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难民危机与国际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民论文,国际社会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几年来，许多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开放政策，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它们的发展模式遭到了失败，大批难民的产生也是这种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
拉美的墨西哥在经历了1982年的发展停滞和债务危机之后，对过去实行的封闭式进口替代型经济模式进行了广泛的调整，并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指导，改善了宏观经济形势，十年来收到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引发了社会结构不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了持续多月被称为“黑色星期二”风暴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造成社会混乱，百姓遭殃，难民人数陡然增加，甚至还波及到全世界的许多国家。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也因政治和经济改革失败，政局动荡，加上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而形成了庞大的难民队伍。1991年间，就有六十六万名寻求避难者设法进入西欧和北美。涌入意大利和中欧的阿尔巴尼亚等各国难民人数也十分可观。据联合国难民高级事务署统计，到1992年底，申请去德国避难的人有近一百一十二万，要求到英国避难的人数则有十一万余人，而向法国和瑞典提出申请的人数达四十多万人。
加勒比海岸地区的难民潮， 其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 自1991年海地发生政变之后，就有十万余人逃出国外寻求避难。目前，急剧上涨的古巴难民潮已引起美国各界的强烈不满。近年来，申请在美国避难的人数有增无减，使美国政府大伤脑筋。根据美移民与归化局的统计，避难申请人数已从1980年的两万六千五百人增至1993年的十四万余人。而该局每年只能处理大约三万份申请，现积压的表格已多达三十八万两千余份。
然而，难民危机产生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问题；既有民族冲突、跨国战争之因，又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之故。它们纵横交错，互为因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由于政治动乱，经济萧条，广大人民贫穷潦倒，酿成战祸的隐患。因为严重的普遍贫困和无法持续的消费以及生产模式，引起无法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及恶化，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导致纷争和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或大规模战争。而战争的后果又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遭受更严重的、全方位的毁坏，加速产生难民这一恶性循环。海湾战争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为了争夺石油资源，一贯奉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伊拉克竟然置国际舆论于不顾，悍然集十万重兵攻占了邻国科威特，引起了沙特阿拉伯等国和世界的公愤。经过数月的运筹之后，以美国为主体的多国部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打响了收复科威特的战斗。这场以“沙漠风暴”命名的海湾战争持续了四十二天（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其卷入国之多（四十余国），规模之大（七十多万官兵参战），投入之巨（六百一十多亿美元），现代化程度之高（五十多种首次用于实战的新式武器）是史无先例的。虽然最终以多国部队的胜利而告结束，然而它对交战国及周边国家的危害，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人类健康的影响也许是“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了。由于油井爆炸，原油燃烧，每天产生的约一千多吨烟尘可漂移扩散到一千六百公里之远，伊朗，土耳其、南欧、东非、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南部都深受其害。专家认为由此造成大气污染会持续多年，并引起全球性的气象损害。此外，战争中倾倒的约一千万桶原油致使海水受到大面积污染，破坏了海洋的生物链，大量海洋生物死亡，严重影响了一些海湾国家的海运及用水，殃及一千八百多万人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了大批难民出逃。这场战争，从其伤害规模、危害的程度、延续的时间及恶劣影响（包括近期危害和远期效应）来看，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难民的产生还与一些大国的政治宣传和插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大国竭力鼓噪的所谓“民族自决”“民主化”“自由化”导致了一些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民族主义分子乘机大搞阴谋诡计，纷纷要求脱离本国，使得一些本来政治上较平稳的国家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造成这些国家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倾向，严重威胁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这种外来影响的国际势力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分裂国家的思潮和力量的作用，推动了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分化。大国所鼓吹的“民族自决”、“民主化”“自由化”实际上就是威尔逊的理论翻版，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权实行自己的民族自决。按照他的理论，一个国家只能是由单一的民族组成，否则将面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世界上除了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且经过长期的和睦相处，大都已融合并同化。