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之演变与中国文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中国论文,词汇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甲骨文系图形性较强的象形文字，经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而成为如今这个样子的文字。中国文字所以如此长期停留在方块字的阶段，跟汉语本身缺乏词形变化、一个音节一个字的特点有关。在方块字产生的初期，一个象形字的字形跟该字所代表的一个词儿在意义上直接发生联系。后来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愈不像形，而且原有的词义和词音也逐渐改变。结果以独体字为主的阶段慢慢转变到以合体字为主的阶段。合体字之产生一边可反映方块字本身具有一定的造字系统，一边可反映当时的人要谋图用书写形式辨别同音异义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合体字代表一个词儿的情形也早已结束而面临新的局面。
一、方块字为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
虽然汉人所使用的书写符号里有些象形字，但中国文字决不是像古代埃及文字那样的象形文字。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字符号是照着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手段造成的。这四种造字手段再加上汉语重视分辨音节和缺乏词形变化等一些语言上的特质，使得中国文字的形体一直到目前为止仍保持着“形符”的特色。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文字可分成六类，称做“六书”[①]，包括“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其中前四种手段是造字之法，后两种手段是用字之法。属于用字之法的“转注”这一类的字数很少，又很不确定。《说文解字叙》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以“转注”就是语基相同，意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文字间之转相注释。除了“转注”之外，“象形”、“象事”、“象意”此三类也只占极少数。此三类的字似乎对于汉语里的词儿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而文字可以脱离语言单独成为一套完整的书写符号系统。可是自古以来文字是同语言之词儿很密切地结合起来的。于是结果就失去了固有的象形象意的作用，变成口头语言的约定俗成的视觉符号。汉字不再是意念的直接符号，而是汉字所代表的口语里的词儿为意念的符号。换句话说，中国文字很久以前已出现一个字等于一个词儿的现象。于是虽透过分析字形能使人看懂文字所代表的词，可是该字的实际意义本身还要学习。其实，中国文字也象音素文字一样与口头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整个文字当中象声字所占之比率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借也与口语有紧密的关系。人要造字时有些口语词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写出来，就不得不放弃造字，而采取另外手段，此时通常用的办法是假借。《说文解字叙》云：“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有一个词儿，要给它造一个字，就借用已造出的同音字来代替未造出的字，也可以说就借用别的已经有字的同音词的写法。由此可见假借的开端的确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②]。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情况就稍微改变些；本来已有的字在记录语言时，因为一时想不起来本字，所以不能不用另外一个同音的字来代替，这也叫做假借；甚至用了错字或别字，也冒充为假借；此可说系假借演变的过程当中显出来的现象。当做假借字用的已有的词无疑系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这四类。举例说，有一个词“然”，其本义为“燃烧”。《说文解字》云：“然，烧也。从火疣声。”然而当时有个常用口语词，跟“然”字同音，它所含的意义是“如此”，无法写成一个字。因此为了分别起见又给本字增添火字旁，重新造出“燃”字，表示“燃烧”之意义。目前“然”字被人们当做假借字用，而“燃”字早已代替原来“燃”字的地位。