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法”推广：中国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程碑论文,中国论文,双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绪论
现代中国学者对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控制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钱学森在控制论方面开拓性的研究工作（1954）。1955年9月， 钱学森和许国志在回国途中酝酿了运筹学的引进。1956年，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设立了运筹学研究组，由许国志领导，1958年这个研究组扩充成为一个研究室，刘源张、王毓云、桂湘云等在这个研究室工作，清华大学周华章（顾基发、陈锡康的老师）也参与其中。人员结构为三个搞数学的，三个搞经济和管理的，三个搞物理和技术的，相互协作。该室把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中应用运筹学作为一个重要方向。
1958年，当时数学界掀起“理论联系实际”，“数学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之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科院数学所又成立了一个运筹学研究室（科学院两运筹室于1960年合并）。对于长期按传统方式工作的数学家来说，一下子要转到应用研究，确实有点茫茫然而不知所措。即使在被贴上“理论联系实际”标签的数学分支，如微分方程与概率统计方面工作的数学家，由于他们研究数学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方式跟研究纯粹数学一样，所以，同样是一筹莫展。“线性规划”就象一道闪电，打开了中国数学家的眼界：数学居然能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于是，在华罗庚的率领下，万哲先、越民义、王元、吴方、朱永津等一大批数学所的数学家（不少人是华的学生），以及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一些教师也投入其中，并取得了应用和理论成就。如万哲先创立了“图上作业法”；越民义给了“表上作业法”一个证明；管梅谷受“图上作业法”的启示，根据欧拉（L.Euler,1707—1783）关于奇偶点的理论，给出了最短路线的一个类似于“图上作业法”的判别法。与此相应，吴文俊则带领另一帮数学家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现代对策论（博奕论）研究。
1960年秋，在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的统一领导下，中科院数学所、力学所、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等7个单位的部分师生， 参加了北京市郊的麦收。华罗庚也下去了解了情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并用运筹学（主要是图上作业法）对打麦场问题进行了现场研究。1960年冬，当轰轰烈烈的“线性规划”研究活动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华罗庚又尝试了“矿体几何学”和蒙特卡罗（Monte-Carlo）方法的应用研究， 并和王元一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一时期，华罗庚一直考虑如何把数学方法应用到国民经济，应用到管理上去的问题，目的是希望“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搞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 ”为此， 华罗庚1959年5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哉数学之为用》的文章； 1960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运筹学》一文；1960年2月26 日至9 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数学的用场》五则和10月30日发表《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的文章，确立了“牢记把方法交给群众”这一思想，为日后推广“双法”奠定了思想基础。经过实践，证明线性规划、矿体几何学等由于所需的计算颇复杂，在大范围内推广使用难于实现。接下来，华罗庚要实现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找到可推广的数学与管理方法。
二、第一阶段“双法”推广过程（1965.2—1966.7）
