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执政党建设的伟大纲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执政党论文,纲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2月和5月，江泽民同志先后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注：参见《深圳特区报》2月26日，5 月16日，以及新华社广州2月25日电，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为在世纪之交面临巨大历史性挑战的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其重大的理论贡献，特别是在异常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并创造性地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地为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提出的全新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为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的政治宣言。其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江泽民同志关于要求中国共产党成为“三个代表”的论述，既是对我们党近八十年历史中成功和挫折的总结，也是对新世纪我们党执政地位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观念，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现代政治分析中重视合法性问题，最早当属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指的不是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Legality），而是指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即治者与被治者间一种共认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根据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而作出判断，由广大人民群众给予积极的社会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内涵既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主流价值规范所认可的方式运行，也包括政治统治有效性的范围、基础与来源（注：参见王浦句主编：《政治学基础》第162—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注：参见俞可平著：《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第1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用通俗的语言表述， 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程度如何与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如何，以及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如何有着密切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亿万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有学者最近总结国民党在大陆民心丧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无非三条：一是官场腐败，二是独裁专制，三是罔顾民意。就官场腐败而言，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抗战以来，一方面在大后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大批的国民党高级官吏依仗权势、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走私犯禁、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使大后方人民忍无可忍；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接受沦陷区的敌伪财产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更是变本加厉中饱私囊，变“接收”为“劫收”，使沦陷区人民大失所望，连一贯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的美国政府，也在1949年8 月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恢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就独裁专制而言，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始终坚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际上也就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仅要消灭“异党”，还要清除己党内部的一切“异己”势力，不仅最后闹得众叛亲离，民怨沸腾，而且导致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失误，特别是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失败。就罔顾民意而言，一方面国民党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长期无罪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抛弃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顾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利益，得不到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顾饱受多年战争创伤的人民渴望和平，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执意发动内战，从而完全失去了民意基础（注：参见鲁振祥著：《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论析》，载于《史志研究》2000年第1期。）。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在1949 年欢天喜地迎接解放，而且许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选择了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抗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可以说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政治合法性的实践证明。
20多年前，当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和国缔造者们相继辞世，“四人帮”肆意横行，全国人民忧心忡忡之际，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毅然发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在1978年底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闸，从明确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从全面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旗帜鲜明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这些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集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民心大顺，政通人和，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不仅迅速挽回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给执政党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注：参见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37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且使我国经受了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国内外严峻政治局势的考验。正如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世纪低谷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广大人民群众从他们切身利益的现实感受出发，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实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现代化理想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他们以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决拥护和积极参与，通过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再次以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合法性。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广东也指出，深圳以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的一个生动反映，是我国二十多年来实现的历史性变革的一个很好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
当新千年到来之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现代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政治潮流日趋民主化，我国社会转型更加深入的新时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如何更好”正是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为新世纪我们党如何巩固和加强执政地位，完善和改革执政方式，提出的重大现实政治课题，并明确强调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江泽民同志首次明确指出了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这四个“紧密结合”的具体内容正是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党“如何更好”地成为三个“忠实代表”所必须深刻理解的时代背景和主客观条件，它极其深刻地表明，伴随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改革的重要内涵正不断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发展，并日益向中国政治的核心——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发展。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这一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不仅意味着执政党正由传统意义的革命政党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而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将要发生极深刻的变化”（注：参见黄卫平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那么，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呼吁全党要认清形势，因势利导，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为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基础而奋斗，再一次推动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的历史性变革。
