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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对经济利益的期待与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共存；有关中国影响力的尖刻警告与有关崩溃的可怕预测共存；对民主变革的看法与对当前现实的讽刺共存。现在是否退一步的时候了，后退一步以观察中国目前的境况，中国将前往何方，以及这种前进方向将对世界其余部分产生何种后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霸权野心的无赖国家？
不对。西方的刺耳声音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从成为国际好公民中得不到多少利益。这种观点有3个缺陷：(1)过去20年的记录不支持这种观点；(2)被看作无赖国家并被作为无赖国家对待，这不符合北京的利益；(3)如果其他国家开始以这种目光看待中国，它们将促成的正是它们致力于防止的中国的这种行为。
请考虑一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为。“下一个‘无赖’超级大国”——这是美国报刊最近对中国的一种描述——多年来无疑会毫不犹豫地仗势欺人。然而，自1972年以来，虽然中国对安理会的某些决议投了弃权票，但它在公开会议上只投了2次否决票。虽然中国对一些决议容忍制裁或干涉深感不安，但它没有寻求阻止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海地、索马里、或者海湾战争期间和此后的伊拉克执行使命。正如外交部长钱其琛在1997年末阐述北京对制裁伊拉克的立场时所说的：“虽然事实上我们不支持这些〔联合国〕决议，但这些决议必须得到尊重。”
在近20年前前领导人邓小平向外部世界开放中国以来，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断增多，而这种通常是建设性的态度也延伸到了这些国际组织身上。1977年，中国加入的国际政府组织有21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71个。到199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0个和955个。在诸如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中国是一个模范公民。在亚洲最近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也是负责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泰国经济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提供了10亿美元，明确表示了捍卫港元的意图，并且（迄今）抵制住了使其自己的货币贬值的诱惑。
最近10年来，中国始终如一地、成功地努力改善了与每一个邻国的关系。在柬埔寨，在达成导致联合国倡议的选举的和解协议中，中国起了关键作用。再看看北部和西部，中国已经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解决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基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争端。在南部，北京已改善了与河内和新德里的关系，并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安全论坛。
中国对各种国际协定、条约和制度的遵守是无可挑剔的，只要中国加入的这些协定、条约和制度具有应该遵守的书面规则，而国际社会可采用明确的手段帮助实施这些规则。事实上，就围绕中国在防止核扩散领域的行为的所有争议来说，中国一般说来遵守了它所加入的国际防止核扩散协定，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化学武器公约》。中国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是令人担忧的。然而，在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北京已处理了这些问题，并就中国未来与伊朗的核合作，以书面形式消除了克林顿政府的疑虑。
中国正在建立巨大的军备？
错了。对中国不太强大的军事能力几乎没有疑问，对这种能力在20年后可能变成什么样有许多猜测，而对中国目前的和未来的意图则有相当大的争论。
中国的防务预算对分析家来说是一种令人气馁的挑战，这丝毫不是因为许多军事开支发生在正常的防务预算之外。那些希望指出中国的威胁的人往往利用来自中国防务预算的数字，以证明从1988年到1996年，官方开支引人注目地增加了。然而，兰德公司1977年一项对中国官方防务预算的研究根据通货膨胀对这些数字作了调整。这项研究表明，官方防务开支的增加要小得多。
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断言，人民解放军的全部开支是官方报道的总额的4至5倍（中国军方官员对这种说法激烈地表示异议）。如果属实，这将使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开支达到355亿至444亿美元。赫里蒂奇基金会提出的上限约为400亿美元。1996年，拥有美国核保护伞和《美国—日本安全条约》的日本花了约450亿美元。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有与14个国家接壤的陆地边界，其中许多边界出现过、并可能再次出现安全问题，而且，中国没有能提供保护的同盟。人民解放军还具有国内控制责任。此外，不仅中国的许多邻国拥有更现代的武器，而且正如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和兰德公司的报告所指出的，“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军事开支占所有亚洲国家全部防务开支的百分比是稳定地下降的”。
中国发展和购买新技术的情况又如何？美国国防部1996年的一份报告涉及17类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这份报告证明，除了少数重要的例外（包括核技术和化学技术），中国远远落在诸如法国、以色列、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第一流和第二流的国家后面。诚然，目前对中国从1990年至1996年从俄罗斯购买先进技术的费用的估计是每年10亿至20亿美元。然而，比较起来，仅在1996财政年度，在美国一个主要的防务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身上，美国的军事开支就达119.9亿美元。