大约在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华罗庚了解到生产管理中制订施工方案方法：“关键线路法”（Critical Path Method,简称CPM ）和“计划评审技术”（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Technique,简称PERT）曾使美国“北极星导弹”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朋友也送了华罗庚一本关于网络分析的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却十分有用。华罗庚吃透了这些内容后，1964年给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运筹学专业65级的同学讲了一次课，介绍了这些方法，并取名“统筹法”。之所以称为“统筹法”，华罗庚做了这样的解释：“‘统筹’是以毛主席指出的‘统筹兼顾’为指导思想，同时根据我国的情况吸收统计、运筹学科中有效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应用，最后形成在我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早些时候，华罗庚就萌发了搞一下统筹法普及使用的试点工作的念头，并于1964年春把他的想法写信报告毛泽东主席，这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相吻合，于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并于1964年3月18 日亲笔复函。据吕正操回忆，这年华罗庚还曾去过大西南铁道兵铁路建设现场讲统筹法。
1965年2月，华罗庚率其科大的学生陈德泉、计雷等18人到774厂（北京电子管厂）搞统筹法试点工作。主要是想用统筹法改进管理工作和工艺流程。他们边工作，边宣讲方法，不料试点并不顺利，但华罗庚却从中看出了不成功的原因：统筹法适用于单项工程，特别是从头搞起的工程更好。他们在774厂选的课题都不是单项工程， 这就是工作不顺利的主要原因。774厂试验的不成功，使华罗庚感到了一些压力， 于是他搜集了几百份国外的有关资料，进行理论分析，坚持推广统筹法有助于改进管理工作。1965年6月6日他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统筹方法平话》，以普通的烧水泡茶来讲统筹法；之后，他还出版了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1965），并寄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给华罗庚回了信。
在774厂试点还没有结束时， 华罗庚碰到了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在交谈中，统筹法引起了郭维诚的兴趣，华罗庚就在郭维诚住房的地板上用粉笔向郭维诚讲解了统筹法的大意。郭维诚当场邀请华罗庚到“三线”去搞统筹法的试点工作。第一次，华罗庚邀国家科委庞伟华，科大数学系副主任艾提与华罗庚的学术秘书、59级毕业生王柱一道到了成都“三线指挥部”，后应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韩光之邀，转到成昆铁路属段。他们组织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一起工作。工作项目有制订隧道工程与桥梁工程的计划，这些工程都是新开工的单项工程，是使用CPM与PERT的典型问题，因此获得了很好的成果。 工作结束回北京后，华罗庚向薄一波、韩光与范长江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与支持。国家科委还决定在科大成立一个“统筹法研究室”，编制为20人，由华罗庚领导。
统筹法研究室成立后，华罗庚率陈德泉、计雷、李之杰、那吉生、裴定一等第二次去西南，到设在安顺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蹲点”。据华罗庚回忆，推广优选法的过程是那时在乌蒙山开始的。大约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华罗庚在北京图书馆的新书架上见到了威尔德（D.J.Wilde）的著作《优选法》（Optimum Seeking Methods. PrenticeHall.N.J; 1964 ）， 其中克弗尔（J.Kiefer ）的“斐波那契（L.Fibonacci）方法”与“黄金分割方法（0.618 法）”是用来合理地安排实验，以求出最佳“工艺”的方法，即如何用最少次数的实验以求得最佳“工艺”。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而且在管理中有普遍使用价值。
在西南推广“双法”期间，华罗庚和助手们提出了从成都到甘洛的运输方案。该方案采用后，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他们因此受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嘉奖。
1965年，华罗庚还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了一个“统筹法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华罗庚已酝酿大规模普及统筹法的办法：他先作一个通俗演讲，由泡茶讲起；再做一个作业，在自己的厂找个问题，由厂里的人与联络员一起做，画出统筹图来；然后进行交流，由各个厂拿出一个个统筹图，互相观摩学习，以此来扩大影响。华罗庚本人则在宏观上加以指导，并将统筹法向更大的面上进行普及，这样形成了一整套大搞群众运动，普及统筹法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在“面上”搞普及，去过天津、长春、江苏省与河北省的一些地方，他们不管什么项目、行业，都往里渗透。例如他们到长春去了汽车行业；到南京，以长江大桥施工计划为主，再扩张到各个方面；到石家庄，去了河北十五化学工业公司搞化肥厂里的问题；到天津去建筑行业；而计雷则在北京地下铁道施工现场蹲点，等等。
统筹法推广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戏剧性的场景。1966年6月， 华罗庚及其助手们在南京农业部门普及统筹法。当时正在抗旱，地方上画了一张抗旱统筹图，华罗庚建议再画一张防涝统筹图，结果，图画好了，第二天就下雨，到第三天江水就涨了，变成防涝，防涝统筹图就用上了。华罗庚真神了！不过，正在兴头上，华罗庚突然接到科大急电，调回北京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此，使已蓬勃开展的统筹法普及工作骤然中断。
