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德性和正义：工程伦理的三重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德性论文,伦理论文,正义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程伦理学的实质是对工程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求解及对幸福生活的谋划。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困境在于：工程技术铸就了一个现代性的“铁笼”，现代人被禁锢其中，异化为生产的工具、消费的机器、欲望的奴隶，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自由；在工程世界中，囿于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现代人的生活被分割成不同的片段，从而肢解了作为生活的共同前提的整体性的德性背景；工程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已经成为现代人谋求财富和权力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并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层根源。现代工程技术创造了我们的生活，却又最终使我们背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失落了生活的幸福感。人如何超越工程所设定的藩篱，回归幸福生活?这一追问既为工程伦理学的凸显提供了现实依据，又为工程伦理的建构确立了基本的逻辑支点和内在的价值基础：追求自由能够恢复人的生活幸福的主体性自觉，它是工程伦理的前提；德性的实践与人的生活幸福具有内在同一性，它是工程伦理的展现方式；社会正义保障着人的生活幸福，它是工程伦理的最终社会性目标。
一、自由：工程伦理的前提
工程伦理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求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程伦理是属人的，它的基本前提就是人的到场。但是，人的到场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有伦理诉求，只有当现代人对自身的工程样式的实然生存状态具备了自主、自觉和自为的能力时，他才能感悟到自己生活的幸福与否，他才想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因此，只有当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之时，人才可能是伦理的存在。正如伽达默尔所言：“道德是在自由中被接受的。”(伽达默尔，第359页)
人有两种自由：一是命定的自由，二是境遇的自由。命定自由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无限权利，但这种选择的无限性却在工程造物和用物的现实境遇中遭遇有限性的藩篱和矛盾性的困境，这样，人就从自由选择的主人变成了戴上枷锁的普罗米修斯。萨特引入责任概念来解决这两种自由的冲突：“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萨特，第30页)人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才能够承担责任，反之，责任是自由选择的限度和必然后果。正如卢梭所言：人虽然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第4页)工程主体可以自由地进行工程造物方案以及用物方式的选择，但一经选定，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伦理责任，并且，这种伦理责任不仅涉及工程主体自身，还涉及其他人以及所在的世界。
人的自由是工程伦理的基本前提，也是现代人感悟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所以，工程伦理建构的第一个基本维度就是自由，即要让现代人“有目的、有能力、有权利做他应该做、能够做和愿意做的事情，从而达到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袁贵仁，第217页)，即成为责任的主体。
人进行工程技术实践，无疑是为了让生命挣脱必然性的强力获得自由。近代以来，笛卡尔用“我思”替代“神思”，用“我在”取代“神在”，理性的启蒙把人从中世纪的彼岸王国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人的自由的形上根据就存在于“上帝死了”的隐喻之中，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自由。从天国中挣脱出来的自由人再次借助理性天赋克服必然性，从物质世界中分化独立出来而取得了更大的自由，以“主体-客体”的基本关系模式，开始了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一个理性的持续启蒙和不断合理化的过程，表征为现代技术、工程等的兴起和持续进步。工程的发展使人挣脱了必然性的桎梏，把人从冰冷的自然世界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
但是，事情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这似乎成了现代人的宿命。在工程实践中，机器系统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人们不仅突破了自然界的必然性框架，而且还大大缩短了用于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人们超越了谋生的基本需求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时间。那么如何消耗剩余的自由时间?在现代性宰制下，人内在的理性天赋外化为一种工具强力，基于机器的律令，自然资源被改造为工程人造物，进而成为供人们消费的商品。单向度的工程世界中只剩下两个内容：生产和消费。因此，人的自由时间只能用来消费，并且，自由时间越多，人就越贪婪，以至于人不再满足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要追求多余的奢侈品的消费。“从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阿伦特，2009年，第94页)于是，人陷入了生产-消费的无限循环中无法自拔，无论人做什么其实质都是为了谋生，人最终没有能够超越生存必然性的藩篱。正如阿伦特所言：“现代劳动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同上，第93页)工程实践的出发点是人的自由，但现代性的运作铸就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铁笼”，现代人被困其中，彻底丧失了自由；“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人已经异化为生产的工具、消费的机器、欲望的奴隶。
