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军[1]2002年在《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及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是为了适应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和经营观念转变的需要，实现农业生产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保证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正式立项的科研课题。本文在引言部分对宏观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和微观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系统的论述，从中发现国内外对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理论还没有系统的研究。鉴于目前对于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现状，在正文部分，作者首先对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定义、基本特征、功能及其基本理论框架结构。在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框架结构中作者设计了四个功能模块和两库式软件结构，四个功能模块为资源管理与评价模块、系统综合优化模块、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功能模块和经济环境信息功能模块，而两库式软件结构包括数据库、模型库和人机对话系统。在软件系统结构设计中，作者提出了将理论框架结构转化软件结构的思想，确定了基于数据仓库的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软件结构，该系统具有数据仓库管理系统、数据开采系统、模型管理系统和对话系统四个部分。同时该系统还与互联网联接，实现与网上信息的快速交流。系统软件的开发平台是在国际最新的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平台SAS8． 2。这样建立的系统所具有的特点为：所能容纳的数据量大，开放性好，系统的数据处理功能强大，便于修改模型中的参数，与因特网联接加快信息交流的速度。在完成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创业农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建立了创业农场农业生产的数据仓库系统，并应用数据开采系统完成了粮食产量预测、农产品价格预测、灾害变化预测等工作，应用模型管理系统完成了牲畜种群变化的模拟和投入产出分析，并建立了宏观生产结构优化模型，为创业农场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奠定了基础。同时根据创业农场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在原有理论框架、数据、模型不变的情况下，开发了基于网络的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中文版软件，编写了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软件使用说明书。创业农场的管理者可以参照说明书的指导完成整个系统的操作。该软件在创业农场使用，得到了农场领导的认可。这一方面证明该决策支持系统是实用的，其次还证明了该系统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实际运行证明，该系统具有结构合理，运行速度快，信息支持全面，基于因特网的浏览界面，既方便浏览，又可实现模型计算，人机融合，便于推广等优点。
朱新武[2]2007年在《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是在当前新疆财政农业投入严重不足、投入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规范以支持“叁农”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结合新疆实际,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以构建新疆财政农业投入新型管理模式为核心而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研究。目的是从有关财政农业投入管理模式的决策与调控、组织运行、监督控制、绩效评价四个方面的问题入手,来探讨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管理模式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及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通过对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管理现状、问题的分析,深刻剖析了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得出了建立新疆财政农业投入新型管理模式的必要性。第二,以全新的研究视角构建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新型管理模式。财政农业投入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发展中相关要素和资源的一种配置活动,对财政农业投入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资金的投放、使用和结果等环节。本文站在新的研究角度,运用管理职能理论对四项职能的分工,以及运用系统管理理论对系统管理存在四个阶段的划分,从决策与调控、组织运行、监督控制、绩效评价四个方面构建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新型管理模式。对构成管理模式中四大体系的职能分工、相互联系和理论内涵的阐述,既是对以往研究思路的一种突破,又丰富了财政农业投入管理理论的内涵。第叁,首次运用C-D生产函数法科学地论证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结构的优化问题:估算出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优化了财政农业各项投入的先后排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实现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决策目标而应有的科学投入决策程序和计划调控方式。第四,通过对投入资金的组织与运行管理的研究,为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工作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从自治区和县级两个层面构架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资金运行的组织体系,建立了资金管理制度、运行方式和项目资金管理模式,提出为实现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安全运行,应从提高认识、完善制度和建立信息平台叁方面强化措施保障。第五,针对财政农业投入在决策与计划调控、投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资金运行管理关键环节的分析,建立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监督控制体系。主要有监督控制的原则和目标、监督控制主体的确立、监督控制的内容和要点、监控体系与监控方式的设计、投入项目全程监控方式的应用等内容。第六,本研究紧紧围绕投入决策与计划调控、投入资金的运行管理这条主线,首次建立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了绩效评价的原则,从宏观经济影响、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绩效和支农项目绩效叁个层面构建了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对于如何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工作,也从评价主体、内容、评价方法和实施步骤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分别选取叁个有代表性的指标或实例,运用已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不同角度对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的绩效进行评价。
邓白云[3]2016年在《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城市化建设道路的推进,农业用地面积趋紧,农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种植业生产结构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产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促进农业发展,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本文应用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和技术,构造农业生产结构的宏观规划数学模型,建立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为农业生产的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对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总结杭州市农业生产结构存在的问题,确定了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2、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论述了决策支持系统的相关理论以及JAVA与MATLAB混合编程,确定了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的技术基础;通过构造预测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结构规划模型来支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确立了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方法路线。3、针对杭州市种植业生产数据呈现递减趋势的特点,本文提出了基于牛顿插值和复化梯形公式的反向累加灰色GOM(1,1)模型,实现了递减序列的同向模拟,消除了GM(1,1)模型模拟递减序列时出现异向拟合的不合理建模误差。通过实例对比分析,验证了该建模方法能够提高杭州市种植业生产数据的预测精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4、以农业管理部门和农户为应用对象,对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进行功能性需求分析和数据流程分析,详细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并建立种植业数据指标体系,构建了完整的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5、开发实现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将杭州市种植业生产数据融入系统进行系统验证、分析和计算,对决策支持示例进行了说明,充分论证了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对农业生产管理所提供的决策支持。