如法国，历史上也不是单一的法兰西民族，而今却融为一体，相互认同了。再如中国的满族，现今也已和汉族基本同化，各方面都难以分辨了。各民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土上，特别是经过历史上多年的融合，已经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接受，生活平静而稳定，根本无须分化独立。少数大国大肆宣扬的“民族自决”理论，说穿了不外乎是为他们试图干涉别国内政和利用别国资源作好准备，打开舆论缺口，从而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1996年的波黑战争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某些大国的“民族自决”理论从根本上歪曲和违背了列宁所说的民族自决理论：即在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半殖地人民的民族自决，而绝非是在统一了的独立国家内的民族独立。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岂不是更应该分化瓦解，各自独立吗？！加拿大的魁北克要求独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为什么其政府又如此惊慌失措呢？显然，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局面，于国于民都十分不利。然而，他们却一再鼓动别国闹自决、闹民主，以期趁火打劫、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他们假借“民主”“自决”之口，以行颠覆、干涉之实，其险恶用心往往造成别国分崩瓦解，民族割据，难民丛生的危险局面。
3.外国势力利用难民问题作为推行特定对外政策的工具，扰乱国际关系，制造紧张局势，引发外交危机，甚至酿成战祸，进一步促进难民的产生。
19世纪末以后欧洲种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的反犹、排犹事件，导致欧洲犹太人大量外迁，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希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造成犹太难民更大规模的逃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不愿遣返和安置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反而鼓励和推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美国总统杜鲁门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在巴勒斯坦已经大批移入犹太人的基础上再安置10万犹太人。之后，联合国在少数大国把持下不顾阿拉伯的反对，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从而激化了阿犹矛盾，于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一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不久以后，巴勒斯坦人民开展了民族解放斗争。由于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的国情、利益不同，对以色列的态度也不一样，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境内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又有直接的影响，这又造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各派在斗争策略上长期不协调；另一方面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领土上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和难民营实行报复性袭击和军事占领，至今黎巴嫩南部一部分领土仍被以军占领着，这又加剧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历史告诉人们，这个最初由犹太人难民危机引发的系列事件，困扰中东和世界整整半个世纪，由犹太难民危机导演出巴勒斯坦难民危机，由阿犹民族矛盾导致阿以四次中东战争，促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卷入和争夺，给中东阿拉伯人民、以色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产生了更多的难民。
由大国错误政策造成的难民危机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所谓“古巴难民”问题。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收容了大批所谓古巴流亡分子，1961年4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批准实施古巴流亡分子武装入侵古巴的计划，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猪湾事件”。多年来，美国一直鼓励古巴人出逃，制造了大量的古巴难民，以至于佛罗里达州的古巴难民人满为患。美国一面阻止古巴难民进入美国，一面利用所谓“难民”的问题对古巴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1995年美古关系闹得沸沸扬扬的“难民”危机。1996年3月，在美国的古巴“难民”竟然出动飞机侵犯古巴领空， 被古巴击落。美国趁机对古巴大做文章：策动国际调查；出动海空力量，保护古巴流亡者舰艇在古巴附近的公海上祭奠示威；加强对古巴的制裁。
长期以来，美国的反华势力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真相，无视中国政府的正确政策，一直抓住所谓的西藏“难民”问题大做反华文章，通过反华决议，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也妨碍了当年追随达赖集团离境的西藏人回国与亲人团聚。
很显然，大国霸权主义势力利用“难民”问题制造国际政治事端，无助于难民问题公正合理的解决，只会毒化国际气氛。
4.除此而外，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民族的人口素质等）的高低，实力的强弱与难民生成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联系。从历史上看，一般说来，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即经济和科技发展如何，以及整体实力的后盾即经济力量是否强大都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兴衰。国强民富，国衰民亡亦是一再被证明了的事实。难民产生的各种原因也都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
