许多超脱现实,表现隐逸意趣的作品,所以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时备受五山诗人崇尚的中国诗人,已经是豪迈洒脱的苏轼、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以及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的杜甫。

整个五山文学不离唐音宋调,如果说中古前期的日本诗响彻唐音,到五山文学中心时期的室町时代,宋调就越来越多了。试读以下日本诗人的名作。

[例1]铁庵道生:《秋湖晚行》

秋塘雨后水添足,苇折荷倾岸涨沙。

唤得扁舟归去晚,西风落尽白萍花。

这首绝句用苏轼《赤壁赋》意境,涨水、芦苇、岸沙、扁舟迟归、西风、白萍等意象组合浑成一体,言出了诗人自己的情感。

[例2]天岸慧广:《喜见山》

放洋十日意无山,惭说平生眼界宽。

弱水谁言三万里,扶桑仙岛照眸寒。

这首绝句用中国典籍的典故,“弱水”一词初见《尚书·禹贡》,再见《山海经》之《西山经》和《大荒西经》,《史记》《后汉书》等亦见,称为“近西王母所居处”或险恶难渡的河海,苏轼诗《金山妙高台》:“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扶桑仙岛”则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对古代日本的称谓。天岸慧广氏此诗有宋调。

[例3]虎关师练:《游山》

浅水柔沙一径斜,机鸣林响有人家。

黄云堆里白波起,香稻熟边荞麦花。

前两句化用苏轼所欣赏的宋僧道潜诗句“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有翠微”;后二句化用韩愈诗句“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黄”。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五山诗人不再是对中国诗的模仿或移植,而多用宋代江西诗派倡导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法,化用某些意象,借鉴艺术经验,言自己之志,抒自己之情。

与汉诗同时发展成熟的和歌,从13世纪初编纂的《新古今集》,到室町时代和歌歌人的许多专集,我们同样听到唐音宋调在日本歌人心灵的回响,试看《三暮之歌》:

任是无情动哀思,沼上鹬飞秋暮时。(西行)

樱花红叶无觅处,海滨草屋秋日暮。(藤原定家)

满眼凄凉非关景,松林山上秋暮清。(寂连)

在这类和歌中,隐逸者的心境通过歌中创造的意境、情调,实现了物我的统一。从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它们与当时在日本流传的宋人的禅诗,有着精神上和艺术上的联系。这类和歌,尽管在用语、意象和象征主义手法上对中国古典诗有所化用、借鉴,但又确实有意境的创新,唱出了日本这一代知识阶层超脱现实的心声。

日本诗歌文学在汉诗、和歌之后,又产生了由连歌发展而来的俳句,以及群众性的歌谣创作。俳句的形式很接近宋词的小令,是一种格律化的小诗,从生活中捕捉一个意象,以简短的韵语,表达独特的感受和情致,在形式上和艺术手法上,都与宋词小令的艺术经验有密切联系。俳句成为压倒汉诗与和歌的新诗体。

在群众的歌谣创作中,我们仍能较普遍地看到中国诗歌对日本民众歌谣创作的影响。试看以下三例:

[例1]歌谣《百万》:牛羊归径险,鸟雀聚树深。

[例2]歌谣《俊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例3]歌谣《芭蕉》:魂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

上面三例中[例1]是杜甫诗《瞑》中的句子;[例2]是杜甫诗《春望》中的颔联;[例3]是杜甫诗《法镜寺》中的一联,只是把上句的“神”字改为“魂”字。这类现象出现在群众性歌谣创作中,足以说明中国古典诗词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各种诗体的诗人,乃至民众中的歌谣作者,都从中吸收艺术营养,因而难免袭用或化用某些成句和意象,正反映了中国诗歌予日本诗歌影响之深广。

中世纪的日本诗人,已经自觉地在日本民族的现实土壤和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中国诗歌的优良成分,有机地融化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建立和发展日本民族诗歌。因而,从中世纪后期的江户时代起,日本民族文学进入新的高潮和繁荣时期。

四、近代和现代时期

19世纪后期,明治时代开始的日本近代和现代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仍然进行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影响,实际上早已融汇为日本民族和文学传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它的研究不是取消了,而是加强了。

总的来看,日本学者这一百年来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如同进行一项宏大的工程。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诗赋,从唐宋诗词到元曲、明清诗文,从宏观到微观,史论、作家论、作品论、文体论、流派和思潮、艺术和声韵……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传统的训诂、考证、义理之学,又运用了现代文艺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以及系统论、弗洛伊德理论、文化人类学等等,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形成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有政府和教育文化团体支持而得到一定的物质保证,即使在战后复兴的艰难条件下,研究仍在继续,从而出现了学术昌盛、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我目前没有能力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全面的评述,只能就我接触到的资料,谈谈给我印象最深的几点。

