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1 回眸历史， 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至今还面临着众多困惑，甚至还带着一些难题步入21世纪
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下开始的。下述三种情况的发生，标志着20年代初（1920～1923年）近代图书馆学在中国正式登场。第一，1920年韦棣华女士与沈祖荣等仿照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第二，1921 年前后，沈祖荣、胡庆生、戴志骞、徐燮元、杜定友、洪有丰等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纷纷回国，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兴起图书馆学宣传、研究活动。第三，1923年杨昭的《图书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正式出版，该书内容虽多取日、美两国之成法糅合贯通而成，但已尝试用科学方法说明图书馆学原理及应用，实开中国图书馆学通论之先河。
近代图书馆学在中国之确立，其理论与方法主要是移植自美国。当时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正风靡斯土，它强调图书馆平等地为任何人提供知识服务。这种公开、平等的市民化倾向，恰与当时中国藏书楼的封闭、守旧传统大相径庭。因此，借鉴美国图书馆精神，以其为利器，批判藏书楼的封闭、守旧传统，树立近代图书馆公共、开放的新观念，成为20年代图书馆学在中国兴起的一道亮丽风景。由于理论起点颇高，当时蓬勃发展的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几乎同步。此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缓慢。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其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0年来，图书馆学界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振兴中国图书馆学辛勤研究，作出了重要奉献。理论图书馆学的形成及长足发展，可谓此时最为突显的成绩。虽然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中大量借鉴了西方的新方法、新思维，但它的理论体系构建，反映出主体意识的回归，表明中国图书馆学水平再一次与世界水平接近，而且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群体表现出来的热情与执著精神，也感人至深。
回眸历史，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至今还面临着众多困惑，甚至还将带着一些难题步入21世纪。如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怎样判别，其终极理念为何等等，迄今尚未找到最佳答案。90年代以来，由美欧等国图书馆学教育萎缩而引发的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纷纷改名风潮，更反映出图书馆学发展走到了困境之中。图书馆学变为“夕阳学科”的阴影笼罩着人们。然而置身新世纪的拂晓，我们渴望图书馆学走出困境。因此，反思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缺陷与失误，预测其在新世纪初的基本走向，是十分必要的。
2 “先锋意识”对图书馆学研究起着拉动作用， 但它缺乏“原创精神”，致使图书馆学长期营养不足。今后图书馆学研究将会向原创层面沉潜，增加学术的原创知识含量
图书馆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创新，要创新，就要“把握科学研究的前沿、热点和动态”[1]，这一直是我国多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共识。在这种“先锋意识”的引导下，从90年代开始，当国内市场经济热潮掀起时，图书馆应与市场经济接轨之呼声遍及学术期刊。其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概念的流行，图书馆应走信息产业的道路，以及讨论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的文章也大为流行起来。最近“知识经济”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图书馆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文章也纷纷发表。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先锋意识”一直拉动着图书馆学研究向前发展。
客观地说，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先锋意识”激发了图书馆学的活力，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不断的“热点”转换过程中，跳跃式地向前突进。但是，“先锋意识”的过度泛行，却导致了“泡沫学术”的出现。先锋层面的学术过热，引发出许多研究者的从众行为。从表面上看，学术期刊上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这种学术成果的增多却积存了相当数量的泡沫。“先锋意识”一般具有“保鲜期”，也就是说，一旦超过“保鲜期”它就不再“先锋”，故其具有短促性特征。等到某一热点消退冷却后，人们就会发现与这类问题有关的多数论文与专著，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无多少实用价值。
