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变的产业安排和创新机制——浙江“十五”期间农业发展的重点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农业发展论文,机制论文,重点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我国“十五”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为全国农业发展作出了总体安排。1999年，浙江农业增加值列全国第十位，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同全国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一致，浙江农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根本问题。围绕“建议”提出的“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区域发展目标，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五”期间三分之一的县（市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近几年浙江农业发展要努力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完成这次农业转变，总体上初步建成与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体系。
一、农业转变的条件
农业转变，就其一般含义，是指欠发达国家在向中等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运用现代知识（包括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制度）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农业转变是一个世界范围可以通用的经济学概念，发展经济学理论都十分强调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的农业转变，如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和约翰·梅尔在《农业经济发展学》中都强调了农业转变及其重要性。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农业转变主要表现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由产品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农业转变、全国范围的自给性农业向全球农业发展等诸多特征，其目的在于促进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技术和农业体制（包括制度和组织）的全面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其根本性标志。
实际上，经过90年代后期中央农业政策的调整和转变，21世纪初期浙江农业转变已经具备条件，不仅有了极强的中央统一的政策信号，浙江实际情况也表明了加速农业转变迫在眉睫。
1.农业转变的政策信号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1995年和1996年对粮食供给这一制约农业转变的根本因素进行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大讨论，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世界浪潮的强烈推动下，1997年以后，中央政策开始有了重大调整，农业工作有了大的转变，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为形成全国性农业大转变奠定了基础，全面推进全国农业转变的时机开始成熟起来。一个全面推进农业转变的新的发展时期开始到来。
一是199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而使全国粮食生产与收购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使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制约因素所形成的调整传统农业结构难以奏效的格局开始有了改变，全国各地逐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二是1998年10月初，江泽民总书记在江浙沪三地农村考察后指出，“沿海地区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力，建设发达农业，争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随后召开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确定了到2010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和相应政策。
三是2000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2000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我国农业形势作出明确判断，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就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阶段”，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意见》要求重点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二是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三是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四是2000年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农业要加强，要巩固，要在发展中面向市场调整。在农产品结构方面，要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提出要加快发展畜牧和水产业并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以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大力推进以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使先进适用技术进入更多农户。加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体系，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生产优质农产品。
2.农业转变的紧迫性