三、第二阶段“双法”推广过程（1970.4—1982.7）
1970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刘西尧批示，让华罗庚继续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同时，国务院生产组决定要抓这项工作并通知华罗庚1970年4月20 日到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介绍统筹法。华罗庚4月19日在家和陈德泉、 计雷一道整整花了一天时间做准备。第二天，华罗庚给国务院7 个工业部的负责人作了关于统筹法的报告。讲完之后，有人提问：不是还有个优选法吗？于是华罗庚又向大家介绍了优选法，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公开讲优选法。华罗庚用泡茶、折纸等讲解“双法”，使在座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觉得“双法”在自己的部门里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次会上，就有人提出要华罗庚到他们那里去普及“双法”，例如第二汽车制造厂与二七车辆厂等。
正当华罗庚到各处联系去普及“双法”的时候，复旦大学邀请他们去上海普及统筹法，谁知到了上海根本找不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单位。这时苏步青正关在“牛棚”里，不仅帮不上忙，连面都见不着。1970 年6月9日华罗庚抵上海后， 才经上海市革委会生产组的介绍去了上海炼油厂，当时该厂正好在从事“酚精炼扩建工程”，要换一个炼油塔，需用统筹法，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第二阶段推广“双法”着重抓普及优选法工作并打算在化工方面先打开一个“缺口”。上海炼油厂有一个“硅片清洗液”的配方问题，经优选法安排试验，很快获得成功，这是普及优选法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此外，华罗庚、陈德泉、计雷他们在上海炼油厂做的另一项“605 降凝剂”的配方试验，亦很成功。华罗庚等在上海用优选法完成的任务，所需的时间均很短，效果却很显著，看出这类生产工艺方面的问题，在工业部门，尤其是电子、化工部门大量存在，就更坚定了“双法”推广中以优选法为主的信念。实际上，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已将统筹法基本上搁置一边了。华罗庚的决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统筹法所处理的问题往往涉及的范围较大，而在“文革”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很难正常施工；再加上华罗庚及其助手们只能在画统筹图的阶段参与工作，而较长的施工阶段却不能插手。另一方面，优选法处理的问题往往单纯简单，较易做，而且可以与工程技术人员从头到尾一起来做，即从订计划，做试验，到得出好结果，一竿子插到底。
从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华罗庚他们完成了130多个项目。为此，1971年华罗庚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重要的小册子《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
1971年7月28日，国务院召集17个部委开会， 由华罗庚介绍“双法”；然后由电子工业部门、化工部门的人向大会介绍他们普及“双法”的经验与取得的成果。这样一来，“双法”的名声鹊起，不少地方与部门纷纷表示要华罗庚去普及“双法”。接着，“双法”列为全国重点推广项目。
1972年5月7日，叶剑英约见华罗庚，要他在普及“双法”的时候注意一下军事工业中的问题，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所以华罗庚在以后的“双法”普及工作中设了一个军工产品组。叶剑英还向华罗庚介绍了皮定钧中将，经皮定钧安排，华罗庚等去了甘肃和福建。
1972年华罗庚建立了以他为首的“普及双法小分队”，人员不固定。小分队每到一个省，立即到该省的一个工厂或矿山去，把本省及外省来的约200人集合起来，举办一周左右的学习班。除三四次讲课外， 都是小组讨论，讨论的内容为如何将“双法”应用于自己的工作或部门生产实践。一周以后，学员们即分别奔赴全省各重要工业部门与厂矿，与各单位的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华罗庚则轮流到全省各主要城市及工厂中去实地考察，及时亲自了解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然后召集全省普及“双法”代表到某一作出突出成绩的工厂或矿山开“现场会”，学习他们的有益经验，以便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浪推一浪地将工作面扩大，又一步一步深入下去。1972年夏，华罗庚等曾到长春一汽普及“双法”。
从1973年至1981年，华罗庚及其助手们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普及推广“双法”，涉及上万个企业，单华罗庚本人就给几百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讲过课，使他们学会了“双法”，并用于改进自己的工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80年在“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上，华罗庚作了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个人体会》的报告。在此基础上，1982年与汤家豪合写同名文章，但直到1989年与王元合作的同名书才出版。