某种新现象对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影响，图书馆学界立即关注图书馆事业与这种新现象之间的关系，并把它当作热点去研究，当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但仅仅浮浅地谈图书馆学应该怎样，往往就很少产生出原创意义。图书馆学生命之根是植扎在其学术原创层面的，原创层面的土壤是否肥沃，营养是否充沛，这是图书馆学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从图书馆学发展史看，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体现的原创精神最为强烈。如图书馆学要中国化，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论题，就是由第一代学者提出来的。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指出：学问虽无国界，但中国漫长的书籍史、藏书史及校仇学等，有其自己的特质，图书馆学研究必须将西方图书馆学的充分智识与本国这种特质相融合，深入揭示本国的特点，才能建立起“中国的图书馆学”[2]。与梁氏同时， 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倡导只有中国自己的图书馆学校才能养成适应中国特别情形的中国图书馆学者[3]； 刘国钧称应“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国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4] 这些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无疑极具学术原创价值。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未摆脱国外图书馆学的影响，未能走出自己的路径来。
8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依然继续坚持着“西学东渐”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我们所使用的元理论、元概念、元方法等多为舶来品，研究运作处于“除法模式”之中，即“被除数”是舶来的某一理论，“除数”是中国的某些经验事例，两者相除所得的“商”（含“余数”）则属此除法的理论研究成果。研究者所掌握的“被除数”的多少，常常决定着他们所拥有的学术话语权力的大小[5]。 美国数十年前的巴特勒、谢拉为摆脱“经验性”图书馆学发展之危机，曾主张以理论基础和科学原理建立图书馆学，探讨图书馆的本质和某些规律。数十年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正是吸取与借鉴了这种理性倾向而发展起理论图书馆学的。我们的研究者善于“追随”，而却缺少“创新”，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缺乏原创意义的深刻内因。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仍留在本土传统学术立场上，与原生性文化成果打交道，进行考证、细读等工作，以求寻找某些不易被时代变迁所影响的学术价值，但雷同者居多（如众多版本学专著等）。图书馆学研究呈现出的这两种学术格局都很少有思想原创，前者表现为研究者创造性意识的缺乏，后者表现为学术研究仅是“量”的积累，而无“质”的突破。
我们相信，今后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将会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向学术原创层面发掘，更好地开展创新性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3 图书馆学研究将对一些“元问题”深入进行探究， 哲学与历史的向度都会加强，从而抽象出本学科最高理性，并深入发掘学术史，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所谓“元问题”，是指决定图书馆学发展，制约图书馆生命力的那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对象的确定，不但规定了图书馆学发生的逻辑起点，同时还对图书馆学的性质及走向有着重要约束力。
图书馆学是什么？怎样确定图书馆学的定义？数十年来中西方上百种有关图书馆学的定义，都是从揭示其研究对象而提出的。1905年，德国马叶氏《百科辞书》称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理论与技术总和，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Bibliothekenkend，二是Bibliothekenlehre； 前者指图书馆历史与统计，后者指整理和管理[6]。1933年， 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在《图书馆学导论》中，摒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中的“技术”内容，认为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知识传递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7]。 可以说，对研究对象的阐述，无论中西方都经历了一个从“具象描述”到“理论抽象”的过程。如中国图书馆学者对研究对象的论述，有工作方法论、要素论、矛盾与规律论、知识交流论，以及最近出现的有序化信息时空论[8]等等，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抽象。
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化趋势，使图书馆学披上了理论科学的美丽面纱，但同时也使图书馆学更显玄奥。如果有局外人问：“你们图书馆学具体研究些什么？”相信众多图书馆学者会瞠目以对。其实，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探求，在于它的准确定位，而不在于抽象玄奥。高度抽象的思维倾向虽然反映了人们对图书馆学认识的深化，但却把人导入了一个抹杀图书馆学存在与独立的误区。例如，把“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教师传授知识算不算是知识交流？由此，图书馆学与教育学之区别又何在？总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化趋势以及变化不定，严重制约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元问题”的混乱以致于不能科学地解决，这是导致图书馆学面临危机的根源所在。除了研究对象问题以外，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等等，这些也是“元问题”。这些“元问题”迄今都未找到良好答案，从而造成图书馆学在原创层面的学术营养严重匮乏。