虽然无视中国日益增长的向其边界之外派遣军队的能力，无视中国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能力，这将是愚蠢的，但更愚蠢得多的将是，听任对中国实力的言过其实的看法决定美国的政策——这种发展将激起北京的民族主义怨恨，并可能助长对一些美国评论家所经常责难的扩大军备本身的支持。
一项有关台湾地位的和平解决办法只是时间问题？
或许不是。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1995年中期至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导弹危机，对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具有令人清醒的影响。在北京，有人认为，华盛顿缺乏坚守其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对东亚稳定的承诺的意愿。1996年3月派遣2艘航空母舰是对美国利益的令人可信的维护。在台北，“总统”李登辉和其他人似乎得出结论，北京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对台湾寻求更有尊严的国际角色太在乎。北京的导弹以及因此发生的市场混乱和资金外逃是突然的应得惩罚。此外，在中国的导弹试验之后（尤其是1996年春天的导弹试验），美国国会中的许多人承认，对北京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有了新的评价。总之，一种乐观的假设现在认为，每一个人都变得更谨慎了。人们可能希望如此，但另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
首先，某种根本的东西驱使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寻求一种更主要的角色——台湾人口中正在变化的身份感。近几年来，在台湾，认为他们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们的百分比日益下降，而确认他们自己是“台湾人”的人们的百分比相应地上升。台湾前所未有的更具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使这种新的明确身份有了表达的可能。在2000年台湾的“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很可能来自民进党。民进党历来支持这个岛屿的独立。
北京曾说过，它将使用武力防止台湾独立或外来干涉。北京对民进党上台执政实际上将作出何种反应，民进党将如何领导台湾，台湾人将如何对不确定的未来作出反应——这些都是无法测知的。而且，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未来几年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能否得到维持。
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北京的“容忍”将保持多久？随着北京的注意力从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转移，它将日益关注“与台湾统一”。中国领导人不仅对台湾的趋势忧心忡忡，他们还认为，一旦这个岛屿实现法律上的独立，他们自己的统治权将会丧失。此外，他们担心，从内蒙古、新疆到西藏的一些地区可能利用台湾的行动，为他们自己的分裂努力辩护。虽然台湾在大陆的大约350亿美元投资缔造了两岸的联系，北京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一切都是未知数，并对时间是否有利于它没有把握。
总之，持续的稳定取决于北京、台北和华盛顿的克制，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毫无瑕疵的自制记录。
中国将是下一个倒下的亚洲经济多米诺骨牌吗？
不一定。1997年中期以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崩溃已经对中国造成损害。中国现在面临的前景是，本地区对其出口产品的需求不断下降，而在其他出口市场上，来自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竞争日趋激烈。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稳定地增长，达到8.8%，但低于政府原先的预测。有迹象表明，这种增长将进一步减缓（或许降至6%），而一些中国和外国的分析家认为，中国可能使其货币贬值，以维持其出口竞争力。北京宣称，它将尽力抵制这种行动。然而，如果失业上升，增长减缓，国内出口商施加政治压力，政策可能改变。东亚和东南亚不断下降的资产价值或许也将减少从该地区流向中国的资金。
许多担忧损害对其他亚洲金融系统的信心，但同样适用于中国：缺乏透明度；借贷靠情面；银行坏帐严重；管理制度不健全；房地产泡沫；巨额外债；新的、不稳定的产权市场。
但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重大差异或许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在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经济学家拉迪(N.Lardy)明确地列出了这些差异：(1)中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因此减少了投机的压力；(2)北京报道的硬通货储备约有140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的单独储备；(3)外国对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对工厂和其他资产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的，而不是投入更不稳定的股市的游资；(4)虽然中国各实体有巨额外债，与亚洲别的地方不同，大部分外债是长期的；(5)虽然外国直接投资对过去15年间的增长是重要的，国内的高储蓄率是主要动力——如果储蓄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增长能够继续。