民族难民和世界难民的产生不仅使广大百姓饱尝被迫流离失所之苦，深受身心创伤，而且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诚然，从道义上讲难民是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心，受到良好的礼遇和真诚的帮助。然而，大量的难民蜂拥而至常常使接收国措手不及，难以应付。许多接收国越来越感到无法满足这些难民群对生活的需求，无论是住房安排还是食物分配都不易妥善解决。一些国家本来就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萧条而导致国内物资奇缺，供应十分紧张。此时的众多难民涌入就难免会加剧这些国家的困难局面，例如利比里亚就属于这类情况。它本身政治动荡，物品资源匮乏，却容纳了十一万塞拉利昂逃难的百姓，这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拮据，情绪更加不满。前不久，利比里亚当局下令驱逐巴勒斯坦等外籍劳务人员。此举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国内经费不足，实在难以维持下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难民的重负几乎都由全球最贫穷的区域或国家所承担着。二十个有着高比例难民的国家，年人均收入只七百美元。在人均收入只有二百三十美元的马拉维，却为八十万莫桑比克难民提供了避难场所，其状况可想而知。许多因躲避战火而逃往各国的难民不得不栖身于接受国临时安排的难民营里。那里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很恶劣，再加上营养不良，缺医少药，极易导致流行病肆虐，疾病丛生。他们刚刚躲避了战火的吞噬，又落入了病魔的手掌之中。不少人，尤其是老弱病残，终因支撑不住而命归黄泉。而且，难民营的这种状况如果处理不及时，还很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疾病流行，后果不堪设想。
难民的大量涌入还加重了一些接收国的就业危机。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内的高失业率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这些政府。例如法国的失业人数已达三百三十万之多，几乎每八个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人失业。青年人中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国内福利赤字竟接近一千亿法郎。如此严重的就业危机随时都有使经济崩溃的可能。数以万计的难民出现，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人民争夺就业机会和分享该国政府下发的生活补贴与经济救援。因而常常引起就业矛盾激化，“排外情绪”陡涨，犯罪率不断上升。尤其是欧洲，袭击难民事件屡屡发生。据统计。92年涉及这方面的犯罪事件共两千五百四十四起，纵火案则高达六百起。
此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难民都来自截然不同的环境背景，他们带来了本国的风俗习惯、饮食偏好和宗教礼仪。因此，和接收国的人民集居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民族纠纷，加剧种族矛盾。而种族主义分子则乘机大肆活动，煽动排外情绪。德国就多次发生暴力排外事件。新纳粹分子游行示威，焚烧和袭击一些新迁入德国的非日尔曼民族难民居住点，十分猖獗。这不但使饱受创伤的难民增添了恐惧感，就连当地的百姓也深受其害，不得安宁。前苏联及东欧犹太人曾大批地向以色列涌入，但很快就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一时间，这地区原来就紧张的局势犹如火上加油，情形更加凶险。中东和平的进程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爆发性的难民潮除了给接收国带来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以及种族摩擦之外，还会带来超容量的人口环境的负面效应（诸如雨林燃烧）。与此同时，不少难民也成了接受国社会倾轧、经济拮据和政治冲突中不知不觉的牺牲品。为此许多国家都在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挡这“汹涌澎湃”的难民潮。印度目前正在建造世界上最长的防线以阻止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而法国则与非洲大量迁移的难民作不懈的“斗争”；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交界处筑起了一道约十公里长的障碍物，这被欧洲人自己称之为新的“柏林墙”便是用来切断欧洲与非洲唯一最近通道，以阻挡非洲数以万计企盼到欧洲来求生存的移民、难民。对从古巴和墨西哥逃往美国避难的平民，美国政府则实行了新的遣返计划。但是正如美国一家人口问题研究所所长沃纳·福尔斯所言“再多的枪炮、栅栏或士兵……都阻挡不了南半球大批饥饿的人群涌向美国。 ”（注：John plamentz.Man and Society: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63).）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都无可奈何地表示，实在难以对付这来自地中海的不断上涨的难民潮。
（三）
面对世界难民造成的危机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深刻地认识到尽可能妥善地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已刻不容缓，如何安置难民将成为有效遏止难民的关键举措。国际社会也再三呼吁更有力的人道援助。然而事实上，解除难民困境的财力资源及其措施与难民人数上升的幅度相比，确实相距甚远。联合国难民事务署近来已将救援款项追加到十亿美元，但仅仅援助那些寻求避难者一项每年就超过了五十亿美元。该署对满足目前难民增加的食宿费需求已感力不从心，更难说对难民修复工作的投资了。目前，环境难民的激增已远超出了一些世界组织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此，联合国与难民接受国之间常发生矛盾和口角。例如，扎伊尔国曾为容纳难民向联合国提出增加拨款，追加经费，否则，将难以继续容忍难民在该国的滞留与安顿。经过几番讨价还价，虽然联合国拨下了一些款项，但问题还是迟迟不能彻底解决。难民危机不仅加重了联合国救援组织的负担，加深了联合国和接受国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增加联合国与各会员国之间的摩擦，损坏了各会员国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共有一百八十五个成员国，每年按各国贫富等程度，分别交纳一定比例的费用。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经济滑坡，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一再拖欠会款。