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政政策的四个方向_国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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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仍会留在人们的眷恋之中,但由“扩张”转为“中性”,已不再存在严重分歧。

1998年~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投资3.28万亿元。国债投资及其放大效应带动了全社会投资需求的回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8~2003年,国债投资每年平均拉动GDP增长近两个百分点。

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抑制通货紧缩,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使我国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全局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特别是加快了水利、能源、交通、环保、生态等重大项目的开工和建设,有效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但是,随着社会投资增长加速等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增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已呈递减趋势,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

调整后的新财政政策取向要重点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等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功能。并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推进财税改革,使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能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条件具备

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一是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投资自主增长机制已经形成。二是由消费升级带动的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等支柱行业增势强劲,正在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三是城市化进程加快,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2%上升到2003年的40%以上。

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2004年1~8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商品零售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0%、2.9%、5.2%,价格水平的提升,说明我国已经走出通货紧缩的局面。同时,也说明经济增长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制约,进一步发展将有可能传导到下游消费领域,形成对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扩张性财政政策能适时退出,将有利于抑制生产资料及投资品市场的过渡需求,有利于减少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

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社会投资增长机制基本形成。1998年~2003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由32.6%上升到50%以上。同期,国家预算内资金占总投资增量的比重,已由1998年的14%降为2003年的5%。这说明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局面已经扭转,并且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全社会投资增长机制基本形成。

国债规模的相对缩小并没有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在国债投资规模相对收缩的基础上取得的。一是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赤字的比重逐步下降。1999~2001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占当年财政赤字的比重基本在60%左右,2002年和2003年,这一比重再次下降为48.4%和43.7%。二是长期建设国债占国债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2000~2003年,分别下降到32.2%、29.9%、26.4%和21.8%。三是国债规模已经缩减。2004年已减发国债300亿元。

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对抑制经济局部过热状况具有一定的作用。随着投资增速的加快,近年来对城市基础设施、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以及汽车、纺织等部分行业和项目的投资不断升温,大多数银行对上述行业也普遍看好,纷纷提供贷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增加和银行的信贷膨胀。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财政与经济支付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大量举债进行投资与建设,带动了与城建相关的房地产业及投资品行业的快速增长和投资扩张。据统计,1998~2003年,在国债投资项目总投资中,仅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占到1/4的份额。此时,财政政策能由扩张性向中性过渡,将有利于盲目的市政建设和过热行业的进一步降温,减少商业银行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坏账贷款风险。

1997-2003年我国财政风险状况及国际警戒线

资料来源:我国统计年鉴、国家开发银行

新财政政策的四条主线

●减发国债

财政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应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扩张性财政政策向中性财政政策调整,是基于我国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社会投资规模加大和投资速度加快的现实考虑的。财政政策的调整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国债规模的大小上。因此,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过渡到中性,最主要的手段是减少国债的发行规模。2005年的国债发行规模,应在2004年减发300亿元的基础上,继续减发400~500亿元。在国债资金总量酌减的同时,应致力于长期建设国债资金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最终退出长期建设国债。

●支出调整

国债资金减发后,为使财政政策能更好地发挥对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财政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在坚持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采取有保有控的方式,调整和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及支出结构,突出公共财政特征。增强财政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方面的供给,加大财政支持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卫生、文化领域的力度,加快向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等方面倾斜,以进一步促进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功能转移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尤其是国债资金减发后,决定了财政政策应进一步发挥导向功能、杠杆功能和体制转换功能。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体制、制度和政策环境,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财政功能具体应向以下几个方面转移:从政府财政直接投资向引导社会投资和培育市场机制转移;从扩大投资需求向扩大消费需求转移,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从基础设施投资向产业升级投资转移,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遏制重复建设;从提高单位公共福利向个人福利货币化转移;从增加下岗、失业和低保补贴向创造就业岗位转移;从支持大项目向有市场、有效益的小型项目转移;从短期投资效应向长期投资效应转移。

●财税改革

财政政策潜力的挖掘及其功能的发挥,在于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往往比发行同等数量的国债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有利于企业自主投资能力的增强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今后应加快推进以下财税改革:将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调整税率结构和税赋水平,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完善消费税制度和出口退税机制及配套措施;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健全地方税制度。通过以上改革,逐步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及其它税种为补充、对市场变化反映灵敏的现代复合税制体系,并按照规范、公平、有序的原则,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支持体制创新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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