自由的追求却带来自由的匮乏，自由与生命的疏离使现代人失去了主体性的自觉，从而丧失了对幸福生活的领悟能力。工程物如果只是供人们使用和消费的商品，那么，由它们打造的世界就是一个由工具理性宰制的必然王国，人无法克服生存必然性而走向自由之境。只有当工程人造物超越了单纯为消费而生产的纯粹功能主义，超越了单纯为使用而生产的纯粹功利主义，才能脱离谋生的必然性而恒久地在世。这样的工程世界就能克服工具理性的强力而显现为“终有一死者”的家园，人才能够获得自由。为此，工程世界必须是一个艺术化的世界和一个自由行动及言说的舞台。
首先，工程人造物在供人们使用和消费的同时还应该成为艺术品。在这样的工程世界中，人的生存内容不仅是生产和消费，并且还展现为更高一级的艺术和审美。通过艺术和审美的生存方式，人就能回归自身。艺术品同样是人造物，但它的实现过程不同于商品：艺术品的塑造是自我实现的自主活动，艺术品直接来源于人的自由的能力。通过手的操作，人的自由的思想和情感进入世界并变形为具象事物。“本性上向世界开放的和供交流的人类能力，都超越了自我的牢笼，向世界注入了炽热的激情”。(同上，第128页)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既是前提，又是结果。这样，当人们将筑造工程物的过程展开为艺术的创作时，人就可能从单向度的生产与消费的世界中抽身出来恢复主体性的自觉，进而将工程造物活动展现为一种栖居，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才是人的应然存在方式。在这样的过程中，鲜活的生命才能以“终有一死者”所筑造的不朽之物为形式真正到场。
其次，工程世界中要开放公共空间。生命的到场并不必然地导致人的自由。在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萨特，第28页)在阿伦特那里，人的在世生存遵循复数法则，“活着”和“在人们中间”是同义词。因此，人在单独生存状态下不会产生自由意识；人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交往中，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他人的共在，更“需要一个与他们相遇的公共空间——一个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世界，换言之，每个自由人能以言辞和行动切入的空间”。(阿伦特，2011年，第141页)人在公共空间中自由地行动和言说，表明他们是谁，保存他们富有意义的生命故事，展现他们独特的自由人身份，从而使自己彰显在周围的世界中。
二、德性：工程伦理的展现方式
人是未被问及就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的降生是一种天命，但人的生存则是超越，即超出现状、面向未来的筹划是一种可能。所以，当自由的追问开启了现代性“铁笼”的大门时，恢复了主体性自觉的自由人首先就要追问：怎样才能通过工程造物活动幸福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程伦理又是实践的，它随着工程实践的展开而开显，是现代人的工程样式的生存实践。在人的幸福生活中，“德性的践行是其必要的和中心的部分”。(麦金太尔，第14页)因此，幸福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灵魂与德性相符合的行为，幸福即是德性的践行。正是共同体成员对善与德性的一致认同，使公民之间可以联结为幸福的城邦。因此，一个幸福的城邦之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套权利框架，而是要追求一种良善生活。
工程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也是现代人最基本的实践方式。如果现代人想要谋求幸福生活，工程造物就应该成为一种德性的实践，它在价值判断上一定是善的或趋善的。在现代社会中，工程造物的道德实践意味着人的幸福生活，祛除德性的支撑人类的工程造物活动将难以为继。于是，人们需要从伦理的层面对工程造物活动进行规约与控制以守护道德本位。因此，工程伦理就是指“好的道德价值、道德上要求的(正确的)或道德上允许的(可以的)行动以及值得期望的政策和法律”。(马丁、辛津格，第7页)工程伦理内在地包含着人生存于工程社会之中追求应该怎样做才更好的道德理想。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定义为在行为、情绪、期望及态度等的两极之间达到适度平衡的习惯，是在过度与不及之间发现中庸之道的能力。(参见亚里士多德，第34页)将德性践行于工程活动的具体情境和行为境遇中，就表现为在过度与不及之间作出公正的权衡。工程决策要涉及多种复杂的、相互牵制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利益及因素，需要我们在多种价值之间作出相对合理的折中选择，避免过度和不及。这个找寻适度点的过程就是工程伦理的规约与控制过程，也是伦理德性的践行过程。
可见，德性是工程伦理的展现方式，也是现代人谋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手段，所以，工程伦理建构的第二个基本维度就是德性，即让自由人成为道德实践和道德控制的主体。
自由人首先会选择遵从将他人当作目的本身加以对待的原则。(参见康德，第39页)在工程实践中，人们要始终尊敬地将他人当作目的本身，不能为了自身的目的把他人当作工具。人在为自己设定绝对命令的同时，还要让这一道德律令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和遵从。因此，“当我命令该道德法则时，我不是仅根据我的偶然性的欲望或忠诚而选择；相反，我远离于各种特殊的利益和情感，而作为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参与者来命令。”(桑德尔，第245页)道德实践就是独立于自身的各种特殊目的以及情感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由此，为了让工程世界中的道德法则普遍化为人人接受并自愿遵从的绝对命令，每个人必须从各种独特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中抽离出来。但是，这种被抽离了任何社会规定性的绝对自由的自我却破坏了作为生活整体的传统德性基础。因为，这样无根的自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都不是，自我不过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夹’”。(麦金太尔，第6页)于是，人们对待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的任何观点出发，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碎片化为不同人的不同偏好。这就是麦金太尔对现代社会的道德诊断。