陈锋正[4]2016年在《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农业发展方向,为破解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矛盾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面源污染依然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矛盾日益严峻。在相关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农业生态环境或农业经济单向度研究的局限性,不能真正探析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矛盾的根源,提出的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不利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借鉴系统观和协同学思想,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置于更加宏大的系统视野中,统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逻辑关系和耦合原理,关注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目标、内容、特征和机理,以及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可以对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进行科学、有效的研判,为深入探究二者耦合机理和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通过主客观世界的有效联系,将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体行为分析纳入到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中,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主体行为对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影响,为农业生产实践和相关政策设计提供有效参考。通过对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和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都表现出随时间发展的增长态势,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发的响应类指标的拉动所致,农业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中驱动力指标、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的贡献率相近且都表现较为稳定;第二,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的耦合度都在0.9以上,属于优质耦合关系,二者协同度在0.40488-0.89117之间,并表现为逐年上升的趋势,耦合协同发展状况以2008年为界线,2008年之前的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功效值大于农业经济子系统功效值,2008年之后二者关系倒置;第叁,1995-2013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效应评价结果显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和耦合系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协同发展非有效;第四,在主体行为分析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可以统一于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的协同发展过程中,其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和受控制程度等变量是影响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提高社会大众增强耦合系统协同发展共识、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加大科技与信息建设投入、促进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方堃[5]2010年在《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叁农”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突出,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服务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以“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运行机制及建设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思路和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全文涵括七个部分即“一绪论、五章、一尾论”。绪论简要阐述了研究的动因及意旨,厘定和缕析了相关重要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检视和评价等。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其中,依据“总和分”的关系将第一章至第四章与第五章在研究内容上分开。前者为与“服务叁角”模型框架相对应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四个子系统；后者则是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相关专题研究。第一章探讨了农民需求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农民需求的类型、强弱、差别以及表达、满足和反馈等机制予以深入的研究；第二章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过程以及纵横两个维度,揭示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公共政策子系统的运行机理；第叁章描述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历程、近况及前景,对“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平台的总体框架、功能模块、基本流程和关键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四章剖析了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人员素质整体不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人员配置、绩效考评、激励、职业道德和团队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优化路径；第五章从“服务叁角”模型的系统标准出发,对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的八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尾论在总结全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阐明了政府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与现实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理念和视角新颖。本文以“促进城乡统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理念,从现代系统管理科学的视角,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进行审视,系统地研究了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这种研究理念和视角在国内同类成果中具有新颖性。(2)分析工具和方法先进。本文超越了以具体公共服务项目作为对象的“拼盘式”研究套路,以体现现代服务管理特色的“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综合运用了制度分析、经验分析、统计分析、实证检验、比较分析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先进研究方法。(3)理论建构独特。目前,我国正处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时空交汇期,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亟需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国家标准。本文尝试性地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应标准整合到由“农民需求子系统”、“公共政策子系统”、“服务平台子系统”和“人力资源子系统”构成的总体战略之中,这在国内学术界具有独到性。(4)政策建议应用性强。本文对“十二五”期间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做了专题性研究,阐明了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和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具有相当强的应用性。