过去20余年，浙江农业发展对全省国民经济作出过重大贡献，对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起过重大推动作用，农业生产结构也成功地经历了二次大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粮畜经济和水产水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阶段性农业经济特色。目前已经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次农业转变，其核心内容就是第三次农业结构调整。
由于宏观局面的巨大变化而使这次农业转变更具紧迫性。根据市场化农业体系培育原则和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必须在充分认识浙江农业新优势的前提下，按照资源比较优势构筑浙江优势农业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和农业整体生产力水平。实证分析表明，浙江农业结构调整仍然存在着三个突出的不适应，即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不适应，与增加农民收入要求不适应，与市场需求不适应，这是21世纪初期浙江农业转变需要高度重视的。
加速农业转变将是浙江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面对我国东西部农业发展格局即将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中国即将加入WTO使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成必然趋势，省间经济竞争必将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农业又面临新的战略性发展机遇和从未有过的重大挑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农业转变，对浙江21世纪初期农业发展有无生机活力，能否顺利继续保持优势，是否可以达到提前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农业战略性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继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是我国农业实现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不过这一次农业改革是在进一步完善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前提下，在构筑起市场经济体系下由解决温饱和小康目标推进到全国统一农业市场和全球农业一体化的发展。通过以农业结构战略性大调整为基础的农业转变，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今后几年浙江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而加速农业转变将是浙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二、农业转变的产业安排
浙江农业转变需要从农业内部抓好产业安排，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继续发展有比较优势的水产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基础上，重点在于调整粮食发展战略，培育园艺业和畜牧业，从而奠定农业转变的产业基础。
1.调整粮食发展战略
粮食生产是浙江农业经济的基础，是种植业生产的基础，粮食的主体是水稻，浙江粮食生产的这种结构关系，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近三年粮食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为浙江全面调整农业结构和重新确定粮食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支持。2000年5月28日朱镕基总理在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上强调，（注：参见《杭州日报》2000年5月29日第一版。）各地要加快农业和粮食生产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要全面优化农作物品种结构。
作为以水稻为主要谷物的南方稻区，在国家保护价格制度机制的驱动下，显然从政策上要求调减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因为从国内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看，虽然浙江水稻生产是高产作物，特别是早稻谷（尤其是早籼谷，虽然农业科技人员努力改善其品质，外贸尽力扩大其出口），但效益不高，应作为粮食生产中首先需要退出的粮食品种，小麦和玉米不是浙江粮食生产的优势，更应尽早退出。实际上，浙江粮食生产，特别是稻米生产已经失去昔日的绝对优势，调减粮食生产和调整粮食品种结构已成必然之势，实践中已经开始收到绩效。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已由1972～1984年平均346万公顷下降到1993年后的300万公顷以下，从1997年开始连续3年下降，年均减少6万公顷，1999年粮食种植面积比1984年和1990年分别减少73.06万公顷和51.41万公顷，下降幅度为20.98%和15.74%，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杭州市2000年全市早稻和春粮比1999年下降幅度达36%。然而有些观点认为浙江早籼谷市场需求（如加工用粮）供不应求，政府应继续予以保护，（注：详见《浙江经济报》2000年4月7日文章：“换一种眼光看早籼——谈浙江今年早籼谷为何不退出保护价”。记者认为，早籼谷是浙江粮食加工的主要原料，估计今年省内加工用早籼谷将有约30%的缺口，因为加工市场的需要因此没有将早籼谷退出保护价行列。）这种观点和目前有些做法不利于实现浙江粮食结构调整目标。（注：2000年的做法有所改进，江浙沪皖三省一市共同制定稻谷定购保护价。每50公斤稻谷分地区的保护价是，中籼稻53元（皖），晚籼稻56元（皖、浙），粳稻58元（皖）、60元（浙）、59元（江苏长江以北）和61元（江苏长江以南），杂交籼稻54元（江），载《杭州日报》2000年10月27日。）
应该看到，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北方农区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统一粮食市场建设步伐加快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浙江谷物生产调整余地较大。我的一项近期研究表明，经过3～5年调整，浙江谷物产量调减余地可以达到25%左右，尚有300多万吨粮食产量的调整空间，从而使粮食总产量保持在1100万吨的水平；粮食种植面积可以由目前占农作物总面积的71%调整到55%左右，约调减60万公顷，使粮食面积保持在210万公顷左右（实际上，1998年广东和上海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面积的63%，江西为58%）。湖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省，然而长沙市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从2001年开始，所属五个区将停止种植水稻，置换出土地资源生产蔬菜、花卉等高效益作物，这是否值得浙江有关决策部门重视？
