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可能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秩序论文,逻辑论文,时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们在思考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的问题时，很自然地会考虑“国际”问题。国际的(international)，其词于本身就包含了民族国家的(national)前提，在这样的世界构想方式之下，国际作为一个体系(system)，其核心的行为体(agent)就是民族国家。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民族国家的演变离不开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事实上，民族国家是18世纪以来，在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由绝对主义国家转变而来的。①本来，在欧洲，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战争的暴力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因为这时候的战争不再是宗教狂热的工具，也还没有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战争在更多的意义上是国王们的“游戏”，这种游戏已经产生了一种自我节制的“文明”规则。②但这样的好景没有持续多久，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所鼓动起来的新社会力量就使战争的动力得到了充分发展，在催生残酷的现代战争的同时，它们也建构了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成了资本和战争暴力的集装器。[1](P330-336)战争对人类的毁灭性威胁激起人们反对战争的应战。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国际联盟，这表达了人们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渴望，但战争并没有被制止。经历了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这一新的国际组织才产生。联合国吸取国际联盟的教训，采取了大国集体协商和协调行动的原则。20世纪末，两大阵营对峙所造成的均势格局宣告终结，又向我们重新提出了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未来的问题。
如何定义、描述和预断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呢？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涉及重大的战略抉择问题，但严肃的抉择只有建立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才不会是盲目的。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地图是应该恢复到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旧貌呢？还是应该根据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前景来勾勒呢？如果全球化在超越民族国家构架的同时并没有消解现代世界历史的固有矛盾，那么人们在既超越民族国家，又超越市场的层次上是否能够找到吸纳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建构和谐世界的力量呢？只有从历史与思想的双重角度辨明这些可能性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我们才可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审慎的战略抉择。
一、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思考“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的模式问题，仅仅从“冷战”时代开始无疑是不够的。因为，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力量促成现代世界体系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6世纪到18世纪。沃勒斯坦所偏爱的“世界”概念，比“国际”一词更可以给我们一种观察现代世界的“长时段”眼光。沃氏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把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起来的市场逻辑之上的，这种类型的世界体系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空间范围内都存在，但从16世纪以来，它在西方被多元的政治结构分割并整合进了一种新的生产结构中去，那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2](P79,176)从16世纪开始的200年正是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三种力量促成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期，也正是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形成时期。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所滋养的新社会力量使战争的动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日趋残酷的战争又使得绝对主义国家以民主的形式吸纳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从而建构起民族国家，发展出名副其实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现代政治思想家对现代世界精神结构的剖白为我们理解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面镜子。无论是民主还是工业资本主义，都可以从现代的政治哲学那里获得合理的解释。③从现代政治思想的视角看来，古典政治哲学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理想，而更加现实的现代政治哲学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找到了最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坚实的普遍基础。从这样的现代政治哲学中演绎出的国家、人民主权、自由等概念成为民主、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内核。上述现代政治哲学的人性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thumos)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该被还原到更加基本的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可以被引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意气的位置应高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无论哪一类学说，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都是其关键的理论枢纽。从这里出发，民主理论所主张的是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工业资本主义主张的则是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即为了更好实现自我保存，通过劳动和交换获得财富的优先性。从这两种优先性推论，安全是国家的最低理由，自由的更高理由则要求君主主权国家必然要过渡到人民主权国家，人民主权最后要扩展到全球，与此相应，所有人类个体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仅应该而且在事实上都能得到保障。的确，从个体的自然权利出发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普遍同质的世界秩序。
但遗憾的是，个体幸福完满实现的许诺在现代性方案的扩展中遭遇到了十分矛盾的历史困境。从保护和发展个体权利出发的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旦遇到区域性政权就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种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依托在区域性政权上，恰恰使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所许诺的个体自然权利的普遍实现成为不可能。民族国家分立的现实不仅没有走向普遍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而且使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日趋激烈。民主力量的发展使主权在民的概念建立起来，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意识之下，传统君主统治下的贵族、平民等不同的身份等级都被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就是“人民”。民主的概念和主权的概念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被明确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向整个欧美世界。民主许诺给个人的政治权利并不乖乖地在“利维坦”的绝对君主制下臣服，而是成为主权国家所依赖和动员的力量，从而战争也由“国王们的游戏”转变为“总体战争”。④