这样，在工程世界中，抽离了社会规定性的人只能遵循各自的职业道德规范，即设计师只要遵循其职业准则，工程师只要遵循工程师的职业准则，管理者只要遵循管理者的职业准则。囿于各自不同的职业藩篱，现代人的生存整体被分割为不同的生存碎片，现代人的生活也被自身不同的职业角色分割成不同的生活片段，而不同的生活片段有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工程的世界于是变得不可通约：迷失了共同善的前提，工程世界中充满了互不相容的目标和利益，甚至沦为各人追求各自利益的竞技场，人们的道德生存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自由的匮乏使人失去主体性的自觉，但自由的过度又引发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因此，需要对抗道德个人主义，以保持自由的限度，让自由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人。
第一，不仅要在工程世界中开放公共空间，还要将工程世界还原为生活世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传统德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背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内的对共同善的追求，即要整和被不同职业所分割的不同人的生活片段。为此，工程世界中仅仅开放政治的公共空间是不够的，还要允许人们带着各自的各种社会性身份进入公共空间：我是设计师、工程师的同时，我还是某人的儿子或女儿，我还是属于这个或那个城市的公民，等等。当人们带着这些特殊的公共性以及私人性的社会身份进入工程世界之时，他的生活故事就与他者的生活故事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在工程世界中就包含着两种相互联接和建构的交往实践：一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私人交往，二是以市民社会为核心的公共交往。而这样的交往实践只能在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上发生。
第二，在生活世界中实现叙述性生存。人的生存不仅是艺术和审美的，还应该是叙述性的。叙述性生存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它的整体性在于这样一种叙述的整体中，这种叙述把诞生、生活和死亡联结起来作为叙述的开端、中间和结尾。”(同上，第259页)叙述性生存能够将破碎的工程样式的生存弥合为整体性生存。生活世界中的叙述性生活“构成了我的生活中的特定部分，我的道德起点”。(同上，第277页)也就是说，只有当人知道了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故事之中时，他才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因为“我只有通过进入我自身所处的那些故事，才能理解那种对我的生活的叙述”(桑德尔，第254页)。因此，只有在叙述性生存中人才能践行德性。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对我来说，绝不可能仅仅以个人的资格寻求善和践行德性。”(麦金太尔，第277页)道德主体的这种叙述性生存之优势就在于，它凸显了主体间性，为工程决策中的对话与商谈提供了背景和前提。
三、正义：工程伦理的社会目标
无论是对自由的追问还是对德性的践履，其最终都要表达为现实的工程社会中人的具体的生存法则，成为工程实践的具体伦理原则。自由的前提和德性的践行是工程的内在要求，但人们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才能争取自由、践行德性，即是说，在现实社会中，无论是自由的实现抑或德性的践履，都将具体化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规范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程伦理又是社会的，是针对工程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利益、风险等的社会分配法则，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工程社会中，人的幸福生活不仅需要实践层面的开显，更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而社会正义就是人的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因此，工程伦理的建构的这个维度就是公正地分配工程的发展和应用所带来的利益、风险等，即看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工程伦理原则本身就应该是一套社会正义原则。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真正践行工程伦理，才能使人的幸福生活在社会制度层面得到最为有力的保证。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人们对分配契约的选择经常是迫于现实压力而作出的，而非真正的自由平等的选择。因此，如果人们希望分配原则是一种平等自愿的安排，就不能将它建立在实际同意的基础之上，相反，应当悬置人们各种特殊的利益和优势，只有在“无知之幕”背后才能作出公正选择。按照罗尔斯的进路，在工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及风险的分配中，人们要身处“无知之幕”的背后，不知道各自在社会中身处何处，才能公正地进行工程事务的分配。工程社会中的正义原则就是在“无知之幕”背后，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达成的理想型契约。“无知之幕”隐喻这样一个正义前提：当人们选择工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以及风险代价等的分配原则时，必须搁置他们各自独特的角色和特定的身份。