熊雁晖[6]2004年在《海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及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使得水资源人均拥有量原本就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的我国来说面临着严峻考验。尤其在水资源短缺、水环境容量较低的海河流域,由于长期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已日趋明显,如不及时解决,就可能导致区域内生态环境恶化、经济衰退和资源枯竭等不可挽回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依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海河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了研究。采用宏观经济水资源系统模型、计量经济实证分析模型和水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多目标情景分析技术,建立了分析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耦合模型,并开发了与此相对应的可视化、可交互的决策支持系统,用以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水资源供需平衡与经济系统的作用关系,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未来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水资源优化配置方式。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首先,根据水资源规划和需水预测分析的结构特点,在宏观经济水资源多目标模型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原理,建立了流域级及局部地区级的经济与需水层次交互分析模型,进行了未来水平年的供需水情况分析。第二,建立了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模型,针对海河流域进行专门的分析,提出流域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参考目标,第叁,引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建立了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体系,并在海河流域内进行实践应用,第四,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理念与水资源承载能力分析模型进行尝试性的耦合,初步提出基于区域宏观经济、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分析机制的流域的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分析框架。
连莲[7]2017年在《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本身是没有对象限定的,根据增长主体不同,可划为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经济增长、企业经济增长和产品经济增长四类,且较高层次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相对较低层次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产业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石,中观层面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有助于更好分析宏观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等问题。因此,以产业为增长主体,从系统角度出发看问题,形成产业经济增长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产业经济增长系统动力模型,是研究经济增长的一个崭新视角。产业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科技进步、政策调整、社会进步等都将对产业经济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尤其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对产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补充。本文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范式,按照"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现状描述—动因分析—模型与实证检验"的逻辑思路,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相关理论,从理论分析到实证分析,逐级递进的对产业经济增长展开研究。理论分析方面,本文从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化角度进行梳理。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最初资本、劳动力、能源等基本投入要素基础模型的框架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将生产率、知识、人口、政府等因素内生化。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系统,很多因素难以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因此,本文在对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对产业的产出进行分解,并通过对投入增长效应、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析,对我国产业经济增长动力有初步分析与判断。随后,运用研究复杂问题的系统动力学作为工具,在对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分析的基础上,从劳动力、能源、资本、技术、环境五方面构建就业人口子系统、能源子系统、物质资本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五个子系统,探讨各子系统的变化对产业经济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最后,选择工业作为产业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实证研究对象,运用vensim系统对工业经济2005-2025年间的增长情况进行模拟,并通过调控部分参数,对工业经济在基准情景、投资拉动情景、技术改善情景、环境友好情景四种情景分析,得出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最佳选择及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一)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产业经济增长的趋势,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界定产业经济增长。(二)通过随机前沿分解产业经济的增长效应,得出投入增长效应由投入占比和要素投入增长率共同决定,且资本的投入增长率较高普遍存在,对各产业的投入增长效应影响显着;此外,全要素增长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正在加大,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国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加大,人力资本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共同促进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叁)工业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其发展对环境的污染也有较大影响,通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分析,并结合不同情景分析,确立了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即通过加强教育投入,改善劳动力结构和素质;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激发技术进步新动力;强化资源环境优胜劣汰效应,探索工业绿色发展新路径;深化体制改革,创建公平市场新秩序等政策打造中国工业经济"升级版",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一)构建产业经济增长分析的新视角。首先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对产业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解,得出不同效应对产业的影响程度;进而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增长模型,对产业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总体的分析;最后结合情景分析,模拟不同增长方式下的产业经济增长路径。(二)综合运用系统动力学、历史趋势推算法、回归分析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构建了产业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模型,为实现产业经济、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叁)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未来运行状况进行预测,对工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提出了政策建议,确立了工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麦尔旦·吐尔孙[8]2016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及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与国家或某个区域的城镇化进程是相互关联的,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运行制度改革的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农村劳动力迁移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变革的产物。