在如此艰巨的历史重任面前，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地需要从理论上充分辨析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国内外形势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又有哪些最新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经历着何种程度的深刻变革，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什么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又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国际社会正在普遍关注着新世纪的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和新的民主化浪潮的时代。苏联在其解体后，经过剧烈动荡的过渡期，正以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当选，逐渐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欧洲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正在倡导“第三条道路”，为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调整制造舆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企图利用他们在现代高新科技和市场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通过经济的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来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扩张；我国在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法治建设与保障基本人权方面与国际主流社会逐渐接轨后，又在加快加入WTO的步伐， 我国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全面接轨已指日可待，由此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国内外形势与国际冷战时期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改革进程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令人鼓舞。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革命性转变，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市场化总体程度已达45～50%，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可达55%，“十五”末可进一步达到65～70%，从而完成转轨进入相对成熟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注：参见顾海兵著：《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现状与前瞻》，载于《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64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我国社会经济成分也日趋多元化，公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从1985年到1998年期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从64.9%猛降到28.5%，而集体经济则由32.1%微升至38.3%，同时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由3%急升到38.8%， 近年来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注：参见《中国统计摘要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从1978—1995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04 %（注：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走向》第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95～1998年期间全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8～10.5%（注：参见李京文、朱运法著：《1999—2000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选择》， 载于《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到1997年，中国的名义GNP已经增长到105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七，而如果根据实际购买力（PPP）计算，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注：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走向》第25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已有学者预测只要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的失误，在21世纪初的10—20年间，中国 GDP总量可望超过美国（注：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走向》第1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国将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再经过10年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即建国100 周年时，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要求也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小康型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注：江泽民同志最近为广东作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词，就集中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农民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也正在逐渐由“村民自治”进一步走向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注：参见黄卫平主编：《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刘喜堂著：《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从而为规范化、 程序性地公开、透明、定量反映人民意志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深层次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并日趋复杂。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这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机遇，也潜在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再加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经济基数不断加大，继续保持过去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正在降低。另外，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据有关专家调研，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改善，但我国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从1994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看，最高收入的1／5家庭占有了总收入比例的50.13%， 处于中间收入的1／5家庭占有总收入的15%左右，而低收入的3／5家庭则只占有不到总收入的35%，这种趋向很不利于社会稳定（注：参见《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从地区差别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也在不断扩大，1978年到1994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从全国平均值的46.2%下降为42.6%， 同期广东省则从人均GDP比全国平均值低2.4%一跃而高出全国平均值71.6%，几乎所有的东部省份的人均GDP都高于全国平均值， 而所有西部省份没有一个进入到上中等收入组，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发西部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危险的（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著《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而从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国企改革的现实和经济发展的可能看，全国城乡大约有1.6亿左右的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状态， 约占就业总量的26%，预计在未来的5 年内这一状况难以改变（注：参见郭庆松著：《跨世纪的中国劳动就业发展战略思考》，载于《理论文萃》2000年第2期。），这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
近年来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表现为其主体早已由建国初的以工农为基本成分、因打天下而坐天下的职业革命家群体，转变为建国后培育的具有专业素养的知识型干部，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接受过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具有较高学历层次的各类专业人士现已大批进入中高级干部队伍；也表现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党政官员腐败的案例逐年攀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地厅级干部的要案，从1993年到1995年分别为64件、88件、137件，1996 年全国司法机关查处的地厅级干部143人，到1998 年全国受处分的地厅级干部达到410 人（注：参见赵子良：《追求双赢——政体改革新战略》，载于张建华主编：《解决中国再度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被刑事起诉的最高级官员已进入了执政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的国务委员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这无疑昭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依法治党的必然趋势，但也不可否认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落入法网，已严重地危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今后的5到10 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社会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危机，随时可能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如不及时深化改革，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我国改革的进程有可能被打断，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将会被葬送（注：参见《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于《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总之，历史发展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化了，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传统的一些意识形态教条早已不能合理解释迅速变化的客观现实，过去习以为常的许多执政方式、方法也远不能适应经历了巨大变革的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执政党自身也需要改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要在当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成为“三个代表”的根本原因。联系到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思想，最近又不断强调各级党委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抓住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个根本，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强化执政党建设，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逐渐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为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懈奋斗，才能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努力解决好诸多的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才能使我们这个有着近八十年光荣历史的大党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
我们在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紧密结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深刻历史性变革，来思考我们党在新世纪如何更好地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同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搞清楚一系列重要问题：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什么？当今社会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哪些社会阶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何在？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的优秀文化，是否应该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全方位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反映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意志又应通过何种法定途径，规范化和程序化地得到量化的体现？我们党应该如何去忠实地成为三个方面的代表？以及我们党又将以何种方式证明其无愧是这三个方面的忠实代表？江泽民同志重要论述在逻辑上所包含的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极具挑战性，也给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了非常广阔的探索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不断实践，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时代要求，为我们党的事业在21世纪的实践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