一个人的学问做到深处，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产生哲学上的思考。周文骏教授曾向图书馆学界呼吁建立“图书馆哲学”，认为图书馆哲学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总结、概括与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他已意识到如果不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就不能正确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9]。 是否就在目前建立图书馆哲学这样一门学科，有待探讨，而图书馆学研究却无疑亟需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只有这样，许多“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艺术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是“最大化”，这都是哲学开掘的结果。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终极理念，获得这个终极理念，就像漫漫夜航望到了灯塔。图书馆学的终极理念是什么？是否在于帮助人们便捷地获得知识与能力？这是当今图书馆学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及研究对象等“元问题”就有可能得到准确的解释。
当然，对“元问题”的深入探究，我们还不能忽略学术史的疏理工作。中国的人文科学在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的大背景下，曾一度兴起学术史的研究热潮。图书馆学研究也与之相默契，打出过“清理学科现状”的旗号，综述文章、统计分析论文多了起来。应当说，学术史的研究，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价值、学术本质的严肃思考和对学术人文底蕴、文化传统的理性探索。古代藏书楼是否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一源，古代藏书之学是否说明中国也有古代图书馆学，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才能得以说明。传统目录学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就是解决如何继承、纠偏、发展等重大问题。可是最通此理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却鲜有人认真从事学术史的疏理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4 图书馆学习惯于吸收其他学科方法来丰富自己， 长期处在“输入”模式中。今后图书馆学也应主动向其他学科“输出”，以增强自身活力，提高自己的学科地位
生活中人们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重要事件要比通过媒体了解到的更有影响力与震动力。这种现象反映的是“靠近原理”。在科学发展中，一门学科与另一门学科关系密切时，它们会因“靠近原理”强烈地互相感受到对方存在。如文学与艺术都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人生的，所不同的是二者使用的造型材料不同，文学用语言文字，艺术用颜料或声音。因二者在本质与目的上是相近或相同的，故相互承认及方法互借等要比其他学科更多。
图书馆学在人类科学群体中，地位较低，这与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相关程度不大很有关系。一方面，与图书馆学相邻的学科数量少；另一方面，在这些相邻学科中，学术方法相互交叉渗透也不深。图书馆学除了与档案学、情报学等有着共同血缘的学科相互肯定认同外，其他学科因对图书馆学不甚了解，很难给予认同。应该说，中国图书馆学是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但是，因为长期处于“输入”的习惯模式中，导致图书馆学自我的内敛性、封闭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图书馆学如何打破自身的学科壁垒，也许我们会从经济学的发展中得到某些启示。
目前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影响越来越大的一门学科。6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贝克尔、舒尔茨、西蒙、布坎南等先后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了理论探索，他们的学术贡献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经济学的扩张倾向。其后，科思、诺斯、福格尔、阿马蒂亚·森等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更是带着分析工具直接突破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深入探讨制度、历史、伦理等因素在经济学中的重大作用，继续推进经济学的扩张。这股强大的理论潮流使社会科学界受到强大的冲击，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学向其邻近学科扩张，不是为了吞并它们，而是在援助和丰富它们，并在这个援助及丰富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成长。而且事实也表明，经济学分析方法是可以扩展到一系列新的研究主题中的[10]。经济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极为迅速，不但已成为相当成熟的一门学科，而且获得了社会科学皇冠的地位。
当代科学体系是开放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背景下，经济学可以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为什么图书馆学不可以在积极吸取其他学科方法的同时，也携带自身之利器，进入其他学科中去耕种他人之田地呢？图书馆学中的采集法、著录法、分类法、主题法、文摘法、索引法、检索法、编纂法、校仇法、导读法、参考法等等，它们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乃至各种知识工作者都具有普遍的实用价值。这些图书馆学方法，虽然不是理论分析方法，将它们植用于其他学科也并不能创造出惊人的理论突破，但它们却可以转换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辅助工具。如西方历史学中重要的辅助学科古文书学，就是早期图书馆学“侵入”历史学而产生的。中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要籍《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校勘学释例》等，都是利用我国传统藏书整理之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创作出来的。