民主和地域性政权的结合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地域政权的结合则产生了经济民族主义。本来，那些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思想家们把经济权利看作一种建立在个人自我保存权利基础上的普世的东西。自由放任的要求最理想的是以全球为统一工厂和市场，如果说这一理想太高远，那么至少要在现实中从两个方面向这个理想努力：一方面是尽量扩大经济单元的面积，另一方面是尽量降低不同经济单元之间的交流障碍。但民主和主权国家政治运动的兴起，不仅打碎了英式新帝国，也瓦解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等旧帝国秩序。民族国家在统一自己的国内市场并争相实现工业化之后，又展开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工业政策竞争。那个本来是世界工厂、以全世界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的英国，现在也开始重弹重商主义的老调，因为现在它已经不是世界市场的主人了。新兴的工业国则不仅仅进行常规的经济竞争，而且把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设定为国家政治及对外政策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那些力图以战争与老殖民国家较量，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但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凡尔赛体系改变，这导致了更大规模、更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⑤人们不得不深思：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内在动力呢？民族国家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不是为这种人性动力的扩张提供了同样的政治结构呢？
二、普遍同质社会
如果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内在于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积累发展模式之中，如果这种有结构性局限的发展模式不能被根本改变，那么，人对人和人对自然的剥夺就不可避免，在全球范围内为争夺资源和市场以及转嫁经济危机而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甚至战争就不可避免。面对这种矛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积累、产品生产、消费及收入分配全面国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三世界国家则努力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但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苏对峙局面的结束，“三个世界”总体格局的瓦解，上述三种纠正经典自由主义弊端的社会政治方案似乎也都成了疑问。于是，在“历史终结”的欢呼声中，新自由主义者转而相信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能够使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和平地实现。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构造一个世界范围的同质社会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但也有类似之处。因为普遍同质的社会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实现一个全球的普遍共同体。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被打破后，新的历史终结论就伴随着黑格尔主义的神学论调登场了。据说，自由民主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和最后的人类社会制度，最终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互承认”，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最成功的和解。如果承认这种最终的和解在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那么人们顺理成章地应该承认“历史”的终结。依照其逻辑，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和日本等已经步入了“后历史世界”，所有重大的原则问题都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自然或技术问题。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国家和民族，也许还有历史，还处于“历史世界”之中，甚至会对“后历史世界”发动进攻。但历史的方向仍然在于以“后历史世界”为样本的自由民主制，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遍同质国家这一最终使矛盾和解的人与人关系的绝对形式。冷战后的民主和平论所预言的世界秩序前景实际上正与历史终结论互为表里。[3](P325-338)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一定不会同意民主和平论的简单乐观主义，更难以同意“历史终结”论这一更抽象的永久和平前景。无论在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眼中，还是在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下，冷战结束所带来的简约的意识形态两极图式的破碎似乎都证明了，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应该是以每个国家为真实行为体的。经济、技术、军事、人口等实力对比的变化会使霸权关系发生转移，如果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地维持自己的霸权，如果每个霸权国家的衰落都伴随着一个新霸权国家的挑战，那么世界历史的图景一定是没有任何固定的结局。因为历史在现实主义这里只意味着国家力量对比上的因果性[4](P4-12)，根本没有内在的目的，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严格意义的历史的开端和终结。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不是又要回复到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呢？
三、文明与新秩序的整合
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亨廷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采用了一个居间方式。他们既反对民族国家小单元的分割，又拒绝世界大同，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的大同图景，他们都预言一种以文明为整合单元的世界。
对于斯宾格勒来说，统一的、线性的世界历史只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历史意识的产物，每种高级文化都有自己不同的生命道路和发展历程，没有把不同高级社会整合起来的统一世界历史。斯宾格勒把“世界”理解为各高级文化相互分立的世界，有几种高级文化就有几个世界，于是就有古典文化—世界、西方文化—世界、印度文化—世界、巴比伦文化—世界、中国文化—世界、埃及文化—世界、阿拉伯文化—世界、墨西哥文化—世界。[5](P46)而这些世界单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斯宾格勒并不否认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但关键是这些影响和作用的性质对于文化灵魂的生长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强烈渗透甚至覆盖，被理解为“假结晶”[6](P330-333)；至于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武力征服和消灭则纯粹是外在关系，被认为毫无“历史的意义”。于是，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出发只能理解两种世界关系的存在：一种是高级文化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即文化灵魂的发展而与其他历史单元发生斗争；另一种则是垂死僵化的文明为金钱和权力像动物一样撕咬。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现象，对于斯宾格勒来说，是西方文化生长到了自己老年时期的一种文明症候；依照他的历史哲学，每一种文化在衰落之时，金钱和权力就成为最有力量的媒介，这不过是表明文化的人又“退回”到纯粹的动物的人的状态而已。根据这样的逻辑，他断言了西方的没落，也拒绝了普世历史背后的西方中心论。
如果说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由于把历史的单元看作“单子”一样的高级文化，所以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这些单元之间关系的考察，那么，汤因比则在坚持历史的研究单元应该是文明的同时，承认了文明之间存在着亲体—子体的衍生关系。但他与斯宾格勒的相类同之处在于，汤因比在把世界统一图景的范围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并不相信世界会在经济网络的基础上实现最终的一体化。实际上，汤因比认为最可能超越民族国家而达成世界体系的就是文明。而第二代之后的文明无疑都是通过某个宗教的“蛹体”而诞生的，所以识别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宗教，其次才是政治组织。至于经济，在汤因比那里，只是人性的较低需求，在此之工，不可能建立任何牢固的认同形式。[7]