从政府角度看，浙江粮食发展战略思想需要从自求平衡的封闭供求关系向全国粮食统一市场下的开放关系转变，由粮食概念向口粮概念转变，从粮食基本自给向口粮基本自给转变，由追求粮食数量向粮食品种结构和改善质量转变，控制目标可以将几乎100%的口粮自给率调整到80%左右。同时，实行更细致、更明确的粮食生产政策。其中，对优质口粮，要确定需要加以保护的粮食种类和粮食品种，有针对性地给予具体的保护政策，而对工业加工、饲料原料、特种行业需要的粮食种类和粮食品种要坚决取消保护价收购政策，逐步形成由市场决定其价格的机制。从生产者角度看，由于政府政策的这种导向作用，多数农户在决定生产早籼谷、晚粳稻、小麦、玉米等品种和数量时，一般会作出积极调整；对于以粮食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不强、长期形成双季稻种植习惯的农户，需要从其它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如给予粮食转作补贴等。总之，抓住有利时机，加速浙江粮食生产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关系到这次农业转变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
2.大力培育园艺产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人们对园艺产品需求会越来越大。就一般而论，这类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远远大于粮食，属于高需求弹性产品，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浙江农业转变应将园艺作物作为一个新兴农业产业来抓，当作21世纪初期农业经济新增长点来培育。
对园艺产业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从广义角度理解，“园”意指种植植物的一块陆地，“园艺”则指种植蔬菜、果树、花卉等的技艺，英文horticulture就为这一意思。园艺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园艺业是指从事蔬菜、果树、桑园、茶园和花卉等园林技艺型种植业的行业总称，一般意义上的园艺业，则不包括桑园和茶园，主要包括蔬菜、果树、花卉以及草坪等，狭义的园艺业则仅指花卉。从发展农业经济角度，作者更希望从一般意义或广义角度来理解园艺业。园艺产品的生产时间有短有长，既有一年生的园艺作物，如蔬菜和部分花卉，园艺农在一年内可以从事一茬或多茬园艺产品生产，而多数园艺产品是多年生的，如水果、桑、茶和一些花卉。与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烟叶等种植业相比，园艺业的主要特点是投入较多，精耕细作程度更高，技术含量也相对较高，资金更为密集，因此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部分。虽然园艺业由来已久，然而在浙江甚至全国，园艺业并未作为一个产业引起足够重视。
虽然浙江农业结构调整相对较早，种植业水平相对较高，发展园艺业已有一定基础，但园艺业仍较薄弱，浙江园艺业并未形成一个紧密型产业，现代园艺业如花卉等的生产还刚起步，比较而言，差距还很大。与国外相比，英国的园艺作物产值占种植业产值的1/3，其中蔬菜约占园艺作物产值的60%，这类蔬菜农场专业化水平高，几乎全部实行自动化控制。法国的水果和蔬菜产量在欧洲居第三位。日本通过水改旱增加蔬菜生产，其塑料温室面积居世界前列，花卉在近些年来发展很快，约有1/4的农户以生产花卉为家庭主要收入。韩国在90年代通过发展设施园艺业，促进了蔬菜和花卉生产与经营的迅速发展，种植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大利的园艺作物十分突出，其中切花和观赏植物非常有名。波兰的草莓、卷心菜在欧洲十分发达，蔬菜和水果占种植业重要比重。
浙江蔬菜、水果和花卉生产并不占突出优势。1998年浙江蔬菜种植面积36.8万公顷，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9.39%，略高于全国7.90%的比例，而蔬菜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比例在许多省市都超过了10%，如上海为19%，广东接近18%，北京、天津和海南16%，山东和广西接近12%。浙江水果产量206万吨，但人均水果产量只有46公斤，仅相当于全国44公斤的平均水平，而陕西和福建都在100公斤以上，河北和山东高达95公斤以上，辽宁、海南、新疆和广西为70公斤，广东也达到63公斤。1999年全国花卉面积近10万公顷，产值120亿元，分别比1998年增长15%和20%。其中设施栽培面积继续扩大到0.7万公顷，鲜切花产量25亿支，盆栽植物1.6亿盆，种苗（种球）生产保持平稳，草坪发展达1亿平方米。1999年浙江花卉面积0.89万公顷，比1998年增长59%，约占全国花卉面积的8.9%，仅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0.23%。浙江花卉目前已由盆景和小盆花发展到鲜切花、盆花、观赏植物、草坪和传统盆景五大类。
然而，总的来看，浙江园艺业还很落后。这有许多原因，需要从制度上改革，包括农业技术部门、统计部门、政府管理部门，要为园艺业的新发展除旧革新，创造适宜条件。从农业部门看，需要从技术上突破，在技术创新研究的资金、人员等要素安排上从过去的以粮食生产技术为主向园艺技术分流，加强突破园艺技术和管理。从统计部门看，需要改革统计制度，将园艺业列入统计，在这方面有些省已经走在浙江前面，（注：江苏省早在1997年就召开了全省园艺大会，将园艺业作为该省农业产业之一。统计条目将园艺业单列出来，上海、广东等地也都有相应的改革制度。）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从政府管理部门看，除重视园艺业发展外，还需要制定有利于引导发展园艺业的政策。
3.振兴现代畜牧业
与农业、林业和渔业相比，近年来浙江畜牧业成长缓慢，波动曲折，在农业经济中表现为节节衰退，成为浙江农业转变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结构性“瓶颈”，对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将畜牧业作为浙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内容，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迫切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