有学者指出：“跨学科研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者个人必须有真正具备所涉及学科的基本训练，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发展。二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学科是否具备足够的发达水平。”[11]此言极是。以图书馆学的跨学科研究来说，它要求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既要具备博学的功底，同时也要使图书馆学的自身素养达到一定的完备程度。图书馆学“靠近”或“入侵”其他学科，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的学科地位，而且还会促使其更加成熟。
5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争论， 表现出“学院派”与“实际派”的分野，但二者并非不同的学术流派。图书馆学在危机中将会产生真正的学派，学术主流派也将慢慢凸显出来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高等院校图书情报教学单位的研究群体与从事具体图书馆部门工作的研究群体，是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中的两大分支。多年来，这两个不同的研究群体，在学术上逐步形成了一些差异，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前者可称为“学院派”，后者可称为“实际派”。在话语陈述上，学院派注重概念、模型、公式，实际派则注重描述、经验、技术；学院派追求理论构建的完美，实际派则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
80年代以来，学院派一直居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在以学院派为主导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中，因搀杂许多空而论道式的文章，故实际派关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呼声渐起，最终形成一种对学院派的强烈批评。居于主导地位的学院派虽然在客观上也承认理论与实践有脱离现象，但指出这并非皆由理论的空洞或超前所致。有时候，完美有效的理论往往也被图书馆实际工作者所拒斥，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图书馆实际部门有着坚硬的封闭外壳，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学院派与实际派的分野，恰恰是由这样的争论而显示出来的。
从本质上看，学院派与实际派不是两种互不相同的学术流派。众所周知，学术流派是指拥有独树一帜的理论纲领，由核心人物及其追随者（传统学术中表现为师承）组成的享有集体威望的科学共同体。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学院派、实际派都不具备这种基本特征。他们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并不反映他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已有各自的理论纲领与完善的学说体系。简言之，学院派与实际派仅是一种对研究者身份的判别，并非学术流派的划分。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是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重要论域，它消耗了研究者的许多精力与时间。由于这个现象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随着研究理性的前进与上升，无论是学院派还是实际派都会发现：影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某些理论的空洞超前，也不在于图书馆实际工作的封闭保守，而在于现行的图书馆制度问题。如以“馆长制度”而言，图书馆馆长在我国更多的是一个行政职务（即官），而非一个专业职务。馆长的任命取决于上级人事部门，而非由下层推选。馆长的利益（政绩考评、升迁机会等）皆由上级行政部门决定，因此，馆长在使用支配权（资金、人员、文献）及决策权时，自然趋从于上级的好恶。许多图书馆中深精专业的馆员往往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施展才干，即使他们有良好的建议，有时也不能付诸实践。因此，随着这类“真问题”的发现，学院派与实际派就会在研究中逐步取得共识，所谓“分野”就会渐渐弥合。
真正的学术流派一般产生于科学发展的危机之中。当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旧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时，一系列新发现、新观点就会接踵而至，从而动摇整个学科基础，使该学科出现危机。这时，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提出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并逐渐形成几种占优势的理论观点，从而导致学术流派的产生。科学危机是科学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流派产生的前奏[12]。可以说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正处于这样一种危机之中，它是真正学术流派产生的前夜。用库恩的观点说，科学家面临危机到来时，会对原有范式采取不同态度，相应改变研究性质，产生竞争的连接方式，并愿意尝试任何事情，表示明确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和对基本原则展开争论[13]。
中国的图书馆学应该产生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主流派也将慢慢凸现出来。同时，也应在国际学坛上表现出独具个性的学派风范。研究队伍的团队精神与创新精神是学术流派诞生的重要条件。法国著名的布尔巴基数学学派就是在法国数学濒于颓败，数学领袖庞加莱（J.H.Poincare）之后青黄不接的时刻，立志恢复数学传统地位而脱颖而出的[14] 。笔者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也将会如此。
（编者注：此文作者系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博士）
（收稿日期：1999－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