[③]与此种情形不同，有些象声字的声符只是用来和形符相拼合表示象声字的声音，而该象声字从来没有假借作其声符之本义，形符也从来没有表示该象声字之意义。譬如说“塘”字，它的形符“土”表示“塘”字跟土木工程有关，声符“唐”表示声音。与此同样，“铜”字之形符“金”表示其意义属五金，声符“同”表示声音。现今有人看来“塘”和“唐”读音相同，“铜”和“同”也读音相同，而认为许多象声字的情形也差不多，但其实不然。不仅如此，目前众多的人不晓得在产生那些象声字之前好几百年，不加偏旁的本字就在古书里当做假借字用，或者有了引申义。任何象声字不论将同音字任意借用或者是同一个字义的引申，在造字之时一个象声字跟其声符的读音必定相同或很近。但是随着时代之发展，象声字之读音跟其声符读音的不同现象日趋扩大起来了。如今有好多字已经不能从声符推断象声字之读音，也不能从象声字推断声符之读音。这种现象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不只是由时间之不同与空间之不同所引起的；因为大体上看来，中古以前时期好多词儿的记录已经没有依靠造字之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根据文字上之特点来讲，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一个字不会有两个音节。若是一个词儿只有一个音节，那么就可以有一个字。可是假如一个词儿有两个音节，那就不会只有一个字。其实中古以前时期汉语里的好多词儿已经不是一个音节。因此活在古代的汉人记录复音节词时基本上无法依靠造字之法。
二、双音单词之产生与语言规律
我们通常说古代是单音节词为主，而现代是双音节词为主。那么，单音节词为主的情形，后来为何变成为双音节词为主的情形呢？其主要之原因可能跟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由于日益显现文明之发达、人口之增加等种种因素，一个音节代表一个词儿的一种语言规律，在古代某个时期已经不能满足人要表达意念的愿望。从此汉语的词儿逐渐向双音节化的方向发展，而这种趋势不久就成为新的词汇发展规律。我们可推想远在西周时代双音节词已经不算极少。假如我们肯定从单音节词走向双音节词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种规律，那么远在《诗经》时代这一趋向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其实，跟一般的先秦散文作品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的好些双音节词给我们说明在复音节化的初期阶段产生的词儿具有什么样的面貌。古代单音节词众多的情形下人们恐怕经常遇到无法表达意念的局面，因而为了充足描写景色或情感的需要，乃造出些以重言为手段的单纯词。古代之单纯复音词也叫联绵词[④]，复音节化的初期阶段产生的联绵词可能是重言词。它以叠字形式记录，也可说联绵词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首次记录重言时的叠字后来读音有些改变，书写形式也有些改变，而又出现双声词、叠韵词或双声叠韵词。我们所认得的联绵词大都是运用语音特点造出的单纯词。在《诗经》中重言词多半属于形容词，以重叠的音节来烘托事物的态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可能渊源于《诗经》时代重言词。但是《诗经》里的重言词不像现代汉语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如《卫风·淇奥》之“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和《小雅·苕之华》之“苕之华，其叶青青”，这里的“青青”并不是指颜色而言，而是描写植物茂盛的。与此同样，《小雅·巷白》“骄人好好，劳人草草”的“好好”并不是好坏的好，而是描写人很安康的。这些重言词纯然由两个重叠音节构成，同单音节词之意义毫无关系，另一种情况显示重言词意义与单音节词意义基本相同，但重言词带有描写的性质，如《小雅·大东》“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这里的“粲粲”与《郑风·羔裘》“羔裘晏兮，三英粲兮”的“粲”意义相同，皆为鲜明之义。有些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有、其、斯、思”等附加成分构成合成词，或加“矣、止、兮”等助词凑足两个音节，该词之意义跟同音的重言词相同。这种形式在《诗经》里用得比较普遍，先秦时代其他典籍里很少见到。这是因为《诗经》以四言为主，并且大都以两两音节为停顿，要求音节成偶数，有时单音节词不符合这个需要，就加上一个音节来凑数。而且有些重言词语音相同或相近，虽然文字不同，意义却多相贯通，它们多有同源关系，有的甚至可以当做一个词，例如，“皇皇”、“煌煌”、“裳裳”皆形容光华而美盛的样子，“央央”，“英英”，“阳阳”皆形容鲜明的样子，“履履”、“矫矫”、“骄骄”皆形容壮健的样子[⑤]。