浙江畜牧业曾经有过辉煌时期，浙江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3%提高到1988年的25%，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但随后逐步下降，到1998年降到16%，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1997～1999年浙江畜牧业产值绝对下降，1999年的比例已经降到15.62%，与1988年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图1是浙江1978年到1999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百分比（按当年价计算，标示刻度在左轴）与浙江农业增加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计算，标示刻度为右轴）相比较的动态变化情况。该图表明，浙江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从改革开放开始提高，到80年代末期达到峰值后已有10年不断下降的过程，而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却能正常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增加值指数与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产值比例的变化序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图1 浙江畜牧业与农业产出时间序列图
与全国畜牧业以及多数省市区相比，浙江畜牧业在农业产出中的快速相对下降，也是十分突出的。从表1和图2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浙江畜牧业与全国平均和山东省的比较。与浙江相比，广东发展畜牧业的自然和科技条件并不如浙江优越，然而据2000年5月31日新华社报导，广东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牧区”，1999年畜牧业总产值、肉类总产量居全国前列。
表1 畜牧业产值比例变动比较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8年
全国 16.46
22.02
25.6329.72
28.55
北京 20.60
32.88
39.8341.83
43.38
天津 10.40
24.95
26.7827.45
24.40
辽宁 17.82
26.48
27.5835.02
27.80
上海 17.35
39.04
44.3844.65
42.22
江苏 15.07
22.98
27.6428.20
23.55
浙江 18.20
21.72
23.6318.50
16.53
福建 14.21
19.79
23.3522.37
20.57
山东 13.34
18.72
23.4633.00
26.83
广东 17.18
22.27
23.8124.15
21.73
图2 浙江畜牧业产值比例变动比较图
对于浙江畜牧业严重衰退的情况，在1999年12月召开的“浙江省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已呼吁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注：参见2000年6月1日的《杭州日报》。）发展浙江畜牧业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基本稳定生产，通过大力开发多种饲料资源和利用加入WTO机会及多渠道解决饲料不足问题；改善饲养结构，适当降低耗粮型动物、大力发展草食性动物养殖，有助于建立高效畜牧业结构；改革养殖方式，通过小额贷款、技术扶持、建立固定购销渠道关系，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加速改革农户小规模散养方式，逐步形成以适度规模为主体的养殖格局；调整区域布局，特别是要形成三大城市郊区以工厂化养殖奶牛、鸡和生猪为主的城郊型畜牧业、以鸭和生猪为主的平原型畜牧业以及牛、羊、兔、鹅等草食性畜禽为主的山区畜牧业格局；改善软环境，吸引外资和非农资金投资兴办畜牧企业，加速传统畜牧业改造步伐。（注：参见杨万江发表在2000年2月14日《浙江日报》第7版“我为浙江农业现代化献计策”专栏摘要文章：“振兴浙江畜牧业经济”。）
三、农业转变的创新机制
如何促进农业转变，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提出了“诱致性创新模型”，（注：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修订扩充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35页。）这是一个开放式的、超过常规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勾画了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模型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农业转变的关键要素及相互间的重大关系。
“诱致性创新模型”表明，资源和技术对制度的影响表现为C线和B线的正向关系，要求根据资源比较优势，采取相应的制度，如我们可以利用突出的人力资源优势，作出采取劳动密集型制度安排，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不高，一般有相对粗放的农业生产制度，D线表示诸如农民生产偏好行为等文化因素对制度的影响，而A线和F线表明资源禀赋对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E线表示技术对文化禀赋的影响。相反，它们之间也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模型中的小写字母a表示技术对资源禀赋的作用，b线表示制度对技术的影响，c线表示资源对制度的作用，d线表示制度对文化因素的影响，e线表示文化因素对技术的作用，而f线则为文化因素对资源利用的影响。
浙江正处在农业转变的初期，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需要重点抓好制度创新，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合理的资源利用和文化禀赋发挥作用。农业转变不仅仅是农业内部的事，更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关心。仅从农业内部看，也不仅仅是产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产业要素关系，需要从供求关系角度让农业生产主体明确市场需要什么产品(Product)，政府部门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在对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充分识别后制定指导性政策(Policy)，始终不断向农民提供知识、技术和技能(Technology)，这里将之概称为"PPT"建设。只有将市场产品、政府决策和建设知识农民结合起来并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支持系统，才能较好地完成这次农业战略性转变，才能推进农业市场体系建设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特丽·西库勒考察中国80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后认为，中国未来“有效的农业政策要求考虑全面和注意政策协调，并要把农业放在与其他产业真正平等的地位上”。（注：A.J.雷纳和D.科尔曼主编《农业经济学前沿问题》，特丽·西库勒著《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探索》，第187页，中国税务出版社和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1.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建设