但是，这将会导致以下两个正义难题：一是如果搁置工程主体的社会性身份，将他们看作独立的自我，那么在工程事务的分配尤其是利益分配中，工程主体就可以选择成为纯粹的经济人，而不必承担社会的或道义上的责任，这意味着代内的不公正；二是在工程事务的分配尤其是风险的分配中，独立的自我只需对当代人负责，而无需对上一代人的过错以及后代子孙的未来负责，这意味着代际之间的不公正。这两个正义难题引发的直接后果是，享受工程利益的是一部分人，承担工程风险或代价的却可能是另外一部分人。其引发的深远的后果是，工程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会成为少数人谋求财富和权力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并最终演变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最深层根源。
罗尔斯的正义之思最终使工程技术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渊源。其根本原因在于，独立性自我的观念破坏了前述的叙述性生存状态，这样，工程事务的分配原则就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一种德性观念之上，而是要中立于良善生活。于是，由现代工程提供的权利框架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恶。因此，合理的正义原则既要承认共同体的道德力量，同时又要给人的自由选择留有余地。
第一，走向人的生存历史性。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就是人的一种自为的生存活动，是针对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而言的，自然本身无历史。在工程实践的视界里，历史首先展开为人的自由的逻辑。历史既是自然向人敞开而生成生活世界的过程，也是人通过工程实践占有自身本质的自我诞生、自我完善的过程，正是在历史中人获得了自由。其次，人在历史中生成类意识或社会意识。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马克思，第84页)历史性生存是社会化的人的共存。历史性生存将人的自由与叙述性情境统一于动态的工程实践之中。在此，人确证自己生存的真实性，生成自我的个性和类意识，成为“现实的有生命的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人”通过工程劳动与他人共同生存在现实的社会中，而不必像罗尔斯的“人”那样躲在“无知之幕”背后。在历史的境遇中，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工程伦理才能最终表达为工程社会中的正义原则。
第二，在历史中建构正义原则。马克思将人的生存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来考察：现实的人生存于历史之中；现实的人的一切只能到历史中去寻求根据。因此，工程事务分配的正义原则并不存在于历史之外，而只能存在于历史之中，脱离历史的工程事务分配的正义原则将是无根的，必然会导致正义的虚无。以历史为根据的正义只能是一种相对正义，因为任何人所追求的正义都只能是他所处的历史中的正义，都只能是面向他那个时代的正义。因此，有关工程事务的分配正义一定是多维度的，会在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面相，也会在不同情境下取得不同的答案，不存在超越历史的独白式的永恒正义或静态正义。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工程社会中的利益及风险等的分配正义，一定是对话式的动态正义。这种动态正义是交互的、建构的，包含选择性与差异性，必然是关于正义的具体叙事。对待动态正义，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对话与寻求理解。
第三，在生活世界中进行道德交往。哈贝马斯用道德实践重建了马克思的历史生存论，将道德形而上学引入人的现实的历史性生存之中。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是历史性生存的具体形态和内容。在历史性生存中，人们以对话为媒介，把自己的意向性传递给他人，以学习为手段，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识。现实的人所共同遵从的正义原则就是通过对话和学习的交往行动建构的，其实质就是一种道德实践。落实到工程活动的具体情境和行为境遇中，交往行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到每个具体工程事务分配的适度点，即实现中道正义。其具体内容包括：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分寸上，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动机，以适当的方式，做出适当的决定。这就决定了事关工程的利益及风险等的分配的正义原则往往是相对合理的选择，其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交往行动在生活世界中达成对适度点的共识。首先，交往行动一定要发生于生活世界中。如前所述，在生活世界中参与交往行动的人都带有各自的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身份，这保证了正义原则的完整的德性背景。其次，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在良善生活这一共同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对话来获得对适度点的理解与认同，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这保证了正义原则的自由尺度。最后，针对不同的工程情境下具体的工程事务的分配，合理协调权利与责任对等、利益与风险共担、平等与差异共存的困惑与矛盾，这维系着自由与德性之间的必要限度和张力。生活世界中的道德交往将自由选择与德性实践在工程实践中连接起来，人的自由追求和道德的实践在历史性生存中落实为现实的正义原则。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大工程的时代，更是一个有待重新启蒙的新时代。而当代启蒙需要唤醒的，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以及对人的幸福生活的深切关怀。自由、德性与正义作为工程伦理建构的三个基本维度，就是一种朝向生命本身、回归生活本位的思想方式，同时也是现代人通往幸福生活之路标。与这三个基本维度相对应，工程伦理展现为三种形态：首先，工程伦理是属人的，可以内化为大工程时代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的理想；其次，工程伦理是实践的，可以展开为一种人的本真的生存样式；第三，工程伦理是社会的，可以外化为可操作的社会正义原则，成为工程社会中人的生活行动的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讲，工程伦理学就是对身处大工程时代的人的生存本性的领悟以及生存法则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