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到邓小平的特区理论与实践_经济特区论文

从毛泽东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到邓小平的特区理论与实践_经济特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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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难探索。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证明了这一点。从毛泽东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到邓小平的特区理论与实践,构成了这一思想探索中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里程碑。

【关键词】 沿海经济 战略思想 特区 理论 实践

我国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曲折绵延18000余公里。正如这条曲折的海岸线,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开始,我国沿海的历史命运、沿海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新中国的两代伟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就如何认识沿海地区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如何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和作用,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经济潮流的脉搏,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等事关我国兴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及伟大的胆略和魄力,终于成功地探索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道路——特区道路,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伟大创举。

一、毛泽东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从分析我国沿海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中逐渐形成的。

首先,毛泽东从我国沿海的历史命运中,认识到了沿海的重要战略地位。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受到强烈侵略、践踏、宰割的历史,而这部屈辱的历史又始自我国的沿海地区。鸦片战争中列强的船坚炮利,八国联军的铁蹄,使我国的沿海变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侵略的“祸门”。基于对沿海屈辱的历史的认识,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向国人敲响了“东海有岛夷”的警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对沿海战略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1939年12月,毛泽东撰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占我国沿海城市进而吞食全中国的阴谋,并特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①;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沿海地区及其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作为制定战略战术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认识到了我国“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②的沿海对外经济优势。

在列强的铁蹄下,我国沿海中心城市被迫进行不平等的通商,沿海工业畸形发展,而辽阔的内地变成了列强争夺原料、市场,攫取高额利润的宰割地。

毛泽东从沿海的屈辱历史和沿海经济的畸形发展中,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认识到了沿海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建国后重视沿海建设,发挥沿海优势,确立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其次,毛泽东肩负起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历史使命,把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新中国建立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的乱摊子上,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因此,党的工作重心随之转移到经济领域。沿海经济的发展自然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沿海的历史地位来看,建国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列强在沿海享有的各种特权随之消失,昔日沿海被视作列强侵略掠夺的“祸门”,如今将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堡垒。从沿海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沿海地区的轻重工业约占全国的70%,而内地许多工业尚属空白,这是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分布不平衡的结果,需亟等改变。从沿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来看,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不甘失败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沿海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禁运,同时,美国侵朝战争正在进行,中国也在受到侵略战火的威胁。另一方面,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断地骚扰沿海地区,轰炸沿海城市,企图借沿海反攻大陆。在如此情况下,如何看待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工业,如何客观地分析沿海地区的各种条件和环境,能不能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等事关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便摆在面前。

基于对沿海历史教训的吸取,对国情的认识和国际形势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胆略和魄力,排除一切外界干扰,提出了经济发展“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构想。其中,把沿海工业摆在重要战略位置,为引导和实现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落实在“一·五”计划中就是:一方面利用沿海工业基础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将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设备、材料、人才以及资金等投入内地,使内地建立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初步改变工业分布不合理的局面。

最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科学地阐明了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

1956年初,毛泽东听取了全国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经济建设等作了一次全面调查与总结,于4月25日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对沿海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富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

其一,正确估计国际国内形势,把握时机和机遇,发展经济,特别是具有工业优势的沿海地区不能坐失良机。

毛泽东指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③“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④因此,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应当果断地“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和平时期”,⑤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基于以上科学分析,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主张把沿海单纯作为海防前哨而限制沿海经济发展的错误思想,指出:“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⑥

其二,指明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⑦,“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⑧这是因为沿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工业投资少、原料来源广、见效快。因此,“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⑨。在此基础上,“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⑩这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有待于大力开发。

其三,进一步摆正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充分利用沿海优势,以带动全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摆正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是针对历史上造成全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现状而言的。“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1)这不仅有利于备战,而且还有利于建立全国工业体系和地方工业体系。但是,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必然需要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得充分发挥沿海经济发达、技术力量强大、资金雄厚等优势。因此,只有“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才“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12)

综上所述,毛泽东正确分析了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国际国内外形势,抓住经济建设这一根本环节,把握了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方向,摆正了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了以沿海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些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无论是对当时沿海经济建设还是对今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因素和国内经济发展失误的影响,加上毛泽东后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出现了偏差和困惑,使得毛泽东关于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未得到很好贯彻,结果占极大优势的沿海地区数十年里只是被视作海防前哨,走了一段对外封闭的弯路。这样,继续探索我国沿海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后来者的肩上。

二、邓小平的特区理论与实践

循着毛泽东探索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足迹,邓小平通过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国际战略格局和各种力量对比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抓住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因素,大胆地提出了沿海兴办特区的思想。并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把毛泽东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上升到理论与实践的新高度。