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梅勒认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由于商品化加速提高、收入增长对非粮鲜活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以及包括改善市场管理效率等三种变化引起市场重要性的迅速增加，（注：约翰·梅尔：《农业经济发展学》，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而非赢利性的政府组织向农民以各种形式提供农民急需的农产品供求信息则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在农村调查表明，目前农民仍主要靠政府销售大宗农产品（粮食和生猪），而水果、水产品、蔬菜及花木等高附加值农产品主要靠零散的“运销户+提篮小卖”的传统方式，农民往往由于农产品信息不灵导致巨大损失。长兴县长桥乡东埠村是有名的“草莓村”，种植历史已有10年，一直靠外地客商在当地设点低价收购（今年4月中旬较小的草莓每公斤仅2元）和外出提篮零卖，由于对外地售价不清楚，不仅导致收入大打折扣，而且每年都有一些草莓烂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必须尽早建立省一级农产品信息系统。最起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二是政府部门。对农民而言，尚需提高农民搏击市场的各方面能力、建立农产品产销加多环节合作组织，以及培育专业性贩销大户等，但政府部门的作用也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政府农业部门要加速转变工作服务职能，增强直接面向分散农民的产品购销服务功能，建立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需要省、县、乡（镇）三级联动，利用政府占有信息资源的优势，在研究、筛选、分析基础上，以省农业部门为基础，构建全省范围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借助现代通讯设施和手段，以政府网络形式，联通县级农产品供求二级网络，再沟通乡镇三级信息网，在乡镇集中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农民发布农产品生产及外地需求信息。对农产品网络体系的构建关键在省一级，用户则在乡镇一级。通过向农民发布农产品供求信息，在生产之前可以自行调节生产计划，在产后可以选择适合的市场投放其农产品，无疑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
2.构建省、县、乡（镇）三级双向反馈决策系统
农民家庭生产计划信息越是充分，微观生产计划（农户生产计划）就越能适应市场需求，其产品也就越有销路。农民所需要的信息除上面提到的农产品供求信息外，还有农业技术信息、劳务信息等，但政策信息尤为重要，特别是正确的政策信息是微观生产计划前农户生产决策的基础。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及时为农户提供农业发展的政策信息。需要建立省、县、乡镇三级互通的决策信息系统，定期向下发布国家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业税收、农民减负等政府政策信息，由下而上传递农业决策、农户调查、生产动态等信息。通过政府农业专业信息网络的建立和三级双向反馈传递网络的完善，不仅使农民能及时知道国家农业政策、各级地方农业政策，而且使各级政府能及时了解农户计划、农业生产行情，从而减少农户和政府的错误决策的概率，提高农业转变的有效性。
3.建设“知识农民”培训教育系统
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向农民投资，培育类似于日本“核心农户”那样的农民阶层，需要建立“知识农民”培训教育系统，这是浙江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实现农业转变的一项基础工作。日本是一个农业现代化国家，这是因为“即使在战前，日本农民就已经受过很好的教育，日本农民几乎没有文盲”，（注：小仓武一：《日本的食物问题和农业结构》，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这是日本著名农业专家小仓武一剖析日本农业现代化成功的重要一点。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名著中认为，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如果要获得农民对新要素的有效的持续增长的需要，应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注：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2页。）
通过对农民的科技文化培训、知识教育和智力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零星地对农民开展技术培训和教育，而是各级政府要有长期计划，通过建立“知识农民”系统来实现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长效性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机性。建立“知识农民”体系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
制定鼓励已获“绿色证书”的农民和农业大户稳定或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这是近期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方面，如在耕地调整、新品种定点试验（大田试验）、农技推广示范、方便农贷等给予重点支持；
鼓励非农经济发达的县市，有计划地选择一些乡镇或村“筑巢引凤”，吸引农业院校毕业生创办“农业公司”，以这些专业技术为骨干，通过多级智力投资，对当地农民进行传帮带，可以加快“知识农民”工程建设步伐；
建议设立“知识农民”基金，制定旨在推进“知识农民”进程的“知识农民”培养计划，选择务农意愿强烈的高中毕业生或在读农函大务农青年予以资助，采取学校理论学习和自己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可以每年平均培养一百名这样的农业专门人才，多渠道培育浙江知识型农业骨干；
将智力投资和困难扶持相结合，将工作深入到农户这一微观层面，把调整的着眼点聚集于贫困地区和困难农户。对那些最困难的农户，建议有关部门在全省经济最不发达的县，特别是山区旱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县，对那些长期以种植粮食为主又缺乏技术的农户给予种植结构调整或粮食转作专项扶持，把智力投资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可以先行试点然后全面推开，从各级财政拿出资金给予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