亨廷顿正是在综合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立场后才提出了自己观察冷战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的世界观的，他称之为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8](P40-42)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这位弟子首先不能接受的就是福山“历史终结”论式的独断主义预见，这种预见认为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社会最终必然走向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原则所构建的“普遍同质社会”。亨廷顿把这种普遍同质的未来社会预言看作一种幻想。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地区冲突、种族和宗教冲突、新的政治意识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发展、俄罗斯日趋强硬的对西方政策、中国的崛起等等现象表明，这个世界距离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仍太遥远。
既然“一个世界”的范式有问题，那么“两个世界”的范式呢？这个范式曾为我们提供了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南方与北方等两元的世界秩序范型。文明与野蛮对于高级文化林立的世界来说已经不太适用了。西方与东方不过是西方中心论构造的“西方”与“非西方”的简化世界想象，而且对亨廷顿的政策思考和对策选择来说又太过粗糙，因为即使西方是个明确的概念，“非西方”却变成了一个未经详细分类的杂烩。南方与北方的二元世界的划分倒有左派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实际上已经把地理地域的对立转变为一个学理上的“中心—边缘”对立结构。但对亨廷顿来说，即使这种结构存在，却不必然构成“南方”(也即不发达或落后国家)对“北方”(也即发达西方世界)的挑战。因为挑战不仅需要对抗的战略意志，而且还需要物质性的战略能力，从这两者配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挑战的可能性很低。特别是当发达国家已经丧失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之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物质力量还是在意志力量特别是战略意图方面都没能形成一个整合的实体向发达国家挑战，更何况那些力图摆脱依附地位而选择孤立主义的南方国家现在正越来越主动地重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至于现实主义所设想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180或190多个单元的世界秩序范式更不能帮助我们预测新的未来。对亨廷顿来说，这种世界范式不能区别解释冷战前和冷战中、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差别。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所贡献的世界秩序观把每个国家都看作一个“硬球”，民族国家的主权被看作是不可逾越的。但冷战中的世界政治格局早已表明，国家不仅依据权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而且要依据自己内部的价值和体制以及外部国际规范和体制来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些有类似价值和体制的国家会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
如果说冷战期间国家不依照经典现实主义的假设来行动是因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了从国家内部到国际的价值规范和制度体系，那么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原则向经典现实主义的复归呢？事实所显示的两个趋势都与之不合：第一个趋势是民族国家主权的硬壳正在被全球化的力量消解。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但国际机构宣布自己越来越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更不必说跨国资本超越国界的组织、周转和运作能力。第二个趋势则是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共同语言、宗教、价值、体制也就是说共同文化的国家往往会相互合作或结成同盟，并常常与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信任。”[8]亨廷顿预言冷战后世界的政治图景既不像民主和平论所期望的是一个统一结局；也不会像世界体系论所设想的是南北对峙的两元图景；更不会是以每个国家为中心的无穷多元图景，而是以有限的几个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图景。[7](P15，361-368)亨廷顿认为，他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既给人们提供了世界观，又提供了因果性；他的文明论既能脱开粗俗朴素的现象主义的切近具体，又能平抑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理想高论的遥远抽象。
四、结语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宣告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终结。我们不得不带着老问题去审视那建构现代历史的双重逻辑：资本—市场与民族—国家。按照资本—市场的理想逻辑，民族国家分割了世界，这不仅妨碍了经济自发秩序的扩展，而且导致了为争夺原料、能源和产品倾销市场的战争；而“全球化”会使资本力量穿透甚至打碎国家间的边界并与国家内部的地方力量结合起来，通过“全球地方化”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超越。承认了“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的渗透作用，人们依然会对这种“世界永久和平”的许诺充满怀疑。因为，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任何国家，恰恰是资本—市场逻辑所催生的现代国家，才凸显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固有矛盾；“全球化”所带来的灵活的资本组织模式只不过通过穿透民族国家的边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空前广泛地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已。用乐观的“历史终结”论来宣告现代性的彻底胜利还为时过早，因为，人们可以理性地预断：高积累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分化必然要求一个凌驾于经济法则之上的政治存在。如果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构架已经无力单独抵御资本的发展主义逻辑，如果世界大同的人类和解图景过于遥远，如果人们必须寻找塑造政治生活的更强法则，那么，文化或文明恰恰是人们寻找新的认同，以抵抗资本夷平和分化力量的一个“守先待后”之地。在普世的秩序模式没有确定之前，每个文化或文明的单元只能在相互尊重各自的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同时，努力共同建构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
注释：
①参见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34～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经典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通常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对条约法律文件重大意义的追溯不应该变成对历史漫长曲折过程的遮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至多不过是这漫长历史过程中极富奠基性的事件而已，但其所奠立的原则向前应该追溯到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向后应该涵盖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时代。
②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中)，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比如，军队给养不从被占领的地方攫取；不对战败者提出过分苛刻的条件；军队不采用动员式征兵制，等等。
③关于这种现代性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参见拙作《文化、文明与现代性》，载《东南学术》，2006(4)。
④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中)，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发现，西方社会最早的民主国家美国正是总体战“极权主义”的典范。
⑤吉登斯指出，世界体系的军事化不仅受到资本主义机制的制约，而且是在民族国家的推动下走向战争的巅峰的。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82～3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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