避免灾难的关键将是，北京是否采取行动，加速改革银行和国有企业部门，而加速改革这些部门是目前的领导层的明确承诺。但是，下决心和真的做是两件不同的事：中国是否将改变其银行的资本结构，并根据可靠的金融原则经营银行？仅仅做到培训员工这一点就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而且，中国是否能解决国有企业问题（至少40%的国有企业是亏损的）？国有企业的银行坏帐是金融系统目前的困难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的改组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的破产可能使数百万工人失去工作，与此同时增长减缓。中国是否能迎接这挑战，并避免严重的政治动乱？没有人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中国巨大而增长迅速的出口主要是在损害西方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实现的？
错了。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长迅速，并且往往在诸如玩具、鞋类、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力密集部门占支配地位。但是，当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出口猛增时，就美国和欧洲来说，国内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一般说来已经移往印尼、韩国以及东亚和拉美的其他地方。例如，在服装制造业，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尤其对欧盟来说，在中国的出口产品甚至达到2%的较低渗透率之前，就业就已经急剧下降。此外，根据经济学家诺兰(M.Noland)的计算，从1988年至1994年，中国在美国消费中所占份额的增长的近90%只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对中国出口竞争真正应该感到担忧的是廉价产品的生产国，而不是美国或欧洲的小镇居民。
中国对美国公司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并非如此。根据美国商务部1990年至1996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是美国发展最迅速的主要出口市场。在此期间，如果包括最初出口到香港、但随即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出口品，美国的出口以19%以上的复合比率增长。中国现在是美国第9大出口市场。比较起来，美国对日本的出口每年增长6%，对巴西的出口每年增长15%。美国投资的合资企业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独资分公司在中国的产品销量也不断上升。虽然一些利润被汇回美国，但大量利润被用于在中国的再投资。在中国的再投资能在将来获得回报。
然而，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加也是事实。美国政府估计，1997年的赤字约为500亿美元，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对中国出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贸易赤字不断上升的现实表明，华盛顿是在十分不适当地设法获得更大的市场进入机会。
那些断言中国市场没有价值的人具有一种更难解、更错误的观点。他们的不明说的假设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并不严重依赖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错了。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中国是否能保持（以及如何保持）增长，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识窃贼？
就目前而言是错了。窃取有版权的音乐、软件和电影作品——“侵犯”知识产权——是一种严重而正当的忧虑。1996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在1996年全球使用的5.23亿个新的商业软件中，2.25亿个——近1/2——是盗版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做错事的份。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和美国本身使美国软件业遭受最大的美元损失，虽然最高盗版率（受保护项目占非法盗用项目的百分比）是在不存在法律体系或者法律体系薄弱的低收入国家发现的。请观察一下1996年由软件盗版造成的美元损失，东欧、日本、西欧和美国本身给美国软件业造成的损失都比中国大（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2%）。然而，如果观察一下1996年的“盗版率”，只有越南和印尼超过中国。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其他国家紧随中国之后。
总之，知识产权的所有人面对的是一种全球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发达国家（有很高的个人电脑拥有率）所造成的损失超过较贫困国家（个人电脑较少，法律和管理体系较薄弱，官员腐败更广泛）所造成的损失。
唱片业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唱片业协会于1996年报告说，由于日本的激光唱片盗版而损失的收入每年达5亿美元——“超过美国唱片业所说的每年因更众所周知得多的中国的盗版而损失的3亿美元”。
中国正在努力建立知识产权实施制度。除了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建立一个国内法律的（尚不完善的）框架，北京还与华盛顿签署了两项协议（于1992年和1995年），从1996年5月至1997年3月关闭了37家非法复制激光唱片的工厂——到1998年1月已取缔58条激光唱片和光盘的生产线。随着中国自己的创新家和艺术家开发出适于商业销售的产品，对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将增强。