1982年7月24日，万里副总理约见华罗庚， 对其工作重心转移作了建议：由普及“双法”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咨询工作。7月29日， 国家计委宋平、甘子玉和张寿、李昌找华罗庚落实万里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之前，1982年4月，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煤炭部、电力部、 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部委领导曾在一起研究过咨询工作，会上煤炭部高扬文部长、电力部李鹏部长、科协裴丽生、王顺桐同志、安徽省杨纪珂副省长作了发言，希望华罗庚等专家对“六五”规划进行咨询论证。“双法”普及的重点在于基层的管理与生产技术方面，而咨询的重点则在长远规划、宏观大政方面。至此，“双法”普及工作落下了帷幕。
四、“双法”推广方法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教育普及程度不同的国家成功地推广应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就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成功经验。本着建立“中国的管理科学”这一宗旨，华罗庚在众多的管理科学方法中挑出统筹学和优选学，大力进行简化和通俗化，奠定了“双法”推广成功的必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华罗庚和他的助手们，创造出一系列独特的推广方法，保证了“双法”普及推广的成功。这些方法主要包括：组织形式、讲解方式、效果判定三个内容。
1、组织形式
“双法”推广，涉及到为数众多的地区、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展开，“双法”推广小分队是推广“双法”的最具特色的组织形式。
1965年华罗庚、陈德泉他们在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推广“双法”时组织的统筹施工战斗组和统筹运输战斗组是小分队组织形式的萌芽。70年代出现的小分队，由工人、管理干部、技术人员、数学家、数学教师、大中学生组成，其主要成分为前三者，即工人、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叫做“三结合小分队”。小分队组织形式从三个方面来保证“双法”推广；第一，小分队充分吸收广大范围内的有关人员参加到“双法”的推广之中来，而不局限于管理专家单方面的努力，这就使得“双法”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人员所掌握与应用；第二，小分队的组成成员的多样化，将管理专家的管理理论、管理干部的管理经验、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一线工人的实践经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推广“双法”时，能根据具体的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不流于单纯地讲授管理理论；第三，随着小分队的建立，逐步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推广“双法”的组织网络（当时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同时搞“双法”）。这样，一项成功的经验在某个企业取得，就可以通过网络在全国迅速推广，如球磨机料钢球比例优化问题的解决和推广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2、讲解方式
管理科学的方法往往与数学知识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易为人们所掌握和运用。华罗庚等人在推广“双法”的过程中，成功地创造出一些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使普及对象能够迅速地理解、掌握并应用“双法”。这些讲解方式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形象化。如华罗庚讲解黄金分割法时，用一张狭长纸条形象地演示寻找最佳工作点的试验区间，在纸条的0.618 长度位置确定第一个试验点，然后对折纸条找到第二个试验点，对这两个点进行试验，比较试验结果后把较差点处的纸条撕掉，再对剩下的纸条进行试验，直到找到最佳点。这种形象化的讲解方法即使普通工人也一听就能懂，懂了就能用。
第二，具体化。即不抽象地介绍“双法”的理论，而是根据不同的行业，选择一些与该行业有关的“双法”应用例子进行讲解，使人们通过应用例子来学习“双法”。例如，在化工厂，以确定正确的配料或最佳技术条件为例进行讲解；在电子工厂，就以确定半导体的最佳技术条件及调试电子仪器的最佳途径为例来讲解。
第三，工人讲解。让一些掌握了“双法”的工人来讲解“双法”，这也是推广“双法”的有效方式之一。例如，在北京人民机械厂，一个工人一边讲解如何用优选法确定最佳的角度、速度和进料，一边动用机器进行示范，这无疑能使其他工人迅速学会和应用同样的方法。总之，在推广“双法”的讲解方式上，做到了使广大群众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3、效果判定
从理论上来说，对于一个相关的问题，可以用管理科学的方法建立起相应的理论模型，然后求出最优解以解决该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最优解决”。华罗庚等人在推广“双法”过程中发现，“最优解决”在实际应用中并非总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办到的。在实践上，只要得出一个满意的效果就可以了，这就是“满意解决”。
