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3;11”事件后的世界经济：体制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体制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纽约市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突然袭击，象征美国经济实力与繁荣的世贸大楼双塔完全倒塌。随着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的增长失去了前进的火车头，整个世界经济也随之趋于衰退。世界经济的衰退虽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但同时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
一、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否还可行
（一）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不同观点
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一个涉及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如何进行分配的关键问题。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市场导向的。其理论基础为比较优势论。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贸易与经济交流是国际和平关系的源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比较优势，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就能扩大生产边界，达到更高的效用曲线，实现双赢。但是自由贸易的推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因此，在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上，自由主义学派是欢迎霸权的。因为在霸权体制下，霸权国家有能力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适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经济民族主义经历了多次变革，从重商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直至今天的新保护主义等等。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认为当今世界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处于世界中心地区的核心国家垄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的是具有垄断利润的“高科技”产品，而边缘国家只能生产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也较低的产品(Wallerstein,1974)。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自然会使两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首先，由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大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发达国家在产品的定价上处于优势地位，结果在贸易中，利润是流向北方的。再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看，受国际分工的制约，它们重点发展的只能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这就会导致国内资源被集中配置在这些部门，从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结果往往是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于缓慢。其次，国际投资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而远离利润和安全都不如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大都集中在出口部门，这加重了作为被投资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受到三条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吉尔平，1989，中译本）：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就否定了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因此供应和需求一般而言是相互平衡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导致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必定是失衡的。其次，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伴随着资本集中和积累而来的，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结果将会出现资本这一极财富积累和劳动这一极贫困积累的后果。最后，在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最终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走向终结。
（二）现实的制度安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认识到经济自由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因而自由主义理论成为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的主导理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开始，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先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大大促进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自由化。当然，这一体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美国成为这一体制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发生过多次危机，比如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但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基本的制度安排。前苏联的解体和因特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把这一制度推向全球，从而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三）“9·11”事件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表面看，“9·11”事件是针对美国的，但实际是针对以美国为霸主的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者。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边缘化和贫困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选择美国作为打击对象是合乎逻辑的。直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残忍的，并且也不大可能达到发动这一袭击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它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那就是不能带来全球共同富裕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一定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种族矛盾与种族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塔勒比，2001）。因此，不管美国在阿富汗采取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能否取得成功，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必须进行改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9·11”事件会对国际经济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假如国际社会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纯粹的军事打击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二、经济全球化面临危机
（一）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推动力（华民、孙烽，2000）：第一，由市场经济体制全球扩张造成的体制趋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表明，它的发展是不受地理限制的，因而，由各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本国经济而导致的全球经济体制趋同，势必会给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强大的推进。第二，跨国公司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对经济全球化的贡献源于它的全球化经营战略。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商品与要素进行套利，为此，就必须把它的经营活动加以分解，并按照商品与要素价格的国别差异，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合。
（二）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
经济全球化当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导致全球福利增进的“正和博弈”过程。尽管经济全球化可以导致全球福利的普遍增进，但是，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能否在各国之间均衡分配，则取决于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市场力量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进程，因此，由于各国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并不能保证其产生的收益必定会在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国家之间均衡的分配。
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又占有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要素，所以在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得甚少。
（三）“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受阻
“9·11”事件是全球化过程中潜在危机的爆发。从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分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强权排除了弱者的民主参与之后，世界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了算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规则实际上都变成了富人的规则（罗特科普夫，2002）。对于这样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甚少或不能得益的国家和民族当然无法认同。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9·11”事件可以看成是所有反对经济全球化行为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
三、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一）“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
“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疲态。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减速。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新经济的周期调整。新经济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而是属于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每个这样的周期都由两个阶段构成：平均25-30年的繁荣阶段；平均25-30年的衰退阶段。美国的新经济革命始于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的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在客观上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产业革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新经济的崛起。经过20多年一系列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美国新经济的高频创新阶段基本结束，新经济开始转入成本竞争阶段。正是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因此，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要减速的。
（二）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危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88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捅破，这台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首先熄火。1991年东、西德合并，再加上欧元的启动，以及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使得德国这台火车头也失去了推动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动力。由于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的先后熄火，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增长不是出现危机，就是增长缓慢。于是，美国这台世界经济中能量最大、级别最高的火车头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因失去最后一台火车头而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
（三）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心—外围”的增长结构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地位却是经常转换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随着航海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地中海国家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起源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工业化经济时代第一个中心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与德国先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国只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能力，最好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在殖民主义已被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时并行的今天，仅仅具备以上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今天能够成为火车头的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要大，而且还应具有兼容性很强的先进文化，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
四、中国面临新的机会
事实上，“9·11”事件的发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抓住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做出以下创新或调整：首先是文化创新。今天的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张扬个人价值的文化，另一方则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压抑个人价值的文化。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较量的结果，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文化占据上风，对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文化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先进文化，那么中国就能真正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是体制创新。中国体制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仍然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最后是要建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有效的发展模式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二，是可以在国内实现地区间梯度分工和雁形发展，进而使中国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三，还必须是充分就业的。
所以，结论是非常明确的，“9·11”事件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讲，“9·11”事件事实上给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与改革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