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过于简单化。拒绝这种说法不是断言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措辞应该有意义。极权主义国家是指一个具有控制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交往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意愿和能力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许多国内问题和不负责任的国外行为——从盗版到核扩散——都起源于缺乏中央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约有3000万至2亿人在中国各地流动，寻找临时就业机会。他们在市内和市郊暂住，产生一个潜在地爆炸性的贫穷和不满的公民群体。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比最近5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自由。目前约有4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就学；在苏联整个7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学生被送往美国。1965年，中国只有12座电视台和93座广播电台；今天，人民解放军的卫星接收天线，被非法地出售给希望收看卫星电视的公民。因特网正在飞速发展。报纸和杂志变得不只是数量更多了，而且更形式多样和独立自主得多。1978年，国家控制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1996年，这个数字约为45%，并正在不断下降。国家目前仅雇用劳动力的18%，而在1978年超过90%（包括当时公社中的农民）。1997年9月，在第15届党代会上，“公”有制概念从马克思的概念变成了在“公开发行的原始”股票意义上的“公”有制。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个人起诉政府要求赔偿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这种事情正日益经常地发生。
中国正在毁灭香港？
不。耗费巨资报道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播电视网之所以感到失望，不是因为缺乏灾难，而是因为缺乏“故事”。自那时以来，无论北京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都是值得注意的。
北京没有象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使这座城市军事化。在中国统治下的香港驻军少于在历任英国总督统治下的通常的驻军——当然，增援部队就在数英里外的中国大陆境内。北京没有阻止政治示威游行，自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那个夜晚以来，政治示威游行几乎每天都发生。
虽然难于估量新闻自我检查制度，香港新闻业仍是亚洲最不受约束的新闻业之一。从管理的角度说，新行政首长董建华在领导香港方面具有极大的自由。
美国海军舰艇获准继续访问香港港口，到1998年1月，已有34艘海军船只，包括2艘航空母舰和2艘核潜艇，访问了香港。1997年下半年和1998年初，当包括香港在内的该地区各地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急剧下挫时，北京听任市场起作用（即使中国的许多权益遭受严重损失）。中国领导人还沉着地宣布，中国巨大的硬通货储备可被用于捍卫港元与美元的挂钩。
总而言之，北京扮演了一个负责任的角色。中国的这种行为模式或许将持续下去，这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改革的命运、地区的经济稳定、以及香港自己的人民是否不参与促进中国的政治变化的事情。
中国是华盛顿游说游戏中一个有力的主角？
错了。没有一种误解来自现实。1995年5月，由于国会的压力（众议院投票结果为936票对零票），李登辉获得了访问康奈尔大学的签证。在此之前，北京对国会的注意很少。中国领导人一直错误地认为，只要美国总统希望压倒国会，他们就能做到。
这种对国会的忽视以多种方式反映出来。北京在华盛顿只保留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台北据说有14个。北京在美国（时断时续地）拥有一个公关事务所——台北有许多个。即使加上联邦调查局声称可能存在的所谓10万美元非法竞选捐款（但汤普森委员会未能证实这一点），在游说努力方面，中国的合法游说开支甚至排不进前10个国家（或地区）。连海地（排名第七）和安哥拉（排名第九）的游说开支也多于北京！
中国最近增强了让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中国的努力。北京知道，自1992年以来，美国国会成员有了重大调整，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旅行不多，而一旦目睹中国生气勃勃的景象，很少有人会不改变观点。但是，北京的努力远远落在台北后面。1996年，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作了58次完全自费的旅行——与他们对台湾的139次旅行相比，仍是远远落后的。
中国是有待发生的环境祸害？
错了；这个祸害正在发生。许多有关中国的担忧是言过其实的，但这一忧虑却被大多数人低估了。中国的空气和水的污染所造成的与人有关的代价和经济代价是惊人的。中国城市居民所呼吸的空气远远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最低空气质量标准。
长期的健康影响（诸如儿童血液中铅的含量过高造成智力迟钝）正在变得太显而易见。慢性障碍性肺部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是美国的5倍。世界银行说，仅仅使户外污染程度降至符合中国政府的标准，每年就能拯救17.8万人的生命。除了直接的金钱开支（诸如额外的住院费用），还有其他开支：由疾病造成的工作时间损失；由酸雨造成的基础设施受腐蚀；农作物和农田的损失；旅游收入的丧失。世界银行得出结论：“对空气和水的污染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的保守估计为每年540亿美元，或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在过去1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平均约为10.2%，这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自1985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的3/4以上被上述损失抵消了。
这些数字不包括中国的污染使远近国家遭受的损失，影响来自酸雨、二氧化碳排放和臭氧枯竭。中国迅速增多的温室排放物以及北京应该为减少这些排放物承担的责任，是京都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的主要争论之一。
摘自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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