所以,对于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只有放在城镇化进程中去思考,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劳动力迁移的主要模式、方向、特征和规律。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农村迁移劳动力长期迁居甚至永久迁居至城镇,必然要经历家庭核心成员(如夫妻二人)的迁移,再到整个家庭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说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模式是当前家庭化迁居最为核心的劳动力迁移模式。但是,以拥有土地经营权为特征的农户,其土地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村土地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与行为是否具有捆绑约束,而这种约束是否会影响到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决策与行为?影响的程度又是如何?如果不影响,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土地流转行为发生的?这都是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而且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基于以上原因,重视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愈加凸显,如果将其内在逻辑体系、影响机理和作用程度梳理清楚,不仅可以为劳动力迁移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拓展和修正奠定基础,而且还将为我国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积累。本研究主要以新迁移经济理论(NELM)为指导,利用对湖北省、河南省10市(县、区)49村845户农户的实地调查问卷数据,从农户微观层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与土地流转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农户土地流转作用机理、动因与约束以及决策模型的分析,为我国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与行为的逻辑推演以及实证分析搭建了一个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将禀赋依赖和能力水平以多个维度的衡量变量进行分析,以充分体现禀赋依赖路径的具体影响程度和能力水平制约的因素,同时,以家庭与个人禀赋依赖程度、能力水平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所受到的具体影响。此外,本文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将农户土地租赁市场参与行为与劳动力市场参与行为视为外生变量进行简单分析处理的做法,防止了所导致估计结果的内生性偏误问题,而是将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整个组合类型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的整个进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运用工具变量(IV)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IV-Probit法解决了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行为之间可能形成的内生性问题。据此,全文共分为9章。其中,第1章为导论;第2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3章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与土地流转的宏观背景;第4章为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土地流转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的说明;第5章为我国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与行为的逻辑推演与实证分析;第6章为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分析;第7章为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对农户土地意愿的影响分析;第8章为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对农户土地行为及规模的影响分析;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提出的相应政策启示。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如下几点:(1)关于我国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与行为方面:农民夫妻个人特征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因素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和夫妻双方一方迁移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从边际效应的影响上看,丈夫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最大。农民夫妻家庭特征中家庭全年纯货币收入、家庭劳动力规模、学龄子女规模等因素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仅对农民夫妻双方有一方迁移的农户具有正面影响;同时,在本研究中发现了我国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存在新迁移经济理论提出的“相对剥夺”观点的证据。农民进城在城市就业环境中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具有显着的正效应,同时也充分验证了在我国社会网络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重要性和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分析认为长期保障功能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迁移劳动力造成保障功能的损失,对农民夫妻的联合迁移或夫妻双方一方迁移行为存在锁定效应和负面影响。最后,环境感知特征中耕地质量越差,农民夫妻迁移倾向就越高,而从区域差异特征中发现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越来越倾向于离其较远的地区。(2)关于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方面:禀赋依赖与能力水平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双方有一方迁移具有显着的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双方一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条件,而经济资本禀赋条件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着的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预期和自身能力水平、与其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匹配路径,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双方有一方迁移的首要任务还是实现预期收入水平的提升。(3)关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方面:第一,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农户其土地流转意愿最高,达到59.10%,并且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和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均表现出显着的正效应,同时分别会促使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提高7.54%和7.30%;而丈夫迁移,妻子在家和夫妻双方都在家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均表现出显着的负效应,同时分别会促使农户土地流转意愿降低2.27%和1.68%。第二,为了克服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村级劳动力迁移人数作为工具变量,修正了Logistic回归估计中对控制变量的估计偏误。第叁,经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内生性问题的分析处理后,得到两点概括性结论:一是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其它组合类型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二是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各组合类型的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显着的差异性。(4)关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方面:第一,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上来看,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最高,达到68.70%,并且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显着的正效应,同时会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倾向提高4.694%,而仅次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是丈夫迁移,妻子在家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达到66.41%,但丈夫迁移,妻子在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并没有显着的影响。