现在难民安置经费又要各会员国分摊，而且缺口甚大，势必加重各国的负担。对于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此，难民问题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在较短时间内不解决好，今后将更困难，花费更大。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措，联合国已决定将这一与人类和平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专门召开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数千名与会的各国代表云集埃及，共同参加了该问题的讨论并制定了行动目标和行动纲领。联合国的决议认为“有必要更强有力地支持难民、特别是易受伤害的妇女和儿童难民的国际保护和援助。”（注： UN,Report on th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t.5——13.1994.）对那些没有难民地位却流落到国外的无家可归者， 也应给予国际援助并“考虑以区域安排向逃离战乱的人们提供保护”（注： UN,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Sept.5——13.1994.）。但是，在提供保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采取有关的防预措施和行动以减少难民流离失所的压力，以及“消除难民迁移和无家可归的根源”（注： UN,Report on th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t.5——13.1994.）。此外， 还须找到永久的解决办法以帮助难民们摆脱困境。在这之前，应确保他们的安全，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不受虐待和一切形式的暴力”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保健、教育及其它必要的社会服务。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难民和被迫流离者，接受国政府需考虑向他们提供至少是暂时性的保护，直到能找到解决他们困境的办法。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的行动纲领草案还要求：国际社会应加强那些促进人们分担保护和援助难民的责任的机制；对庇护国应提供国际援助以满足难民的基本需求并帮助他们达到自给自足。草案还旨在鼓励原籍国和目的地国之间进行更大的合作，以便增加跨国移民对两国的发展得以产生积极后果的可能性。
联合国大会决议还提出要将援助难民和返国者纳入发展规划中并制定有关方案使返归国土者能重新融入社会。它还呼吁各国政府应创造条件，使难民能够“安全、尊严地自愿返回本国……国际社会应协助执行难民返国和重建生活方案。”（注：UN,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t.5——13.1994.）
1996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的难民认捐会上，赵见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难民署1996年活动方案认捐二十五万美元，表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解决难民问题，努力为世界和平和安定贡献力量。
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不懈的努力下，难民这一人类危机将逐渐得到缓解。然而，最终消除难民的途径并不是国际的道义援助、有限的保护和经济投入就可以达到的。尽管这种援助也是必须和必要的，但决不是终极方法。如联合国决议强调指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问题还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产生难民的隐患与根源。首先，是否可以从人的本身做起，即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对全球的居民反复进行教育和精神植入。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从文明的困境中醒悟过来，从自造的恶劣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
其次，第三世界各国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以逐步适应跨国合作活动的猛增，全球化进程诸如在贸易、外债和发展筹资方面进行的新形式的国际合作之发展，以及以多种多样发展模式的社会进步为特点的政治变化，并不断在变化中提高自我的作用。
第三，各国要积极发展社会—经济，并注意环境影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实施有效的环境管理战略，特别是有关水、废物和空气的管理以及对环境无害的能源。和经济政策一样，各国的环境政策后果对难民的生成、分布、以及永久和暂时的国内外流动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联合国及各国际组织系统的协调和一致应被视为它在满足变化中世界的需要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将布雷顿森林机构与联合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使它们能日益注意国际社会确定的广泛的全球性目标，这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此外，联合国还应重视南北分裂这一事实，并努力处理好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排除发展道路上的“瓶颈”障碍，有计划、有目标地逐步纠正世界贫富不均的现象。同时建立一种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南北对话，尽早地制定出结束整个世界贫困的行动计划，消除冷战后时代中一些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和平带来的极大威胁。充分发挥联合国积极有效的作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逐步走向缩减难民队伍，根本解除难民危机的通途，才能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再受战乱的惊扰、环境污染的威胁以及各种灾难之苦，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建设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今天和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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