首先是《诗经》研究。《诗经》在日本有上千年的研究历史,以前是经学研究,近代和现代进展为文学的和文献的研究。据村山吉广编《诗经研究文献目录》(注:村山吉广、江口尚纯合编《诗经研究文献目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收录1868-1990年日本的文献共764项。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松本雅明、赤冢忠、白川静为代表的《诗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开拓了《诗经》研究的新领域,以新方法、新角度加深了对《诗经》的文化史认识,对某些传统观点作新的检验。他们的研究方法,已经为一部分比较年轻的中国学者所借鉴。村山吉广等学者自8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明代诗经学著作,这正是中国历年研究比较薄弱的课题。

第二是宋代诗词研究。日本学术界不同意中国诗歌到唐代以后不再进步的观点,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市民阶级的参与,宋诗有不同于前代的丰富内涵。口语入诗,用韵革新,以及更接近口语的宋词在艺术上的大发展,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开拓了新天地。如果说五山时代诗人更欣赏宋诗的禅理化,从中古后期到现代,经几个世纪的研究,对宋代诗词逐渐取得全面、深刻的认识。

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宋诗概说》中探讨了唐宋诗的差别,认为唐诗是诗人的诗,宋诗是学者的诗。诗人需要激情的投入,故而幽怨、感喟、悲伤;学者则更多静观和理性,静观要保持与情境的距离,理性则要调整感情格调而重理趣。苏轼诗词的高超,源于其作品中包含的开阔的胸怀和温厚的人格,他积极摆脱宋以前中国诗歌以悲怨为主题的抒情传统,有意识地创造宽广的意境,以达观的哲学,从容地观察人生的风云变幻。

小川环树教授的《苏东坡生涯和诗风》认为,苏轼后期的诗接近禅理,而且常用把自然物拟人化的手法,想使大自然向人类回归。在《苏东坡古诗用韵考》中考证苏诗用韵常突破唐以来近体诗的韵格,这是由于运用他生活的11世纪的中古汉语用韵,而他的词更接近当时的口语。

村上哲见的《宋词研究》,考察了词的起源、发展及各个时期的词人,对苏轼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苏词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日常生活体验为基础;二是摆脱花间派的感伤与怨苦,创造出豪放、达观的风格;三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他还认为宋词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苏词的散文化趋势;一是周邦彦的格律化趋势,而格律化趋势的结果是形式主义。

第三是楚辞研究。日本研究屈原赋和其他楚辞作家的作品,也有悠久的历史,现代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结合巫风巫术来研究《九歌》,有值得注目的创获。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屈原并无其人”。这个观点,中国20-30年代的“疑古派”曾经提出过,美国人也提出过,因为论据贫乏而薄弱,早被人们驳倒。最近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又提出屈原不但确有其人,而且在放逐时期曾到达日本游历云云。当然,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创见,不过,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应该有共同信从的学术规范,不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利于学术的进步。

五、结束语

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当然不能停留在一些极易看到的表面现象,而应该注意到深层的发生普遍而持久影响的东西。中日两大民族种族相近,地理相邻,从遥远的古代,通过友好交往、移民,建立了长期亲善的关系,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是东方民族共同发展的必然过程。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优良的民族风格,就是善于学习,并且具有惊人的再创造才能。日本人曾经以极大的努力积极吸收古代先进的中华文化,推进日本民族的文明进程,建立和发展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一百多年来,日本又努力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建设和发展了居于世界前列的现代化文明国家。

中华文化的影响已经融合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卓有成就的中国古典诗歌,自然极易为日本人接受,产生思想感情的共鸣,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而作用于日本诗人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以创作他们的诗篇,发展日本的民族诗歌。经过多少世代,中国诗歌的营养成分已经与日本民族诗歌融为一体,融化入它的传统。日本学术界一直把中华文化典籍和中国古典文学统称为“古典”,而无须在这两个字前边加上“中国”这个定语,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吧。

日本诗歌曾经受到中国文化典籍和历代中国诗词的影响,在上古主要是《诗经》、汉魏六朝诗和白居易的影响,进入中世纪以后,主要是唐宋诗词,尤其是宋诗宋词的影响对日本民族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宋诗宋词产生于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变革时期,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经验更易于为建立封建主义民族国家的日本人接受,宋诗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都在日本诗歌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日本诗歌的兴盛、成熟和诗体的多样化。中国宋诗宋词和中世纪日本诗有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共通性,同时又呈现各自民族的特点,表现出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形式的差异性。日本人批判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有益的养料,融化于自己的血液,通过民族形式,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个经验,也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应该学习的。

学术无国界。古代中华文化曾经传入日本,近现代日本文化也曾经传入中国。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各国的文化发展而推进世界文明。让我们继续发扬和平友好的传统,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东亚和平与世界文明。

收稿日期:199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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