同时,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最低,达到56.50%,并且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显着的负效应,并会促使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倾向降低4.855%;而农民夫妻都在家农户其土地流转行为达到61.054%,并且农民夫妻都在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显着的负效应,并会促使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倾向降低3.617%。第二,为了克服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工具变量IV-Probit的最大似然估计(MLE)法,并采用村级劳动力迁移人数作为工具变量,修正了Logistic回归估计中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偏误。第叁,农民夫妻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拟合曲线呈现出两端下弯的倒“U”型形状,而农民夫妻家庭劳动力规模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拟合曲线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两端下弯的倒“U”型形状。由此可知,农民夫妻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规模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第四,经过工具变量IV-Probit法内生性问题的分析处理后,得到概括性结论: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土地流转率、土地流出规模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对农户土地流入规模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但控制变量在不同农民夫妻迁移决策类型组之间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农民家庭内部决策与分工,促进家庭化迁居城镇或促进农民夫妻双方同时迁移的政策引导措施;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平、便捷、携带式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城镇住房福利补贴等社会保障体系,促使其在非农部门、区域稳定就业和生活,改变当前非携带式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作用,突破土地对迁移劳动力的捆绑约束,提高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进而为有序推进迁移人口市民化和留守农户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不能孤立的看待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问题,应该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与土地制度、城镇化建设、新型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培育相结合,有区别、有针对性的进行政策鼓励和引导的政策启示。
余志刚[9]2012年在《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计量分析与政策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市场将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粮价上涨预期继续增强、市场波动趋于加剧，粮食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粮食宏观调控问题，把握粮食调控的重点和关键，增强粮食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价格异动，对我国应对复杂多变和挑战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进一步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局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构建进行着手，利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粮食宏观调控的经济主体行为、供需预测、政策对粮食供给和价格的影响、调控的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6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1）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对“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粮食市场经济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粮食加工企业、粮食购销企业等）的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冲突产生的后果—“憋粮”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近年出现的“憋粮”行为，利用2005-2010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建立变截距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认为：粮食的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上期的“憋粮”会对本期“憋粮”造成重要的影响。主产区的粮食仓储能力、加工能力都是制约主产区粮食流通的重要因素。（2）我国粮食市场的供需变化与及其对调控体系的政策需求。将粮食供给拆分为单产和播种面积分别预测，将粮食需求拆分为口粮、饲料用粮、种子用粮、工业用粮和其他用粮，建立ARIMA-GRNN模型等对粮食供求的未来中短期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的近期供给没有问题，但长久增长动力不足；随着科技发展水平到达一定的程度，单产拉动型增产方式并不可持续；工业用粮将会大幅度增长，成为未来粮食消费的一个最主要部分。因此，未来粮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从“供给侧”适当向“需求侧”转变。（3）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变动及对粮食供给的影响。在总结了历年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在Nerlove1958年提出的适应性预期模型基础上，运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政策变量对粮食总产量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内，种粮农民经过3.75年的时间可将粮食播种面积调整到最优。因此，应该采取加强农业财政支出的比例、做好粮食产量的预测和预警、加强对粮食价格的引导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民进行生产调整的能力。（4）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市场长期均衡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近年来的价格波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政策及影响价格的机理等入手，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别构建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指数，采用VAR方法衡量我国1985-2010年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指数的影响，分析认为，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着冲击作用，但粮食补贴、储备和进出口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方向、周期和程度都不一样，并存在一定的“抵消”效应。（5）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成本、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从财政补贴、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3个方面分析成本构成并建立核算的理论模型，并构建了效率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中的CCR模型和C~2GS~2模型对粮食宏观调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粮食宏观调控的综合效率逐渐降低的结论。最后，对粮食宏观调控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人均GDP指数、工业用粮需求比例、城镇化率和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对该效率具有显着的影响。（6）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微观影响分析。在对农户储粮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方式获取了大量一手数据，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黑龙江省农户储粮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户储粮率和储粮时间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人均纯收入、家庭粮食产量、粮食收入占家庭收入比、种粮借款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而储粮损失率影响并不显着。研究中，取得了如下创新：第一，运用变参数的PANEL模型对“憋粮”问题进行了计量分析，将复杂的“憋粮”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量化研究；而之前，对于“憋粮”行为的分析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第二，将传统的ARIMA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结合起来，既保留了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又有效利用了神经网络模型的学习能力，运用ARIMA-GRNN模型对粮食供给和需求进行预测，是预测结果更加准确、科学；第叁，将适应性预期模型引入政策对粮食供给的影响中来，不仅计量分析了政策对粮食供给的长期影响，还分析了农民对粮食供给的短期调整能力，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深入；第四，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构建了粮食价格波动指数进行分析，特别是在分析中，采用了HP滤波法代替了目前常用的变异系数（CV）方法，将粮食价格的趋势性变化和波动性变化分离出来，结果更为科学客观；第五，采用“效率标准”定量化分析了粮食宏观调控成本，采用了DEA方法求出了粮食宏观调控的成本收益之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等指标，得出综合效率逐渐降低的结论。
