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学复兴阶段的边缘化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中共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边缘化，是就中共历史的研究现状而言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共历史学属于历史学科，以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历史进程为主体研究对象。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它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初建、成型、挫折到复兴的发展过程。（注：张静如、唐曼珍：《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这一发展过程的前四个阶段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唯物史观为主导，以阶级分析法为主体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主要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党的文件等；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也较单一。进入复兴阶段以后，这种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共历史学在指导理论、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大量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深化自身研究，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渐呈现出一种边缘化倾向。
复兴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历史学科而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学也在拨乱反正中走上恢复和重建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研究形成了三大热点，即文化史热、社会史热、史学理论热。这种“热”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地形成”（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共历史学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中共历史研究领域实际也出现了一些热点，在复兴阶段的中共历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范围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实力为标准，可以将历史研究的现状划分为“中心研究区”和“边缘研究区”。前者在指导理论上以传统的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对比研究、史论结合等传统的治史方法为主体研究方法；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文件、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以资政宣传为主要功能和价值取向；后者在理论方法上，在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大量运用现代化理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援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史学、文化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具体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拓展到政治发展与稳定、经济政策分析、法制史研究、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群体的心态、人口变动、社会保障、党史史料学等领域；以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为价值关怀。这两大研究区的形成，共同推动了复兴阶段中共历史学的发展。
复兴阶段“边缘研究区”的架构
中共历史学边缘化倾向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边缘研究区”的形成上。下面仅从现阶段几种最为常见的新兴理论和方法出发，以中共历史界有代表性的几家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和新近出版的相关专著为论据，对这一倾向作一简要论述。从学科结构上看，现阶段“边缘研究区”的大体状况如下：
（一）在指导理论和研究范围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中共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除传统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外，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引进，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现象在增多。
1.现代化理论的应用。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在中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真正将这一理论用于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则是在80年代以后。以《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所刊载文章为例，1991年曾景忠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是最先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提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注：曾景忠：《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此后，这一理论的应用愈加频繁，《中共党史研究》刊载的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党史的文章也不断增多。由于现代化理论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共历史学科体系，势必随之把现代化理论所涵盖的各个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引入党史研究。这必将大大丰富中共历史的学科体系，使党史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在增多，由此形成了许多党史研究的边缘地带。另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倡导现代化史学的研究者提出有关社会演进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现观，这种以生产力发展作为判定历史发展阶段基本标准的一元多线说，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唯物史观以生产关系为基本标准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单线演进说，从而使传统唯物史观的地位受到挑战。在传统唯物史观的视角中，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共历史学便自然有了边缘化味道。这也是中共历史学边缘化倾向的理论根源。
2.社会学相关理论的运用。以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热的延续。从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来看党史研究的这一边缘化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中共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出现了有关社会史学三种基本理论的主张，即以冯尔康为代表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说；以乔志强为代表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说；以陈旭麓为代表的社会通史的视角和理论模式。（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史学界的这种研究动向也很自然地反映到党史研究中。1991年张静如先生便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从社会史的内涵、功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等方面，开拓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1997年《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专门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座谈，探讨了如何在党史研究中重视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论文有何友良的《论苏区社会变革的特点与意义》（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张化的《建国后城乡关系演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即由张静如、刘志强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张静如、卞杏英主编的《民国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和1993年出版。还有郭学旺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变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入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历史。
从社会保障、控制与调节方面研究党史。从社会保障、控制与调节的角度来研究党史，也是一个新的边缘研究地带。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志文的《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政策初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文章从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探讨了边区的社会保障情况。关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方面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刊登了袁志平的《解放初期上海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一文，2000年第4期又刊登了赵朝峰的《简评建国初期的救灾渡荒工作》，分别探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与调节情况。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新时期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党史上的城市发展与党的政策相关性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彭捷的《从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复兴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庆行等《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集成思想与重庆直辖市的崛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5期），陈立平《东莞走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启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这些文章将城市的发展与党的政策联系起来研究，阐明了党的政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角度新颖，也是以前党史“中心研究区”所未涉足的领域。