(一)特区思想的提出、发展与完善及其实践过程 1979年,邓小平在与广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分析了粤闽两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台、水陆交通便利等发展对外经济的优势,第一次提出了兴办特区的思想。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3)根据这一思想,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引进外资的“出口特区”。随后发展成为集农、牧、工、商、贸、旅游、住宅、科教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特区。邓小平称之为“经济特区”,实施系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确保特区健康稳定的发展。

1984年初,邓小平亲自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看到几年来特区取得的可喜成就,深有感触,于是进一步发展了特区思想。他指出:建立特区的指导思想“不是收,而是放”(14);特区起到窗口的作用,“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5)正因如此,我们特区建设和发展的视野应更开阔一点,“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6)另外,“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17)根据这一思想,198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开放布署,将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开放为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初,划出长江、珠江、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将整个海南岛划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更特殊更优惠的政策;1990年,国务院又宣布开放开发上海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这样,我国沿海对外开放,通过经济特区(点)——沿海开放城市(线)——沿海经济开放区(面)多层次递进发展,最终构成了沿海地区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1992年初,邓小平再度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特区,亲眼目睹到特区“没有想到”(18)的巨大变化和成就时,发表了系列谈话,充满信心地把特区思想提到更新更完善的高度。他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19);特区建设“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正”,“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0);鼓励特区“多搞点三资企业”(21);警告人们,特区建设成就来之不易,“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22)因此,要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所有这些及时的谈话既澄清了特区发展中的是非争论问题,又进一步指明了特区建设的政策、方针和发展等方面,使特区思想逐渐完善起来。

(二)特区思想的理论体系 特区思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从提出、发展到完善,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具体地说,它包括特区的性质、地位、作用、发展模式以及特区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特殊政策等。

1.关于特区的性质,邓小平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加以分析。他明确指出,特区的性质是“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23)这说明兴办特区是以社会主义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前提,按照国际上办经济特区的惯例,给投资者提供一些经济优惠政策和法律上的保护,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我国的经济。同时,从沿海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经济特区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先后办过的多具有单一经济功能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科学工业园”等,而是集农牧工商贸旅游等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我们在特区虽然办了一部分“三资”企业,但“‘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24)十多年来特区的建设发展表明:“特区姓‘社’不姓‘资’”。

2.关于特区的地位,邓小平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试验基地。他指出:“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25),“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26),“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27)。这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要以沿海特区作为试验基地,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反复试验,积累经验,找出具有规律性和指导性的东西,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3.关于特区的作用,邓小平认为特区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他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窗口是一个形象的比喻,通过窗口,不仅可以从内向外看,也可以从外向内看,而且还可以通过窗口进行双向交流,即可以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各种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强同海外联系和经济合作;可以了解和掌握世界最新知识和信息,及时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由此看来,特区能真正起到改革开放的“窗口”的作用。

4.关于特区经济的发展模式,邓小平认为要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他明确指出:“特区的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28),“由内向转向外向,就是说能变成工业基地,并能打进国际市场”。(29)这说明中国不能象以前那样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而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面向世界市场,掌握市场行情,发挥沿海优势,广泛地吸收、利用外资和世界高新技术,在特区建成一批具有发展前途的厂矿企业,生产出世界上高精尖的、最急需的拳头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出口创汇力。

5.关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邓小平分别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一个“放”字,既肯定了特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在实践上进一步扩大了沿海对外开放的范围。相反,一切不利于特区发展的绳索应统统放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和创新。同时,在“放”的指导思想下,邓小平又强调了“两手抓”的方针。他说:特区建设“跨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30)因为沿海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方面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来自西方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过去我们光搞引进和吸收,忽视了社会秩序的整顿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吃了“一手软一手硬”的亏。因此,“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31)

6.关于特区的特殊政策,邓小平认为要体现出一个“特”字。这个“特”不是指脱离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而是指在我国政府的领导下,实行不同于内地其它的地区的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以增强我国经济的活力。如特区经济发展要大量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的产品主要供出口;在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劳动用工、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外商种种优惠;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中央赋予特区经济管理以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等。这些特殊的政策既加强了外商来华投资的竞争性,又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特区率先走上了多种形式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道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三)特区建设的伟大创举及其展望 在特区理论的指导下,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惊人,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如下:

1.工业生产飞速发展。深圳特区1979年工业总产值6091万元,1991年达到2552亿元,增长了400多倍;汕头特区1982年工业产值仅40万元,到1991年近35亿元,增长近100倍;厦门特区从1980年至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5.3倍;珠海特区1991年工业总产值突破百亿大关。

2.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形成特色。深圳重点发展了电子、机械、纺织等出口创汇条件较好的行业;珠海形成了电子、轻纺、食品、建材等出口创汇的重点行业;汕头注重发展技术密集型的电子、生物等行业以及金融、能源等特殊项目;厦门形成以工业为主兼营旅游、商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的自由港。