王艳霞[10]2007年在《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文中指出农业信息服务是农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4年12月国家提出旨在建设农业综合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的“金农工程”以来，各地投资几十亿元，建成了县级以上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但是网络信息的“进村入户”——向农业生产领域的延伸受到阻滞，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在国家投资有限、农民收入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必须通过科学管理和制度创新，走一条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道路。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如何构建一个结构完整、动力充足、产出高效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为分析工具，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信息系统运行的“源”-“流”-“用”出发，构造出生产子系统、传播子系统和施效子系统，并对叁个子系统的内部结构、要素状态、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接着探讨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政府主导、联合推动”的模式是适合我国现实的基本模式，并设计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和多级模糊评价法构造了系统综合评价模型，结合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的实际测评，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最后是研究结论，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对于填补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包括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叁章，主要探讨了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一章“导论”，主要对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简要概述。第二章“基本概念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辨析了与本研究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然后重点介绍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信息管理理论，它们是支持本研究的叁大理论基础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支持。第叁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首先综述了我国学术界对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服务研究的理论贡献，然后简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发展现状和经验，最后分析了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找准研究的切入点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二部分：系统结构分析，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构成了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的核心部分。第四章“农业信息生产子系统研究”，区分了农业信息资源与信息产品的不同涵义，设计了农业信息产品生产过程模型，结合河北省农业信息资源规划实际，重点考察了农业信息资源规划、信息源、采集与加工、数据标准化和数据库共享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第五章“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研究”，结合我国农业信息传播的特点，对信息传播的不同形式进行了比较评价，应用传播理论的“五W模型”构造了农业信息传播子系统的基本结构，分析了传播子系统中要素的存在状态和传播机制，总结了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几种经验模式，并对几种模式内部包含的利益机制和适用环境进行了比较和总结。第六章“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研究”，定义了农业信息施效的涵义，构造了农业信息施效子系统，分析了农业信息施效的主要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以“四个效率”为中心，提出了促进信息施效的五组控制要素，接着分析了“网络入户”信息施效的条件、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了促进网络信息施效的措施。第叁部分：系统控制与管理，即第七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动力机制与运行模式”，农业信息的公共品特性是国家主导系统建设与管理的理论依据，政府主导、联合多主体共同推进的模式对于加快系统建设的步伐，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是十分必要的。实践中各地方已经出现“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建设与管理”的成功模式。第四部分：系统评价，即第八章“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综合评价”。在本章设计出一套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得出各层指标的单层次排序权重向量，以此作为下一步多级模糊评价中所需要的指标权重：然后计算出各层指标相对总目标的组合权重，根据组合权重值排序就十分清楚不同指标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从而可以确定对系统重点管理和监控的对象；多级模糊评价结果与评价值相结合不仅能测定评价系统的水平，还可用于对不同区域的比较，有利于区域之间相互促进；运用专家调查资料对河北省农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了实际评价，分析验证了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第五部分即第九章“研究结论”，在综合考虑全文所作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论点，并对加强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农业生产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及实证分析[D]. 孟军. 东北农业大学. 2002
[2]. 新疆财政农业投入管理模式研究[D]. 朱新武. 新疆农业大学. 2007
[3].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决策支持系统研究[D]. 邓白云. 浙江理工大学. 2016
[4]. 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研究[D]. 陈锋正. 新疆农业大学. 2016
[5]. 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D]. 方堃.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6]. 海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及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D]. 熊雁晖. 清华大学. 2004
[7].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产业经济增长研究[D]. 连莲.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8].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及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D]. 麦尔旦·吐尔孙.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9].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计量分析与政策选择[D]. 余志刚. 吉林大学. 2012
[10]. 网络环境下中国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 王艳霞.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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