党史时限内的社会人口研究。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繁衍与流动等方面的研究本属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内容，但党史时限内的人口问题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党史研究者的重视。如李成瑞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本文以人口变动作为切入点，运用比较、统计、图表等方法进行研究，角度和方法都很新颖。这类研究还有冯晓英的《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特征》（《北京党史》1999年第1期），黄宏等著《50年代以来我国解决人口问题得失的评价》（《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程美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结构状况》等文章。这些文章开辟了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是“边缘研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文化、风俗与党史人物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汪澍白、陈晋等有关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苏黎明的《毛泽东与村落家族文化变革》（《北京党史》2001年第1期）和王静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风俗演进的贡献》（《北京党史》2001年第3期）等。这些专著和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热”在党史研究中的反映。
3.与政治学的“交融”。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用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党史。如北大关海庭教授用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注：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1期。），探讨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注：关海庭：《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萧立辉著《论中国共产党人对3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一文（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从政党对政治发展作用的视角中，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孔繁斌的《青年毛泽东“湖南共和国”构想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也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共党史重要人物进行研究的文章。这方面的专著有萧超然等著的《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海庭主编的《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另外，将民族国家整合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建国初期的历史研究中；对人权问题进行研究；（注：刘永平：《中国共产党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奋斗》，《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袁金辉：《论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的人权建设》，《北京党史》2002年第1期。）用政治合法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等等。这些文章和专著都很好地将政治学与中共历史学结合起来。
4.与心理学“接轨”。将心理学、心态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党史研究中，也是中共历史学边缘化的表现之一。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一书中，张静如先生指出，“社会心理”即“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它）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可以大致概括为二：一是为系统化社会意识提供基础；一是表明社会演化和变革的群众基础。”“党史研究应该重视社会心理，这能够加强叙述和结论的说服力、深刻性。”（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58页。）近几年党史研究者对此的认识在增强，如王静在《党史研究应借鉴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党史研究者应具有借鉴心理史学的方法研究党史的“意识自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如唐少杰撰《“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群众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的研究，总结出当时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深化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另外，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运用心理学方法，从“社会怨恨释放”问题出发，研究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响应。刘信君的《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研究》，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反蒋拥共的心态，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人民的选择这一真实历史。（注：刘信军：《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民众反蒋拥共心态研究》，《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这一研究较单纯的史论结合的论证方法更具说服力。
（二）在研究方法上，“边缘研究区”所运用的方法，除了上文中随笔讲到的各个学科的具体方法外，以下几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心研究区”很少涉及的。
1.计量法。所谓计量法，即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运用数理学中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搜集、积累、整理和储存史料，对数据资料进行数量分析，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于历史研究中。如周一平提出要“建立计量党史学”，并著文对这一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作用、适用性、使用步骤和程序、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文章结尾对主量党史学的建立充满信心。（注：周一平：《建立计量党史学》，《北京党史》2002年第4期。）而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研究成果有（日）村田忠禧撰《通过对字词使用的计量分析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该文以中共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为素材，通过对报告中使用字词出现的频率变化的分析，以得到的数据为线索搜集关键词，以弄清中共方针政策的变化。与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对比研究法相比，计量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系统分析法。以系统论代表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源于西方自然科学，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国内。它作为一种新兴的科学方法，引起了党史学界的重视。有人认为，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具有如下三大优点：一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党史研究中的传统思维方式为“分析——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后，由于其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特征，与之相应的“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也得以形成。二是系统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则，可以改变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传统历史研究法，将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复杂的网络联系，从因果、反馈、控制、顺序、线形和网络等多角度加以探讨。三是系统分析法促进了党史学科自身的建设，使国家对党史学规划管理更趋科学化。（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受其整体性和结构性原则启发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侯雄飞的历史合力论与《西安事变新探》，侯且岸的历史综合分析方法论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等。
3.历史逆向考察法。所谓历史逆向考察法是指从作为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现实出发来回溯过去历史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李锐的《历史逆向考察法与晚年毛泽东研究》等。
中共历史学边缘化趋势的表现还有很多，如党史研究中的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以及其它新兴方法的运用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值得指出的是，党史研究队伍也存在着边缘化的现象。另外，一些高校的党史专业还开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对策研究”等带有边缘化意味的研究方向，近年来报考此研究方向的人较报考其它传统研究方向的人更多。