3.积极引进外资,出口创汇能力显著增强。深圳特区1991年协议利用外资10亿美元,实际利用5.5亿美元,全年外贸出口额33亿美元;厦门特区实际利用外资7.4亿美元,协议总额达30亿美元,1990年出口总产值达29.3亿元;汕头特区协议投资总额8.2亿美元。

以上只是从三个方面列举了一些不完全的数据,事实上特区不仅在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等指标上呈直线上升,而且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资总额等指标上呈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值得指出,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凭着如此的发展速度和效益,在短暂的十多年里,走过了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起至少20年所走过的路程,在全国率先显示了“小康”的雏形。

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伟大创举推动了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全面进行,也加大了内地与沿海经济发展的竞争和挑战性。作为特区,下一步该怎么走?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50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32);“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33)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内地造香港,既是推进改革开放新思想的形象化表述,又是加速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战略措施;而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则是造香港的进一步具体化。显然,我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要有不同于前10年的办法,要探索新思想,拿出新措施,特别是毗邻香港的深圳特区要带头造一个社会主义的“香港”,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使命。我们深信,在特区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三、邓小平的特区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沿海经济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纵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伟人对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艰难探索的历史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肩负起各自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制定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为了把刚诞生的新中国引向工业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制定沿海开放战略,是为了使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邓小平的特区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沿海经济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其一,正确分析“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34)

经济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世界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因此,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就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各自历史时期都作了科学的分析。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侵朝战争失败后,世界局势有所缓和。毛泽东看准势头,及时提出“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和平时期”办好沿海工业的战略。历史进入20世纪后半期,世界政治向多极化发展,世界经济更加国际化,更具有开放性和联系性,各种力量正处在重新组合和激烈竞争中,“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略发展生产力,忽略经济建设”(35);“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36)正因如此,“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的”(37),我们“要大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38)。沿海特区正是在这一科学的判断基础上,抓住机遇,才得以大胆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二,放眼看世界,寻找突破口,把沿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思想,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目光基本上是向内的。正如邓小平所言:“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39),但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40)。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无论是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和合作,增强了彼此间的依赖性。因此,“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41)基于对历史教训的吸取,邓小平洞察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办经济特区成功的例子,结合我国的国情,把沿海地区选择为对外开放战略的突破口,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把沿海作为国防前哨的局限,创造性地提出了举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思想,使沿海率先成为带动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场。

其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列宁早就说过:“如果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42)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聚集了巨大的资本、广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各种有益的知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有益的因素,才能发展自己,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势。因此,建国后,毛泽东为改变旧中国留下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坦然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3),“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44)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邓小平分析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5)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沿海特区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办“三资”企业等。同时,在改革中还采取一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发行债券、股票,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运用信贷、税收、价格、工资等调节手段。这些都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只要正确引导和利用,将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其四,打破内向型经济格局,建立外向型经济新模式,首先使沿海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

建国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我国经济虽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很长一段时间因沾沾自喜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内向型经济的封闭圆圈中,人为地将自己孤立于世界经济大潮之外,就连经济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也不例外,结果使我国错过了多次经济技术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了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今天,我们把沿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兴办特区,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内向型经济格局,建立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来引导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新模式。因此,邓小平特别指出:“特区的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46)实践证明,深圳特区制定和实施了“三个为主、一个有余”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投资来源以外资为主,经济成份以“三资”企业为主,特区产品以外销为主,外汇收支平衡有余。这说明特区经济开始走向世界市场,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

其五,充分发挥沿海优势,确立以沿海带动全局的发展战略,实现“先富”与“后富”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如果说毛泽东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首先是建立在平衡全国工业布局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邓小平提出在沿海兴办特区的思想,则打破了原来过份强调分布平衡的束缚,确立了以沿海带动全局的发展战略。虽然他们二人的战略出发点都在于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经济基础好、技术力量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等优势,但邓小平根据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所处条件不尽相同以至于经济发展不可能绝对平衡的国情,在发挥沿海的优势上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7)因此,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实现“先富”与“后富”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第2版,第622、621页。

③④⑥⑦⑨⑩(11)(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270-271页。

⑤⑧《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4期,第44、44页。

(13)(42)《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2期,第49、44页。

(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0)(31)(32)(33)(34)(36)(38)(39)(40)(41)(45)(46)(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51、52、52、52、370、372、373、379、239、373、133、133、239、379、378、267、375、375、105、408、64、64、64、373、133、277页。

(25)(2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1、113页。

(35)(37)《邓小平重要讲话》(1987年2月—7月)。

(43)(4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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