我们由此可知在《诗经》时期同一个重言词的书写形式不只是一个。而且用语音形式表达意义时同一个重叠音节有一些稍微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可推想当时的华夏人以重言手段来表达一个意义时首先需要文字的记录。此时华夏人可能常采取已有的象声字。例如说，有一个重言词，它的一个音节相当于“乔”字音，可是“乔”字本义为“高而弯曲”，而若写成“乔乔”的话并不合适。该重言词所表达的意义为“壮勇的样子”。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古书里所记载的该词的书写形式是“矫矫”，如《尔雅·释训》：“番番，矫矫，勇也”。不过“矫”字本身的原来意义不是跟该重言词之意义有关[⑥]。由此得知原来“矫”和“矫矫”二者为毫无相关的词儿。又如《尔雅·释训》：“旭旭、履履，憍也。”这里的“履履”跟“矫矫”二者却为相关的词儿。“履履”之意义可能是“矫矫”意义的引申义，因为“履履”之意义表达趾高气扬的样子。这些情形就反映《诗经》时期已有不少同音词。因此可能象声字之数量也随着同音词的产生日益增多起来了。与此同时，同音字的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不仅如此，同音字的增加又与重言词和其它联绵词之产生颇有关系。好些重言词当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当代通用频率较高的词儿，如《尔雅·释训》“穆穆、肃肃，敬也”和《尔雅·释训》“肃肃，翼翼，恭也。”这些词皆表达出恭恭敬敬的样子。那么“穆穆，肃肃，翼翼”这三个重言词当中为何可以看做第二个词儿频率较高呢？其主要原因可说“肃”字本义跟其叠字之意义并无不同，仍保持相关意义，但“穆穆”跟“翼翼”的情形则不然。除了重言词之外，单纯双音节词还包括以双声叠韵为特点的联绵词，但为数不多。例如“鸳鸯”，这个词儿系双声联绵词。它最早见于《诗经》，如《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它虽不是重言词，然与重言词一样不能分开讲。《说文解字》云：“鸳，鸳鸯也，从鸟，夗声”。又云：“鸯，鸯鸯也，从鸟，央声。”《说文解字》之著者许慎在解释字义方面有一个规则，联绵字之下一个音节不加解释字义，只列举联绵的字，而表示该词是不可分割的。故我们得知“鸳”字和“鸯”字是专门为“鸳鸯”这个词儿造出来的象声字。上述的种种情况，使得我们不难推测先秦时期华夏人之口头语言对于象声字和假借字的产生起了极大的作用。其实汉语之词汇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条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可推断至少在《诗经》时期之前华夏人不仅采取音节重叠方式造词，而且还采取在重言的基础上改变其中一个音节的声母或韵母的方式造词。也可以说在《诗经》时期的复音节词多半是按语音造词方式产生的双音节词，联绵词还可包括少数音译外来词。
三、语法造词在汉语演变过程中的地位
大家皆承认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为复音节化。已在前面提过的双音节词也几乎都系按照语音变化方式造的复音节单纯词。因为早在殷商时代人们的集体生活较为单纯，概念的发展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再加上语言本身又具有以单音节词为基本条件的形态上的特点，其词汇发展规律在上古前期跟以屈折法与派生法为主的印欧语的词汇发展规律比起来，已经很难找到二者间的相同之处。音节重叠，双声叠韵等语言现象显然是反映孤立语本身的特征。古代汉语的这种现象早就牵涉到文字问题。其实它对方块汉字（尤其是象声字）数量增加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盲目地依靠造字法，用字法以及语音造词法的趋势可能在上古前期已经到了饱和点。因此为了表达意念和情感，先秦时期汉人终于找到了另一个极为合适的出路。孤立语在语法上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根词与根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语序”。但是根词与根词之间的关系后来往往转变为词根与词根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从句法关系转变为词法关系。先秦时期汉人找到的另一个出路便是运用这种语法关系的造词法。汉语进入语法造词阶段之后由同音异义所引起的混淆现象逐渐解除了。过去停留在语音造词阶段时汉人处理同音异义主要仍依靠以象声为主的造字之法和以假借为主的用字之法。
