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一面理论旗帜与三面理论旗帜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帜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三面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十四大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1〕如何理解我们党的理论旗帜？党的理论旗帜是一面还是三面？一面与三面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就是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科学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统一的科学体系，都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认识成果。它们在本质上有着共同的对象、基础、方法和原则。如果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来看，马、恩、列、斯、毛、邓都属于同一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就历史的宏观而言，三者的共同性无疑是主要的。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同一精髓。
马克思、思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创造性地用中国语言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1.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致思路。这一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创造人那里已经有了。循此思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中开辟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特别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要注意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多次强调“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并且反复以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道路和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都是马克思主义“本本”里所没有为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从“本本”中解放出来。
2.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遵循的同一轨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有一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由于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可以说，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构成了三者之间的连续性。
其次，实现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的战略目标和价值追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质上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
1.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的共同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科学预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指明了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进人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易帜，社会主义事业再次遭受严重挫折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3〕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他更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完成毛泽东的未竟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构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又一连续性。
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贯穿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条主线。
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毫不动摇，但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5〕确实如此，马、恩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要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毛泽东也早在4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经过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实践权威和生产力权威。他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6〕因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从而“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属于同一体系，具有同一精髓，坚持同一目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举的一面理论旗帜。
二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指出：不如马克思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历史的阶段性而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三面理论旗帜。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解决了不同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恩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如何实现在这一时代成为直接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而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毛泽东，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首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如何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世界，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于这些新的时代课题，斯大林、毛泽东探索过、回答过，但都没有回答好，历史重任落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肩上。邓小平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一时代课题。
显而易见，不同时代的课题都是全新的，因而正确地回答了不同时代课题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都是创造性的，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形成了自成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同植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现实中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理论内容和基本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有一定质的飞跃的阶段性。
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深入的论证、实验、比较、选择以及几次大规模的理论碰撞，最终确信马列主义，并把它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与此同时，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这确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两个全新的课题。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探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进而又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探索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选择马列主义到创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且把它们作为党的理论旗帜，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三个伟大的里程碑，邓小平理论正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形成的理论。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用七大的说法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同样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成果，理论内容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只是细微的量的增加，而是区别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鉴于此，十四大正式确定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把它写到党的旗帜上。十四大以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及党的其他文献多次提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提法上已经把这三者并列起来。1997年2月，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同时高举的三面理论旗帜。
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面理论旗帜，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三面理论旗帜，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
第一，理论旗帜问题的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认识，曾有两种模糊性观点：一种观点是否认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异端”，是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和唯意志论等等，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体系根本对立起来了。另一种观点是无限拔高毛泽东思想，鼓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从而割裂、歪曲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其危害性，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象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结果，不幸被言中，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功能发生了扭曲，最严重的后果是“文化大革命”。
有鉴于此，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中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重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十四大报告不但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强调：邓小平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由此可见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更加清醒和成熟。这些论述成为我们正确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关系的政治指针与理论指导。
第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构成了递次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是“一面旗帜”说和“三面旗帜”说的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面旗帜”说和“三面旗帜”说是统一的。
从认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是认识的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不例外。
“一面旗帜”说侧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性，即相互之间的联系。它着重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它们都姓“马”，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一脉相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它们的共同精髓；它们的一致目标都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奋斗方向，列宁、毛泽东则建立并初步实践了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此，邓小平说出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但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都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同一目标，社会主义观念却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总之，“一面旗帜”说侧重于继承，但并不否定发展，而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三面旗帜”说侧重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发展性，即三者之间的区别。它着重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内容自成一体，独具特色。建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如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一样，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一句话，“三面旗帜”说侧重于发展，但并不否定继承，而是发展和继承的统一。
综上所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延续性，是统一的科学体系。“一面旗帜”说与“三面旗帜”说，实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而又各有侧重的表述方式，其结合点是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一贯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是我们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1997年7月20日
注释：
〔1〕《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1995年5月第1版，第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3〕〔4〕〔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382、63、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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