遵循这一思路，他们成功地解决了大量实践问题。例如，在用优选法研究减少除操作时间问题时，经过试验，将原为30分钟的操作时间减少到2分钟，尽管理论上还可以继续试验以进一步减少除镀时间， 但在实践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又如，在研究闪光灯电镀质量的稳定性问题时，从理论上看，涉及到10多个参数的多变量目标函数F（X[,1],X[,2],X[,3],…,X[,n]）的极值问题，这是难以应用优选法去解决的。 但在实践上，只有两个因素是最为重要的，这样就简化为F（X[,1],X[,2]）的极值问题，从而能够用优选法解决。此外，对定性多目标问题的处理，对理论上并不理想的重复因素的应用，都是以实践取得“满意解决”为目的来解决的。
方法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二战后，日本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引入了全面质量管理，并学习中国的班组管理制度，从1962年起搞QC小组，获得了巨大成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63年，美国反过来学日本，搞ZD运动，由于没有发挥工人的经验、智慧和创造力，效果就远不如日本。华罗庚等创立的普及推广方法，不仅在当时中国是最适用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而且必将为中国和世界今后的管理科学化运动所借鉴。中国质量管理创始人之一的刘源张教授在被关押于秦城监狱的9年时间内，悟出的最大道理就是出狱后还搞质量管理， 不过得向华罗庚学习方法，象华罗庚那样搞。
五、“双法”推广成果
由于“双法”本身切合我国国情而又简便易学，同时华罗庚等人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普及推广方法，以及全社会有关人员的参与，特别是有毛泽东、国务院的支持，使得“双法”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各行各业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普及应用“双法”，我国的化工、电子、邮电、冶金、煤炭、轻工业、机械工业、运输、建筑、粮油加工、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等行业普遍地提高了管理水平，产品产量增加、质量上升，而能源、物资、人力等的消耗下降。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全面叙述“双法”推广应用的每一项成果，只能介绍一些典型的内容。（以下资料均是按当时币值统计）
（1）上海炼油厂酚精炼扩建改建工程。1970年夏，华罗庚、 陈德泉、计雷等人到该厂研究如何用“双法”使原来需要20 余天的工程在6天内完成，创造价值280万元。
（2）上海热工仪表所氧化膜问题。 该所研究如何除去机械仪表合金表面的氧化物时，进行了多次试验，均未找到理想的配方（或是质量不过关或是去膜时间过长）。通过运用优选法，提出几个实验方案，一天之内进行14个试验，找到一个质量可靠而清洗时间只需3 分钟的理想配方。
（3）沙市棉织印染厂“白纱咔”质量问题。1972 年夏到湖北推广“双法”，计雷任荆门地区小分队队长，在华罗庚亲自指导下，对沙市棉织印染厂生产出口产品“白纱咔”（白棉咔叽布）的19道工序进行优选，使一等品率由原来的16%提高到90%，保证了该厂出口任务的完成。
（4）大庆油田提高原油产量和质量问题。 华罗庚等人在大庆油田与工人一起进行了2000多项优选法试验，其中1000多项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创造的价值难以数计。大庆油田因此聘请华罗庚为科学技术顾问。
（5）北京化工厂催化剂使用问题。 该厂用旧方法制备成的催化剂进行生产，每30天必须停产以清除机器中的橡胶沉淀。用优选法找到新方法后，每年可节约40万元。
（6）大兴安岭林业采、育、用问题。 黑龙江省新林林业局运用统筹法研究森林采、育、用问题，推广统筹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33%，9年节约7000多万元。
（7）两淮煤矿和准噶尔露天煤田开发问题。 华罗庚等用优选法研究煤田开采和运输方案，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此外，如山东运输部门运用优选法，每月节油69万余公升。解放军某部运用优选法，半年节油20000多公升。17个省市的粮油部门运用优选法， 节约粮食5000万斤，油脂500万斤。江苏省推广“双法”5个月，节约1000万元；而在粮食收割中采用“双法”，平均提高1～2%的大米产出；在化油器上试用的结果使油耗降低10%。四川省推广“双法”4个月， 增产节约2亿元。内蒙古自治区推广“双法”后，每年增产节约6000 多万元。由于华罗庚的突出贡献，他还被湖南、内蒙古、河北等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聘为高级顾问。
六、“双法”推广意义
象华罗庚这样的数学大师，不搞他熟悉的纯粹数学领域，而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从事数学在工农业生产与管理中的应用与普及工作，在学术界仍有各种不同看法，就象至今还有人认为管理不是科学一样，一些看法的产生，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又有对学科以及彼此缺乏了解的因素。
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按朱镕基总理的理解，管理是重要的基本国力，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但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自己的管理科学，也只有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才能解决中国的管理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普及“双法”的主要意义在于：