汉语复音节词的构成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联绵词，第二类是词根加词缀，第三类是词组的凝固化。就汉语发展的情况看联绵词变化最少，因为有关联绵词的变化只是词汇方面的变化，而不是语法的变化。上古时代极少数之词缀大体上并没有沿用下来，而中古时代以后又有新兴的词缀，但是词缀在汉语中为数不多，在构词法上不占重要的地位。至于词组的凝固化，在汉语构词法中极为重要[⑦]。关于这种现象又可以说是以具有孤立语特性的汉语语法结构为基本因素的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我们可推断已有的语法结构是依以成词的语言基础。有关汉语复合词产生的过程则会反映词组的凝固化；这在历史过程当中随着人们的认识逐渐形成起来。它起初从词组形式开始，后来往复合词化的方向逐渐凝固起来而成为一个词儿。通过词组的凝固化产生的复合词本身内在的两个语素结合较为繁密，有的语素结合后构成新义，原来成分的意义则融化于新义中，例如“先生”这个词儿产生得相当悠久。《诗经·大雅·生民》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这个句子里的两个字的确是词组，其意义是“头次出生（头胎）”。很明显，“先”跟“生”当时可当做词儿，应该分开讲。“先生”这个词组则反映西周时代之语言情形。然而到了春秋时代“先生”两个字已经不可当做词组，例如《论语·为政》云：“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个句子里的“先生”可算复合词，其意义为“父兄”或“父母”。由此可推断“先生”这个词就是产生在先秦时期的复合词。
双音节词组后来转变为双音节复合词，这类现象给我们显示同一个意义单位在语法上的演变，例如“矛盾”的“矛”和“盾”这两个意义单位从语法上看上古时代可当做词儿[⑧]，而现代则可当做语素。在同音异义词越来越增多的情形下“矛”和“盾”早已失去了词儿的资格，乃变成语素。但在上古时期单音节词仍然占优势。依照张志毅先生的研究结果，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复音节词约占百分之十；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复音节词约占百分之二十；公元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口头语体的复音节词占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现代汉语的复音节词占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左右。于是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古代汉语里单音节词占优势，现代汉语里复音节词占优势[⑨]。
自古人们操汉语时可能不断重视表意的明晰度。汉语的词儿停留在以双声、叠韵及重言为主的语音造词阶段时人们当然也追求过表义的明晰度。这无疑是汉语之词儿要走向双音节化的基本动机。由于种种造因，我们可以肯定汉语进入语法造词阶段后最早出现的是以联合关系和偏正关系为主的双音节复合词。人们要知道语言能顺利地起交际工具的作用，无疑是越明确并容易了解越好。在先秦时期也许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差不远。不过拿语言本身的特质来说，用口语讲话时听话的人基本上不能看字，而且听了就要立刻懂得，几乎没有时间让对方思索，于是就要求明确易懂。这样就必须要求我们将词性固定下来；口头语言的词性固定了，自然也会影响到书面语。以语法造词方式造的词儿在意义的表达方面比单音节词来得更仔细，同时也使得词性更为确定。例如“隶”字在上古时代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到了后代当做名词时改用“奴隸”，当做动词时改用“隸属”，这不仅是意义表达得更为细致，同时由于词性的确定，词儿在句子中的地位也更为明晰了。[⑩]凡是一个词儿经过长期地使用，其意义常会发生变化。语言是一种体系，这个体系一开始形成每个词儿就皆应该放在整个体系中来估价。词义变化的情形就意味着从本义改变为转义（包括引申义和比喻义）。由此可推断在古代词义的演变跟象声字的产生以及复音节词的产生，这三个层面的确有着密切的联系。如“隶”字，它本是象意字，描写用手抓住禽畜尾巴的情景。“隶”的本义后来引申为“附属”之义。因为该词的意义稍微改变了，所以为了区别意义重新造一个象声字“隸”[(11)]。但与此同时逐渐显现一个字代表两个词性的现象，词义的引申结果牵涉到同音新字的产生。目前我们将“隶、隸”两个字当做异体字，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将“隸”字又简化为“隶”字。“奴隶”跟“隶属”这两个复合词的产生不仅给我们说明以“隸”字为书写形式的一个词儿的意义和词性等于以“奴”字为书写形式的词儿，而且还说明以“隸”字为书写形式的另一个词的意义和词性等于以“属”字为书写形式的词儿。目前我们以同代的概念为前提来看“隶”字已经不是代表一个词儿，而是代表一个词素。
四、结语