从几对矛盾看复兴阶段中共历史学科的发展
在对中共历史学进行研究区域划分之后，探讨两大研究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总体上两大研究区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中心研究区”在贯彻唯物史观、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功能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为“边缘研究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边缘研究区”的发展深化和拓宽了“中心研究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区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现时党史学的发展。但两大研究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何处理和解决好这些矛盾，是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的关键。
矛盾之一：在理论上，正统理论与理论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中心研究区”坚持唯物史观为主导，与“边缘研究区”中唯物史观实际上被淡化或被搁置、指导理论多元并存的情况形成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即在“中心研究区”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在“边缘研究区”中也间接、灵活地贯彻唯物史观，已引起许多党史研究者的重视。
众所周知，不同指导理论的应用与学科的发展休戚相关，而学科指导理论的应用又与不同阶段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如在党史的研究过程中，运用阶级斗争与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历史与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样的史实，得出的结论就很有可能不同。但这些不同的结论不可能都适应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时到底运用何种理论，就不得不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发展对该学科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也发生转折，社会现代化的使命被提上了日程。显然，这些社会存在方面的转变对党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具体研究中，唯物史观还具有其指导意义，这便需要有一种既能坚持唯物史观，又能适应社会存在不断变化的指导具体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正是针对这种变化，张静如先生提出要建立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体系。其所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以期从五个方面把唯物史观与现代化理论、社会史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衔接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研究中共历史等理论原则，较好地解决了正统指导理论与理论多元化之间的矛盾，使党史研究既能不失方向，又能开拓创新。在随后出版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历史学》一书中，王炳林指出应该坚持“生产力标准与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把它们共同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党的历史本质的认识”（注：王炳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较张静如先生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中提出的原则更进了一步。这种进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边缘研究区”的逐渐兴起，对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较“中心研究区”而言，“边缘研究区”的研究现实性更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性的程度更高，突出群众利益标准原则便成为这一研究现实的要求。但值得指出的是，中介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张先生本人也仅对其轮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一下概述。（注：张静如：《静如文存》（下），河北出版社2001年版，第902～903页。）要解决好两大研究区在指导理论上的矛盾，还需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对此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充实中介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内涵，使其更具可行操作性。
矛盾之二：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矛盾。每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如上文所述，在“中心研究区”中，传统上使用较多的方法有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因果分析法等。这些都是历史学传统的治史方法。进入复兴阶段以后，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了，“边缘研究区”运用了如计量法、系统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方法。这一方面深化了党史研究，但新兴方法的运用也会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形成冲突。因为正如大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对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等方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将很有可能不同，有时甚至相反。例如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分析，在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和主、次矛盾关系分析法的视角中，它的和平解决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最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刻，能够顾全大局努力促成的结果。但系统分析法认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应进行系统分析，它是由相关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历史合力作用的必然。这样，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运用“中心研究区”的“传统”方法与运用“边缘研究区”的“现代”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便出现了不一致。而在复兴阶段的党史研究中，这两大研究区的方法都在运用，那么对于党史研究的主体而言，具体到每一历史事件或每个课题，到底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选用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边缘研究区”的继续发展对中共历史学的基础理论，尤其是方法论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要求党史研究主体在自身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由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矛盾之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学科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辞海》对“学科”的定义是：学科即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分类，是为了确定不同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也只有对其研究领域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后，这门学科才有独立性可言。具体就中共历史学而言，如上文所述，“边缘研究区”拓宽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使党史研究延伸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反映了“现代科学正沿着学科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方向蓬勃发展”的现实。但其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过于泛化，中共历史学还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吗？
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有过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及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注：王仲清：《中共历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58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应有一定范围，“不能无限扩大，包罗万象，把什么都包括进去”（注：郭德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这两种观点各有其理由，可以赞同其中的任何一种或提出其它新的看法。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与“边缘研究区”的发展直接相关；“边缘研究区”的继续发展会破坏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吗？这也是在深化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应把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反映这门学科最具本质意义的归属，因而是高度概括之后的一种抽象……后者，要远比前者更宽泛，也更为具体”（注：王仲清：《中共历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联系前后文，这是否蕴涵着如下两层意思：研究对象较研究内容在研究者思维中更高一层；研究对象是为确立该学科服务的，没有其它具体意义。按此解释，“边缘研究区”是可以“延伸到本学科以外的领域，借助于其它相邻学科的内容充实自己”的，而这并不会影响到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对此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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