（1）最早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构想。 华罗庚选择与推广“双法”，并不是停留在寻找与应用几个实用的管理方法，而是着眼于“创造出一些适合我国特点的更有效的方法”，以“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科学”。正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创造中国的管理科学为目标，华罗庚才针对我国的生产管理实际选择了统筹法，针对质量管理实际选择了优选法，迈出了创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关键性的一步。华罗庚在60年代就把创立中国的管理科学作为自己研究管理科学的目标，并为之做了大量具体的研究工作，是很了不起的。时至今日，尽管管理科学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创立中国的管理科学的任务仍未完成。
（2）产生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 以华罗庚为首的“双法”普及工作，不仅在中国得到政府的充分肯定，在国际上也受到高度赞扬。“双法”推广，遍及中华大地，使数百万的中国人不仅学会了运用“双法”，而且懂得了什么是科学管理，怎样进行科学管理。可以说，“双法”推广对纺织、电子、冶金、电力、通讯、交通、化工、轻工、机械制造等各行各业管理水平的提高都起过重要作用。正如1980年8 月华罗庚在“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的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个人体会》中所指出，“双法”的普及实现了“群众性”、“实践性”、“理论性”的三统一。
（3）创出了普及科学管理推广方式的新路子。 一是在讲解方式上尽可能通俗易懂，便于学习和应用。管理科学的各种方法，多少都与一定的数学理论分不开，普遍说来，抽象的数学理论是不易普及的。“双法”的普及一方面将所普及的方法程序化，使之化为一系列操作性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注重将抽象的方法形象化，如用纸条讲解0.618 分割法，用十指讲解有序样本等。二是在推广程序上由点到面，往往先从一个车间、一个项目做起，再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厂，直到整个城市、整个省、整个自治区。这样既能使普及工作首先经受实践的检验，又能为进一步的推广准备经验并打下扎实的基础。三是推广小分队组织网络形式，体现了现代系统组织管理模式的威力。
（4）是管理科学化道路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 我国的管理实践几乎是经验式管理，以为管理用不着科学，只需积累经验就是。所以，我国普及管理科学的首要问题，不是过分强调理论化和数量化的纸上谈兵，或群众运动式的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而需要象华罗庚等那样，拿出科学的方法（“双法”），让群众实实在在地看到效果且乐于学习、便于应用。“双法”的推广不仅打破了管理科学的神秘性，而且增强了国人对管理的科学性的认识。
（5）“双法”的普及推广，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应用数学领域的发展。
（6）“双法”的普及和推广，对日后中国管理科学实践，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顺应了潮流。象后来的全面质量管理实践（包括质量万里行）等管理活动都借鉴了华罗庚的经验。可以说，“双法”推广为中国管理科学后来的发展，特别是管理实践起到了示范作用。
几十年来，我国无数管理学家、管理专家、管理工作者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科学呕心沥血，到今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一工程要在21世纪实现，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结合、专家与群众的结合是必不可缺的。具体对于一种科学方法或管理技术，要能够在大范围内推广应用，从“双法”的实践中可以看到需具备以下特点与要求：1）这个方法本身要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否则就不能被普遍推广；2）这个方法必须经过较多试验与实践， 证明它的应用性和价值，否则就不应推荐给广大群众；3）为了便于推广应用， 要把方法尽量简化和形象化，使群众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4 ）所推广的方法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5）赢得领导支持是成功的保障。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已不泛关于管理理论的各类论著（行为科学是薄弱环节），但能在大范围广泛使用、行之有效的具体管理方法却并不多见。要使一种方法广为流传，“领导意图、群众参与、方法科学”三者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更多的专家象华罗庚、钱学森等那样的大家走出书斋，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普及运动，才能产生真正远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