上古汉语里单音节词占优势，这无疑地反映上古汉语孤立语的特性非常浓厚。自古以来汉人说话重视分辨音节而语音变化作用只能在个个音节范围内发生。方块字常爱帮助烘托语素在书写形式上的位置。汉语重视音节，这个孤立语所具有的特点自然会牵涉到文字问题。因为文字必须适应该语言本身的结构特点和语法特点，所以在汉语里一个方块字能代表一个有意义的音节。汉语确是与印欧语大不相同。因为双音节语素跟多音节语素在汉语中没有发展的趋势，反而却有萎缩的趋势。其实曾在先秦时期出现的联绵词有的早已不用或不常用，而且其使用频率愈来愈降低下来；至于外语借词，音译的倾向逐渐为意译所代替，限制了复音节语素的发展。那么为何复音节语素之发展被限制呢？这可能跟语言上的习惯有关。汉人讲话重视有意义的单音节；这个单音节就相当于一个方块字。因此专门为音译造的没有意义的方块字为数极少，例如“葡萄”，“葡”和“萄”根本没有构词能力。这类音译词在其性质上与联绵词很相似。现代汉语里通用的不少联绵词是从语音造词阶段时期遗留下来的词儿。就汉语本身的特点来说，经过语音造词方式产生的单纯词并不合乎有关汉语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汉语的词儿则是基本上通过语法造词方式造的。其实汉语的词汇系统是复合为主的。在表面上看汉语复合词结构跟汉语句法结构极为相似；二者皆依照语法单位相互间的次序来表达意念和情感。但是从方块字的活跃性方面看，汉语复合词结构比汉语句法结构更为灵活。在此我们可推断自从先秦时期以来由于单音节词为主的情形后来转变为复音节词为主的情形，许多古代单音节词在汉语演变过程当中逐渐改变为单音节语素。如今在好多场合方块字很难代表词儿，然而除了双音节单纯词之外方块字几乎都能代表汉语的语素。于是方块字的活跃性跟语素的结合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句法结构和照着语法造词方式产生的结构，这二者皆采用联合、述宾、偏正、述补、主谓等五种基本组合关系。但是前者采用的组合关系和后者采用的组合关系则为不同层次上的组合关系。其实以词儿为基本单位的组合关系和以语素为基本单位的组合关系之间不能画等号。例如“人来”，“叫人”，“有人”，“坏人”等双音节单位皆属于句法结构。词与词之间的任意结合可以依照上述五种基本组合关系；语素与语素之间的任意结合也可以依照上述五种基本组合关系。
从古到今汉语将单音节形式当做基本意义单位的语音形式。汉语的语言形式与汉语的书写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汉语的造句法在殷商时期跟现在的情形相比，的确有不同之处。研究的结果显示当时以单音节语言单位当做基本句法单位的倾向相当显著；就现代汉语造句法说，以复音节语言单位当做基本句法单位的倾向非常显著。尽管以单音节句法单位为主的语言特点后来转变到复音节句法单位为主的语言特点，但一直到现在汉人仍然使用方块字。虽然基本句法单位的复音节化相当显著，但复音节句法单位本身基本上还是以单音节语法单位构成的。这种现象显示汉语脱不了以单音节性为代表的语言特点。可见复音节词的产生并未改变汉语之本质。汉语目前只是改变为以比句法单位低一层的单音节语法单位为主的情形。
注释：
① 东汉以来列举六书名称的学者不少，本文采班固的说法。
② 如果是“本无其字”的假借，那就没有本字了。比如，第二人称代词，先秦或写做“女”或写做“汝”；“女”本义是女人，“汝”本义是水名，第二人称代词并没有本字。因为“汝”的表示水名和表示第二人称代词的两个意义在上下文中容易相混，所以后来第二人称代词逐渐以写“汝”为多。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③ 宋代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曾透露过“燃”字是后人增添的，参看大徐本《说文·十上，火部》。
④ 联绵词大抵由两个具有双声、叠韵关系的字组成，多数是形容词，也有一些是物名。探索联绵词的内部形式及语源义的主要方法是：以上下字的声纽为链索，广泛联系音近义通的同根词或同族词，归纳出一个个模式，进而追溯其语源，阐释其理据。张永言《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页。
⑤ 向喜：《诗经里的复音词》，《语言学论丛》第六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40页。
⑥ “矫”字的本义是一种器物。《说文》云：“矫，揉箭箝也”。
⑦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6页。
⑧ 《韩非子》。
⑨ 张志毅：《汉语和印欧语某些发展趋势的比较》，《语海新探》第一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页。
⑩ 史存直：《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11) 《说文解字》云：“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凡隶之属皆从隶。《说文解字》云：“隶，附箸也。从柰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